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眠症缠了我一年半，到了1968年6月，我再也不愿受此煎熬。我对自己说，得想点什么办法改变一下现状。这点办法便是自愿报名到东北的一个农场去，那地方人称“北大荒”。

我用“自愿”这个词，是因为我这番下乡还不同于后几届的中学毕业生，在1968年那会儿我们仍有选择的余地：不愿远行的可以留在北京。当然，分配的工作不是什么叫得响的，也就是补补鞋子，修修自行车，扫扫街道，卖卖豆浆油饼之类，而且共事的多是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头儿老太太，典型的“小市民”。这些人鸡毛蒜皮的事可以从早聊到晚，茶杯里都能掀起风暴。我想到这样的前景就不寒而栗。原本以为考人了一零一中就可以永远告别这种生活，谁又料到5年后我仍旧摆脱不了它的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北大荒。

于是我选择了北大荒。在我想象中，这是一方遥远。神秘而令人神往的水土。辽阔的处女地，一望无边的雪山松林，小木屋，篝火，狩猎和滑雪，野兽出没，暗藏的敌人，夜间苏修特务偷越国界，殊死的战斗……

死？我倒不怎么怕。与其一天天地熬这漫漫长夜，倒不如轰轰烈烈像个荚雄似地去赴死。最近我的身体每况念下，生病令我心烦，父母令我心烦，小炼和小跃更是令我心烦。我不想在这个家再呆下去，呆着徒然浪费时间。是该走了，而且越早越好。

1968年7月15日，我登上征途。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的家人都到北京站为我送行。父亲。母亲。小炼、小跃从西郊过来，二姨从市里她自己家中过来，还有几个同学。吴当然没露面，我记不太清同学中都有谁来了，只记得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女孩，她们的父母比我们的家长要实际，让孩子留在北京工作了。

那天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约有千把人吧，都是奔北大荒去的。站台上的人更多，亲朋好友纷至沓来。开车的时刻逼近，有人哭了起来。我的同学中，那两位留在北京的女孩哭得眼睛都肿了。

她们究竟哭什么呢？难道她们是因为不忍与我分别才伤心？我无法相信这一点。犯得着么？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的。也许她们是为自己伤心。想想将来的平庸生活，再没机会去冒险和体验做荚雄的乐趣。不管怎么说，我不喜欢别人在这儿哭我，我也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哭他们自己。我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拿他们怎么办。

我只好仰头望天。天色晴朗，万里无云。无数红旗迎风飞舞，锣鼓喧闹声搅得我什么都听不清。这倒正中下怀，反正我什么也不想听。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思绪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两千多年前的一幕展现在我眼前：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豪气干云的荆轲在易水边长叹，他刚刚离开燕国的首都。为他送行的人中有燕国的太子丹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他们一身缟素，深知荆轲此次远征断不会生还。他要去咸阳行刺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

河岸上，盛开的芦花一片茶白。风刮得正紧，高渐离击筑，荆轲即兴引吭而歌。他的朋友们止不住垂泪涕泣，荆轲却沉静从容。曲毕，他慨然登车，绝尘而去，终不回顾。

“文革”前，我在《史记》里读到的这段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荆柯一样，我从此离去，也再不回头。历史上，荆柯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舍命刺秦。他被秦王手下残忍的卫士剁成了碎片。今天我们作的牺牲乃是为了一项更崇高的事业：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再有上下贤愚之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过去。在我们的社会里，城市的知识青年志愿到农村去，农民的孩子进城上大学，这样城乡差别最终消弥。也许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这一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白白付出了。但这样的牺牲是光荣的。历史会铭记我们这代人，就像铭记长征的红军战士一样。

铃响了，我的神游嘎然而止。最后3分钟，火车即将开动。二姨再也忍不住了，在此之前她勉为其难地挤出一副笑脸，好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常常记得它，现在笑脸断裂开来，尽管她在努力克制，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下来，一发不可遏制。她靠在小炼的肩上，一下子显得这么苍老，这么无奈。她向我伸出一只手，像是要在最后一分钟把我从火车上拽下来……

火车向前冲了一下，慢慢移动了。突然我的英雄情怀烟消云散，泪水夺眶而出。我周围的人都哭了，站台上有人追着火车跑，拉着车上人的手。车速加快，牵着的手终究分开，我把脸上的眼泪抹掉，家人和同学都不曾看见我的泪水。

