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念建筑系的第二年，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少去上课。这和我失去我的美丽模特儿，继而陷入孤独的忧伤有多大关系？有时我根本不离开我们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待在家中看一整天书。有时我带一本厚书（《着魔者》、《战争与和平》、《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课堂上读。“黑玫瑰”消失后，我的画画乐趣持续减退。在画布或纸上作画，挥洒油彩的时候，我不再有玩乐的感觉，不再感觉到小时候那种胜利的情绪。画画一开始是一种快乐的孩童游戏，如今不知何故，我慢慢丢失了此种欢乐，不知将被什么东西取而代之，使我被不安的浓雾所吞没。离开画画而生存，无法逃脱人们所谓“生活”的真实世界，就跟坐牢没有两样。恐惧击溃了我——而且如果我抽烟过量——使我呼吸困难。在日常生活中接不上气，我觉得就要溺毙。我渴望伤害自己，否则就是逃离这堂课，这所学校。

尽管如此，我有时仍去我的画室，尽量不去想我那带着杏仁芳香的模特儿，或是反其道而行，再画一幅画像召唤她。但是却缺少了什么似的。我错在自以为画画仍能提供我属于孩子才享受得到的乐趣，而我却不再是孩子。画到一半，我看出画将如何进展，断定它不够好，于是半途而废。这些一阵阵的迟疑不决使我得出结论，为了让每幅新的画带给我小时候那样的快乐，我必须在下笔之前确定我的目的。或许到目前为止，画画的时候始终让我觉得快乐，因此不了解作画必须吃苦头，此种痛苦事实上可能有助于我的画。

看见我的不安扩散到其他兴趣，也使我担心：过去几年我声称建筑是“一种艺术”，现在却认识到，建筑同绘画一样不能提供我什么。小时候我不曾对建筑特别感兴趣，除非拿方糖和木块玩耍也算数。而科技大学多半乏味的老师们骨子里是工程师，对建筑毫无玩乐感，亦无创造乐趣，因此上他们的课开始像在浪费时间，使我不能专心做我真正该做的事情，过我认为我该过的“更真实”的生活。出现这些想法时，我周遭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布幕——我听讲的课，我渴望响起的下课钟，在课堂上走动的老师，课间休息时间开玩笑，抽烟的学生——他们都成为自己的幽灵，像我一样困在这个空洞、虚幻、痛苦的世界，只许我痛恨自己，透不过气。我觉得规定的时限悄悄溜走，我的目的地向后退去，就像我梦里经常出现的情景。为了摆脱这场恶梦，上课时我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为教授、用心听讲的学生画素描，写有关上课情况的讽刺诗、模仿作品、简单的押韵对句……不久，我有了一群急切等着看下期连载的读者，尽管如此，我强烈地感觉到时光的流逝，害怕自己如今的生活更没有意义。当我走进塔斯奇斯拉的建筑系，打算待一整天，却又在一个钟头后夺门而出（顾不得踩了人行道上的石板缝隙），扑到外面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去。

塔克西姆和帖佩巴丝之间的后街，小时候母亲和我搭乘小巴回家经过的这些地方，对一个六岁孩子来说有如远方的国度——亚美尼亚人精工建造的佩拉地区，当时依然矗立——现在我开始探索这些地方。有时我从建筑系馆直接去塔克西姆，搭上任何一班公车，去我想去或我的双脚带我去的地方：卡辛姆帕萨的陋街窄巷；初次造访时让我觉得虚假、像拍片场景的巴拉特；因新来的移民以及穷困潦倒而变得面目全非的希腊和犹太区；非常穆斯林、非常明亮的于斯屈达尔后街，一直到1980年代依然处处是木造房屋；寇卡穆斯塔法帕萨神秘古老的街道，被草草兴建、模样阴森可怖的水泥公寓糟蹋；法蒂赫清真寺的美丽庭园，总是令我欢喜；巴鲁克尔的周遭地区；库图鲁斯和费里克伊的街区，越来越穷的同时，似乎也越来越古老，让人感觉中产阶级家庭在那儿已有数千年之久，根据压迫人民的政府的要求，改变语言、种族、宗教（事实上仅有五十年）；伫立在低坡处的较贫穷区（就像在奇哈格、塔尔拉巴西和尼尚坦石）——我漫无目的地穿越这些地方。一开始的目的是毫无目的，逃离人人有一份工作、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的世界。但是在探索城里的一堵堵墙、一条条街的时候，我仍把自己愤怒、罪恶的忧伤注入其中。直到现在，当我碰巧路过同样的街道，看见街坊的喷泉废墟，或是看上去比我记忆中更老旧的拜占庭教堂（“全能之主”〔Pantocrator〕，“阿亚索菲”）坍塌的墙垣，或者是沿着巷子看下去，看见某清真寺的一面墙和马赛克瓷砖墙的丑陋公寓之间波光粼粼的金角湾，我便想起第一次从相同的角度看相同的景色时愁绪万千，发现如今景色看起来如此不同。并不是我的记忆有误——当时景色看上去愁绪万千，是因为我本身愁绪万千。我的灵魂注入了城市的街道，如今仍住在其中。

