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在预备学校学英语那年算在内，我在罗伯特学院共待了四个年头。我的童年在这段时间宣告结束，我发现世界远比我心中怀疑的更令人迷惑、更无法触及、更遥远。整个童年我都跟关系紧密的家人待在一栋屋子、一条街、一个邻里，对我而言这就是世界中心。在我读中学以前，我的教育并未努力纠正我的观念：我个人的和宇宙的中心，给外面的世界制定了标准。如今上了中学，我发现我其实不住在世界中心，我住的地方不是——这更令人痛苦——世界的指标。发觉自己在世界上脆弱的角色，以及这世界的浩瀚无边（我喜欢创办学院的美国新教徒建造的图书馆，迷失在天花板低矮的迷宫中，呼吸扑鼻的旧纸味），使我觉得更孤单更脆弱。

一则，哥哥已不在这儿。我十六岁时，他去美国上耶鲁大学。我们或许打架打个不停，但我们也是心灵伴侣——对周遭世界加以讨论、分门别类、定位、褒贬——我跟他的情谊甚至比父母更牢固。撇开永无止境的竞争、辱骂、痛揍——对激发我的想像力并助长我的懒散贡献良多——我几乎没什么理由抱怨。但是，尤其当忧伤降临的时候，我便思念起他来。

我内在某个核心似乎已经崩解。但我的脑袋无法捉摸此核心的位置所在。似乎因为如此，使我无法全心致力于学习、家庭作业或其他任何事情。有时候，不再能不费气力地名列全班之冠，使我感到伤心，但我仿佛已经丧失为任何事过度难过或高兴的能力。小时候认为自己快乐时，人生就像丝绒一样柔软，像童话故事一样有趣。到了十三四岁，这幻想化成碎片。我不时设法全心相信其中一块碎片，于是决心将自己完全交给它，却发现自己再度漂流——就像每年学期开始，我决定在班上名列前茅，却达不到目标。有时候世界似乎越来越遥远，此种感觉在我的皮肤、我的脑子、我的触角最机警的时候最是深切。

这一切混乱当中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性幻想，提醒我还有一个让我容身的另一个世界。我所知道的性不是能与另一人分享的东西，而是你独自一人创造出来的梦想。就像我学会识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设定的机器为我念出每个字来，现在有部新机器几乎可从任何东西当中提取性的梦想或短暂欢乐，以鲜明清晰的色彩刻画引人遐思的场面。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这部机器靠我所认识的每个人、我在报刊杂志看见的每张图片滋养，将指定细节剪贴成为性幻想后，我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而后被内疚感淹没时，我想起和从前两个中学同学（一个很胖，另一个有口吃）的谈话。口吃者结结巴巴地问我：“你做过吗？”是的，中学我就已经做了，但因为极其羞愧，我只能喃喃说出一个可能肯定也可能否定的答复。“噢，你不应该，绝不该！”口吃者叫道。想到像我这种聪明、沉默、用功的人如此堕落，使他脸红。“自慰是可怕的习惯，一旦开始做，就没完没了。”这时，我想起我的胖子朋友带着痛心悲哀的眼光注视我——虽然他也悄声劝告我不要自慰（我们之间称之为“三十一”），因为他也发现了这剂成瘾药物。现在他相信自己注定下地狱，就像知道自己注定肥胖，因此他面带服从上帝旨意的表情。

这些年的回忆当中还有一件事引发了相同的内疚与孤寂，在我上科技大学读建筑时持续下去。但这称不上新习惯：打从小学开始，我就有逃课的习惯。

最先是无聊感，或是对某种凭空想像却没人察觉的缺点感到羞耻，或只是知道那天若去上学会有太多事要做。原因或许和学校无关，我父母之间的争执，纯粹只是懒惰或不负责任、生病而待在家中厚颜无耻地让人照顾；必须背诗、想到被某个同学欺负，还有（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沉闷、忧伤、存在主义式的消沉——这些也被拿来当借口。有时我逃课是因为我是家中宠儿，因为当哥哥独自去上学时，我单独待在自己房间做事好得多。除此之外，我一直知道我永远无法像我哥哥一样成绩优秀。但是还有某种更深的东西，跟我的忧伤来自相同的源头。