母亲这时也偷偷哭了。她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起这件事，她也不想让人看到她落泪。“有其母必有其女”，这么形容我们的性格大抵是不错的。她是个感情内向的人，我也一样。

火车驶出了我的故乡北京。灰色瓦房和柳树、枣树。古城门、护城河一起渐渐从视野中隐退。这些景致熟悉得就像我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从今日起我可能再也不能目睹它们了。一念及此，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

未来日子里，我深知，我若后悔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回头已是不可能，像荆轲一样，我踏上的是一条不归的旅途。自我注销了北京户口的那一刻起，便自动放弃了作为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里所能享受的最大特权，为自己的命运划上了句号。从此我成了农村户口，一个农民。我落户的地点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多年以后，即便我不在人世，我的子子孙孙仍得生活在那里。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在目前的条件只能保障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居民。

我离开北京并非全是一时冲动，但那时我确实未曾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我的感觉中，下乡的旅途和“文革”初期的串联并无二致。歌声和笑声很快就回到车厢。每个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我却有点心不在焉，我在想前天父母和我交谈的一席话。

开始是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

“瑞，下乡是革命行动，我和你母亲坚决支持你！”他的开场白首先昭示他的政治态度。他说话时不时也会打点官腔。

“其实，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你一样到农村去。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发，现在还不清楚。学院已经决定搬到农村去办，成为一所五七干校。”

听罢此言，我心一沉。太糟了，这样一来，我在北京的大本营都给端了。将来如果我想回北京小住几天，哪儿还有我落脚的地方。我感到整个家被连根拔了起来，但我不能对父亲流露出这种忧虑。

“去五七干校同样是革命行动，我也坚决支持你们！”

“很好，”父亲往下说，“将来我们都做农民，这样更好。工人农民襟怀坦白，不像知识分子那么虚伪狡诈，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真呆腻了。”嘿，父亲，您和母亲不也是知识分子么？当然了，我理解您的意思，你们俩特立独行，和他们还不一样。

“瑞，我得给你几句忠告，”父亲接着说，“你要记住一点：根据我过往的经验，我们党永远是正确的，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不论将来情况怎么千变万化，你一定要相信党和毛主席。这样你才不会犯政治错误，不会惹麻烦……”

“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再对我说这些。”

父亲欲言又止，看得出，他还有难言之隐，我等他说出来。他看了看门，门已经关严实了，当时家里也再没别人，然而父亲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目前我的处境不妙。专案组想方设法找证据对付我，你走后，情况也许更糟，他们会把我关进牛棚，甚至会逮捕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得作最坏的打算。将来如果有人到你的农场去对你说，你的父亲是叛徒、间谍。反革命，你不要信他们！我来告诉你一点关于我自己的事：在我过往的生涯中，只受过一次党内处分，那是在瑞士，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她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我不想说她的名字，那是小炼出生前后的事。我为此被记过，这之后我就和她断了关系，这算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件事是真的，其它不论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别相信。今天你要走了，我得跟你讲清楚。你千万记住我的话。”

可怜的父亲！过去他在我们3个孩子面前多么威严，像中国其他做父亲的一样，他总是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若非朝不保夕，大难临头，我敢保证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说这番话。谁听说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谈这种事来着？“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多么难堪！怪不得他挑了一个家中无人的时间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母亲故意把两个弟弟带出去了呢？

母亲回家后，她也来找我谈话。这是不常见的事，在家中谈话一般是父亲的事儿，母亲只在一旁做他的后盾。这次有所不同，母亲亲自出马，她走进我的房间，和我一起并排坐在床上。她先拿出一只瑞士手表，把它给了我。

“你看到这只手表，就像看到我一样。好好爱护它吧。”“我会的！”（1968年的时候，即使是一零一中，也很少有学生戴手表，17岁的学生戴一只瑞士表真是绝无仅有的事。）

然后母亲说：“我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出过远门，但这次还是有点不同，你要离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记住：将来你要是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答应我：你如果需要帮助，一定得让我知道。”

