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对合伙人就结果作出承诺。

——沃伦。巴菲特，1963年1月写给合伙人的信索尔。帕索，在凯威特广场经营着一个男士用品商店，知道沃伦不仅仅是个穿戴时髦的人，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菲特会走进来订购5件衣服——不管帕索如何建议，他订购的5件衣服全是晦暗的灰色，然后留下一角钱转身离去。

然而，有一天早晨，巴菲特走进店里，向他征求一些有关服装潮流的建议——仅限于某种时装的建议。他想知道帕索对一个名叫拜尔。罗尔尼克的制帽商的一些看法。

帕索解释说肯尼迪总统不戴帽子的形象曾风靡一时。“沃伦，”他说，“我是根本不想与之沾边了。现在没有人再戴帽子了。”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又回来了，“索尔，成衣业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这次，他没能说服巴菲特。巴菲特的合伙人以7.6美元/股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个成衣生产线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小部分股份。到了1962年，伯克希尔成了吸引本。格雷厄姆众信徒的另一种廉价股票。脆弱的美国制造商一直都在苦苦地与低成本的南部和远东竞争者们相抗衡着。但从账面上来看，伯克希尔至少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它有每股16.5美元的营运资金，这是它股价的两倍。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拥护者，巴菲特喜欢上了这种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他的投资。

不管这项投资如何，很显然巴菲特绝不仅仅是他的老师的翻版，他比格雷厄姆更大胆一些，更愿意在某种股票上下功夫或是参与胜者的角逐。于是很自然，他的成果也就更好些。

有一点并不太明显，那就是巴菲特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即不仅从格雷厄姆所喜爱的从数量角度来考虑，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不仅仅看资产的静止的现象，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在 1963年，他投资于伯克希尔后一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它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商品就是它的名字。

美国捷运绝对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公司。美国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而且它的人民都处在一种未来派的思维格局之中，没有任何产品能像美国捷运那样恰当地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成就。由于乘飞机旅行已经在人们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中产阶级开始乘飞机到处旅行，旅行支票已经成了“通行证” （《读者文摘》称之为“永不拒付的支票”）。该公司成千上万美元的票据在流通，像货币一样被人毫不迟疑地接受着。到了1963年，有1000万公众持有美国捷运卡，这种卡只不过是5年前才引入的工具，而最初公众还都觉得有必要带着现金去旅游。 《时代周刊》宣告“无现金的社会”已经到来。一场革命即将开始，而美国捷运正是这场革命的导航灯。

结果出现了麻烦，正如事情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公司的一个遥远而微不足道的领地，灾难降临——这次是发生在美国捷运新泽西巴约纳的一家仓库。

这个仓库，在一场毫无吸引力的平凡交易过程中，接收了一批罐装货物，

据称是菜油。这批货物是由庞大的联合原油精炼公司提供的，仓库给联合公司开出了收据作为这批所谓的色拉油的凭证，联合公司用此收据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后来，联合公司宣告破产了。债权人抓住公司的抵押品不放，至少是想抓住不放。在这时候，即1963年11月，美国捷运发现了问题：“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油罐中只装有少量的菜油。”里面装的一部分是海水，并且是品质非常高的海水，然而当然不如色拉油值钱。简单地说，就是仓库蒙受了巨大的欺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

由谁来承担这项损失呢？联合公司在负有责任的各方中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它已经破产了。美国捷运的附属机构也已登记破产。美国捷运自己是否有任何责任还不能确定，但是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地领悟到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克拉克于是承担了这一份债务，他发表了一份申明，这份申明的内容足以让那些比美国捷运总裁小一号的人物发抖：

美国捷运公司感到从道义上讲它应当全力处理此事，来确保这个过分的义务让人满意地得到执行，这是与它所承担的整体责任相一致的。

换句话说，母公司将面对各种索赔，而且将包括没有法律依据的索赔，潜在的损失是巨大的。实际上，他说，它已经“资不抵债”。

11月22日，公司的股票从消息传出以前的60美元/股跌到了56.5美元/股，当股市在肯尼迪遇刺之后重新开市时，美国捷运跌落到49.5美元/股。

事态日趋明朗，原来联合公司被一个叫安东尼。德。安杰利斯，被人称作“色拉油大王”的人所经营。德。安杰利斯是美国金融界很常见的一种人，他将智慧和道德上的灵活性结合为一体，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徒。在他从前的身分中，他曾经控制着新泽西的一家肉类罐头厂。该厂和政府搞僵了，于是只好关门大吉。当他重新以联合公司——一个出口色拉油的供应商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从前破产的劣迹使他无法得到贷款，于是他就耍诡计把所谓的“色拉油”安排放在美国捷运的仓库里，他一旦拿到写有如此神圣名字的收据，便可以向银行贷款。他借来了钱，把房子押在菜油期货上下了赌注，然后惨败下阵。

