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

“‘……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园看郁风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声“东北很苦”。其实也用不着说，郁风知道。她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我了解，要哭，她会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现在她是家中的主帅，一哭一乱，阵脚就稳不住。而大哭一场的地方当时确实不好找，哪儿都是人来人往。

我那时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的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

为了太阳，

我才来到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个!

多少年后苗子回来了。我大雅宝的屋子黑，他走进来我真以为闯进一个讨饭的。认准是他，喜从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阵说不出话……

天啦!谢谢您了!“绝塞生还吴季子”!(不久，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苗子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读书卡片借给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那时四十岁，力气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开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离别，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时我装病说上医院挂号，有时干脆开了半月假条待在家里，有时我想念苗子郁风，就上芳嘉园。他们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人，讲点真心话的朋友。

见面不会雀跃，但总是打心里欢喜。有时话多，有时和往常一样谈个不休；有时呢，他听到一个与我有关的坏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赶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样呢?还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样地不自在。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好几天才缓得过来。

记得一次是给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壶，并且还得意地用葡萄藤弯了根大提梁。一次是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几斤重的活鱼……

进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摇摇手，轻声告诉我：

“他们两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张妈妈那里!”张妈妈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两人好成那个样子，连。”

又是个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