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对于苏格拉底的其他指控。他并没有败坏青年，因为他的全部教训都是劝戒他们不要犯罪并勉励他们培养自制和各种德行，第１—８节。他劝勉他们遵守法律，第９—１１节。如果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克比阿底斯听了他的教训之后变坏了，其咎并不在于他，第１１—２８节。在他们离开他之前；他曾力图挽救他们，其他一些完全听从他的教导的人，都成了高尚有德之人，第２８—４８节。驳斥另一些琐碎的指控，第４９—６０节。他的仁爱、无私和一般优点，第６１—６４节。

我所认为奇怪的另一件事是任何人竟能相信苏格拉底败坏了青年。除了我们在上面关于他所说的以外，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最能严格控制他的激情和嗜欲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最能经得起冷、热和各种艰苦劳动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个非常惯于勤俭生活的人，尽管他所有的很微薄，但他却很容易地使它应付裕如。他本人既然具有这样高尚的品格，他怎么倒会使别人成为不敬虔、不法、奢侈、不能自制，或过于柔弱、经不起辛劳呢？正好相反，他制止了许多人的犯罪行为，引导他们热爱德行，给予他们希望，如果他们谨慎为人，他们就会成为光荣可敬的人。当然，他并没有宣称自己是这样的一位教师，但由于他显示了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就使那些和他交游的人可以满怀希望，相信自己如果仿效他那样为人，也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他从来不忽视身体健康，也没有称道过那些忽视身体健康的人。他不赞成人吃得过饱之后，又去从事无节制的劳动，但他建议人们借适度的劳动，把欢畅地吃下去的饮食尽量消化掉；他说，这样的习惯是有利于健康的，而同时，对于照顾心灵，也没有妨碍。他在衣服、鞋物、或其他生活习惯方面，既不考究华丽，也不以外表为夸耀。然而，他并没有使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变成贪爱钱财的人，因为不管是在这方面，或在其他欲望方面，他都要他们有节制；对于那些渴望听他讲学的人，他自己也没有索取过金钱的报酬。他认为，不取报酬的人是考虑到自己的自由，而称那些为讲学而索取报酬的人是迫使自己做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和那些给予他报酬的人进行讨论。他还感到惊异的是：任何自称为教导德行的人竟会索取金钱为报酬，而不认为获得一个朋友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利益，反倒深怕那些由于他们的帮助而成为光荣可敬的人们，不会对于他们的最大的恩人怀抱由衷的感激。的确，苏格拉底并没有对任何人这样明白表示过，但他深信，凡和他交游而又接受了他的意见的人们，必然会成为他自己和别人的好朋友。具有这样高尚品格的人怎么会败坏青年；难道培养德行本身就是败坏不成？

指控他的人说：“但是，我敢指丢斯起誓，他的的确确使得那些和他交往的人们轻视现行的律法，因为他说，‘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他们说，“这一类言论激起了青年人对于现有的政府形式的不满，并使他们趋向于采取暴力行为”。但我以为凡运用理智，并希望能够为了同胞们的利益而对他们进行指导的青年，是决不会凭借暴力行事的，因为他们知道，仇恨和危险常伴随暴力，而利用善意说服的办法，就可以不冒危险取得同样的效果。凡被我们强迫的人，会像我们强夺了他们东西似的那样仇恨我们，而凡被我们说服的人，会像从我们受了什么恩惠似地那样爱戴我们。因此，凡有运用理智的修养的人是不会使用暴力的，因为只有那些具有蛮力而缺乏理智修养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径。此外，凡敢于使用暴力的人，一定需要不少的党羽，但那些能够以说服取胜的人就不需要这些，因为即使单剩下他一个人，他仍然会有说服的能力；这样的人是决不会流血的，因为既然能够利用说服的办法使人活活地顺从，谁还会要把人置于死地呢？

