一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终于当上了总督。

这年春天，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江浙糜烂。湘军成了咸丰皇帝手里最后一张牌。无可奈何之下，咸丰只得把那顶一直舍不得的官帽，两江总督，授予了曾国藩。

曾国藩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

从品级上说，曾国藩的侍郎身份和各省总督都是正二品，所以早自道光二十九年，他就和总督平级了。但是，作为穷京官，侍郎们和总督的实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侍郎只能管管部中几十名署员，而总督和巡抚则是辖内千百万人的土皇帝。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一手遮天，说一不二。他们在地方上一跺脚，就会地动山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代皇帝们有意识地使督抚（总督和巡抚）总揽地方上所有大权，成为各地的权力中心，以便强有力地控制各地。

地方上所有政务，不论是大政还是小事，最后都通过督抚裁决。督抚们握着手下各级官员的命门，就是每年对他们进行考评，可以决定他们能不能升官。督抚还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清代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巡抚例兼兵部右侍郎。集行政权、人事权、军权于一身，督抚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永远正确，永远受到逢迎，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正如曾国藩后来所说：“我在地方任职多年，深知各地督抚权力之大，由来已久。他一言可使鸡犬升天，一言亦可使人终身沉沦。所以各级官员都揣摩他的心思，他做错了事，也会替他遮掩。从手下的官员，到普通军民，谁也不敢违抗他。”（“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

早在六年前的咸丰四年九月初五日，咸丰皇帝就曾经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仅过了七天，又收回成命，原因很简单：怕他成为土皇帝之后，尾大难掉，跋扈难制。一个湖北巡抚尚如此舍不得，更何况天下瞩目的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并列为天下最重要的两大总督。而就太平天国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两江总督是天下唯一一个同时管辖三省的总督。“两江”原指明代的“江南省”和“江西省”。清代将“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所以，两江地区包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成了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成了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皇帝还要重要。

二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百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三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二千五百一十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乾隆十二年，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只此一项，比起穷京官岁月，就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张仲礼先生说，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以一两白银折合二百元人民币计，可达三千六百万元人民币。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