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作为环境事务发言人的职务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从那年６月底开始，我又参与了另外一项事业。这项事业对保守党、对国家和对我个人都将有深远的影响。建立政策研究中心其实是基思·约瑟夫的想法而不是我的。他从希思政府的残局中摆脱出来，坚决认为有必要从基本原则上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要做这件事，基思确实是理想的人选。他具有必要的智慧、正直和谦逊的品德。他对经济和社会政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有长期的从政经验。他有着与性格、观点、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建立友谊和相互尊重的超乎寻常的本领。虽然感觉强烈时他的言辞可能激烈并有说服力，但他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他从来不是被动地听。他研究各种论点和主张并将回家去思考的问题记录下来。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不断地反省使他具有理智的自信。他在怀有敌视情绪的听众面前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的勇气赢得了他的朋友们的称赞，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天性腼腆，甚至胆怯。他这个人太好了，几乎不适合搞政治，只是政治中如果少了一些好人，就会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基思我不会成为反对党领袖，也不会取得我任首相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政策研究中心和艾尔雷德·谢尔曼，基思也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这样说也是公平的。这两个人除了都是犹太人之外，没有共同之处，要不是亲眼看到他们在一起工作是多么富有成效，人们很难相信他们能在一起共事。

就我所知，基思和艾尔弗雷德初次见面是在１９６２年，当时基思是住房大臣，艾尔弗雷德在《每日电讯报》报导地方政府事务。他们经常有接触。后来在"改革俱乐部"的一次讨论之后，基思征求艾尔弗雷德对他带来的一篇演讲稿的意见，自那以后，基思经常征求艾尔弗雷德的意见。在希思政府的早期，他们接触少些。但在３天工作周期内，基思与艾尔弗雷德常见面讨论中东问题，艾尔弗雷德可以说是中东问题专家，他为以色列一家希伯莱语大报写文章。

艾尔弗雷德的才华有自己的特点。他以一个改变信仰者（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的热情，以及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辩论家的技巧，着手构想一种新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我觉得，他对政策背后蕴藏的哲理比对政策本身更感兴趣。他擅长把许多结构草率的论点理清，而不是设想出新颖的方案。但是，他的头脑清晰有力，他能完全置他人对他的感觉和意见于不顾，这使他和基思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与基思进行有力的配合。艾尔弗雷德帮助基思把政策研究中心变成了保守党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地。

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件事。不过我从基思那里了解到，他正在想办法把他在影子内阁中承担的政策研究工作转移到建设性的渠道。３月份，经特德同意，基思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特别是西德实行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特德派亚当·里德利参加中央政策研究中心的董事会（亚当在保守党的研究部内担任他的经济顾问）。除此之外，基思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行其是。极其信奉自由企业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奈杰尔·文森，负责给中心找办公地点。后来在靠近维多利亚的威尔弗莱德街找到。主持英国一北美研究协会的西蒙·韦伯利确保中心出版物登载的文章永远兼顾经济理论和工商业的实际情况。此后在１９７４年，现在的主任，杰里·弗罗斯特也加入了中心，并为可能是一片忙乱的知识分子们建立了一些行政秩序。其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还有乔克·布鲁斯-格丹和彼得·尤特莱。中心的成功还得益于秘书和厨师的辛勤工作，厨师每周两次供应伦敦最物美价廉的午餐。（也许并不一定总是价廉的：杰里·弗罗斯特有一次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似乎一定要证明一种论断是假的，即根本就没有什么免费午餐。"）中心逐渐成了一大批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家的聚集地。他们并不都是保守党党员，但他们都在寻求改变舆论的气氛和深入了解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统治经济的弊端。

我是在１９７４年５月底直接参与该中心工作的。基思是否想过邀请影子内阁的其他成员与他一起在中心工作，我不得而知。如果他邀请了，他们一定没有接受。他处在一个冒险的暴露的地位，害怕引起特德发火和左翼评论家的嘲笑是参加中心工作的强大障碍。我在这样的时候跳出来并且成了基思手下的副主任。

