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能在1966年倒头睡着在广州城里的大街上，第二年回到家中又何以夜夜失眠？这真有点儿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躺在床上，睡眠像是跟我捉迷藏。我只好和自己论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去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小闯将，领导着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每天都有于不完的事情，即使一天给我们48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时间睡觉。现在却镇日无所事事，这么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老革命变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为了保爹保娘开始反对文革，虽然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这样，但也为数不少。这些人真做得出！好了，现在我们又恢复学生身分了，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但复什么课呢？老师们全都学乖了：什么也不做的人永远不会犯错误，日后也不会有人找麻烦说他们与学生为敌。

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1966年我的第二次串联是为革命还是为旅游？说实话，我登华山的初衷纯是为了游山玩水，可到了那儿却阴差阳错地又闹了场革命。都是那些老道士，不然我也不至于……他们自以为聪明，以红卫兵之道还治红卫兵之身，结果引火烧身，悔之晚矣。

他们让我在山顶上填的那张住宿表得回答他们多少问题？60个？也许还不止。我父母的阶级成分，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七大姑八大姨，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单位政治面貌，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有无历史问题，有无海外关系……问得没完没了。去他的！无非在他们的寺庙里过一夜，要一个在寒冬腊月连炭火都不生的房间。他们给的被子又冷又潮，我整个晚上都在簌簌发抖，阴气深入骨髓。窗外，山风横起，松林咆哮，西北气流雷霆万钧般碾过峰峦。

我通宵目不交睫，咬牙切齿一遍遍咒骂那些老道士：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是为我立档案的干部，还是公安局的户籍警？胆大包天，竞敢以阶级斗争为名耍我，一个红卫兵，来填写三代人的出身，这问题最让我没面子。哼！咱们走着瞧。山下华阴县中学有500名红卫兵，扫平这座道观人手足够了。把他们动员起来，半夜出发上山，到山顶10来公里，黎明时分给他一个突袭，搜查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枪支弹药、电台或其它反革命罪证，否则也可以破除迷信。哈，这个主意不错。

三天后，计划如期执行，虽然没有找到枪支电台，仍然不失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所有的道士，那些精神鸦片贩子和寄生虫，都由当地的红卫兵押解山下，扫地出门。那天晚上，我睡到了道长的大床上，暖和舒适，腥红色的丝缎被面，棉胎是新絮的。房间里，淡淡的檀香味仍在缭绕，古老的铜盆里，炭火熊熊。冰天雪地，春意融融，骑驾跨鹤飞越四海，山巅的青松，五彩的云霞，阴阳的和谐，甜美的梦境……

睡觉！睡觉！我一定得让自己睡着才行。5点半以前，别去想5点半！想想我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放松，数数字，1、2、3……16，我今年16岁了。

我16岁生日是在贵州的遵义度过的，花了一分钱，买了一粒水果糖，自己庆祝了一下。那时我身边只剩一分钱了。11月间我和另外5名红卫兵一起离开北京，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就分手了。“东方红，太阳升……”别去想那首歌！它简直能让我发疯。我们一行人个个有自己的主意，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分道扬镳，说好回北京再见。

生日过后的第二天，天刚破晓我便起了床，自己一人大踏步走进遵义城。我打着绑腿，脚穿草鞋，头戴竹笠，时下步行串联又大行其道。我也想亲历一番，选定的路线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娄山关。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此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殊死奋战。寡不敌众，饥寒交迫，几千名红军战士长眠沙场。他们的墓碑树在路两旁的山坡上，有些墓上刻了姓名，更多则写着“无名烈士墓”。

站在墓前，我仿佛听见每一位烈士在讲述一个英雄故事：子弹像蝗虫般飞过，河谷回荡着战斗的呐喊。日色昏黑，流水血红，痛苦和绝望深不见底，爱和梦驻留在青山翠谷之中。我被深深打动了，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这些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先驱们给的。我发誓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让先驱者的热血在我身体内流淌。为了牢记这誓言，我决定把名字改掉，从此不再叫瑞，不管是瑞士还是吉祥，这些意思全不合我心意。从今以后，我要叫红军！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山河日月，请鉴我心。

