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冬天，天黑得早，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使人们不愿意出门。思成知道徽因怕冷，把炉子烧得旺旺的，炉子上的水壶，冒着袅袅的白烟。

徽因从小生活在南方，很不适应东北漫长、寒冷的冬季，她常常感冒。但学生的课不能耽误，她照常忙于备课、上课，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感冒迁延很长时间不能痊愈，看上去她显得疲惫而虚弱。

令徽因、思成欣慰的是，建筑系的工作渐渐走上了有序的轨道，学生们的进步十分明显。他们商量着，一旦忙出个头绪，就要着手进行古建筑的研究，这是他们做什么都放不下的课题。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他们接到了任公病重的电报，思成、徽因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立即赶回北京。

前些天，他们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信上的毛笔小楷看上去有些潦草，这在任公的书信中是很少有的情形。

———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１０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得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读着这封信，思成、徽因心里很沉。如果不是难受到无法忍受，父亲是不会写这样的信的，因为父亲从来不爱抱怨叫苦。他们只想尽快回到父亲身边，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竟是父亲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梁任公两年来进出协和医院，已成平常。这次住院，开始亦未觉异常。住院后，他自恃体质强健，虽然发烧不止，仍然强撑着在病床上赶写《辛稼轩年谱》，谁知这竟是他的大限之期。

几个儿女思顺、思永、思庄、思忠均在国外。思成和徽因回到他身边时，他神志尚清。望着自己钟爱的孩子，他虽口不能言，但面有悦色。

１９２９年１月，任公舌僵神昏，病势垂危，于１９日下午２时１５分，溘然长逝，享年５７岁。梁任公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临终却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任公家族和社会各界的祭奠和追悼活动持续了月余，思成和徽因作为梁家的长嗣，经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事件。徽因此时已怀有身孕，在悲痛中与思成一起全力操持着丧事。

全国各地的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和篇幅，刊发了任公逝世的消息及逝世前的情形。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著文追忆先生生平业绩，怀念先生的道德文章。

梁启超先生的溘然长逝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巨擘，其家族和子女的伤痛更是深重。梁启超一生崇拜墨子的人格精神，自号“任公”，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成为晚清及民初学术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曾经寄希望于清廷、寄希望于袁世凯，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大失所望。最后，他选择了寄终极关怀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的人生选择和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任公的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成就显然与任公的教诲和影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