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皮纳与雅哈亚一同长途散步，穿过伊斯坦布尔最贫穷的居住区。二战期间坦皮纳独自重访，回忆从前漫步通过“介于寇卡穆斯塔法帕萨与城墙之间的广大贫民区”使他受益良多。戈蒂耶在这些地区感觉到1853年笼罩于城市的阴霾。坦皮纳和雅哈亚在羞辱的“休战年间”展开他们的漫游。这两位土耳其大作家首次上路，已是奈瓦尔和戈蒂耶来访的七十年后，这两位法国朋友的作品深受他们敬仰。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逐渐丧失了巴尔干半岛与中东领地，版图越来越小，直至终于消失，支持伊斯坦布尔的收入来源中断。一战中死亡人数达数十万，尽管逃离巴尔干新共和国种族灭绝政策的穆斯林难民源源不断，城市的人口与财富却都大为减少。同一时期，欧洲与西方由于科技突飞猛进而越来越富有。伊斯坦布尔越来越穷，丧失国际地位，成为备受高失业之苦的穷乡僻壤。我小时候并不觉得自己住在国际大都会，而是住在某个贫穷的省城。

坦皮纳写“漫步于贫民城区”，不仅是描述他自己最近的造访以及从前的漫游。这些漫游的目的不仅让他本身重新认识伊斯坦布尔最贫穷、最偏远的地区，也是试图让自己逐渐适应住在贫穷国家的事实，住在一个在世人眼中不再重要的城市。于是，探索贫民区的风光等于道出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本身即是贫民区的事实。坦皮纳详细描写我儿时熟悉的烧毁的街道、废墟和塌墙。后来在漫游期间，他听见女人的声音（出于习惯，坦皮纳称之为“来自后宫的叽喳声”）从“一栋尚未分崩离析的阿布杜勒哈米德时代木造大别墅”传来，但为了与他给自己制定的政治文化方案接轨，他不得不说这些不是奥斯曼的声音，而是在城里新兴的家庭手工业——“制袜厂或编织厂”中干活的穷人家妇女发出的声音。坦皮纳在每一页重复“我们大家从小都知道”的句子，他描述住在附近的拉西姆曾在专栏中提及“葡萄棚架成荫的喷泉，在阳光中晾干的衣服，猫狗相伴，小清真寺与墓园”。坦皮纳最先在奈瓦尔和戈蒂耶关于贫民区、废墟、破旧的住宅区所作的精辟观察中发现忧伤，于是将之转化为本土的“呼愁”，通过它去领略当地的景致，特别是现代职业妇女的日常生活。

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否充分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但他知道他在这些“孤立”地区的破街僻巷所发现的烧毁的土地、厂房、仓库和东倒西歪的木造别墅，带有某种特殊的美及重要性。因为在同一篇文章中，坦皮纳写道：“我将这些残败的街区当成一个象征。惟有时间与历史剧变能够赋予街区此种面貌。其居民得蒙受多少征服、多少败战、多少苦难，才得以创造出眼前的景象？”

现在我们得以回答或许已酝酿在读者心中的问题：假使他们一心想着奥斯曼帝国的毁灭，一是伊斯坦布尔在欧洲眼中的衰微，一是各个重大损失所唤起的忧伤——“呼愁”，为何不把这种奈瓦尔式的苦难转化为十分般配的“纯诗”？在奈瓦尔的《奥丽莉亚》中，当他失去所爱，忧伤加深，我们能够理解他所谓除了“庸俗的消遗”之外人生已别无所有。奈瓦尔来到伊斯坦布尔，是为了远离忧伤。（出于无心，戈蒂耶让这种忧伤渗入自己的观察中。）当20世纪最伟大的土耳其小说家坦皮纳，和20世纪最伟大的土耳其诗人雅哈亚一同走过贫穷城区时，他们确实对他们的失落与忧伤有更深切的感受。原因在哪儿？