“好吧，好吧。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这些谈话在我脑子了盘旋了一会儿，后来便不知去向了，像我们适才一路见到的山间和湖面的轻烟，风吹四散。三天后，我们到达北大荒。从850农场场部，不同的生产队派各自的拖拉机把我们载走。约有50人左右分去了第三生产队，这个队在场部西北边一个叫凉水泉的村里，离场部有30来公里。

我们这就出发了。过不了多久我便发现眼前的景物与我的想象的迎异：这儿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北大荒原来是一片绵延无尽的沼泽。其中有一部分开发成了农田，从远处看，麦田橙黄，豆田碧绿。未开发的处女地上杂草蔓生，黄绿参半。草又细又长，有半人多高，在风中摇曳。我们的拖拉机穿过草丛，惊起一群沙雁。

拖拉机里的每个人突然都起了一种引吭高歌的冲动，我们于是拉开嗓门，齐齐唱起歌来。有些人的嗓音像夜莺，有些人的嗓音像破锣。这无关紧要，我们在北大荒，不在北京。没人笑话，不必脸红。歌声直上云霄，天际高阔，天空不是浅蓝色的，却像是紫罗兰色的，浓郁而湛美。我从没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见过类似的景致。东边，阳光斜映，晔晔生辉；西边，浓云密布，雨帘低垂。我们新的故乡如此多骄！我已经爱上它了！

然而我们抵达的村子却显不出一点诗意，看不见树，看不见花，连菜地也看不见，只有几座平房向外排开，像一个方阵。饭堂的顶高些，昂首在前，像个军官，其余的平房一模一样，像一队步兵。每座平房约25米长、15米宽，里面有4个单元，4扇门窗，坐北朝南。因此地气候恶劣之故，其它三面墙一扇门窗都不设。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能分到一个单元，不论是两口之家还是六口之家，总之是一个单元：一个房间和一个过道。过道没窗，又窄又暗，用作厨房；它也是一个中间地带，将房间和外面隔离开来。进了大门得从过道一直走到北头，才摸到房间的门。

比起过道的暗无天日，房间有一扇窗可以见到阳光，家家户户都让宝贵的阳光照在炕上。炕很大，占了整间房间朝南的一半。炕下其实是烟囱，人在过道的炉灶生火做饭时，烟和余热首先经过炕，把炕烤得暖乎乎的，睡在上面很舒服。因此，当地人不单在炕上睡觉，他们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在炕上做，客人来了，也招呼他们齐齐上炕取暖。

像这样无电无水的房子，当地人每月付1元5角的房租，相当于当时的75美分。租金对所有家庭都一样，各户人家的收入差别不大。不过毛主席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于是我们这帮北京青年（多数是出身革干的前红卫兵）决定应该先摸一摸村里的阶级斗争形势，看看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对这些人我们要严加提防。而贫下中农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我很快就和贫下中农混熟了，村里有一大半人划归这个阶级。奇怪的是刚开始他们给我的印象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他们的概念完全来自报纸和曾在一零一中诉苦大会上作报告的那几个人身上，总觉得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热情很高，可是这儿的农民并不如此，他们和我们交谈时，从不出现“阶级斗争”的字眼，也不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思想改造”等词语，有些人偶尔会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不过我只听到过有数的几次。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常提醒我们多穿衣服，戴上帽子，还敦促我们晒被子，这样可以少得风湿病，风湿病在这种湿冷地区非常普遍。他们教我们怎样用乌拉草絮在靴子里保暖，提醒我们在尚未习惯农活前不能干得太猛。类似的关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最为感动的还是他们的慷慨。每次他们做了好吃的，像蘑菇或百合之类从平原上摘采到的东西，还有他们自己在家擀的面条、包的饺子，都忘不了和我们一起享用。那些年，当地人自己和孩子都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家养的鸡和鹅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给没收了，自留地也惨遭同样的命运，很快都荒废了。

冬季到来时，有些村民外出狩猎，夏天则设法捕上几尾鱼。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两手空空地回来。这个地区到60年代末，就已经没什么野生动物了，我真是难以置信，10年前村民们曾编过这样的歌谣：

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但只要老乡们运气好，速到只把野鸡或野鸭，他们总会支孩子来宿舍叫我们。他们完全可以不叫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无从报答他们。我问村民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你们北京学生家住在大城市，娇生惯养。现在你们大老远的来到这儿，天天在地里于这么重的活儿，没什么好东西吃，还挨蚊子咬，哎呀！瞧你腿上起的大包！还有这手上的冻疮！要叫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还不得心疼死？”