在丑闻曝光以后，肥硕的德。安杰利斯在警察的押送下，从他在布朗克①斯的两层楼的砖房的家里来到纽瓦克接受联邦法庭的审判 .至于在1994年中以来从未少发过一次红利的美国捷运，突然传出消息说它面临着无力偿付的风险。

在这些事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时，巴菲特专门到奥马哈罗斯的牛排屋拜访了一次，带着与当初他拜访索尔。帕索的成衣店时同样的刨根问底的精神。这天晚上，巴菲特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顾客们吃的牛排，也不是他们的衣服或者帽子，他自己跑到收款机后面，一边和店主闲聊，一边观察着。巴菲特所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事实：不论是不是谣言四传，罗斯店的顾客们还是继续使用美国捷运卡来付餐费。从这一点他推断出，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圣路易斯或是芝加哥乃至伯明翰的牛排屋中。

① 他被起诉，而且被判了10 年的刑。1992 年时，迪。安杰利斯又栽了——这回是因为使用一份伪造的信

用证骗取价值110 万元的肉类，他又遭到了审判。

然后他到奥马哈的银行和旅行社去，在那儿，他发现人们仍旧用旅行者支票来做日常的生意。同样地，他拜访了出售美国捷运汇票的超级市场和药店，最后他和美国捷运的竞争者进行了交谈。他的一番调查得出了两个结论，它们与公众的观点大相径庭：1.美国捷运并没有走下坡路。

2.美国捷运的商标是世界上畅行标志之一。

美国捷运并没有本。格雷厄姆的感觉里所说的那种安全裕度，因而它也不可能得到格雷厄姆的投资。格雷厄姆的经典信条非常清楚，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测度的数据为基础。

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力。卡迪纳尔拥有在圣路易斯的垒球特许权，因此没有其他的队伍可以申请加入。美国捷运就几乎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它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 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过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么能动摇它。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工厂等等，然而这种特许权是确实含有价值——在巴菲特看来，这是一种巨大价值，美国捷运在过去的十年中赚到了丰厚的利润，不管色拉油是不是真的，它的顾客并没有走开；而股票市场对这个公司的标价却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它的顾客已经抛弃了它。

到1964年初，股价跌至每股3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商如同在唱诗班里哼着同样一个调子，一齐高唱着“卖！”而巴菲特决定去买。他将自己的1/4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这种股标可能背负着一种未知的而且潜在的很大比例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

克拉克，美国捷运的总裁，向仓库的债权人提供了6000万美元以求息讼，但他遭到了股东们的起诉，他们声称克拉克把他们的资产“浪费”在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义务上。

巴菲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前去拜访克拉克，把自己介绍给他，自称是一位好的股东。“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克拉克回忆道，“而任何在那种时候买进的人都是我们真正的同伴。”

当巴菲特告诉克拉克说他支持他时，一位美国捷运的律师问他是否愿提供证词。巴菲特来到了法院，告诉股东们他们不该起诉，说他们应该感谢克拉克，因为他正努力不让这件事缠上他们，后来他解释说：

就我所关心的而言，那6000万是他们该寄给股东们的红利，但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宣布要发6000万的红利，每个人都不会觉得世界像地狱一样了。

尽管诉讼还在缓慢地进行着，但股价已经开始回升，然而巴菲特没有沿袭格雷厄姆的模式，马上抛售股票以实现利润，他喜欢克拉克，而且喜欢公司的产品，因此他逐渐增加了投资。

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却的的确确变得像地狱一样了。由于市场对针织物的需求量很少，伯克希尔面临亏损，并一家一家地关闭工厂，但

巴菲特还继续买它的股票，然后他在合伙关系中获得了公司控制权。如同登普斯特厂的情形一样，巴菲特进入了董事会，并尽力想挽救它。他被粗犷的新英格兰厂房所深深吸引，尽管处于困境之中，他还是在给合伙人的报告中说：“拥有伯克希尔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现在他的投资组合的一半都扎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股票之中，它们是相对的，就像一本书的两头。在巴菲特的术语中，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以价格为基础，而美国捷运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它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尽管巴菲特认为主观点的方法的作用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他还是难以确定平衡点究意在哪儿。“主要的条件是成交的价格，”他写道，但他同时对质量因素给予“相当大的关注”。