他们有个政治目的，他们在废墟中寻找一个新土耳其，一个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迹象。奥斯曼帝国或许已经崩溃，但土耳其人民曾使它强盛（和政府一样，他们两人情愿遗忘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库尔德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想证明，虽然充满忧伤，他们却仍屹然矗立。他们不像土耳其政府的理论家，用令人不快、未加修饰的威权性修辞表达其民族主义，而是用远离教条与势力的诗意语言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雅哈亚待过巴黎十个年头，研究法国诗歌，而且“像西方人一样思考”，他渴望某种西方风格的形象能让民族主义“看起来更美”。

当奥斯曼帝国在一次大战中溃败，盟军占领伊斯坦布尔，法国与英国战舰停靠在朵尔马巴赫切宫前的博斯普鲁斯时，台面上的多种政略皆未把土耳其人的认同感摆在第一位。与希腊军队的战争在安纳托利亚激烈进行时，对战争、政治或军队不感兴趣的雅哈亚远离安卡拉，选择待在“幕后”的伊斯坦布尔，致力于诗歌创作，描写土耳其过去的胜利，并塑造“土耳其风格的伊斯坦布尔”形象。他成功的政治方案是运用文学，以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格律，唤起土耳其语的风格与基调，同时也肯定土耳其人是个曾目睹伟大胜利且创造伟大作品的民族。他在表现伊斯坦布尔是人民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有两个目标：假使一战之后的休战年间，伊斯坦布尔即将成为西方殖民地，那么尤为重要的是要告诉殖民者，这地方不仅只有圣索菲亚教堂和各个教堂让世人铭记于心：必须让他们意识到这座城市的土耳其性。其次，在独立战争及共和国成立后，雅哈亚强调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性，宣告“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两位作家皆撰长文，忽略伊斯坦布尔多种语言、多元宗教的传统，支持这种“土耳其化”。

坦皮纳多年后在《我们在痛苦的休战年间如何拥抱过去的伟大作品！》一文中回顾此事。雅哈亚在一篇标题为《论伊斯坦布尔城墙》的短文中谈到他与他们的学生们在托普卡珀搭电车，从“马尔马拉沿着城墙漫步到金角湾，城塔与垛口一望无际”，途中坐在“倒塌的大块城墙上”休息。这两位作家知道，光是描述西方游客和作家心爱的天际线，或清真寺和教堂投下的影子，并不足以证明这是个土耳其城市。尽管圣索菲亚教堂高耸其中，从拉马丁到柯布西耶的每个西方观察家所提及的天际线却无法成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国家形象”——这类的美太过国际化。伊斯坦布尔的民族主义人士，像雅哈亚和坦皮纳，喜欢朝贫穷、挫败、匮乏的穆斯林人口看，证明他们并未丧失丝毫认同感，满足对表达失落与挫败感的哀伤之美的渴望。因此他们漫步到贫民区，寻找赋予居民“呼愁”的衰败美景；他们追随戈蒂耶的脚步而找到它。坦皮纳尽管充满民族主义狂热，有时却使用诸如“美丽如画”和“风光如画”之类的词，为了表明这些地区保持传统本色，未受西方影响，他写道“他们一败涂地，他们贫穷悲惨”，但却“保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这样，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两位朋友（一是诗人，一是散文家），吸收两位巴黎朋友（也同样一是诗人，一是散文家）的成果，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共和国初年的民族主义、废墟、西化政策、诗歌与风景交织成一个故事。这些纷乱的故事造成的结果，让伊斯坦布尔人得以看见自己的形象，追求他们的梦想。这个诞生于城墙外荒凉、孤立、贫困街区的梦想，我们可称之为“废墟的忧伤”，假使通过局外人的眼睛观看这些场景（如同坦皮纳），就可能“美丽如画”。忧伤最初被看成如画的风光之美，却也逐渐用于表达一整个世纪的败战与贫穷给伊斯坦布尔人民带来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