正当我祖父留下的遗产即将花光时，我父亲找到一份日内瓦的工作。那年冬天他跟我母亲一道过去，把我们交给祖母照顾，在她优柔寡断的管理下，我开始认真逃起课来。我当时八岁。每天早上，伊斯梅尔按铃带我们去上学，我哥哥便带着书包出门，而我则找借口耽搁：我还没收拾书包，我刚刚想起我忘掉的事情（祖母能不能给我一里拉？），喔，还有，我肚子痛，我鞋子湿了，我得换件衬衫。我哥哥很清楚我在搞什么鬼，他不希望上学迟到，便说：“咱门走吧，伊斯梅尔。你可以稍后回来接奥尔罕。”

我们的学校从家里走路四分钟。伊斯梅尔把我哥送去上学，再回来接我的时候，课即将开始。我的脚步拖得更慢，责怪别人把东西搞丢或没把东西准备好，假装肚子疼得厉害，因此没注意到伊斯梅尔按铃。这时，由于这一切谎言和诡计让人紧张，且多亏他们每天早晨让我喝的鬼牛奶（滚烫，腥臭味仍留在鼻孔里），我真的开始有点肚子痛。不一会儿，我那豆腐心肠的祖母便让了步。

“好吧，伊斯梅尔，实在太迟了，都敲钟了，我们还是把他留在家里吧。”然后她扬扬眉毛，转过身来对我说：“但是听着，明天你非去学校不可，懂吗？否则我就叫警察。我要写封信给你爸妈。”

几年后读中学，没人检查我的行踪，逃起课来更有意思。由于在街头每走一步都在抵偿我的罪过，我更有能力欣赏这种经验，得以看见只有真正漫无目的、游手好闲的傻子才会注意到的东西：那边那位妇女戴的一顶宽边角帽、尽管天天经过却被我错过的焦脸乞丐、在店里看报的理发师和学徒、对街公寓墙上的果酱广告女子、在塔克西姆广场运转的钟——它的形状像猪形存钱罐，若不是经过它的时候看见工人正修理它，我便可能完全错过——空空如也的汉堡店、奇哈格后街的锁匠、旧货商、家俱修理商、杂货店、邮票商、音乐店、古书店、尤克塞卡帝林的刻印店和打字机店，一切都和我小时候同母亲漫步这些街道时一样真实、美妙，一样耐人探寻。街头满是贩卖“芝米”、炸贻贝、肉菜烩饭、栗子、烧烤肉丸、鱼饼、小面团、“艾兰”（ayran，一种优酪乳饮料）、冰镇果汁的小贩，什么东西投我所好，我就买来吃。我站在街角，手里拿一瓶汽水，看着一群男生踢足球（他们跟我一样逃课，或根本没上学？）。我沿着从没见过的巷子走去，感受到片刻的愉悦。有时我瞥瞥表，心想着此时学校发生的事情，我的内疚使我的忧伤更为强烈。

中学那几年，我探索别别喀和欧塔廓伊的后街，鲁梅利堡垒四周的山丘，以及鲁梅利堡垒、欸米甘和伊斯亭耶当时仍在使用的停靠站，还有渔夫的咖啡馆以及四周的停泊站。我搭渡轮前往当时行驶渡轮的每个地方，享受渡轮提供的一切乐趣，饱览博斯普鲁斯的其他城镇——在窗口打盹的老妇人，快乐的猫儿，后街的希腊旧屋，你仍能发现这些房子清晨不锁门。