巴菲特没有向他的合伙人披露他持有美国捷运的信息，但在他脱离格雷厄姆进行自己的尝试的同时，他开始在信中扩大了与合伙人们的交流范围，他写信并不仅仅为了汇报结果，而是用来谈论他的方法，然后给他的读者一些关于投资的总体概念，仿佛开了所函授学校。

逐渐地，出现的声音不再是本。格雷厄姆，不是来自《聪明的投资人》中的语句，而是巴菲特的声音，它时而清晰，时而诙谐，时而自嘲，实在比一般人想象中的三十几岁的投资经理博学得多。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他对自己的感觉好得让人惊讶，这是巴菲特在32岁时的“杂烩的快乐”：

据不确切的消息来源称，伊莎贝拉最初为哥伦布航海提供的费用约为3万美元，这至少被认为是对资本的冒险事业运用较为成功的一项举动。姑且不提发现一个新的领域的心理愉悦，必须明确的是，整个交易不是IBM的翻版，粗略算来，如果以4％的年复利投资这3万美元的话，到现在就会有约2万亿美元。

他正经认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数目，都应该以最大的谨慎来投资。对于巴菲特来说，挥霍3万美元所代表的损失绝不仅是3万美元，而是潜在的2万亿的损失。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合伙人斥责了一通，他认为他们避税的欲望过分地影响了他们的财务计划。的确如此，人生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人们忘记了什么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而引起的。

在投资王国里，什么是一个人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尽可能少地纳税，尽管纳税是为达到目标应该考虑的因素。手段和目的不应混为一谈，真正要做的是得到最大的税后复利。

他补充道，由于人们在情感上对纳税有种厌恶从而使他们受到了蒙蔽而不能采取理智的行动，这正是巴菲特千方百计要避免的误区。“最终，”他摆明道理，“只有三种方法可以避税：①放弃资产；②把赢利都亏损掉；③带着资产进入坟墓。那对我而言过于极端了一些——甚至狂热分子也会怀着复杂的感情来看待这种解决方法。”

巴菲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主题的优美音符。事实上，把这些信从头到尾读一遍，可以发现，它们是后来巴菲特旋律的预奏，单独地把每一封信读一遍，会让人们对他的乐调懂得更多，尤其使人更了解巴菲特的发展中心。

这些写于深夜，写于其他人都熟睡的时候的信，有着一种自我发现的本质—

—一种有些疙瘩，颇为自觉的忠实。这些信的作者表现出一种迷人的随意性，和巴菲特本人的性格完全一致。

当然，巴菲特对他的许多读者的了解是以个人交往为基础的，如作为家庭成员或朋友。但他和他们的群体关系，即作为伙伴的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是一种抽象的关系——对于他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他自己总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合伙人，巴菲特实际上指出了什么是他内心最关心的事。如果说他在合伙关系中的工作逐渐绘出他的一幅自画像，那么这些信的背景主题便表现了他自身的品质。他用这些半年一次的书信让他的合伙人做好一切准备，让他们把各种预想和考虑与他自己的结合在一起。他在和她们交谈：

我所做的不是要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波动变化。如果你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或是认为这对于一个投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你就不该参加到这个合伙企业中来。

对于巴菲特而言，他的合伙人对他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他和苏茜如同巴菲特的助手比尔斯克特一样，把他们个人财产的90％多都投入到合伙企业之中。“因此我们是在品尝自己种下的果子”，巴菲特向合伙人做出了保证。

巴菲特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都作出了解释，并且解释得十分具体，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有一次，一个合伙人闯进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资金到底投向了什么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后来成了波士顿银行的主席。因此他对秘书说，他现在很忙。过了一会秘书又回来了，说那人坚持要见他。巴菲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秘书说，“抬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巴菲特转向布朗说道，“他们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巴菲特从不企图预测他的成果，但他执著地怀着这样的一种念头：他的合伙人必须对他给出公正的判断，意思是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根据一种不偏不倚的数学的尺度来判断 （这正是他用以自我评判的方法）：

我崇尚在行动之前建立起一些尺度，回想起来，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还不错。从这样那样的方面看起来。