政策研究中心是官僚气最少的机构。管它叫"智囊团"并不合适，因为它没有使人联想起任何美国有名的大基金会的气势。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把中心叫作"鼓舞者、变革的载体和政治酶"。最先提出的社会市场方针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效果，最后悄悄地被人遗忘了，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为什么英国需要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的概念——像其他过于从字面上翻译的外来名词一样——被一些问题弄糊涂了。仅仅重新表述只有成功的市场经济才能维持社会进步，可能有这么简单吗？既然有高度的"社会保障"即调节，它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是市场经济呢？即使它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西德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对社会市场经济在以后一些年的实施情况都明显地表示了怀疑。

然后，中心干的事就是大量揭露政府干预造成的徒劳无益和自食恶果的后果。接着就发起在最高知识层进行公开政治辩论，目的在于实现变革，改变舆论氛围，改变对变革的"可能"性的看法。为了做到这点，必须再次借用艾尔弗雷德的另一句话，"敢于想不可想像的事"。过了不长时间，这种做法开始引起了一些风波。

基思决定要在１９７４年夏秋期间做系列演讲，他在演讲中将对已出现的错误进行自己的分析并指出应该采取的行动。第一次演讲于６月２２日星期六在阿普敏斯特进行，这次是为了吸引潜在的基金捐助者。艾尔弗雷德是主要的起草人。但是，和基思的所有演讲一样——除了那个重要的埃奇巴斯顿演讲之外——我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演讲——他没完没了地散发演讲草稿征求意见。他对所有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认真考虑，每个多余的字都删掉，从而使文字很精练。基思的演讲一向注重严谨的分析和精确的语言，重视的程度胜过讲话的风格。就整体而言，这些讲演是富有感染力的讲究修辞的作品。

这次演讲激怒了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因为基思把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所犯的错误混为一谈，统称为"３０年来社会主义式的时尚"。上一次敢于说这种话的人是１９４４年海克等的《走向农奴制的道路》。基思抢在一定会对他进行的批评之前，先发制人地承担了对于当时和以后保守党所犯错误应负的全部责任。他把过去一直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个个地拿出来批评。在谈到疯狂追求经济增长时他说："增长是好事，但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加快增长速度；更快的增长也许就像幸福那样、不应该是主要目标而是其他政策的一种副产品。"

他直率他说，公有部门一直在"耗费着私有部门创造的财富"，并对政府"投资"旅游业的价值和扩大大学的做法表示异议。他谴责社会主义者仇视利润并指出控制房租和提供公房对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危害。最后他谈到"混合经济的固有矛盾，这在主张共识者的眼里尤其不可饶恕"。这次短短的演讲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更多的内容还在后面。

基思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意避免把使英国受到很大损害的一些做法说成是恶意造成的，如过分庞大的国家开支、国有化、经济的管理控制、税收和工会权力等。相反，他认为，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出自良好的愿望。也许在这点上他是过于大度了，认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有高尚品格。但是，他的明显的真诚和博爱精神，连同他对过去３０年政治的毁灭性批判一起，增强了讲演的实际效果。８月间，他在利斯重新谈到这一问题。当时，我本人更多地参与了政策研究中心的活动，参加基思的会议，对他的见解发表看法，并且准备我自己在我最熟悉的教育和社会事务领域的意见和文稿。

从基思和艾尔弗雷德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重新阅读了有关自由派经济学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创新观点的著作。我还定期参加经济问题研究所的午餐会，那里有拉尔夫·哈里斯、阿瑟·塞尔登、阿兰·沃特斯等人——换言之，都是那些在我们执政期间出大差错时持正确观点的人——他们正在忙着为英国规划一条新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道路。我常常与道格拉斯·黑格教授一起吃饭，这位经济学家后来成了我的一个非正式经济顾问。

大约就在这时，我还结识了文雅风趣的戈登·里斯，他以前是电视制片人。他当时是保守党电视形象问题的顾问。我觉得他对电视这一媒体有着异乎寻常的见识。事实上，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大选前夕，我已经和那些我在担任保守党领袖的年代里非常倚重的人建立了大量的联系。

