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马基雅维利语录》并非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概括，而仅仅是摘要。毕竟我既没有完全翻译，也没有概括，更没有解说。我想，必须说明一下，本书是以摘要方式选辑的语录。

首要的原因如下。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我笔下至今以来的男女中，虽具备都是历史人物的共同点，却也有一点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他与《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中的四位教皇以及《海都物语》中出现和消失的男子们相比，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那就是马基雅维利留下了作品。

前面提到的人物写过诗作、信件和公共文书。但从写作内容来说，他们和马基雅维利完全不同。

马基雅维利所留下的作品是他“人生的写照”。他固然曾陷入不可避免的失业，于是又不得不以不可避免的“人生的写照”，自然地表现了以写作为人生的精神气概。

我以“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为题的作品，就是描写这位人物的。

但是我虽然写下了关于他的作品，却未曾对他的人生和思想有多少兴趣。我打算书写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代表性城邦的历史，在《海都物语》所描写的威尼斯共和国之余，还准备写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故事。我以为，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历史现实中的产物，可以作为描写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贴切素材。

他的一生不到60年，这不仅远比威尼斯共和国1000年的历史要短，用以注解佛罗伦萨共和国300年的繁荣，也是不充分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以但丁的时代为上升期，以科西莫·德·美第奇为中心的时期是鼎盛期，到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就是衰退期了。我常想，未来总会有人把前两人时代的历史写下来吧。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短暂。

在写下上述这些片面理解以后，我不得不说自己错了。

倘若我的假设正确，国家兴起的原因和衰落的原因相同，那么只写衰退期的历史不能说是不充分的。至少与只写兴盛时期的历史相比，这更有助于把握整体的形象。因此，虽然有必要追溯并记录下衰退期以前的历史，历史的整体形象并未因只写衰退期而从视野中消失。进入整体的历史视野，也就抓住了一个民族固有的精神。因此我以为，这种精神正是国家兴衰的原因所在。

马基雅维利的人生恰好为有着以上考虑的我，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但是，以上所述的马基雅维利，并非简单的素材而已。相反，他是一位遗留下作品的思想家。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的“人生的写照”到今日依然留存，而且——绝不仅仅是留存，他还是富有古典和现代价值的著作之作者。追溯他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在生活中并没有感到幸福。我在将他的故事写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于是研究他的生活和思想，并反复研究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衰落与他思想的关系。

最终我的结论是，两者之间应该分开考虑。《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的主人公，在作为一个人的同时，也是他所在的时代——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叙述素材。他的思想中根本的一点，即为什么马基雅维利是那个时代中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这是我有意选取的论点。毕竟，我所未曾言及的，除了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存在，也包括值得进行“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评论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衰落历史上的种种事件。

然而，将马基雅维利的人生与思想，和当时的历史分离之后，关于如何理解他的思想，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以往的研究者之间最常见的做法是继承前辈学者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阐释。对此，在我脑海里不能忘却的是他本人写下的一句话。

如果以原文引用的话，就是《君主论》第十五章中的一句：

sendo l'intento mio scrivere cosa utile a chi la intende...

（我写作的目的，是写一些对那些关注和理解它的人来说有用的东西……）

马基雅维利说这番话时脑海中的对象，无疑是他生活的16世纪时代的佛罗伦萨人，以及同时代更广范围内的意大利人。

他的作品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当今时代作为古典作品，对500年后日本的那些“关注和理解它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用的东西”，此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不得不说是很糟糕的。

但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要完整地阅读翻译成日语的《君主论》与《论李维》应该就可以了。虽然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还未完全翻译成日文，细细读罢这两篇代表作，就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思想了。这两本书由会田雄次先生作为责任编辑，已在中央公论社出版。

而我希望自己所收集的语录并不限于马基雅维利生活时代的思想，更将他与500年后日本人之间横亘的思想障碍完全去除。我也希望能使读者体味到马基雅维利写作当时字里行间洋溢着的生气。