这样的话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由得想：这算不算我们批判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一种所谓普遍的儿女情长？若在“文革”伊始，我会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类情感，在我看来，它抹煞了阶级斗争。可是现在真正的贫下中农也这么看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如果他们这般言行，这般言行便是对的。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想罢，我深深吐日气，说心里话，我真庆幸这里的农民有情有谊，而不是一味大讲阶级斗争。到了他们家中，我可以随随便便在他们又大又暖和的炕上歇息，大嚼他们给我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讲述的故事。当地人讲的故事和我在报上看到的全然不同，他们爱讲村里发生的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只手表。

那是1958年的事，约有10万复员军人来到北大荒屯垦戍边。话说这些人中有两位契若金兰的山东籍战士：山东人一向以义勇著称，这两人过去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现在他们一同来到凉水泉开拖拉机。其中一人年长几岁，已结了婚。他到此地不久，妻子也从家乡跟来了。稍年轻的一位还是单身。

一天晚上，结了婚的那位上夜班时，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煤气中毒，死了。中国的北方，每年都有不少人死于煤气中毒。做丈夫的悲痛万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令他特别伤心的是，过去他妻子曾想要一只手表，说了不止一次，但直到她死他们也还没能攒够钱——那时好的国产手表也要上百元，这对一个月工资也就30来元的农场工人来说不啻是件奢侈品。村里买得起手表的人家也不多。现在他妻子已不在人世，做丈夫的决定送她一只好手表作为陪葬。

他于是借了钱，买来了手表。他将手表戴在断了气的妻子手腕上，就把她连枕头被子一起被放进棺材里。由于北大荒冬天天气奇冷，地冻三尺，当地人无法掘土安葬，只有待到来年开春。丈夫的同事帮忙钉上棺盖，把棺材抬到村南一处一个叫小南山的地方，当下算是把后事处理完了。

晚上，年轻人来安慰大哥，两人喝起了白酒。一两瓶下肚，大哥对兄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说心中的悲伤，说来说去便说到了那只手表。说完他倒头睡了，年轻人却合不上眼：他也正需要一只手表，也是不够钱买。他想到了棺材里的手表，但马上就自责：大哥把心里话都掏给他，他却想偷嫂子的陪葬，人怎么能这么下作？……

前半夜，年轻人在炕上辗转反侧，后半夜他下了决心，从床上爬起来，拿了几件工具，直奔小南山。他边撬棺木，边向里面的女人陪不是。

“嫂子！你原谅我吧！你已经死了，戴着手表也没有用，你就当把这块表送给我吧。我真的太需要一块手表了。我会给你烧纸钱，烧很多很多的纸钱，你在阴间用得着哩……”

他边喃喃自语，边打开棺盖，看到了躺在里面脸白得像一张纸似的女人，她的眼睛居然睁着！突然，她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伸出手，手心里正是那只手表，在月色下闪着寒光。

“手表在这儿，你拿去吧！”她说。

年轻人惊吓得当场晕厥过去，女人跑回了村。其实，前天晚上她只是一种假死，村里没医生，别人看着她觉得她是死了，而实际上她的生命还在，小南山的冷空气一激，她又苏醒了过来。无巧不成书，这时年轻人来了。要不然，零下40度，她当晚就得冻死。

她回到家，把丈夫摇醒，告诉他事情经过。丈夫立即赶到小南山，年轻人还在棺材边不省人事。他把他背了回来。

年轻人醒来后，无地自容。他向兄嫂道歉，请求他们的宽恕。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那对夫妻却一个劲儿谢他的救命之恩。他们一定要年轻人收下手表，作个谢礼。年轻人坚决不肯，脸羞惭得像猪肝的颜色。但最后他拗不过大哥，还是收下了手表。从此以后，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情同骨肉。

虽然村里的人爱说这个故事，我想证实一下谁见过这几个人物，却是谁也说不出个究竟。“这批老兵在850农场建起来以后就都撤走了，他们去了新的地方开荒建新农场去了。”这批人走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马。他们是老复员军人的兄弟姐妹，亲戚乡里。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人口稠密的省份，像山东和四川。

