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智力的角逐。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发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自然要深思熟虑。

因为《决议》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也是对中国的那一段历史要做出评价，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

或许邓小平这时候想起了１９３６年，在当时国民党白色封锁的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就是通过西方新闻记者的笔，打破了国民党的１０年新闻封锁，把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路线和主张以及事实的真相告诉给全世界人民。那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从此因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闻名世界，而后来，共产党的这颗“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中共似乎也从此把与记者打交道作为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当中央需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声明的时候，往往不是由正式机构发布，而是选择通过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个西方记者面对面访谈来表明态度。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传统。

那么到底选择谁呢？想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实在太多，这些人的名气自然不必说。

下棋找高手。自信的邓小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记者的名气，更多的是他需要一个与他能抗衡的厉害的对手。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大白于天下。

这将是一次智力的角逐。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１９３０年６月出生于佛罗伦萨。１９４６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她还是《纽约时报》、《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国报刊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撰稿人。她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她的踪迹，曾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是这个意大利女记者的一贯风格。而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贯的风格，她习惯于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针对某个问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见，她就在文前单独写上，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让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得多。

因为法拉奇这样的采访和写作风格，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在接受她采访时，都曾被她问得狼狈不堪。就连能言善辩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曾叹息地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节，纵是凌云亦虚心。”或许这正是邓小平内心渴望的一种对自己智慧进行挑战的对手。既然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就应该再找一个最难对付的“考官”，难上加难，看谁能难过谁？

所以，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或许不是因为她的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