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很担心外国人和陌生人怎么看我们。但焦虑若带给我们痛苦，模糊了我们与现实的关系，变得比现实本身更重要，那可就麻烦了。我的城市在西方人眼中是什么样子，我关心西方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城市（大部分的伊斯坦布尔人也是如此），这很令人烦恼，就像一只眼睛始终盯着西方的每一位伊斯坦布尔作家，我有时因不知所措而感到痛苦。

坦皮纳和雅哈亚在寻找一种城市形象、一种文学，让伊斯坦布尔人得以从中看见自己的时候，格外用心地研究奈瓦尔与戈蒂耶的游记。坦皮纳的《五城记》中的伊斯坦布尔章节，是伊斯坦布尔本地作家对20世纪城市所作的最重要文本，可称之为与奈瓦尔和戈蒂耶展开的一场时而转为争执的对话。坦皮纳有回提起也曾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作家与政治家拉马丁，他指出，拉马丁“煞费苦心地描写”阿布杜勒哈米德建议他撰写的《土耳其史》（在我祖父书房中有一套精美的八大册版本），可能是由阿布杜勒哈米德本人出钱赞助。而后他继续警告说，奈瓦尔和戈蒂耶对阿布杜勒哈米德所作的评价并不深刻，因为他们是记者，其读者群“早有定见”，这使旅人除了谈论他们想听的事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至于戈蒂耶夸耀苏丹对与他同行的意大利女士感兴趣，以及他对苏丹后宫妻妾的遐想——就像后来的许多西方旅人所作的陈述——坦皮纳认为这“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尽管他也承认不该责怪戈蒂耶，毕竟“后宫确实存在”。

这段局促不安的旁白，表达了伊斯坦布尔文人在解读西方观察时的重重忧虑。由于国内正在努力西化，因此西方作家说的话对他们来说极其重要，但每当某位西方观察者说得太过分时，竭尽全力了解这位作家与其文化的伊斯坦布尔读者便不由得觉得伤心。特别是没有人说得准怎样才算“太过分”。我们可说，一个城市的性格就在于它“太过分”的方式，一个旁观者可能对某些细节过分关注而歪曲事实，但往往也是这些细节定义了城市的性格。

随着西化的魄力以及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西方眼光之间的爱恨关系也愈加错综复杂。自18世纪中叶和整个19世纪以来，踏上伊斯坦布尔的大部分西方观察者偏好的主题包括：后宫、奴隶市场（马克吐温在《异乡奇遇》中幻想美国各大报的财经版，报道过最新一批切尔卡西亚和乔治亚女奴的价格和人口统计数字）、街头的乞丐、背上扛的东西大得令人难以想像的搬夫（我小时候，看见欧洲游客拍摄这些负重高达几米的可怕挑夫过加拉塔桥，使我们每个人感到不安，但某个像沙亨克的伊斯坦布尔摄影师若选择相同主题，便丝毫没有人在意）、僧侣道堂（某帕夏告诉他的朋友和客人奈瓦尔，拿尖叉刺穿自己四处跑的鲁法伊僧侣“精神不正常”，劝他们别浪费时间拜望僧侣道堂）以及与世隔绝的妇女。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居民也同样批评这些事情，但一位西方作家，即使只是稍稍反对，也会使他们心碎，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恶性循环的产生，是由于逐渐西化的知识分子渴望听见优秀的西方作家和出版人赞扬他们像西方人。相较而言，洛蒂（Pierre Loti）之类的作家则毫不隐瞒自己对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人民的热爱是由于相反的理由：他们保有的东方特点以及他们对西方事物的抵制。在洛蒂批评伊斯坦布尔人跟传统失去联系的时候，他在土耳其仅有一小群追随者，出人意外的是，他们多半是迈向西化的少数派。但每当国内卷入国际争端，西化的文学精英们便义愤填膺地与洛蒂感性书写的“爱土耳其情操”和平共处。

纪德在1914年讲述他的土耳其之行，并未提供这种“爱土耳其”的万灵药。恰恰相反，他说他憎恶“突厥人”时，不是带着逐渐蔚为风气的民族自豪使用这一名词，而是作为种族诽谤：突厥人穿的衣服丑陋，这种族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夸说旅行让他学到，西方文明，尤其法国文明，胜过其他文明。《土耳其市场》首度发表时，深深激怒了当时的头号诗人雅哈亚，但他并未像今天的作家那样在通俗报刊上刊登回应，反倒与其他的土耳其知识分子把他们所受的伤害像某种罪恶的秘密般藏起来，暗自悲伤。这只能表明，他们心里私下认为纪德的侮辱恐怕是有道理的。纪德的书出版一年后，他们当中最伟大的西化者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展开了一场服装改革，抵制一切非西方服饰。