指控者说：“但是，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克比阿底斯在和苏格拉底交游之后，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的祸害；克里提阿斯是组成寡头政治的成员中最贪婪和最强暴的人，而阿尔克比阿底斯则是民主政治中最放纵、最傲慢、最强横的人。”关于这两人对于国家所造成的祸害我并不要为他们辩解；我只要述说一下他们和苏格拉底亲近的经过。这两个人生来就是所有雅典人中最野心勃勃的人，总是希望一切事按照他们的办法进行，使他们自己成为一切人当中最有名望的人。但是他们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能以微薄的收入而生活得最满意的人，他对各种享乐都能下最克制的工夫，他能随心所欲地用他的论证对待一切和他交谈的人。情况既然如此，而他们又是我在上面所述的那样的人，谁又能够肯定，他们和苏格拉底交游的动机，是为了想要度苏格拉底那样的生活并实践像他那样的节制，而不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即如果他们和他交游，他们将会成为精于言谈和行动的人物呢？其实，我自己的意见是，如果神明让他们在一辈子度苏格拉底那样的生活或死亡之间作一抉择的话，他们是会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度苏格拉底那样生活的。因为当他们一认为自己高过他们的同伴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离开苏格拉底，从事政治生活，实现他们和苏格拉底结交的目的。

也许在这里有人会说，苏格拉底在教授他的门人政治以前，应当先教他们自制。对于这一说法我目前暂不作答复，但据我看，所有的教师都是以他们自己实践他们的训言的程度来做他们的学生的榜样，并通过告诫来激励他们的。我知道苏格拉底是以自己的光荣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做那些与他交游之人的榜样的，他还就德行和与人类有关的其他题目进行了可钦可佩的演讲。我也知道，这些人在和苏格拉底交游期间都是实行自制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他的处罚或责打，而是由于他们当时深信，这种行为是最好的行为。

也许有许多自称为热爱知识的人会说，一个人一度是公正的以后，不可能再变成不公正的；或者一度是谨慎的人以后，不可能再度变成不谨慎的；任何人在受了教育获得知识以后，不可能再变成无知的。但对于这一类的事我的意见并非如此；照我看，凡不锻炼身体的人，就不能执行身体所应执行的任务，同样，凡不锻炼心灵的人，也不可能执行心灵所应执行的任务，这样的人既不能做他们所应当做的，也不能抑制住自己不做他们所不应当做的。正因如此，尽管做儿子的具有善良的品质，做父亲的还是制止他们与坏人交往，因为他们深信，与善人交往是对于德行的一种操练，但与坏人交往却会败坏德行。一位诗人也对这一真理作了见证，他说：

跟好人在一起你会学会好的事情；但如与坏人厮混，你就要丧失你的辩识力。

另一位诗人还说：

一个好人在一个时候是好而在另一个时候却是坏的。

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因为照我看来，正如人们不反复背诵就会把韵文忘掉一样，玩忽训言的人也会把他们所受的教训忘却。当一个人忘掉道德的训诫的时候，他也就会忘掉心灵在追求德行时候的感受；而当他忘掉了这一点的时候，他忽略自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还看到，那些耽于饮酒和陷溺于爱情中的人们，对于照料自己所应当做的事和约束自己不做那些不当做的事就都不如从前了；有许多人在他们陷身爱情中以前在开支方面很节俭，在他们陷溺爱情中以后就不能继续这样了；当他们耗尽了他们的资财的时候，对于那些他们从前由于认为不光彩因而不屑做的谋求财利的方法就再也不能约束自己不去做了。因此，一个人一度能够自制，以后可以丧失这种自制力，一度能够行正义，以后可以变得不能行正义，怎么会是不可能的呢？依我看来，每一件光荣和善良的事情都是靠操练而维持的，自制也并不例外；因为和人的灵魂一起栽植在身体里的欲念，经常在刺激它，要它放弃自制，以便尽早地在身体里满足欲念的要求。