我这种希望，由于对古典的敬而远之，还远未实现，完全做到也是不可能的。

我为什么对古典敬而远之呢？

在并非学者的我看来，古典作品在正文之后似乎总是附加大量注释的。我做不到尽可能详细地阅读那些注释，因此很难充分体味正文的意思。就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来说，由于其论述过程中时常引用具体的事例，若没有关于这些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知识，就无法理解他的论点。日文译本后附的大量注释，就是对这些事件和人物的解说。

不过，马基雅维利的书稿是在他死后5年才初次出版的，原书完全没有所谓的“注释”。

这很容易理解——马基雅维利在为阐述自己的论点而引用事例时，没有必要加任何注释。作为他同时代的人，参考那些非常熟悉的人物和事件，可以从整体上理解他的思想。他特别以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作为自己《论李维》的素材，这对当时的西欧人来说，就如同过去的日本人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熟悉程度一样。

因此，倘若马基雅维利生活在现代的日本，当他著述《君主论》时，大概一定会将圣德太子与秦始皇，成吉思汗与毛泽东，从织田信长、坂本龙马到西乡隆盛，或者进一步将从吉田茂到中曾根康弘、竹下登，以及里根、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等作为事例。关于这些人的注释，恐怕没有必要吧？

这种相同之处，不要说对今天的日本人，就是对现代西欧人来说也是存在的。

对我们来说，圣德太子、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是不需要注释的。对普遍受到过高等教育的现代西欧人来说，尤里乌斯·恺撒，或者亚历山大大帝，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了。如今已经出版的《马基雅维利全集》中，也完全没有注释了。在意大利文版即本书原著的注释中，不时有从古典语风转译的现代的口吻，在英文版本和德文版本的注释中，仅仅有作为常识的简单意大利历史回顾。

简言之，加入大量的注释不仅对16世纪时的意大利人没有必要，即使对想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现代西欧人来说，是否会造成理解上的累赘，也值得商榷。固然，对注释的阅读无法回避，毕竟它是基于现实的人物和事件的。但500年以来西欧范围内的“马基雅维利派”与“反马基雅维利派”之间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这种广泛的论争，可以说是古已有之。

最终，我决定在这本书中不加入任何注释。

不过西欧人之间存在的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与其文明圈迥异的我们之间，可能并不存在。我已经将马基雅维利引用的具体事例中不加注释就无法理解的那些，从《语录》中去除了。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每一位读者都能理解的情况下，为现代日本人提供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途径。

因此，这本《马基雅维利语录》是他的“人生的写照”中的精华。它是在我考虑是否适合现代人这一点之后，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抽取的精华部分。这指的是我个人主观认为的“精华”，其他部分并未收录。

其中《战争的艺术》的部分，收录寥寥，这是出自马基雅维利本人的理解。他曾经这样写道：

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是与战争相关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常有的情况是，古时候非常有效的策略，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毕竟这是受到技术进步影响最大的领域。

马基雅维利生前亲眼见到的印刷出来的本人著作，就只有这本《战争的艺术》了。

换句话说，这本书比起《君主论》和《论李维》来，更为当时人所接受。然而到了500年后的今天，用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说，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他嗣后出版的《君主论》和《论李维》。在这两部作品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越来越受欢迎的同时，《战争的艺术》成为一个包含着落后于时代的危险性的例子。

基于以上的看法，这本《马基雅维利语录》主要以《君主论》和《论李维》为中心而摘要。

此外，关于我为什么不采用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进行一番解说，而只是进行摘要，还另有一点原因。

这就是我回溯500年以来对他的思想赞成或反对的双方相互对立的历史之后，得出的结论。

即便是责难马基雅维利的人，如果考察马基雅维利生活时代的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实际情况，也不免得出相同的结论。

在创作《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的过程中，我为后世如何接受他的思想而感到不解，最终并未触及这个问题的实质。这是因为我相信，赞成或反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说法，对正确理解他本来的意图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针对断言他的思想是“反伦理的”、对“好的基督徒”来说有害的反对派意见，不属于这一派别的我，只能做如下的回应：

就政治来说，在一定场合下不得已提出反伦理道德观点的马基雅维利，其思想具有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恰恰在于将政治与伦理明确地分离考虑。这样做与否，并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问题。如果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点来选择，其答案自然是不能将二者分离考虑。