他从一开始就订下目标，要每年都以平均10点的优势超过道。琼斯的涨幅。在这一论题上，他向自己的读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道。琼斯的企业指数反映的是由30种股票组成的无人经营的组合。然而大多数的公司都赶不上它。他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拥有才智，经过训练和拿着高薪的“华尔街高僧们”，无法使自己的投资组合管理超过那些无人管理的组合呢？

他发现问题在于这些管理人都有一种趋势，要把一种保守型的组合 （类如合理定价类）与那种仅仅是传统型的组合混淆起来。它们之间有些细微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值得认真思考一番。通常的作法是无论价格怎样，买上一大堆流行的股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通用电器（GE），国际商用机器（IBM）等等，这种做法只符合后一类的标准，而绝不符合前一类的方式。巴菲特把华尔街流行一时的运作过程和普遍的想法大大贬斥了一番：

我有一种可能带着偏见的观点，优秀的投资管理要来自于任何一种大小的组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华尔街上惯常的规矩——达成一致以做出决策——使得一个基金会和另一基金会之间趋于一致，这条规矩来自于这么一个误导的推论“只要是平均分配就会安全”，因而非正统的方式有很大风险。事实上，巴菲特解释说，所谓的逻辑推理有可能导致传统的行为，但也常常导致一种反传统的行为。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也许还有人以为地球是方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有重要的人，能说会道的人，或是大量的人支持我们，于是就觉得很惬意，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不赞同我们而感到十分懊丧。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是相当反传统的，从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他两三种股票上所下的巨额赌注来看，这个庞大的组合只分放在5种股票之中。在理想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资产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他必须费尽力气才能找到一些这样的股票。

他把那些与此逆向而行的基金管理者们——也就是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嘲讽了一番。多元化投资变成了一种忠实的主题。基金管理者们纷纷地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用比利。罗斯的话解释，巴菲特怀疑他们对所选择的证券的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他一百个女人中任意一个老婆的了解程度。

任何持有如此多证券的人……正是我所称之为“诺亚投资学校”的那种人——每件事都做两手准备。这样的投资者应该去驾驶诺亚方舟。

一个囊括许多证券的投资组合在某种股票跌落的时候，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但同样也不会因某种股票的上涨而受影响。的确，当股票数量增多以后，证券组合会趋向于与市场的平均值相近。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倒是一个安全的，而且也许是可行的目标。但在巴菲特看来，那些受雇的职业投资家应该超出平均数，会使他们无法实现这个目的，拥有那么多股票只会使一个人无法挑选出优胜股票。

这些并不意味着巴菲特是个赌徒。他像本。格雷厄姆一样尽力避免任何损失。格雷厄姆曾坚持要有相当程度 （如果不是极多的）的多元化投资，而巴菲特认为即使不把自己篮里的鸡蛋分散开来，他也可以保护它们不受损害①。在他表面的谦逊之下，他实际上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极其自信的要求，而且他一直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合伙人的投资收益在1963年一举跃到了惊人的39％，在1964年达到了28％。到那时为止，巴菲特已经掌握着2200万的资金了。他的个人净财富也有近400万之多——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

① 马克。吐温，尽管是一个很穷的投资者，却采取了类似策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看

好这个篮子。“

这种盘旋上升的财富积累并没有对巴菲特的生活方式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他依旧偏爱帕索的灰色男装，罗斯的牛排以及内布拉斯加大学的足球比赛。每周除了偶尔有一次生意上的出差以外，他生活的横座标就是他家和办公室的连线奔波，而他的纵座标则几乎不动。巴菲特的举止态度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很富有。的确他的房子里房间多了一些，并且还增加了一个羽毛球场，高高低低的屋顶显得错杂凌乱，但对于拥有百万财产的富翁而言，它毕竟太普通了。房子依然紧邻繁忙的效区街道。屋外一盏闪烁的黄色交通灯像一个哨兵屹立在那里。

巴菲特很少想过要把他的财富花费在物质享受上，享受本身并不是他对财富渴求的原因，金钱只不过是一种证明，是他所喜爱的游戏的一个记分牌而已。

他也曾向苏茜提出要更换他的大众车。他解释说当他去机场接人时，这车显得太寒碜了。但他丝毫没显出对车本身有任何的兴趣。

“买哪种车？”苏茜问他。

“随便哪种，我无所谓哪种。”（于是她给买来了一辆车身很宽的凯迪拉克）。

奥马哈的一家计算机卡公司数据文件 （Data Documents）的副总裁斯科蒂。霍德，在一次出差时和巴菲特一起飞往休斯顿，途中他涉及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沃伦，作一个百万富翁的滋味怎么样？”霍德天真地问，“我以前从未结识过百万富翁。”