犯罪之后，我往往决心回归正途：做个好学生，更常画画，去美国念艺术，不再作弄我那些尽管心地善良却都成了讽刺漫画的美国老师们，不再惹恼我那些暮气沉沉、心怀叵测、惹我恼火的土耳其老师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内疚把我造就成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那些日子里，在我生命中的成年人当中最普遍的罪过——这些是我最无法饶恕的罪过——是不诚实与不真诚。从他们问候彼此的健康，到他们威胁我们这些学生的方式，从他们的购物习惯，到他们彬彬有礼的论调，在我看来，他们生活中的一切表现都表里不一，而那种“生活经验”——他们老是跟我说我不具备这东西——意味着过了某种年纪能轻而易举地装模作样、八面玲珑，而后安坐下来装无辜。请别误解，我也耍弄过许多伎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撒过一大堆谎，但事后，强烈的罪恶感、惶惑不安、惟恐被发现的恐惧深深苦恼着我，一度使我怀疑自己再也无法觉得安稳和“正常”，这使我本身的谎言和伪善具有某种重要性。我决心不再说谎或伪善，并不是因为我的良心不许可，或因为我认为撒谎和表里不一是同一回事，而是因为伴随过失而来的不安使我忍无可忍。

这些折磨，越来越强烈的折磨，不仅在我弄虚作假后才出现，它们随时可能袭来：和朋友说俏皮话、独自在贝尤鲁排队看电影、和我刚认识的漂亮女孩牵着手的时候。一只大眼不知从哪儿荡来，悬浮在我眼前，像某种监视器，无情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付钱给卖票亭的女人，牵了漂亮女孩的手后找话说）以及我说的每一句老套平庸、言不由衷的蠢话（“请给我一张《俄罗斯情书》的电影票，中间座位。”“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派对吗？”）。我同时是自己的电影导演和主角，既身在其中，也同时从嘲弄的远处观看。一旦撞破自己，我只能维持几秒钟的“正常”神态，随后便坠入痛苦不安的深渊，为自己的格格不入感到羞愧、担心、惊恐、害怕，仿佛有人把我的灵魂像摺纸般一摺再摺，沮丧加剧的同时，我感到我的心开始摇摆不定。

这事发生时，除了走进房间把门关上别无他法。我躺下来，回顾自己的虚伪，暗自念叨令人羞愧的道学八股，一遍又一遍。惟有拾起纸笔或画点东西，我才得以跳离回圈，惟有画下或写下我喜欢的东西，我才得以恢复“正常”。

有时候，即使没做错什么，我也会发现自己是个赝品。从橱窗里瞥见自己，或者看完电影后，坐在贝尤鲁某家城里无所不在的汉堡店或三明治店的一角吃一份香肠三明治的时候，从对墙的镜子看见自己，觉得自己的倒影过于真实、过于露骨，叫人无法忍受。这些时刻如此残酷，让我恨不得死去，但我却继续痛苦地大嚼我的三明治，注意到自己活像是戈雅画中吃掉自己儿子的巨人。倒影是一种纪念物，纪念着我的罪行，证实我是面目可憎的家伙。不仅因为贝尤鲁后街无照妓院的接待室墙上挂着同样的加框巨镜，我之所以嫌恶自己，是因为周遭的一切——我头顶上赤裸裸的灯泡，肮脏的墙壁，我坐的柜台，餐馆无精打采的颜色——诉说着如此的荒废与丑陋。于是我知道，没有任何快乐、爱或成功等待着我。我注定过着漫长、无聊、平庸无奇的生活——尽管忍受着这种生活，大片时间却已在我眼前慢慢死去。

在欧美，快乐的人过着像好莱坞电影中美好、有意义的人生，至于世界其他各地，包括我本人，我们注定在破旧、落魄、平庸、漆得拙劣、东倒西歪、质量粗劣的地方过日子，我们注定过着微不足道、二等公民、受人歧视的生活，我们的所作所为永远得不到外界注意——我慢慢地、痛苦地让自己准备接受这命运。惟有伊斯坦布尔的大富翁们能像西方人那样生活，而这似乎是以极度的缺乏灵魂和矫揉造作为代价，因此我开始爱上忧伤的后街。周五和周六傍晚，我独自漫步其间，去看电影。