基思的系列政策演讲共有三次，最后一次于９月５日星期四在普莱斯顿举行。（当时他是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早些时候影子内阁就基思的观点进行了讨论，但未作结论。特德拒绝了基思提出的对经济进行全面重新估价和讨论的要求。基思决定，他的意见既不能就此被压制下去，也不能扔在一边无人理睬，他宣布他要就经济政策发表重要讲话。特德和我们大多数同僚都极力阻止他这样做。杰弗里·豪和我被认为是影子内阁中最可能影响他的两名成员，因而被派去设法说服他不要这样干，至少要降低他要讲的内容的调子：不管怎样，基思给我看了一份讲话初稿。这是一篇我所看到过的作出了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分析的讲话稿。我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就我所知，杰弗里也没有。普莱斯顿演讲至今应仍然被看作是为数不多的从根本上影响过一代政治家的观点的演讲之一。

这篇演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详细地陈述了货币主义的方针。它那忧郁的开场白说："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被通货膨胀毁灭的威胁。"这种说法通常会被看作为危言耸听。但当时通货膨胀率达１７％，且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使他们感到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只能使基思所说的历届政府都对通货膨胀达到如此地步负责的说法更具有爆炸性。他不接受影子内阁所持的观点，即通货膨胀是"进口"的，是全世界物价猛涨造成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过分增长的结果。他解释说，"松驰的货币政策和出现通货膨胀之间有几个月或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差。他也含蓄地——当然也是准确地——指责希思政府造成的刚刚开始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下一年还会增长到灾难性水平。他同样拒绝把收入政策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整篇分析细致入微而且咄咄逼人：

"仅仅把收入政策（我想仅仅这个词是对影子内阁官方路线的一个小的让步）作为抑制过量货币供应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方法，就像为了堵住一根漏水的管子不去关龙头而是试图堵住漏洞一样，堵了一个还会发现有两个……但是在今年以前很久，我们就知道所有这些论点了。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间我们处于反对党地位时，就曾使用过这些论点。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试图使用收入政策呢？我想我们拼命要信奉它是因为我们实在害怕它的替代物：合理的货币政策。"

（当然，我在１９６８年保守党政治研究中心的演讲中也接受了货币主义的分析，所以我感到这也同样适用于我。）

基思于是指出我们搞灾难性的１８０度大转弯的根本原因——害怕失业。当失业人数达到１００万时，希思政府感到紧张了。不过，基思解释说，这个失业统计有些水份，因为它包括"短期失业"——即有些人暂时没有工作，正在调换工作——还有一大批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是可以解雇的。同样，还有大量假失业，这些人在有收入的同时领取着救济金。基思指出，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不足，而不是过剩。他说，由于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可能会有暂时增加失业的危险，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并予以承认。但是要想压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本身就减少就业机会，以后基思和我将多次提到这一论点），货币量的增长就必须受到控制。基思没有争辩说如果我们的货币供应正常，那么其他一切都会正常。基思特别指出这不是他的观点。不过，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货币控制，我们就绝不能实现任何其他经济目标。

普莱斯顿演讲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他让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感到极为难堪。有些人仍然希望，关于可怕的社会主义的警告，加上暗示组织国民政府以及我们关于抵押贷款利率和地方税的新政策，就能使保守党重新执政——基思演讲当天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们领先工党两个百分点，这又助长了上述错觉。普莱斯顿演讲使基思的战略真相大白，因为很清楚，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并由特德·希思担任首相，就几乎不可能像基思鼓吹的那样对政策进行重估。基思本人很谨慎，他决定在威尔弗莱德街的政策研究中心里多花些时间而少去威斯敏斯特，因为这里他的一些同僚对他十分恼火。就我来说，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使我们党获胜的机会。在短期内，我准备尽我所能为我们的政策而斗争，为这些政策辩护是我的责任。从长远看，我确信我们必须使整个党跟上基思的思路，而且最好是在基思的领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