“我可以用钱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假如我愿意的话。”

任何斯科蒂。霍德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不论是玩具、卡车、轿车，还是名画、珠宝、丝绸，巴菲特都可以得到，但这些东西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巴菲特梦想只是在凯威特广场一天一天地堆积更多的财富。

苏茜一方面表现出自己对金钱不感兴趣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狂热的购物者，她在家庭装修上花了15000美元。据巴菲特的一个高尔夫球伴鲍勃。比列格说：“这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巴菲特曾向比利格抱怨说：“你知不知道如果把这笔钱累积投资20年以后，将会是多大一笔财产呀！”

在他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的同时，巴菲特依旧有着某种特殊的执著。在他看来，每一分钱都可能变成伊莎贝拉王后遗失的财富，如果今天的一分钱明天可以变成那么多钱的话，每花一分钱都会让他发疯。他甚至连人寿保险①都不愿意买，他觉得自己能比保险公司更快地利用这笔钱赢利 ，巴菲特评价自己说他正在“逐渐达到吝啬的地步” （然而他在赚钱方面却毫不吝啬）。

当涉及到钱方面时，巴菲特似乎具有双重人性——对他来说它什么都不是，同时又什么都是。他对金钱所该扮演的角色怀有一种过于虔诚的观点，似乎花钱是一种罪恶。甚至在节食的时候，他都把金钱引入其中。他会开一张面额1万美元的支票给他的女儿，说好在某一天可以兑付，除非他的体重有所下降。于是小苏茜想方设法拿冰淇淋来引诱他，或是死活拽着他去麦当劳——但这些都没用，她的爸爸可不会像想保住自己的钱那样想吃冰淇淋。

一年夏天当巴菲特全家去圣西蒙—加州的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公寓时特别

① 这倒有个例外，据一位保险代理人凯科特尔说，巴菲特的合伙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担心巴菲特遭到不测时

会损失自己的投资，于是巴菲特买了一个保险，并命名这些人为受益人。

有趣，巴菲特表示出了他那鲜明的感情。当导游详细地介绍着赫斯特在每一件东西上——窗帘、地毯、古董等的花费时，巴菲特听得烦透了，他抗议道：“请别再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花的，说说他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的金钱似乎从政治的角度上对他有些影响，但绝不是人们平常认为的那种方式。当他变得完全独立地富有时——大约在60岁出头和中间时——他终于宣布他脱离了父亲，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立。与大多数百万富翁乃至一般人不同的是，沃伦逐渐形成的政治观念并非建立在个人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规模扩大的社会的恐惧心理上的。在动荡的60年代他领悟了许多事。古巴的导弹危机会让他觉得羞辱，就和广岛一样。据他的朋友迪克。霍兰说：沃伦感到有些害怕，他开始对研究导致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如何可以避免战争的方法产生了兴趣，他总是企图算出世界发生爆炸的可能性的大小。

在这段时期，巴菲特广泛地阅读了伯特兰。拉塞尔的大量的书籍，并接受了这位和平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许多国际主义的观点。作为一个像拉塞尔一样的不可知论者，他深知自己死亡的必然，他认为这取决于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来保护这个星球免受如核战争之类的危险的威胁。与他那孤立主义和反政府主义的父亲不同，沃伦意识到对政府的需要。

在公民权这一热点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奥马哈有很多黑人，在住房和许多择业机会上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霍华德。巴菲特在公民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但他作为约翰。伯奇社团的一名热心成员，他便认为对这一切不用操心。

沃伦则语气强硬地站在了另一立场上。他停止了奥马哈扶轮社的活动，主要是因为他对它们种族主义者和人种优劣论表示反对。种族歧视与他对于准则的信仰以及他对中立的尺度的热衷相冲突，而后者正是他工作的核心。

与此相同，他认为一些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机遇更好是一种错误。

巴菲特还要面对妻子的一种理想主义看法，苏茜是“美国人组织”的发起人和热心成员之一。“美国人组织”是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奥马哈妇女组成的一个团体，它到教堂、学校、俱乐部等地方讲述他们所经受的种族偏见。这个小组包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出生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等等。苏茜讲述美国上层白人的观点。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奥马哈，“美国人组织”

的确具有冒险精神，苏茜阵营中的妇女们渴望参加议会。然而巴菲特一家是位于纯白人运动盛行的幸福园地区的少数几家——有时，也许是唯一一家——能定期地在家里招待黑人的。

由于反对共和党人对公民权的漠视，沃伦决定脱离父亲的政党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士，这对于他来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正在与癌症做着旷日持久的斗争，而共和党已占据了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