但是在自己的世界生活的同时——不与任何人分享地看书、画画、熟悉后街——我也结交恶友。我加入一批父亲搞纺织业、矿业、其他工业的男孩行列。这些朋友驾着他们父亲的奔驰车往来于罗伯特学院，每回经过别别喀和希什利看见漂亮的姑娘，便慢下来邀她上车，倘若打算“把她捞到手”——以他们喜欢的说法——他们就开始梦想眼前的伟大性冒险。这些男生年纪比我大，却完全没有脑子。他们周末到马奇卡、哈比耶、尼尚坦石和塔克西姆捞更多女孩上车。每年冬天，他们跟就读私立外侨中学的其他人去乌鲁山（Uludag）滑雪十天，夏天他们设法认识在苏阿蒂耶（Suadiye）和埃伦寇伊避暑的女孩。有时我跟着他们出去猎艳，我诧异地发现，有些女孩可以一眼看出我们跟她们一样都是无害的孩子，于是毫不畏惧地上了车。有一回，两个女孩钻进我坐的车，好像坐上陌生人的豪华轿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跟她们随意交谈，大伙一块儿去俱乐部喝柠檬汁和可口可乐，然后各奔东西。除了这些跟我一样住尼尚塔石、经常一道玩扑克牌的朋友之外，我还有另一些偶尔下棋、打乒乓球或聚在一起谈论绘画和艺术的朋友。但我从未介绍他们给彼此认识，或跟他们同时见面。

跟每一个朋友在一起时，我都是另一个人，有着另一种幽默、另一种声音、另一种道德准则。但我从未故意成为变色龙，并未选定任何聪明狡猾或玩世不恭的计划。大部分时间，这些分身在我跟朋友聊天、对他们说的话感到兴奋时自动出现。能轻易与每一种人和平共处，使我未产生我在许多朋友身上看到的不满情绪——我二十岁时，它已治好了我愤世嫉俗的毛病。我对某事一有兴趣，一部分的我便全心拥抱它。

但严肃的兴趣并未治好我想嘲弄每个人、每件事的冲动。当罗伯特学院的同学们对于我悄悄告诉他们的下流笑话比对老师的讲课更感兴趣时，我很高兴被人肯定是个说故事好手。我的笑话主要针对乏味的土耳其老师们，他们有些对自己在美国学校教书感到不安，担心我们当中的“特工”向美国人告发他们。有些土耳其老师则喜欢大谈民族主义，和美国人相比，他们看起来呆滞、萎顿、苍老、沉闷，因此我们觉得他们不仅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他们自己或生命本身。与和善好心的美国老师相反，他们的第一个念头老是要我们背课文，否则就处罚我们。我们痛恨他们的官僚心态。

美国人大都比较年轻，凭一股热忱教他们的土耳其学生，以为我们远比实际的我们单纯天真。他们阐述西方文明奇迹时的狂热，令我们哭笑不得。有些来到土耳其，希望教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儿童识字，他们多半是出生于1940年代的左派分子，给我们朗诵布莱希特，拿马克思主义分析莎士比亚，甚至给我们念文学作品时，也要证明万恶之源是误入歧途的好人创造出来的社会。有个老师经常特意说明好人拒绝向社会低头的下场，经常用“他是被迫”这句话，几个爱胡闹的同学老是说：“没错，先生，你是被迫。”老师始终搞不清有个土耳其词发音像“被迫”，意思却是“阴阳怪气”。全班暗笑的时候并不是在侮辱他，但我们都承认对美国老师隐藏着不满。我们胆怯的反美主义与当时的民族主义左派情绪互为一致，学校里表现优异、拿奖学金的安纳托利亚男孩对此最感忧心。他们通过艰难的考试才赢得就读这所贵族学校的权利，这些优秀用功的男孩大都出身乡下穷人家庭，虽然从小梦想着美国文化与自由土地——他们最渴望有机会念美国大学，或许定居美国——越战却使他们反感，因此未能幸免于不满的情绪，时而对美国人气愤不已。这一切并未特别困扰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以及我那些富家子弟的朋友们，对他们而言，罗伯特学院只是迈向未来的第一步，他们理所当然地等着成为全国各大公司的经理和老板，或某家外国大公司的土耳其代表。