当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克比阿底斯同苏格拉底交游的时候，借助于苏格拉底的榜样，他们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不道德的倾向的；但当他们离开了苏格拉底，克里提阿斯逃到赛塔利阿，在那里和一些不行正义而一味欺诈的人结交；阿尔克比阿底斯也由于他的美貌，受到许多妇女的追求，甚至是一些门第高贵的妇女们的追求，又因他在城邦和同盟国中有势力，还受到许多善于谄媚的人的勾引和败坏，再加上人民都尊敬他，使他很容易在众人中取得优越的地位，正如体育运动中那些摔跤的人，由于感到自己比别人相当强就疏忽了锻炼一样，同样，他也忽略了自制。他们既然这样幸运，又有高贵的出身可引以自豪，财富使他们洋洋得意，权力使他们不可一世，许多不好的朋友败坏了他们的德行，这一切都使他们在道德上破产，加以长时期不和苏格拉底在一起，他们变得倔强任性又有什么可怪呢？如果他们做了错事，难道指控者就应该责怪苏格拉底吗？当他们年轻，非常轻率而不受约束的时候，苏格拉底使他们变得谨慎起来，这对指控者来说，难道苏格拉底就丝毫也不值得称道吗？然而人们对于别样事情并不是这样判断的；有哪一个奏笛者，或竖琴教师，或其他老师，教出了有本领的学生以后，这些学生又转而跟其他老师学习，以致在技巧方面变得不那么熟练，会因为这种退化而受到责备呢？有哪一个父亲，会因为他的儿子在和一个人交往而变成有德之人以后，又因跟另一个人交往而变成不道德的人，反而责怪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呢？难道他不是因为儿子和第二个交往变坏了，反而更加称道第一个人吗？即使做父母的本身，如果他们自己品行端正，他们的儿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做了什么坏事，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受责备。以同样的态度来判断苏格拉底才是正确的；如果他自己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把他认为坏人就是正当的；但如果他一贯遵行道德，他又怎么能因别人的罪行而合理地负咎呢？

或者虽然他自己没有做坏事，但当他看到别人做坏事的时候他称道了他们，谴责他也就是正当的了。但当苏格拉底知道了克里提阿斯迷恋尤苏戴莫斯，像那些为了淫荡目的而摧残别人人身的人一样，为了贪图享受而追求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苏格拉底劝戒他不可这样存心，他向他所钟爱的人哀哀乞怜（他还指望受到这个人的崇敬），像一个乞丐那样恳切哀求他的恩允，尤其是这样的恩允并不是为一个正当的目的，这种行径是粗鄙的，是和一个有光荣和正义感的人不相称的。但由于克里提阿斯不理睬这样的忠告，也不肯转离他追求的目标，据说苏格拉底曾经当着尤苏戴莫斯和许多别的人的面说了这样的话：在他看来，克里提阿斯的心情就和一只猪的心情一样，他想和尤苏戴莫斯磨擦就像一只猪对着石头磨擦一样，因此，克里提阿斯对苏格拉底非常怀恨，当他成了三十僭主之一，和哈利克里斯一道被指定为立法者的时候，他回想起这桩不愉快的事情，就在他的律法里加入了“不许任何人讲授讲演术”一条，想对苏格拉底加以侮辱，但他并不知道怎样可以特别加害于苏格拉底，只是把群众指责一般哲学家的话归在苏格拉底的身上，借以在人民面前毁谤他；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并没有亲自听到苏格拉底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记得听过别人说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但事实证明了确实是这个情况：因为当三十僭主杀害了城中的许多人（他们都不是下等人），并怂恿许多人干坏事的时候，苏格拉底曾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他所感到惊异的是，当一个负责牧养牲畜的人，他所牧养的牲畜越来越少，情况越来越坏的时候，这个人毫不承认自己是个坏的牧者；更令他惊异的是，一个人做了一城邦的首长，弄得人民越来越少，而且情况越来越坏，这个人毫不自觉羞愧，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坏的首长。这一段话被传到三十僭主那里，克里提阿斯和哈利克里斯就把苏格拉底召到他们跟前，把律法指给他看，禁止他和青年人讲论。苏格拉底问他们是不是可以就他对禁令所不明白的事向他们质问。他们准许了他。他说，“既然如此，我是准备遵守律法的，但为了不使我由于无知，无意中触犯律法起见，我希望能够清楚地知道，你们禁止讲演术是因为你们认为它是被用来帮助人说正确的话的呢，还是你们认为它是被用来帮助人说不正确的话的呢？因为如果它是用来帮助人说正确话的，那就显而易见我们就必须不说正确话了；如果它是用来帮助人说不正确话的，显而易见我们就应该努力说正确的话”。