在1964年冬天，霍华德忍受着更重的病情。沃伦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

一天晚上，“他与霍华德就改变政治立场进行了一场相当艰难的谈话”。就像他对查理。芒格所说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不能肯定他的父亲是错误的，但他不想像霍华德一样被“意识形态耗尽精力”，（也许为了减缓他父亲心理上的痛苦，沃伦直到霍华德去世后才改变了党派立场，并公开承认了这种转变）。

到了春天，父亲的病愈发恶化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当巴菲特在迪克。霍兰家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时，精神状态极为不佳，但是他把这坏消息埋在自己心里。没过几天，巴菲特到家时他的女儿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愁苦。

“他非常沉默，非常悲伤，”她回忆道，“我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他说 ‘祖父今天去世了’，然后就上楼去了。”

有500个悼念者参加了霍华德的葬礼。两个党派的同事都缅怀着他的廉正和热忱。沃伦从始至终都很沉默。然后，他离开了城镇，没有告诉朋友们他去何方。当他回到凯威特广场后，他在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放大的相片，但他最好的朋友已离他而去了。

和他父亲一样，沃伦是他的孩子们的道德典范。但是沃伦对孩子们就像一个没有情感的分析家，如同对他的合伙人一样。他是一位关怀的父亲，而且是一位鼓励孩子的人，但他不善表露。周六他把苏茜带到办公室里去，就像他父亲曾经带他一样，他把足球扔给豪伊帮助彼得辅导数学。但是他很少和他们谈起那些有可能会暴露他情感的话题——例如有关他自己的父母的事等等。

他对小苏茜十分关怀，但沃伦的儿子们却多愁善感地觉得自己被他忽略了。豪伊，他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小淘气包，对父亲的这种情感不外露的态度深深失望。“我常常误解他的语气，认为他一点都不关心我，”他说，“正是同样的特点使他合适作一个投资者。他不带丝毫的感情色彩。”

有许多人——尤其是权力很大的行政管员——喜欢把他们的生活划分成几部分，他们在办公室里是老虎，而回到家里是小猫。但巴菲特是那种相当一致的人。在小彼得看来，父亲体内有一个上着发条和齿轮的永不停息的小钟。一天又一天，巴菲特运行在自己的太阳系中。“我记得我曾送给他一张生日卡，”彼得说，“他只是打开了一下，然后就合上了。他读得那么快，我猜我的反应是在等他作出一点反应。”沃伦在他的信里很有表现力，但对他的孩子们总是保持缄默。

后来，当彼得和母亲一起在一个药店里的时候，他看见了一本书，名叫《父亲手记》，他很不客气地说：“您应该买给爸爸看看。”于是，她买了这本书，沃伦拿到这本书以后，他把彼得叫到书房里对他说：“嗨！出了什么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彼得说没有任何他认为父亲想知道的东西是他可以告诉父亲的，至少这是彼得当时的感觉。巴菲特显然感到忧虑了，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努力想补救，但彼得对此丝毫没有兴趣。

巴菲特的房子就像一个暴风中心，而沃伦则是风眼。小苏茜说她的父亲总在读书，房子里充满着进进出出的人，朋友、亲戚，以及来和苏茜谈心的孤独的人，小苏茜自己则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地唱歌。儿子们会从阁楼里爬上荷兰式斜房顶，或成群结队地走进房间里，而沃伦则埋没在他的工作之中，他会冲出书房拿走一瓶甜果汁味的百事可乐或恳求他的妻子让孩子们安静下来。“苏珊，叫他们安静点！”

他心不在焉闹了一连串的笑话。一次他跑上楼来问书房里的壁纸哪儿去了，而苏茜早在几年前就把它换下来了。

苏茜一直很容忍巴菲特，因为他虽然有些心不在焉，却始终有着善良的本性。就像她对她姐姐所说的“面对一个如此有趣的人，你不可能生气的”。

而且她，甚至还有孩子们却明白沃伦肩负着一种精神上的使命，这使得他的注意力从家庭生活的一些常规方面转移开来。他们谈及他的办公室时半开玩

笑地称之为“寺庙”。他的工作是“一幅油画”——一件艺术作品。苏茜有一次在与马歇尔。温伯格，他们在曼哈顿的经纪商朋友谈话时提到了巴菲特那种像大师一样的自我沉醉时说：“让大家看看——我嫁给了阿瑟。鲁宾斯坦。”