红军，我第二次串联途中就一直用的这个名字，从云南边唤来的红卫兵也这么称呼我。我在路上与他们相遇，边走边谈，几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成了好朋友。那时，我们脑子里不存在“隐私”这个概念，聊起来百无禁忌，有疑必问，有问必答，五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一路与之同行的15个云南红卫兵都是硅矿工人的孩子，家乡在个旧。带队的年轻人17岁，高挑英俊，其他队员有的简直就是孩子，最小一个女孩才13岁。

人小志不小，我的这些新朋友雄心勃勃地计划从云南一路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先沿长征的路线到延安，然后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行军的道路进北京。好一个宏伟的计划：全程300多公里，全凭双腿步行！

“不打紧，我们能走。每迈一步，就离毛主席近一分。今年如果走不到，明年也一定能走到！我们有决心！”

这番话是一个14岁的女孩带着浓郁的云南口音对我说的，她的发音绵软轻柔，所表达的信念却是谁也不会误解的。“我们每天走100里，一星期走7天，明年3月准能走到北京。”

好个主意！我暗想，没准我也可以试试。毕竟我比这里多数女孩都大，她们能行，我难道就不行？这可是一个对我毅力的考验。

在陡峭的山路上一天走100里决不是闹着玩的事。当天下午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能，真是一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不论我如何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我这帮新朋友。他们抢过了我的背包（背包里装满了老三篇，我原打算一路上散发给农民看的，后来才发现有好多农民根本不识字），又抢过了我的铺盖卷儿，即便如此，我还是拖了他们的后腿。又走了一段路，我死活坚持让他们先走，不要再等我了。

天黑了下来，山峦化作大片的暗影。星星布满天空，没有月亮，脚下的路也沉到黑暗中去了，极目处看不见一座村落，听不见一声狗叫，还得走差不多10里才能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因为怕鬼怕坏人，而是感到实在力不从心。“红军会哭吗？当然不会！红军流血不流泪。”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个年代，无数的中国人遇到困难都会背诵这段语录给自己打气。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我突然看到前方闪出一点灯光，开始时灯光在暗夜中飘忽不定，再走近一点，又亮了一点。最后我看到一盏马灯，映照3名云南红卫兵的笑脸，那个带队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到了目的地，左等右等不见我的人影，天这么黑，他们决定返回来接我。

他们陪我一起走到村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女孩们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热水倒在木盆里，一只小板凳放在边上，她们坚持要我先泡泡脚，说这是走长路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之后她们又给我在桌上摆好了饭菜和开水，连床单和枕头都帮我从接待站借来了。这时已近午夜，所有的女孩都走足100里，3个男孩为了找我，走了120里，他们也都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为了照顾我都还没睡。我感动万分。

此后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山路弯弯，数十万红卫兵向着北方日夜兼程，为圆一个共同的梦。在这漫漫征途上，人们萍水相逢，却真心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便使大家情同手足，心贴着心。如今回首往事，明知自己也曾经沧海，这记忆却已恍若隔世，中国变了，我也变了。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100里，我的脚打起了大大的水泡。咬紧牙关，我强忍剧痛朝前走。这次我不再坚持让云南红卫兵先走了，免得他们半道又得回头找我。我们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到达目的地。

第三天，我遇到了怪事。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起不了床。背毛主席语录也不起作用，两条腿像不是长在我身上一样。我难为情极了，不用说，云南的红卫兵不会把我扔下，于是我们在桐梓县住了下来，一住住了3天。我心里好着急，这次我真的把大家的行程都耽误了。