新人马扎下根来成为农场工人，他们不再是普通农民，而是职工，不论旱涝每个月挣32块钱，那可是铁饭碗！尽管严寒刺骨，蚊蚋猖獗，风湿病成灾，虎林热（一种致命的地方病）蔓延……他们还是乐意呆在这里。这些艰难困苦比起铁饭碗来真算不得什么。

铁饭碗真那么结实么？未必。在某些情况下，铁饭碗也会砸烂，或应该说也会给端走。

比如说1959年饥荒席卷中国，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女职工都奉命辞退工作，“减轻国家负担”。当时上面对她们说只要形势一有好转，就立刻招回她们，于是女工都同意了。其实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是女的，也无计可施。第二年饥荒仍然持续，但过了第三年，形势好转了，女工复职的事却再也无人提起。原来领导早就觉得女职工是个负担，自然灾害成了个让她们离职的借口。就这样，妇女的地位从原来的农场职工变成了家属。作为家属，她们只能做临时工。于同样的活儿，工资却只能拿28元一个月。她们还没有劳保，不能报医疗费，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也不可能指望加工资。这个地区约有10多万这样的妇女，我们来的时候她们对当地干部怨气冲天。

除了妇女，另一批被称为盲流的人地位也比较低下。盲流指的是在三年饥饿时期从家乡出来逃荒的。他们来到北大荒，开始做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挣的钱比妇女还要少。即便如此，他们有口饭吃，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几年后饥荒过去，盲流从原籍拿到户口。男性盲流造册成了农场职工，女性盲流便依旧例作了家属。他们于是定居下来，凉水泉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家庭原来是盲流。

花儿的家庭就是这样，她比我小1岁，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年方十六，干农活已是的一把好手。她长得结实，干活却十分灵巧，弯下腰来用一把锋利的小镰刀左一下右一下地割麦子，动作娴熟而有韵律，看上去跟玩儿似的。她一阵风般就割到前面去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

3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适应了体力活儿，到了割豆于时，我咬紧牙关，决定跟花儿比个高低。4个小时下来，我们几乎同时割完了长长的一条垄。花儿直起腰来，用手擦去额头的汗，冲我笑了。我也咧着嘴还她一个微笑，尽管我的腰像已经断成了十八截。打这以后，我们肩并肩在地里干活，成了一对好朋友。

既是伙伴，我便也常常上她家去玩儿。我喜欢她家的每一个人。她父亲老季是个能工巧匠，会于木工活儿，也会于瓦工活儿。她母亲，我们管她叫季大娘，虽不识字，心地却极为善良。旧社会他俩都是苦出身。花儿的弟弟那时还很小。

后来我听村里人传说老季在他家乡山东曾当过党支部书记。我几乎不相信这一传闻，党员身分在1968年是一种殊荣。我做梦都想入党，但我知道自己不够格儿。若是党支书，那更是村里的一把手！老季怎么肯放弃这一切的一切，跑到北大荒来当个盲流呢？这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我带着这个疑团问花儿，开始她支支吾吾，避而不答。但我穷追不舍，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她最后还是说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她家乡很多人饿死了，包括她的祖母、一个小姨、还有她的堂兄妹。他们吃完了第二春的粮种，吃了家里的老黄狗、小花猫，然后吃树皮，树也死了，最后挖草根吃。还活着的人只能外出逃荒，但上头又有指示，不准逃荒。留下来无疑是死路一条，不管是党支书还是普通老百姓，要活下去，必须走。于是他们来到北大荒，至少这儿能填饱肚子。

这段故事令我更加难置信！我甚至为她的故事夜不成寐：直到那时，我对政府文件和报纸上的宣传从未产生过怀疑，报上说饥荒时期中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我父母和其他身居京城的人也都相信这种说法。现在突然花儿告诉我，饥荒时期她的家乡饿死好多人，其中就有她自己家的亲人！这两种说法互相抵触、矛盾，不能并存，必有一方在说谎，那么骗人的是党还是花儿？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花儿说的是实话。她父母又不是地主，他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农。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正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的教育：党居然也会说谎，而且是一个弥天大谎。

另一件事花儿开始时也不愿讲。有一次她警告我：“你一个人晚上别去小南山，那儿有鬼。”

“有鬼？怎么会？”