温伯格是个音乐爱好者，对此相当了解。巴菲特会在睡梦中轻轻地哼唱着和音、协奏曲，甚至整段华尔街交响乐。有时，温伯格为朋友们演奏几小节乐曲，希望把自己新的一些东西展示给他。例如有一次，他告诉巴菲特有一种水泥股票价格相对于他的账面价值偏低，巴菲特反驳说，“但账面价值没有任何意义，来看看过去7年里卖出水泥的工厂的记录吧！”

正如温伯格明白的，这种解释，或各部分存在于巴菲特对他自己技巧的无比信任之上的。1965年，当温伯格从埃及旅行回来之后，沃伦和苏茜来到他在曼哈顿的公寓拜访他。很少有美国人去过埃及，而巴菲特总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温伯格很急切地想把金字塔的幻灯片展示给他真正的朋友看一看。

巴菲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把幻灯片给苏茜看，我到你的卧室里读一份年度报告不是更好吗？”金字塔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中，就和先前那壁纸一样。

巴菲特看的那份报告是有关沃尔特。迪斯尼产品的。在他拜访温伯格的期间，他去时代广场看了一场公司最新推出的片子《玛丽。鲍宾斯》，毋需解释，巴菲特对那个叫朱莉。安德鲁斯的电影明皇没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迪斯尼的股票。

他坐在座位上，穿着花呢衣服，带着公文包和爆米花。他发现其他的观众正盯着他看，他突然意识到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着小孩的成年人，因此让人觉得很奇怪。

但当灯光渐渐暗下来，其他观众都把他抛到了脑后，巴菲特看到他们都被画面所深深吸引着，于是暗暗问自己如果拥有每一张票券的收入——今天、明天，以及许多个使他们被迪斯尼所吸引的明天，那么到底是多么大一笔价值。

在夏天，当巴菲特在加州时，他们和基格一家去了迪斯尼乐园。但孩子们在乐园里玩耍时，巴菲特和基尔骑着车，一段路又一段路，从财政的角度将它分解开来，就像一种奇异的费利尼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版本。

后来，巴菲特在迪斯尼的拍摄场地拜访了沃尔特。迪斯尼本人。巴菲特见到他时，他没有穿外衣，是个生气勃勃的人，好像永远都是那么的热情。

巴菲特被他那种孩童般的对自己工作的喜爱所深深触动了——这和巴菲特自己是多么相似呀！

这时，迪斯尼的股票，以仅仅是赢利十倍的价格进行着交易。巴菲特试图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公司，而不是单纯的股票来分析，也许就把它当成在奥马哈街头的要出售给他部分所有权的企业一样。在巴菲特眼中，公司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珍藏旧的卡通画和彩片的图书馆，比如里面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等。要是换了本。格雷厄姆就绝对不会对这种不精确的资产发生兴趣。但是，巴菲特估计，在按比例的基础上，仅图书馆本身就值股票的价格，另外，他想拥有一块迪斯尼乐园的土地，让这位毫不自大的迪斯尼先生成为他的合伙人。当计划在脑海里形成以后，巴菲特花了400万美元买下了5％的份额。而迪斯尼本人在一年内就去世了。

应该明白的是，巴菲特并没有违背格雷厄姆的信条：即猎寻那些远远低于“内在价值”的证券，然而他对价值的定义有了改变，确切地说，它的范围更广了。对于巴菲特而言，迪斯尼影片图书馆的价值，即使是不精确的，而且大多是非账面值，也和例如工厂一类的有形资产一样真实。

毫无疑问，他被自己在美国捷运所下的类似的赌注所大大鼓舞了，美国捷运已经逐渐开始走出了色拉油谣传的阴影。到了 1965年，股价升到了73.5，是最低价的两倍高。而巴菲特合伙人企业在那一年创下了超过道。琼斯33个百分点的惊人的业绩。

巴菲特告诫他的合伙人不要再指望同样的事情能再次发生，但是，在后一年，他又高出道。琼斯指数36个百分点。但是那时候，他做出的悲观的预测听上去就像一个被打破了的纪录。他开始担心成功会播下失望的种子，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预言自己将会衰落。