哈利克里斯向他大发雷霆说道：“苏格拉底，你既然是无知，我们就把一条容易懂的命令明白地告诉你，完全不许你和青年人谈论”。

苏格拉底说道：“既然这样，为了对我是否遵守律法不致有任何疑问起见，就请你们给我规定一下，一个人到多大年纪就可以算一个青年人吧！”

哈利克里斯回答道：“只要他们还不能充当议员，只要他们还未到解事年龄，只要他们还不到三十岁，你就不可和他们谈论。”

苏格拉底说，“如果我想买一件东西，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在卖这件东西，难道我不可以问他卖什么价钱吗？”

哈利克里斯回答说，“这些问题可以问，但你常问的许多问题是你明明知道事情是怎样的；因此，这样的问题是不许问的。”

苏格拉底说，“如果有一个青年人问我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哈利克里斯住在哪儿了’，或者，‘克里提阿斯在哪儿？’，倘若我知道的话，难道我也不可以回答他吗？”

哈利克里斯说，“你可以回答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克里提阿斯补充道，“你一定不可以讲论那些鞋匠、木匠、铁匠什么的，说实在的，因为你常常讲论他们，他们现在已经被你说烂了”。

苏格拉底说，“这样，我就不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吸取教训了，这就是说，不可从他们身上吸取关于正义、敬虔等教训了。”

“是的，我指丢斯起誓”，哈利克里斯反驳道，“你也不可以从牧者身上吸取教训；否则的话，你得小心你自己也会使牲畜变得少起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对苏格拉底生气是因为他所讲关于牲畜的那些话已经传到他们耳中。

克里提阿斯怎样对待苏格拉底，他们彼此间的态度如何，都已经讲过了。但我现在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喜欢他的教师的话，就不可能从他受到真正的教育。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克比阿底斯跟苏格拉底交游，在他们的交游期间，他们并不喜欢他们的教师，而是从一开始起，他们就渴想在城邦里居领导地位；因为，当他们还伴随着苏格拉底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欢喜和那些管理政治事务的人们交谈，据说，阿尔克比阿底斯在二十岁以前，就曾和他的监护人兼国家元首白里克里斯就律法问题作如下的谈话。

他说，“请问，白里克里斯，你能指教我什么叫做律法吗？”“当然”，白里克里斯回答。

阿尔克比阿底斯说道，“那么，奉众神的名，请你指教我吧！我听有人因遵循律法而受到赞扬，但我以为若是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律法，他就不可能公正地受到这样的赞扬”。

“你要知道律法是什么，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白里克里斯回答说，“凡是人民集会通过而制定的章程都是律法，它们指导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它们指导我们应当做好事呢，还是应当做坏事呢？”

“我对丢斯起誓，当然是好事，我的孩子”，他说，“决不是坏事”。

“如果聚集在一起制定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并不是全体人民，而是少数人，例如一个寡头政治，这样的条例是什么呢？”“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决定人民应当做的事而制定的一切条例都是律法”，白里克里斯回答。

“如果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僭主，规定了人民所应该做的事，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律法呢？”

“无论一个掌权的僭主所规定的是什么”，白里克里斯回答道，“他所规定的也叫做律法”。

阿尔克比阿底斯问道，“那末，白里克里斯，什么是暴力和不法呢？当强者不是用说服的方法而是用强迫的方法威胁弱者去做他所喜欢的事的时候，这岂不就是暴力和不法吗？”白里克里斯回答道，“我看是这样”。

“那末，一个僭主未经取得人民的同意就制定条例强迫人民去做，这是不是就是不法的行为呢？”

