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是幸运的，她因自己生活中优秀的男性而更加优秀。

金岳霖是真正的绅士，他无疑是爱林徽因的，并且因为爱林徽因而爱林徽因的家庭，爱林徽因所爱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成了梁家的一员。林徽因、梁思成和他们的孩子都爱他信任他，从３０年代一直到金岳霖的晚年，这种爱始终没有变形。金岳霖这种钟情于别人妻子的感情，或许被人认为是一种不合道德规范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却传达出超越一般道德规范的美好。

梁思成是真正的绅士。一场对作为丈夫的他来说至为尴尬的感情波澜，被他的真诚和博爱所化解。他对林徽因的尊重和珍爱使他不忍让徽因在感情上受一点委屈。他对朋友的笃诚和信任使他赢得了朋友们永远的敬重———不论是徐志摩还是金岳霖。他的胸襟情怀使他生活中的夫妻之爱和朋友之爱都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所以林徽因发自内心地说：如果她的人生可以重新安排，她仍然会选择现在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们互相欣赏，互相砥砺，他们的美好人格和他们所钟爱的事业在互相辉映中熠熠闪亮。后来的一些文字在谈及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时常常颇有微词。其实这样的非议在当时就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林徽因对此从来不置一辞。在外界的传闻和流言面前，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而在心灵的最深处自有珍藏。

１９３６年初的一天，思成要去上海，因为一件小事，两人怄气了。和所有夫妻一样，他们在平日的生活里也不时发生争执，互不相让。这次两人是真生气了，气头上，他们拣着最解气的话说，结果是思成气鼓鼓地离开了家，徽因在家中哭肿了眼睛。第二天一早，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火车上发回的两封电报和一封信，信、电中全是对徽因的牵挂和对吵架的懊悔。徽因一夜没睡好，头晕得厉害。读着思成的信和电文，她感到了幸福的眩晕，心头一松，靠在了沙发上。这时，女佣又送来了沈从文的一封信。沈从文因为一桩感情的纷扰与妻子张兆和发生了矛盾。苦恼中的沈从文写信向徽因诉说，希望徽因能帮助他“抓住理性的自己”，把“横溢的感情”设法安排妥帖一点。

读着沈从文的信，徽因禁不住微笑了。她想，生活里的事情真是奇妙，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和自己一样被感情困扰得痛苦不安。对这种苦恼她不仅理解，而且肯定地认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能体验情感。”她铺开了信纸，与张兆和一样称呼沈从文为“二哥”。她清理着自己的思绪，剖析着自己的感情，开导和劝慰着苦恼中的“二哥”：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怪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