1962.1如果我的业绩不佳的话，我希望合伙人能撤回资金。

1963.1毫无疑问，我们会有这样的时期……那时我们只有番茄吃……

1964.1我坚信我们超出道。琼斯不可能持续下去……

1965.1我们认为不可能长期地保持超过道。琼斯16.6个百分点。

1966.1凡是相信可以常常取得1965年这样的成绩的人，也许该参加哈雷彗星观测者俱乐部的每周例会，我们遇到亏损的年份，也会有低于道。琼斯的年份——这是肯定的。

1966.7这样的业绩无疑应该被认为是反常的。

虽然他说出的话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翅膀决不会软下来。在企业经营的第二个5年中，巴菲特的业绩也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企业道。琼斯

1962： +13.9％ -7.6％

1963： +38.7％ +20.6％

1964： +27.8％ +18.7％

1965： +47.2％ +14.2％

1966： +20.4％ -15.6％

扣除巴菲特应得的利润份额以后，他的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投资额上升了704.2％，是道。琼斯赢利的六倍，对于一个最初始的投资者来说，比如像埃德温。戴维斯一家。每10万美元都变到了80.4万美元 （戴维斯一家和其他人一样，一直在注入更多的资金）。

巴菲特合伙企业的总资产，到1966年初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了4400万。

也就是说，巴菲特经营的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企业了， （虽然它仍比庞大的共同基金小得多），而在他35岁的时候，他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他在1960年1月写信给合伙人：“苏茜和我的投资有6849936元，这样就可以防止我偷偷溜出去看下午场的电影了。”

巴菲特也第一次尝到了出风头的滋味。在5月份，《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读者在第二版的顶部看到了巴菲特花狸鼠般露齿一笑的样子。画面上的巴菲特一只耳朵贴着话筒，梳着毫不入时的短发，明显地露出一脸热切的样子。

《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这样写道：

全美国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是在奥马哈由一位在年仅 11岁时就买了第一张股票的年轻人所经营的。

有一个更加刨根问底的记者，为一份纺织工业贸易报纸作有关伯克希尔。哈撒韦变迁的报告时，着力渲染了一番巴菲特那种表面上的矛盾性：

尽管他的方式有些不拘小节，但他从不给人以唐突的印象。如果他的态度是随意的，那他显然是那种胸有成竹的人……巴菲特从不逃避问题，但有时他会显得稍微间接一些。

在金融新闻总局以及范围更广的商业出版物上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文章。

但是对于像戴维斯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巴菲特的地位逐渐达到了神话般的程度。就是这个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使他们成了富翁。埃德温。戴维斯的女婿李。西曼，是国际收割机公司的一名销售员。这样一个喜欢捕猎鸭子和看足球赛，而且有着大大的林登。约翰逊的耳朵，却丝毫没有做生意发财的梦想的人，也变得富有了。他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神话之中。于是投资者们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享有特权的种族——就像有神在保佑自己一样。

巴菲特每年一次邀请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自己的家。合伙人们都盼望着这些和传谕者一起享受的餐宴。苏茜把地方打扫得整整齐齐，侧着身依次走向每位客人，把他或她拉出人群，而巴菲特则会讲述他在过去一年成功有效的措施，同时再编几个小故事，说说他曾如何使自己陷入一种困窘不堪或是啼笑皆非的处境之中。比如，当他正努力想挽救登普。斯特尔的时候，比阿特斯的人们都认为他是想破坏公司的。或者是：当他回到威尔森时，他不得不和理发师们达成协议，以免骚扰弹子球的黑手党把他赶出城去。这些不成熟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似乎是一种非常勇敢也还算聪明的胡克。芬恩，这是一种谦虚的人。客人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他讲话，一位叫利兰。奥尔森的投资者多年以来一直记得这些故事。“他们简直让你入迷。而且他从来不以高人一等的口气对你说话。”奥尔森说道。

事实上，这些投资者们开始有点崇拜巴菲特了。罗克珊。伯兰特，经纪商亨利的妻子，在她女儿的《儿童手册》上“三个现代最伟大的人物”一栏下面写道：施韦策，爱因斯坦，还有沃伦。巴菲特，他是一个除了百事可乐其他什么都不喝的毫无架子的天才，他能一年又一年地把华尔街上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巴菲特谦虚地鼓励说只有很自信很成功的人士才能做好。那些自嘲的连珠妙语以及预测自己成败的谦虚话语，只能更加增长投资者们对他的敬畏。

这种崇拜之情无疑让他感到高兴，但它也使得他急躁起来。随着一次次成功的飞跃，代表期望的横竿越来越高；星星越是明亮，它燃尽之后的阴影越是黑暗。巴菲特一直都认为这种赢利水平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华尔街这种地方，没有谁能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