“是的”，白里克里斯说，“我看是这样，现在我把我所说的僭主未经过说服给人民制定的条例就是律法那句话收回”。

“但是，少数人未经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而凭借他们的优越权力所制定的条例，这是暴力呢，还是不是暴力？”

白里克里斯说，“照我看来，一个人未经另一个人的同意而强制他去做的任何事情，不管他是否用明文制定出来，都是暴力而不是律法”。

“那末，当全体人民比富有阶级强大的时候，他们未经富有阶级的同意而制定的条例，也都是暴力而不是律法？”

“的确是这样，阿尔克比阿底斯”，白里克里斯说，“当我像你这样大年纪的时候，对于这一类的讨论也很擅长，因为我们像你现在一样，也研究并讨论这一类问题”。阿尔克比阿底斯说道，“白里克里斯，要是我能够在你擅长这些问题的时候和你讨论该是多么好啊！”

所以，当阿尔克比阿底斯和克里提阿斯认为他们自己比那些在国家里执政掌权的人还强的时候，他们立即不再到苏格拉底那里去，（因为在其他方面他也不如他们的意，如果他们到他那里去，他们常因为他们的过失受到苏格拉底的责备而感到恼火），却去从事政治生活，因为原先他们和苏格拉底交游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但克里同也是个听苏格拉底讲学的人，其他还有哈赖丰、哈赖克拉泰斯、海尔莫盖尼斯、西米阿斯、开贝斯和费东达斯等人，他们听苏格拉底讲学并不是为了做雄辩家或律师，而是为了做光荣可尊敬的好人，能够对他们的家庭、亲属、仆从、朋友以及他们的国家与同胞行事端正、无可指责。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无论是在青年时期或较老时期，做过坏事或受过人们的指责。指控者说，“但是苏格拉底至少教导儿童轻视他们的父亲，使他的从者们相信，他们比自己的父母更聪明，他说，按照律法，只要儿子能证明父亲患有疯癫病，就可以把父亲拘禁起来，他利用这种情况来论证一个比较无知的人受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拘禁是合法的”。但苏格拉底所说的是，在他看来，为了无知而把别人拘禁起来的人，也可以很正当地被那些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人拘禁起来，关于这一类事情，他常考虑无知与疯癫有什么不同；在他看来，把患疯癫的人拘禁起来，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都有好处，但那些不知道应当知道的事情的人就应当好好地跟那些知道的人学习。

指控者接着又说，“但苏格拉底不仅使他的门人轻视他们的父母，同时他也使他们轻看别的亲属，说亲属关系对于那些有病的人或进行诉讼的人并没有益处，倒是医生对于前者有帮助而律师对于后者有帮助”。指控者还断言，苏格拉底关于朋友说过这样的话，除非朋友们能相互帮助，否则他们的友谊是没有益处的；他还主张，只有那些知道什么事对别人有好处而且能够使人们理解这一点的人才配受尊敬；这样，他就使青年人相信他自己是人类中最聪明的人，并且也是最能使别人聪明的人，他使他的门人对他具有这样的心情：别的人和苏格拉底本人比较起来，他们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的确，我知道，关于父母、别的亲属和朋友，他曾经这样谈论过；此外，他还常说，当灵魂（才智只存在于灵魂中）离开人的身体的时候，人们就把他们最亲爱的亲人的身体送去殡葬，使它尽快地离开自己眼前。他还常说，每一个人，当他活着的时候，总是亲自把他所最爱的身体里的无用的和无益的东西去掉，也让别人把它们去掉；人们总是亲自把身上的指甲、毛发和茧皮去掉，并且忍受辛苦和疼痛让外科医生把它们割下焚毁，人们还自以为有义务付给他们手术费；他又说，人总是把口中的唾液向尽可能远的地方吐去，因为当唾液留在口中的时候对他们并没有用处，倒很可能对他们有害处。但苏格拉底说这些话，并不是要他的门人把自己的父亲活活地埋葬掉，或者把自己的身体分成碎块，而是要向他们证明，凡是无意识的东西就是无价值的，他劝勉各人要努力尽可能地使自己成为聪明有用的人，无论他所希望的是否受到父亲兄弟或别人的器重，他总不可因信赖亲属而忽略培养自己，而是应当努力使自己对于那些他所希望器重的人有所裨益。