第四天，我对云南红卫兵说，我决定坐火车去重庆。我作出这个决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需要钱，虽然步行串联能在接待站得到免费的食宿，但身无分文终究是老大不便。只有到了大城市，我才能让父母给我汇钱。

我的新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看他们站在车窗口，我颇为惭愧。但同时我也感到一种优越：北京的红卫兵事务繁忙，我不必像他们那样徒步大半个中国走到北京。我们毕竞有所不同。

开车之前，我给他们留了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相信第二年春天我准能在北京见到他们。但事与愿违，第二年开春，一个同学从延安回来，他说在延安遇到了一队云南的红卫兵，那时，红卫兵已不让串联了，步行也不让。云南的红卫兵被迫返回。而他们在离开前，曾托我的同学给我捎一顶竹笠。

“他们说那是你的帽子，再三嘱咐一定要捎给你。”

“帽子呢？”

“喔，那斗笠已经不成样儿了，旧得一塌糊涂。给雨一淋透，全发了黑，边上也有好些地方磨破了。我想你不会要它的，就把它扔在车站了。”

那是我在桐样县和他们分手时落下的帽子，这么说，云南红卫兵把这顶帽子一路带去了延安！他们完成了长征的壮举，走了差不多2000公里。无尽的山道，迈出的步子何止以百万计！雨雪风霜，日出日落，竹笠是这一切最好的见证。它又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我把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讲给我的同学听，他立即失悔。可惜已经太迟了。我也心中难过，还不是为帽子，而是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一心想走到北京见毛主席。这场梦竟无法实现。他们被送回家时，其伤心失望可想而知。

我们去年路遇时，那些云南红卫兵以为我见多识广。去年，一个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那可是号人物。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敬佩不已，不论是老干部还是青年学生。连我也以为自己见过大世面。但事实上，我究竟懂得些什么呢？现在我算是知道我很多事都闹不明白。第二次串联回来，我便感到如坠五里雾中。

文革伊始，红卫兵起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倒走资派，破“四旧”。现在，红卫兵在斗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三者必居其一。昨日的战友，今日的死敌，友爱化成了一腔深化大恨。

吴和我现在见面招呼都不打。“文革”前，我们是知心朋友，曾一道在东北义国的桃林里复习功课，其他女孩可不敢去那儿，因为那儿是一大片坟地。我们也曾漫步在荷塘畔，冒着蒙蒙细雨吟了诗来送给对方。“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还在一起讲家史，像阶级姐妹一样相互挚爱。但后来，她参加了联动派，我加入了属于四三派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从此我们俩便势同水火，彼此的轻蔑与日俱增。

吴看不起我，这我心中有数。她认为我太天真幼稚，不了解上层的路线斗争：江青不光彩的历史啦，林彪的个人野心啦，周恩来的机会主义啦，等等，等等。他们关起门来谈论起这类话题总是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想如果我附和进去，就不天真了。其实我岂能天真到看不出他们这些高干子女高谈阔论背后的动机么？这些人若唱什么解放全人类的高调，我半点都不信。当“文革”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马上就背叛革命，转而关心父母的官运。他们心目中哪里有人民的位置！他们想的就是如何保住特权。他们在乎中国的命运仅仅因为在这个国度里他们曾经是天之骄子。他们自私伪善，虽然如此他们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简直受不了这帮人！

不管怎么说，吴和我再不喜欢对方，至多也就是白眼相向罢了，我们还没到恶语相加的地步。在其它地方，革命群众用棍棒和砖头对付革命群众，有些甚至动用步枪和机关枪。最近一零一中就有一个学生在江西被人用机枪打死，他和另外一些人在卡车上中了伏击，死的时候才16岁。

他属于我们这一派，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这派的许多红卫兵宣誓要去江西完成烈士未竟事业，我没吭声。真是可耻！不过我实在不想这样去送死。