如果我们长时间住在城里，对它的风光怀有最真挚、最深刻的感情，终有一天——就像一首歌使人想起失去的爱——特殊的街道、影像和场景亦将如此。或许因为第一次看见如此多的邻里后街、如此多的山顶风光，是在失去找杏仁香味的爱人后独自漫游之时，于是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似乎是个忧伤之地。

当爱失去不久，我看见我的情绪反映在各处。满月成了钟面，万事万物都是之后出现在梦里的符号。1972年3月，我搭上小巴（如同我和“黑玫瑰”做的一样），在我想下车的地方——当时还可以这么做，此时指的是加拉塔桥——低沉阴暗的天空一片灰紫色。看上去仿佛即将下雪，桥上的人行道空荡荡。看见桥在金角湾一侧的木梯，我走下码头。

此处有艘小渡轮即将离开。船长、机械工、绳索操作员都聚集在楼梯平台上，像客轮的船员，问候为数不多的乘客，他们在抽烟、喝茶、聊天。上船的时候，我适应新环境，也问候他们，立刻感到身穿暗色外套、头戴小帽、围着围巾、提着网兜的同船乘客们就像是我的旧识，我只是天天搭这艘渡轮来往于金角湾的另一个通勤者。船悄悄地运转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种归属感，这种坐在城市中心地带的感受，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于是我还感受到其他东西。在我们头顶上方的桥面上（我可以看到桥上的银行广告和电车的天线）和城市的主要大街，时间是1972年3月某日中午，但是在底下的这个世界，我们却属于一个更古老、更宽广、更沉重的时代。在我看来，走下阶梯，搭上偶然发现的渡轮，我似乎走回三十年前，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与世界更隔绝，也更贫困，与它的忧伤几乎更调和。

透过甲板后方抖动的窗户，我望着金角湾的码头缓缓流过，被古伊斯坦布尔时代的木造房屋覆盖的山丘，以及种满柏树的墓园；胡同、黑色的山丘、船坞、生锈的船壳；绵延不绝的小工厂、商店、烟囱、烟草仓库；坍塌的拜占庭教堂；雄立于破街窄巷上方的奥斯曼清真寺；翟芮克的“全能之主”教堂；席巴里的大烟草仓库；甚至远方法蒂赫清真寺的影子——透过模糊、抖动的船窗，这幅正午的场景犹如我在支离破碎的老电影中看见的伊斯坦布尔风光，像午夜一样黑暗。

渡轮的引擎声像我祖母的缝纫机，接近码头时突然中断。窗户停止抖动，金角湾平静的海水，提着五十个篮子和公鸡母鸡上船的老太婆，希腊旧区的窄街，后方的小工厂和仓库、桶子、旧车胎、在城里漫游的马车，这一切看上去就像百年前精心描绘的黑白明信片。渡轮离开岸边，窗户又开始抖动，我们朝对岸的墓园驶去，此时从船烟囱冒出的黑烟让景色笼罩在忧伤中，看上去更像一幅画。有时天空似乎黑沉沉的，而后，就像影片的某一角忽然冒出红光，寒冷的雪光突然出现。

这是不是伊斯坦布尔的秘密——在辉煌的历史底下，贫困的生活、对外的古迹与美景、贫穷的人民把城市的灵魂藏在脆弱的网中？但我们在此处折回原点，因为不管我们提起有关城市本质的什么，都更多地反映我们本身的生活与心境。除了我们本身之外，城市没有其他的中心。

那么1972年3月那天逃课，搭那艘老船一路沿着金角湾到埃于普，我是怎么觉得跟我的伊斯坦布尔同胞们融为一体的？或许我希望说服自己，与城市浩大的“呼愁”相比，我本身的悲伤以及对绘画的热爱——我以为这种热爱将持续一生——的丧失已不足为道。观看更潦倒、更破落、更凄惨的伊斯坦布尔，使我忘掉自己的痛苦。但这么讲等于跟土耳其通俗剧的模式一样，就像片子一开头便已为忧伤所苦、注定失去“生活与爱情”的主角，拿城市的忧伤为自己的忧伤辩解是行不通的。事实上，我家人或朋友圈当中没有任何人把我想当个诗人画家的志愿当一回事。至于城里多数的诗人和画家，他们的眼光紧盯着西方，遑论看见自己的城市——他们竭力迈向现代化世界，属于电车和加拉塔桥上银行广告的世界。我尚未习惯于城市庄严的忧伤——由于我的内心是个快乐调皮的孩子，我可能是离它最远的人。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拥抱它的欲望；当心里感觉到它时，我朝反方向跑去，躲到伊斯坦布尔的“美景”中。