指控者还说，苏格拉底挑选了著名诗人的最坏的诗句，用它们作为证据，来教导他的门人做无赖汉和暴君，例如，赫西阿德斯的诗句：

“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耻辱。”他们说他把这句诗解释成仿佛诗人是在劝导人们无论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做，不正义也没关系，不光彩也没关系，只要有利可图就行。虽然苏格拉底完全同意，做一个忙碌的工人对人来说，是一件有益处的好事，闲着什么事不做，对人来说，乃是一桩有毒害的坏事——的确，做工就是善，闲懒就是恶——；但他同时也说过，只有那些做好事情的人才是真正地在工作，才是真正有用处的工人。他把那些从事赌博或做坏的、有害的事的人称做闲懒的人；按这种意义来说，诗人的诗句就无可非议了：

“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耻辱。”

指控者还说，荷马的一节诗也常被苏格拉底引用，这节诗讲到俄底修斯怎样在

“遇到一个王爷或知名人物的时候，他就彬彬有礼地走到他跟前，站在旁边，劝阻他道：‘先生，对您像对懦夫那样用威吓的口气是不妥当的。请您自己先坐下来，然后再让别的老百姓也坐下来吧’。……但在另一方面，当他见到一个普通人在吵嚷的时候，他就用杖打他并大声申斥他说，‘你这个家伙，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听别人的劝告吧，他们比你强多了，不像你这个懦夫和弱者，无论是在战场作战，或是出谋献策，都不中用’”。

指控者说，苏格拉底经常把这节诗解释成好像诗人的意思是赞成责打普通人民和劳动者。但苏格拉底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如果那样，那他就是表示他自己应该挨打了。但他所说的乃是那些既不能以言语又不能以行动对人有所裨益的人、不能够在必要时为军队、国家或人民服务的人，如果在无能之外，他们还傲慢不恭，就应当受到阻止，尽管他们非常富有。但是，和控告者的指控相反，苏格拉底显然是普通人民的朋友，而且是热爱人类的人；尽管他接待了许多希望听他讲学的人，其中有本国公民也有外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讲学而向任何人索取过报酬，而是以其丰富的学识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有些人不费分文，从他学得了一点皮毛，竟以高价转而贩售给别人，并且不像他那样做普通人民的朋友，而是对凡没有钱给他们的人，他们就拒绝与他们交谈。但苏格拉底在其和别人的交往中对他本国所作出的贡献比因其对拉开代莫尼人的贡献而享盛名的李哈斯要多得多。的确，李哈斯在儿童欢舞节款待了那些到拉开代莫尼来的外乡客旅，但苏格拉底则是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最大限度地嘉惠了那些愿意领受他的教益的人们，他使那些从他游学的人在和他分手的时候都成了更好的人。

因此，在我看来，像苏格拉底这样品格的人似乎应该受到国家的尊崇而不应被处死；任何一个按律法考虑他的案情的人一定会看出这种情况来：按照律法，很明显，被证明犯偷窃、强盗、扒手、夜盗、绑架或盗窃神物的人才应受死刑处分，对于这一切的罪，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清白的人了。他从来没有作过引起战争的祸首，使国家因他蒙受损失，也没有犯过作乱、谋反的罪，在他和人的私人往来中也从来没有做过损人利己或陷人于不义的事，在这一切罪中他连一点嫌疑也没有沾着过。

既然如此，他怎么会犯所指控的罪呢？他不仅没有像起诉书所指控的不尊敬诸神，而且明显地比别人更崇敬诸神：不仅没有像控告他的人所指责的那样败坏青年，还明明地诱导了他的门人中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停止了罪行，劝勉他们追求那最光荣最美好的德行，正是借着这种德行，人们才能治国齐家。遵循这样一种立身处世之道的人，难道不应受到城邦的最大的尊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