“有个后生死了埋在那儿，都说晚上他常出来缠人。”

“有这事儿？他是干什么的？”

“喔，别刨根问底儿了。俺爹俺娘不让提他哩。”

看得出花儿很害怕，这愈发激起来我的好奇心。我求她跟我讲讲这个后生的事，但花儿不肯。

“俺不讲，俺怕鬼！”

“得了！你知道世界上没有鬼这回事儿！告诉我他是谁吧。”

“讲鬼的人会招来晦气，他听你讲起他了，就会来找你。”

“不关你事，是我要你讲的，如果他来找，就会来找我。这总行了吧？快说说他的故事。”

“反正他是个劳改犯，右派还是什么的，俺也闹不清。前几年这疙瘩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看守不让俺们走近他们。”

“这当然，那又怎么了呢？”

“嗯，有一年大夏天，在玉米地里，这个后生把看守弄人了，不知是顶嘴了呢还是干活没干好，左不过是这路事。看守把他五花大绑，撂在地头上，让他在日头底下晒着，罚他。其他劳改犯吃午饭去了，吃完了饭他们就又锄地去了，往回锄，一垄锄到头儿，天也黑了。劳改犯回村吃晚饭，看守也跟着他们回去，压根儿忘了地头上还有个人。”

“第二天早上点名时看守才想起他来，他们回地头找他，发现他人还在那儿，不过早断了气儿了。一准是头天晚上让蚊子咬死了，听说挺吓人，孩子儿都不让去看，他们当天就地把他埋了。后来，劳改犯和看守都走了。现在谁也说不准他埋哪儿了，反正在小南山儿。他死得惨，死后冤魂不散，晚上出来迷人。好多都人亲耳听见过他在那儿哭，俺们都不敢提他，你可别告俺爹俺说了这事。”

一个人被蚊子活活咬死？对那些没去过北大荒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我听到这件事时，已经在那儿呆了几个月，我不由浑身打了个冷战，什么也没说。

北大荒的蚊子，在我看来，和我在北京见到的那种秀气的小生物根本是两个物种。北大荒的蚊子又大又黑，凶猛无比，嗜血成性。它们在这个巨大的沼泽地里数百万计地繁殖。白天它们还不太活跃，即便如此，它们都会透过我的厚厚的工装叮我，使我的皮肤上肿起像杏干似的大包，一个星期都消不下去。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是毒蚊子。

夏秋之际，有时我们从田里收工晚一点，太阳一下山，尽管全身都裹着劳动服，头上还包了层尼龙丝巾，而且两手不拿东西，饶是这样，也抵挡不了这些蚊子的袭击。成百只蚊子在空中飞舞，像一团乌云，追着我咬，嗡嗡声酷似电影里日军轰炸机发出的声音。

想想那个后生的遭遇，巴，手脚被绑不能动弹，被遗弃在沼泽地边上，太阳下山后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孤身一人，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得听任这些恶蚊来叮咬、吸血，直至死去。虽然过去我竭尽所能设想过千百种严刑拷打和死于非命的场景，这种死法仍教我不寒而栗！

他在那样的场合又能怎样？在地上打滚？那只有更糟。一出汗，会招来更多的蚊子。叫喊？诅咒？求神？祈祷？什么都不管用了，整个人类都弃他于不顾，天聋地哑，他惟有独自饮泣，哭他的苦难，哭他的命运。

他死之前想了什么？也许他回忆起爱过的人，回忆起父母妻儿，他们在梦中是否听见他绝望的哭声呢？难道他们也抛开他了么？与犯罪分子划清界线，就像当年的婶婶一样？是人总不该落得这么个死法！右派也不该！杀人犯也不该！

也许当地人说得对，他会变成一头鬼。他受了如此冤屈，在地下身心不得安宁。他必不断哭泣，呼号，让这个地方同样不得安宁。他是不是要找个替死的，好让他去复仇，但是找谁复仇呢？找蚊子？找看守？找那些送他来这儿的人？找出卖他的朋友？低毁他的同事？背弃他的家人？这个年轻人是罪犯，不是英雄，但是一如壮士，他踏上的也是一条永无回归之日的苦难里程。我真为他难过，为他悲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个人的血肉之躯……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了，这么想下去会走火入魔的。难道他的鬼魂真就附在我身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