西方观察者抨击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往往发现，他们的冷酷直言给我的乐趣，更甚于洛蒂纡尊降贵地不断吹捧伊斯坦布尔的美丽、古怪及其奇妙的独特之处。多数西方旅人赞扬这座城市的美，居民的魅力，但这无关紧要：我们关心的是他们如何理解他们看见的东西。19世纪中叶，法国与英国文学创造出一个更丰富的伊斯坦布尔形象。僧侣道堂、大火、墓地之美、宫殿与其后宫、乞丐、流浪的狗群、喝酒的禁令、妇女的与世隔绝、城市的神秘气氛、博斯普鲁斯的漫游、天际线之美——处处赋予这座城市异国吸引力，而这些作家来到这里往往待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导游，因此很少看见使他们幻想破灭的东西。新一代的旅人则慢慢发觉奥斯曼帝国正在崩溃，因此没有理由对奥斯曼军队的成功秘诀，背后运作的政府感到好奇。他们眼中的城市并不骇人，也非捉摸不透，而是一个奇异有趣的旅游胜地。对他们而言，来到此地便已足够，他们写的大半与先人们相同，并且将旅行视为终点，因此不愿进一步挖掘。

火车与汽船将伊斯坦布尔与欧洲的距离拉近，突然间有更多欧洲旅人漫步于街头，这让许多人带着宽容的心猜测他们为何来到这糟糕之地。无知夸大了他们的狂妄，创造性的推断使他们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说出来，因此，即使像纪德这类“有教养”的作家也觉得用不着为文化差异、当地的习俗传统或背后的社会结构伤脑筋：在他看来，一个旅人有权要求伊斯坦布尔饶富趣味、令人迷惑、令人鼓舞。他们这些人没兴趣讨论这座城市，自信十足地谴责他们觉得枯燥无味、毫无特色的东西，且丝毫不对更“具批判性”的西方知识分子隐瞒其军事与经济沙文主义：对他们而言，西方制定了全人类的标准。

伊斯坦布尔在这些作家到来之时，由于西化以及土耳其国父的各项禁令而不再充满异国风情——苏丹遭流放，后宫与僧侣道院被关闭，木头房屋和其他旅游景点被拆除，奥斯曼帝国被小小的、好模仿的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重要人物来到伊斯坦布尔，每个现身于希尔顿饭店的外国人都受到本地记者采访，之后，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了长篇文章《逃离拜占庭》。或许因冰岛记行遭奥登严酷批评仍心有芥蒂，布罗茨基一开始先列出一长串理由，说明他为何（乘飞机）来到伊斯坦布尔。当时我远离城市而居，只想读它好的一面，因此他的嘲弄打击了我，然而我却很高兴看见布罗茨基写道：“这儿的一切是多么过时！不是陈旧、古老或老式，而是过时！”他没说错。帝国灭亡后，共和国虽确定其目的，却不确定其身份。建国者认为，往前走的惟一方式是发展“土耳其性”的新观念，也就是某种防疫线，隔开全世界。帝国时代多元种族文化的大伊斯坦布尔到此结束，城市停滞，掏空自己，成为单调、单语的黑白城镇。

到我成年时，我儿时所知的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已经消失。1852年，戈蒂耶跟当时的许多旅人一样，指出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可听见土耳其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以及比后两者更常听见的拉迪诺语，是宗教裁判之后来到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所说的中世纪西班牙语），注意到这座巴别塔当中有许多人能流利地说多种语言，他似乎跟他的许多同胞一样，对于除了母语之外不会任何语言略感羞愧。

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土耳其化的崛起，政府对少数族裔实行各项制裁措施——有些人或许称之为城市最后阶段的“征服”，有些人则称之为种族灭绝——这些语言多数消失匿迹。我儿时目睹此种文化灭绝：每当街头有人过分大声地讲希腊或亚美尼亚语（那段时期很少听见库德族人〔Kurds〕当众自我宣传），有人便叫道：“市民们，请讲土耳其语！”到处看得见相同的标语。

我对最不可靠的西方游记作家感兴趣，并非出于简单的爱恨关系，或者在迷惘苦恼中寻求认同。姑且不论各式各样的官方文件，和谴责伊斯坦布尔人街头举止不当的一小撮城市专栏作家，20世纪初以前，伊斯坦布尔人本身很少写他们的城市。街道，氛围，气味，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等等活生生、呼吸着的城市，只能借由文学表达，而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赐予的文学灵感惟有西方作家以文字表达。只有看了德康的摄影以及西方画家的版画，我们才能看见185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街头风貌、人们的服装款式。我若想得知我生活一辈子的街巷和广场在我出生之前一百年、两百年、四百年所发生的事情，我若想知道当时哪个广场只不过是一片旷野，今天的哪片旷野曾经是柱廊广场，我若想明白人们如何过日子——除非我打算花多年时间在迷宫般的奥斯曼档案中度过，否则我只能在西方论述中找到答案。