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漆黑一片中，我的胸膛突然被一串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周围的人在痛苦和混乱中尖叫。血流如注，像消防龙头喷出的水。我呼吸困难，强忍着不喊出声，但恐慌的人群把我踩在脚下，他们的皮靴揣开我的伤口，虽然我的心已停止跳动，我仍能感到剧痛。是谁杀了我？为什么要杀我？我永远也搞不清。

我是个懦夫吗？我将来会叛变吗？……在酷刑下会招供我的同志么？……谁是我的同志？谁又是我的敌人呢？……这些事一辈子都想不出个结果。风车一个劲地转呀转，堂吉珂德大战风车……像这种混沈状态我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几点钟了？唤，不！不能看钟。听也别听，滴咯声会越来越响，我最恨这响声了。

深深吸一口气，就像准备潜入海底一样。定定神，水克火，火克金……火在我的心中间烧，夜复一夜……红烛滴泪……还是换一个姿势试试，两只手臂都放在枕头下，有时这挺管用的。

夜又开始泛白了，几乎是透明的。奇怪。过去我老觉得夜昏黑而浑浊，现在才知这是误解。透过薄薄的蓝色窗纱，微光流入我的房间。我像在海洋的深处，暖流寒流，漩涡暗礁，我的思路随波飘荡，了无定向。记忆沉浮，珍珠闪亮，鲨鱼游过投下一片阴影。

我的房间过去多么温馨。冶人，现在却冷冷清清。虎子死了，似乎还能感到它卧在我被子上留下的那种温暖和分量。孩子们怎么能这么残忍？什么可爱的天使，祖国的花朵，这些小孩全是混帐王八蛋！我要能逮住他们，非把他们的牙打掉，把他们屁股踢歪。得用皮带狠抽他们，抽得他们求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好泄泄我心头的无名火。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恨这帮小混蛋，也恨我自己，我简直是废物，连一只猫的性命都救不了！

二姨也走了，我也留不住她。不知此时此刻她是醒着呢还是睡着呢，她呆在她的老房子里，那是她曾经和丈夫儿女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堆积着回忆。抽屉啦，衣橱啦，床底下，蚊帐边，像蛛网一样，粘住了瞌睡虫。在二姨的故事里，这些看不见的小虫飞到人的鼻子里，人们就睡着了……快睡吧！我的房间里也有蜘蛛网么？

我明天要去看看二姨，她见到我一定会高兴，她会跑上街买肉买菜，切呀切，炒呀炒，出锅的尽是我最爱吃的菜。“尝尝这个，尝尝那个，多吃点！”二姨脸笑开了花，眼角里却残留着许多寂寞。她不敢来探望我们，邻居兴许会打小报告，给我们造成麻烦。我应该多去看看她。

上次我去看她……我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我没敢跟谁说起，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感觉，其实那只箱子里每件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母亲的钻石婚戒，一只金手镯，父亲的德国照相机，几本珍藏的旧书和古典音乐唱片，一只新的瑞士手表，林林总总。箱子放在二姨那里是最安全不过的。没人抄家会抄到一个在旧社会贫困不堪的老太婆身上，二姨深受居委会的信任。她答应帮我们保管这只箱子，问题是怎么把箱子弄到她家去呢？

父亲和母亲朝我看看，一言不发，我心领神会：只有我去最合适。我真不爱做这种事，不过我还是做了。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和那只箱子。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而犀利，他们在我身上扎出了一个个洞，我则活像一只纸老虎。外表上看，我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但在内心深处，我且疑且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地道。李叔叔的女儿就没这么多私心，她揭发她的父母，把什么都报告了她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包括父母晚上说的话，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说她“大义灭亲”也罢，说她“落井下石”也罢，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不能不相信党；不论发生什么事，对党一定要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要胜过爱你的亲生父母……”

李叔叔被“拉下马”之前是某学院的党委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我认为他的女儿背叛出卖了自己的家庭全是他的错，现在他和妻子对女儿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应该以她为荣才对，我就很佩服她，这样的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承认我是个是伪君子。可是我宁愿做伪君子，也不愿做傻瓜。

