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邓丽君哭诉分手的电话一周后，西田匆匆飞到伦敦，来到了邓丽君的身边。时间是1984年的夏天。

西田这次到伦敦，一是因为挂念邓丽君，同时也是为录音做准备的。

邓丽君独自到西田住的酒店来看他。她像往常一样沉静，不过话更少了，精神也不大好。见此情形，西田不知该说什么好。

为方便上学，邓丽君在伦敦一个宁静的住宅区租了一间公寓独居。她的住处离市中心只有约十分钟的路程。西田很容易就找到了。

邓丽君住的虽然是公寓，但房子颇为宽敞。公寓里的客厅兼饭厅，容得下开一个小型会议。与此相连的是可以就地进食的厨房。步上几级楼梯，便是“阁楼”、书房和卧室。邓丽君在这里虽然居住不到四个月，但它却不像暂时的居所，而是颇有生活气息。窄小的厨房里，放着锅、平底锅、碗筷、调味品之类的东西。书房里横七竖八放着书籍、笔记本、字典和文具。客厅的窗前，插着橙和黄等暖色系列的花，花旁放了些橘子和柠檬。大约是她特别喜欢暖色的花朵和柑橘的果香，在她住的每一个家里都有着同样的陈设。这里和避暑山庄之类的酒店大不相同，这里独有一种暖暖的家的温馨。

邓丽君告诉西田，她每天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餐才上学，放学便回家，生活非常简朴。她个人对这种学生生活心满意足。实际上，她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白天离家上学，晚上在家预习、复习功课，星期天通常都是悠悠闲闲地待在家里，生活颇为惬意。

邓丽君身为歌手，职业上的自尊是很强的，但她几乎没有明星的傲气。明星常有的傲慢和任性，西田和他的同事在她身上都未发现过。站在摄影机前和舞台上的邓丽君，那种温文尔雅和可爱可亲的样子，和生活中的她本人是那么一致。

到了公寓后，西田随即向邓丽君打听分手的事。她为西田泡上茶，他们边品茗边谈心。

季节是九月初，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已没有夏日骄阳的灼热，室外的车声和人语偶尔传进来。

他们谈起了关于他的种种情况，邓丽君第一次沉静地在朋友面前谈起和他分手的事情。她表示，能成为他的妻子，成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会很幸福的。但抛弃了歌唱事业，她便不能欣然领略这种幸福。

西田明白了，他即使能够接受作为普通女人的邓丽君，也不能接受她的歌唱生涯。

“我是到处奔波的，就像吉普赛人。”邓丽君很有感触地说。

在西田看来，邓丽君和他分手，不过是一次恋情的结束，只要像安慰其他失恋的朋友那样，说句“还有下次哩！”便可以了。但对邓丽君来说，这不只是“恋爱结束”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不能接受她既是普通女性又是歌手的双重身份的这个事实，让邓丽君感到深深悲哀和遗憾。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邓丽君终其一生都在逃避着，从小时候的艰难选择就开始了。然而，无论她付出多少，现实却不因她个人的努力而改变。她终究摆脱不了千年的宿命，悲哀和无奈以及再次的躲避就时刻伴随着她。当她终于明白，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时候，她就开始了选择自己：自己能够把握的、自己喜欢的。

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那样的可亲，却又是那样的时时束缚着自己。邓丽君或许为了摆脱一直困扰着自己的“台湾因素”，才只身来到伦敦。在新的环境中，一切都可以重来，她已经决定从新的起点干一番事业。

邓丽君是个美食家，她喜欢吃，喜欢到外面进餐，甚至有时让人觉得她把吃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但她在伦敦却甘于过普通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自己做饭。“我现在是学生。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会做面条、做菜，花样可不少。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吃早饭，过的是普通学生的生活。”邓丽君不无得意地说。这天中午，邓丽君便为西田做了炒饭和台湾风味的面条。他们坐在长桌的两端共进午餐。餐具虽然并不齐全，但不由得使西田想起了他自己的学生时代。

邓丽君的歌声迷倒了包括西田在内的许多人，她的歌声美得让西田觉得，她生来就是为了让人欣赏她唱歌的。他很希望她继续唱下去，也只有邓丽君，才唱得出那样美的歌声。但他也知道，邓丽君如果不唱歌，她一定可以做个最出色的妻子、母亲。邓丽君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也正因为这，她才愈加烦恼。但她选择了唱歌，便只好放弃一个普通女性的生活方式了。

短短的三个月后，唱片公司开始在伦敦安排录音制作，邓丽君的惬意的学生生活也就结束了。

邓丽君在录音时，很希望能用与“披头四”有关的ＥＭＩ公司的亚比诺录音间。西田便到那里预约。录音间的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连声说：“你真幸运，简直非常幸运！‘披头四’用过的这个录音间，因为重建关系，马上便要关闭。你们是在这里录最后一次音的人。”他还补充道：“而且，我们知道邓丽君。”

这次意外的收获让邓丽君和西田喜不自胜。这个录音间最后一次录的音，竟是邓丽君的歌。“披头四”的全盛时期，他们才十来岁。可是，他们都喜欢“披头四”。这次录音就是一次很好的纪念了。这次，邓丽君录的是《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