我们何必期待一个城市让我们忘却心灵伤痛？或许因为我们情不自禁地爱我们的城市，像一个家庭，但我们仍得决定爱城市的哪个部分，想出爱它的理由。

渡轮接近哈斯廓伊，我悲伤困惑地想道，倘若我觉得和我的城市血肉相连，那是因为她让我获得比课堂上更深刻的学问与体会。透过抖动的船窗，我看见破败老旧的木造房屋；费内尔的希腊区，因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仍半废弃；在这些建筑废墟中，乌云下显得更神秘的托普卡珀皇宫、苏莱曼清真寺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山丘、清真寺和教堂剪影。在古老的石块和古老的木造房屋之中，历史和废墟得以和解；废墟滋养生命，给予历史新的生命；倘若我对绘画快速熄灭的爱不再能拯救我，那么城里的贫民区似乎无论如何都准备成为我的“第二个世界”。我多么渴望属于这片诗意的骚乱！就像我沉缅于自己的想像世界，以便逃离祖母的房子和乏味的学校，而现在，对学习建筑已感到厌倦的我沉缅于伊斯坦布尔。于是我终于放松下来，接受赋予伊斯坦布尔庄严之美的“呼愁”，她命中注定的“呼愁”。

我很少空着手回到真实世界。我带回不再流通的锯齿状电话代币，或某种我跟朋友戏称可当“鞋拔或开瓶器”使用的物体。而后带回从千年老墙上掉下来的砖块破片，一叠沙俄纸钞，当时城里每家旧货商部都有很多，或带回三十年前倒闭的某家公司的印章，街头摊贩的秤砣，几乎每趟路程结束都会不由自主前往沙哈发尔二手书市买下的廉价旧书……我热衷于伊斯坦布尔的相关书籍杂志——任何类型的印刷品、节目单、时刻表或票券，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料，我开始收集它们。一部分的我知道我无法永久保存这些东西：玩一阵子之后，我便忘了它们。因此我知道我肯定无法成为永不满足的疯狂收藏家，或像科丘一样如饥似渴的知识收藏家，尽管我在初期告诉自己这一切终将组成一项大事业——一幅或一系列画，或者当时正在阅读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马斯·曼作品之类的一部小说。有时候，当每一件奇特纪念物都充满失落大帝国及其历史残迹的诗情忧伤，我想像自己是惟一揭开这城市秘密的人。我在观看金角湾渡轮的窗外景色时领会到这一点，现在我拥抱的城市归我所有——从来没有人像我现在这样看它！

一旦掌握此种新的诗情观点，我便满腔热情地追踪与城市相关的所有一切。在此种心境下触摸的每件事物，每一片段的知识，每件文物，都像是艺术作品。趁我振奋的情绪尚未平息，容我描写这件很平常的事物，那艘窗户抖动的渡轮。

它叫“科卡塔斯”。1937年与它的姊妹船“萨里耶”一并建造于金角湾的哈斯廓伊造船厂。它们安装的两个引擎制造于1913年，回收自一艘名叫“尼梅突拉”的游艇，从前为希尔米·皮萨所有。我们能不能从抖动的窗户推断出引擎不适合渡轮？这些细节让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伊斯坦布尔人，使我的忧伤更加深刻。我在埃于普下船，之后，“科卡塔斯”小渡轮继续效劳十二年，1984年才功成身退。

从漫游带回来的物件，让自己“迷路”的企图——几本旧书，一张电话卡，一张旧明信片，或一则关于城市的古怪信息——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证明我的漫游是“真真切切”的。就像柯勒律治的主人公，醒来发现手中握着梦里的玫瑰，我知道这些物件并不属于小时候让我心满意足的第二个世界，而是属于合乎我的记忆的真实世界。

“科卡塔斯”放我下船的埃于普，它的问题出在这个位于金角湾尽头的完美小村庄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切。作为内省、神秘、宗教、如画、玄学东方的形象，她相当完美，宛如旁人的梦幻，是矗立在城市边缘的某种土耳其东方回教迪斯尼乐园。是不是因为她位于旧城墙外，因而不受拜占庭影响，也没有你在城里其他地方看见的多层次混乱？高高的山丘是否让这里的夜提早降临？或者出于宗教与玄学的谦卑，埃于普决定保留她的小建筑，与大伊斯坦布尔保持距离，保持她复杂的力量——从尘土、铁锈、烟雾、残骸、裂纹、废墟、污秽汲取的力量？埃于普何以如此接近西方的东方之梦，让每个人如此爱她？是不是因为它能够持续从西方世界以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汲取好处，同时却又与中心、官僚、国家机构和建筑保持距离？这正是洛蒂喜爱此地、终而定居此地的原因——因为她未遭破坏，是东方的完美形象——而她之所以令我厌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来到埃于普，从金角湾的废墟和历史袭来的甜美忧伤便随风散尽。我慢慢懂得，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于是，为了鼓舞自己，我离开埃于普，到其他地区闲逛，寻找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