我不确定将来做什么，但如果有人问起，我便说我要待在伊斯坦布尔读建筑。这不仅是我的主意，不久前，我家人已就此达成共识。因为我跟祖父、父亲和伯父一样头脑好，我也该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念工程，但由于我热衷于绘画，于是决定我更适合在同一所大学读建筑。我记不得是谁先把这种简单逻辑应用在我的前途问题上，但我念罗伯特学院时，这个计划已经确定，我也把它当做我的计划。我不曾有过离开城市的想法。不是因为热爱我住的地方，而是由于不肯抛弃使我懒于尝试新鲜事物的房子和那些习惯。当时我开始发现自己是那种可以永远穿同一套衣服、吃同一种食物、一百年也不会厌烦的那种人，只要能在个人的想像世界中筑梦狂想，便已足够。

当时我父亲是土耳其液化气大公司“艾嘎兹（Aygaz）”的负责人，因此常说他得去布约克迪尔视察贮藏库，或查看正在安巴利（Ambarli）兴建的加油站。我们周日开车去那儿兜圈，或前往博斯普鲁斯，或出去买东西，或看望我祖母——不论什么理由，他都让我坐上车（一部德国福特车，“1966陶奴斯”），拧开收音机，然后一脚踩下油门。周日驾车漫游的时候，我们谈论人生意义，以及我该如何处理我的人生。

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初，伊斯坦布尔周日早晨的大街一片空旷，我们开车穿越我从未见过的地区、听“西方轻音乐”（披头士、西尔维亚·瓦丹、汤姆·琼斯之类）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一个人最好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钱绝不是目标，但快乐若取决于它，则可把钱当作达成目的的手段。或者他告诉我，有回离开我们去巴黎，他在饭店里写诗，还把瓦雷里的诗译成土耳其文，但几年后去美国，他放诗和翻译诗的提箱被人偷走。音乐随着街道起起伏伏，父亲也随着节拍调整他的故事，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告诉我的一切——1950年代在巴黎街头见过萨特多次，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如何建造起来，他最先几次的生意失败。他不时停下来观赏风景或人行道上的美丽女子，我聆听他柔和低调的见解与忠告，注视灰暗的冬日早晨掠过挡风玻璃的景色。看着越过加拉塔桥的车、仍伫立着几栋木头房子的后街坊、狭窄的街道、直奔足球赛的人群或拖着运煤船沿博斯普鲁斯而下的窄烟囱拖船，我听着父亲口气睿智地告诉我：听凭自己的直觉与热情十分重要。他说，人生其实很短暂，如果知道自己这一生想做什么，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事实上，一辈子写作、画画的人，能够享受更深刻、更丰富的人生。我一面凝神倾听他讲的话，这些话也跟我看见的东西融为一体。不久，音乐、窗外闪过的景色、父亲的声音（“我们在这儿转头，好吧？”他问道。）和狭窄的卵石路都合而为一，在我看来，这些根本问题虽永远找不到解答，但提出这些问题总是好事。真正的快乐与意义存在于我们永远找不到，或许也不想找到的地方，但是——无论是追求答案，或仅仅是追寻享受与深情——追求本身的重要性却不亚于目标，提问本身就像车子、屋子、渡轮窗外的景色同等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就像音乐、艺术和故事般有起有落，终而走到尽头。但那些与我们同在一起的生命，仍存在于眼前流动的城市景色，有如从梦中摘下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