毛主席和我的父母，我究竟更爱谁多一点？哈，这倒是个难题。老实说，我真觉得我爱毛主席胜于爱父母，要是毛主席、父亲、母亲和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而机上只有一顶降落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毛主席，宁愿我和父母在烈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又比如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我们乘坐的船即将沉没，我会把唯一一件救生衣给毛主席穿上，我和父母当含笑葬身鲨鱼之腹。可这会儿，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安然无恙，我父母却危在旦夕，我当然得帮助他们啦。他们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他们的麻烦大半是因为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力。文化大革命招来的。

直到去年父母还不见有什么宿敌，学生都喜欢他们，同事亦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与任何人争。遇到提级、分房和长工资等事，父亲的哲学是“激流勇退”，母亲虽则勉强，也只好听父亲的。因此，去年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斗之后，都说父亲棋高一着。

高？哼！“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学院的领导这一着就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这么做，顿时就给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学院里有一半人与他们不共戴天。对这些人来说，将我们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为达目的，我父母的同事翻起了陈年老帐，还搬弄出许多新的是非。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我的父母。至于他们当不当权，这无关宏旨，打不成走资派，至少可以戴顶“幕后黑手”的帽子，或是叛徒、外国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多着呢。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母亲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父亲给派去了延安而不是回到北京去做地下工作。这实在帮了他的大忙——做地下工作难免会和党失去联系或被敌人逮捕，碰到这种情形，谁又说得清楚他有没有叛变，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只要有人对他的清白产生疑问，他的罪名就成立了。父亲许多老朋友的厄运就是这么来的。有些还给抓了起来，实行逼供信。

延安相比之下安全得多。很多人都认识父亲，他们可以证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没有脱党，更没有被捕过。鸡蛋里怎么能挑出骨头来？且慢！若是采取逼供信，鸡蛋里什么东西挑不出来？子弹、匕首、机关枪、无线电台……你随便说好了。

延安又怎么样，安全在哪里？单是认识很多人这点就已经让父亲招架不住了。在延安时，叶剑英是他的上司，王光美是他的同事，又是他辅仁的同学，伍修权是他和母亲的结婚介绍人等等，这张名单可以开半天，即便父母在这些人当了大官儿之后再没与他们联系，专案组的人魔镜在手，定要找出他有历史问题的蛛丝马迹。

跟这些人说实话？专案组的有些人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拍桌子，跺地板，薄薄的门板挡不住从父亲房间传出来的声音。父亲态度和蔼忍让，审问他的人却声色俱厉：“我们警告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要是想包庇叛徒和走资派，你决没有好下场！小心你的狗头！”嘭！嘭！

要父亲诬陷老同志，他所受的压力莫可言状，泰山相形显其轻。父亲何去何从？他态度坚决。

“我得讲实话，"他对我说，"不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不负责任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置人于死地的，也会毁了别人的家庭。我不能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知道坚持真理也许是要付出代价的，很惨重的代价，也许你也要受到牵连，瑞，你明白么？”

我明白，父亲，便是付代价，你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敬佩你的勇气和正直。但是别人也会像你一样讲真话么？你们学院的红卫兵对你的老战友施加压力时，他们会怎么办？只要他们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或者干脆编造点什么来迎合这些人以求自己过关，我们便完了。千钧一发，一把利斧此刻正高悬在我们头上，每一刻都可能落下来。我好怕这一刻，日日夜夜提心吊胆。

红卫兵来了，为数甚众，嘭！嘭！嘭！响声惊醒了每一个人。“开门！”“快点儿！快点儿！”沉住气，越慌乱事情就变得越糟。门一开，人群蜂拥而入，皮带解了下来，绳子和手铐也都备齐了。搜捕令？没必要，有人坦白交待了，法律不再保护我们。抽屉拉出来了，箱子打开了，东西倒了一地，他们逮捕了父亲，他们逮捕了我，把我们押上因车，在电影里见过的那种，解放前国民党用来抓人的。“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我的同胞！不要哭，坚强些！黑暗就快过去……”