本雅明在《漫游者的归来》当中提及赫塞尔的《漫步柏林城》时说，“假使把现有的城市描写根据作者的出生地分成两组，我们肯定会发现，当地作家对相关城市的描写只占少数。”根据本雅明的说法，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而对当地人来说，其联系始终掺杂着回忆。

我所描述的一切，也许终究对伊斯坦布尔来说并不特别，或许，随着全球的西化，这也是大势所趋。

或许正因为如此，阅读西方论述之时，有时我并非保持一段距离、将之当做另一个人的异国梦想来阅读，而是与之靠近，仿佛是自己的回忆。我喜欢发现我留意到却从未评论的某个细节，或许因为我知道别人也没做过。我喜欢挪威作家汉姆生描写我儿时所知的加拉塔桥（由船屋支撑，在往来车辆的重压下左右摇摆），就像我喜欢安徒生描写墓园两旁“幽暗的”柏树。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观看伊斯坦布尔，始终让我欢喜，大半是由于他们的图像帮助我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遵循规范的压力。他们时而准确地（因此有点令人难堪地）描写后宫、奥斯曼服饰与奥斯曼仪式，这些描写与我本身的经验有着天壤之别，就像描写的不是我的城市，而是别人的城市。西化，让我和伊斯坦布尔的数百万人得以把我们的过去当做“异国”来欣赏，品味如画的美景。

为了从多种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从而保持我与它的活跃联系，有时我自欺欺人。有时候（在我有一段长时间未出去走走，或懒得去寻找耐心等在另一栋房子的另一个奥尔罕之后），我担心我对这地方的眷恋之情会使我的脑袋僵化。孤立将扼杀我的观看欲望。然后我安慰自己，由于花大量时间阅读西方旅人的叙述，我观看城市的方式有种异国观点。有时读到未曾改变的事物——某些大街小巷、依然矗立的木头房屋、街头摊贩、空地与“呼愁”，尽管人口膨胀十倍，这一切还是老样子——我便哄骗自己，西方旁观者的叙述是我自己的回忆。

假使西方旅人以东方幻想点缀伊斯坦布尔，这对伊斯坦布尔并未造成损伤——我们从未成为西方殖民地。因此当戈蒂耶说一场灾难性的火灾来袭时，土耳其人不为此哭泣（与爱哭的法国人不一样），他们以镇静自持的态度面对逆境，因为他们相信命运——我或许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却不觉得受到严重冒犯。造成的危害位于别处：对戈蒂耶的陈述信以为真的任何法国读者，都不明白伊斯坦布尔人为何摆脱不了“呼愁”。

阅读西方旅人描写的伊斯坦布尔，我的不平之感事后尤然：这些包括杰出作家在内的观察者提及并夸大的许多本地特色，在指出后不久便在城内消失。这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西方观察者喜欢点出让伊斯坦布尔别具异国情调、不同于西方的事物，而我们当中的西化者却把相同的每件事物看做障碍，应当尽快从城市表面铲除。

此处简短摘录之：

西方旅人在19世纪之前深感兴趣的近卫步兵最先解体。西方人好奇的另一个焦点奴隶市场，在他们着手描写不久后消失。持尖叉的“鲁法伊”僧侣和僧侣道堂随着共和国成立而关闭。许多西方画家画过的奥斯曼服饰在纪德抱怨后废除。另一个受欢迎的论题，后宫，也消失无踪。福楼拜跟挚友说他要去市场让人用书法写他的名字的七十五年后，土耳其全国从土耳其文进入拉丁字母，因而这项异国之乐也到此结束。这些失去的东西当中，我认为伊斯坦布尔人最难以承受的是，把坟墓和墓园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花园和广场迁移到可怕、高墙围绕的空地，丧失了柏树或风景。共和国时期许多旅人提到的搬运工，就像布罗茨基说起的美国老车——外国人一描写，它们便消失无踪。

惟有一个城市特质拒绝在西方的眼光下消散：依然流浪街头的狗群。马哈茂德二世在近卫步兵因不遵从西方军纪而将之废除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城里的狗。然而他未能实现这愿望。君主立宪后有另一次“改革”运动，这回以吉普赛人为借口，然而一只只被迁往西弗里亚达（Sivriada）的狗却凯旋归来。觉得流浪狗颇具异国风情的法国人，认为将全部的狗塞进西弗里亚达更具异国风情——萨特多年后在小说《理性时代》中甚至拿此事开玩笑。

明信片摄影师傅鲁特曼似乎看出幸存之狗的异国情调：他在20世纪之交拍摄的一系列伊斯坦布尔景色中，细心收入流浪狗，其数量和僧侣、墓园、清真寺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