然而，我也不能说自己与为马基雅维利辩护的一派，持有相同的观点。

因为有像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中那样的情况，就去为他的思想之产生而辩护的逻辑——属于“辩护派”的人，并未注意到自身落入了一个悖论。因为越发强调他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就最终否定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普遍性。

不能不说，一种具备普遍性的思想，即使是时代的产物，也有可能超越时代而存在。为马基雅维利的辩护如果只表明被否定之余他的些许贡献，那就成了对他的讽刺。

作为世界名著的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是属于绵延的人类智慧谱系之一的。这一点难道不是普世性的吗？

就对思想的述评来说，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终究是述评者所处时代的反映。

正因为如此，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要说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就是对相关研究者的思想，也是如同第三者视野之镜像中所反映的一般了。与其通过研究者的透镜来观察，不如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直接展示出来。这样就算反对其观点，也能得到很多收获吧。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出版之后，一些书评指出，我既没有为他辩护，也没有对他进行责难。在这本《马基雅维利语录》中，我也沿袭了相同的做法。

在日本，既没有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完整翻译，也没有对他的解说，但有一些作家著有他的小传，方便人们理解。我知道除了佐佐木毅著有《马基雅维利》（讲谈社），还有名叫森鸥外的一位先生。这是明治三十四年的事。森鸥外在一部译名为“人主策”的《君主论》译序中对这部作品，在已有两种日文译本的情况下还应重新译介的理由，做了如下的叙述：

马基雅维利《人主策》（《君主论》）虽仅为一本小册，其行文纡曲，证例冗繁，不可称其为易读之著作。及阅过之际，摘其要而抄记之。

我读到此处，不免莞尔。我想，森鸥外先生一定是读到了冗赘不堪的译文吧。

而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意大利文的原文。现代意大利文豪莫拉维亚曾就马基雅维利的文章说，只要一读起他的作品，就会感觉到其间充满的力量，给人的感觉好似运动员隐藏在皮肤之下的肌肉运动一般。若要我以改变自己的文风来概括这样的文风，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我选择摘要的原因，是为了体会那种完全没有“纡曲”的马基雅维利的文风所给予读者的快感。选取“精华”的部分，绝对不能再说是“证例冗繁”了。

仅仅让读者成功地听到原作者的“人生之声”，还不能说是完全达到了我的著作目的。我的目的还在于，让马基雅维利本人面向现实的观点展示出来。

这就需要拜托各位读者了。

对于各位所关心的内容，我一定倾听各位的意见。我想，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意见，在出版后都会出现。毕竟，就算我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再大，也有些与他不同的意见。

也许我比谁都想了解各位的意见，我相信马基雅维利一定正在地狱里——说过天堂不过是无聊的人才会去的话的他，现在一定在地狱里吧——与历史上的伟人们对话。

基于各位的意见，我想自己总要写一部作品。我想到了“马基雅维利与日本人”这个题目。

顺便提一句，我所用以翻译的原著是现代以来最可信的版本，即1960年出版的Feltrinelli版。说句题外话，Feltrinelli出版社是代表意大利左翼力量的。

说到政治，我不愿意眼前再浮现永田市附近县政府所在地发生的那一幕。虽然那也是政治，但那样的地方所涉及的只是狭义的政治而已。在我看来，所谓广义的政治，并不是能够尽量公正而富有效率地运用手中的权力的“技术”。

因而，无论是作为“经济人”还是“政治动物”而居于高位的古希腊人，从历史上看，都有着首先以强大的经济，而后以成熟的政治著称的事实。这就是说，尽数体现人类自身智慧之价值的事物，是“艺术”而已。

这样说来，马基雅维利也曾打算在其人生中以政治为赌注。而我认为，在现代日本人当中，并没有与之相同目的的政治。

最后，“君主”的原文是principe，而现代的“第一人”英语是leader，常用于指领导者的场合；而“国家”这个词的使用场合，也与从西欧传来的“共同体”、“组织”等意译的词语一样。

盐野七生

1988年春，于佛罗伦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