黑暗。我被黑暗完全笼罩住，地牢里伸手不见五指，只闻到血腥味儿。我的眼睛瞎了么？严刑拷打……实在是不堪忍受……我的血肉之躯……但是我必须坚持住，不能让同志们遭殃。

“我得讲实话，不能无中生有！”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决不出卖同志！”

他们在父亲面前拷打我，他们拷打父亲……拷打我……父亲……我失去了知觉，两眼漆黑，从高山之巅跌下落入万丈深渊，像一片羽毛，飘忽而下。气流摆动。晕眩……睡……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毛泽东……”

噢，真倒霉！我刚要睡着，这首曲子就响了起来，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得很。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不让人有片刻喘息……。现在我真烦透了这首曲子，以前我对它曾那么钟情。……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红卫兵，阶级敌人……大概没有一个反革命有我这么痛恨这首曲子。这不是音乐，这是对人的摧残，我卧室窗外的松树杆上给安了一只高音喇叭，曲子就从里面没遮拦地泄出来。它快把我弄疯了。这所学校还有没有一个能睡觉的地方？不受高音喇叭搅扰的？恐怕没有。

黎明时分，学院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这首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老师、学生、工人、家属，都不得不就此醒来。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东方一红，每个人都必须早起。

高音喇叭里的广播，一巳开始，没两小时别指望它停下来。乐曲过后紧接的是新闻联播，然后是本地新闻，各种声明、宣言、通令、最后通牒、节选的大字报等等，没完没了。

我的头用被子蒙住，藏在枕头下，还是不管事，声音硬是钻进耳朵里去。我的脑袋像是一个战场，顽固的声波和我的瞌睡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搅得我头疼欲裂，忿火中烧，神志濒于崩溃。

“打倒某某某！”

“砸烂某某某狗头！”

我恨不得砸烂这个喇叭！把它踩扁，踢出墙外。这下它就哑巴了，让它躺在阴沟里像个没人要的夜壶，让它烂掉……

“工人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革命人民……提高警惕！”

“反对……破坏……阶级敌人……”

如果他们逮住我砸这个喇叭，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现行反革命，当场抓获。他们会开我的公审大会，游街，判处死刑……那又如何？完事之后，砰地一声，一了百了。死人可就听不见音乐，我于是长眠不醒，多美妙！

这个学院的红卫兵司令，他居然也会自杀。这件事神神秘秘，谁也说不出个究竟。有人说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准是这病把他逼疯的，不然一个四岁的有为青年，率领着学院里上千名战无不胜的红卫兵小将，怎么会从校园主楼的楼顶纵身一跃而下？在一个绚丽的早晨，在一大群目瞪口呆的观众面前，他扑向绊红的云际，以一个极漂亮的跳水动作落下，像是要夺取一枚奥林匹克金牌。他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坠落在20多米下的水泥道上，目睹的人都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手臂折断了，头骨摔破了，颈椎错位了，大量内出血，但他却没有马上断气。他大口喘气，大声呻吟，疼得全身是汗。人们将他送往医院，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死了。这两小时一定是他长眠之前最恐怖的一段时间。

如果魔鬼能教我怎样使这个喇叭沉默，我情愿把灵魂出卖给它。使它接触不良？从里边切断它的金属线？拉掉它的磁铁？……怎么才能爬到树上去呢？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最好？午夜过后，星月无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你们干嘛不教我几个恶毒的诡计！

我的脑子里转了千百个念头，有许多荒诞不经。幸好我还残留了一点儿常识，没有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两小时后，广播冲破了我瞌睡的防线，我起床了：头重脚轻，睡眼朦胧。新的一天还没开始，就已经被糟蹋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