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拉丁语单词叫作“familiares”，虽然是家庭的意思，但成员间没有血缘关系。用在腓特烈身上，这个词指的就是以家庭成员一般的热情与家长合作的人。

说起厌恶腓特烈的人，那一定是站在罗马教皇一边的人。但提起腓特烈的“家庭”（familiares），即便是在教皇派研究家的笔下也不得不举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为例。

贝拉尔德1177年前后出生于一个在意大利中部拥有领地的旧家族。他很早进入神职界，也很早崭露头角，不到30岁时就被任命为意大利南部重要城市巴里（现为普利亚大区首府）的大主教。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16岁的腓特烈。腓特烈当时宣布自己已经成人，要开始重建领国。那时贝拉尔德34岁。

此后，贝拉尔德改任了巴勒莫大主教。有说法认为，这是腓特烈求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所做的人事安排。腓特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西西里王国”，巴勒莫是王国的首都。但是，腓特烈改变贝拉尔德任职地的目的不仅是让他待在自己身边。在中世纪，权威之高仅次于国王的就是首都的大主教。如果说国王是统治国民的，那么大主教就是国民在宗教方面的领袖（即基督教界的牧羊人）。不过，当上了巴勒莫大主教的贝拉尔德所发挥的作用却远不止于此。

翌年，17岁的腓特烈接受德意志诸侯们的邀请，出发去了德意志，目的是要除掉现任皇帝奥托取而代之。当时的腓特烈前途未卜，跟他随行的人数也很少，其中一位就是贝拉尔德。

这一行人绕道罗马，谒见了教皇英诺森三世。4岁成为孤儿以后，教皇就一直是腓特烈的监护人，他来向教皇表示感谢。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老教皇赞成眼前这位年轻人去德意志取代奥托，他接受了17岁年轻人的请求，不但赞助了他们去德意志的旅费，还授予了贝拉尔德教皇代理的资格。

这一点在德意志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对普通的德意志人来说，教皇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进入德意志以后，只要碰到犹豫要不要为腓特烈开城门的城市，一身正装的贝拉尔德大主教都会走到前面，向在城墙上张望的居民们大声喊话，于是城门洞开，屡试不爽。

结果，腓特烈在德意志一待就是8年。为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8年是需要的。但在这8年中，贝拉尔德并没有一直待在腓特烈身边。腓特烈出发前把“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托付给了妻子康斯坦丝。8年间康斯坦丝的统治相当顺利，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了贝拉尔德的帮助。贝拉尔德多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往返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为了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腓特烈决定把康斯坦丝和儿子亨利召到身边，而送他们到德意志的也是贝拉尔德。

1220年，25岁的腓特烈在罗马接受了教皇洪诺留的亲手加冕。曾经的“普利亚少年”就此名副其实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贝拉尔德也与从德意志来到意大利的皇帝同行，列席了罗马的加冕典礼。不过，这位25岁的年轻人心里根本不想以此作为剧终（The End）。对已经43岁的贝拉尔德来说，这一年也不是“终止”。

贝拉尔德积极协助腓特烈制定了《卡普亚宪章》，正式着手进行西西里王国的法治化建设。他本人身为神职人员，却与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的博洛尼亚大学相对抗，不遗余力地协助创建以培养官僚为目的的那不勒斯大学，这所大学依靠世俗学者，把神职人员排斥在执教者之外。以罗马教皇为领袖的天主教会对新建这所教授古代罗马法、世俗色彩浓厚的高等教育机构投来了怀疑的目光。

腓特烈想让居住在西西里王国的伊斯兰教徒能安全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能生活在他们的宗教得到保护的环境中，他建设了萨拉森人的城市卢切拉。对此，这位大主教没有说一个不字，尽管这件事得罪了罗马教皇。

身为大主教的贝拉尔德明明白白地就是天主教会的人。他完全没有道理赞成和协助世俗君主腓特烈的所想所为。

然而，他却一直在协助腓特烈。也许，贝拉尔德结识腓特烈以后改变了思想，与神职人员的“义”相比，更加遵从人的“理”了。

1227年，已经50岁的贝拉尔德被腓特烈派往埃及。为了同身在开罗的苏丹阿尔-卡米勒直接交涉，他从意大利南部海港布林迪西乘船，在亚历山大登陆再去开罗。这样的埃及之行还不止一次。第二次光去开罗还完不了事，他不得不又去了一趟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不过，当时托付给贝拉尔德的任务委实重要。

腓特烈不想进行十字军远征，但却又不得不远征。于是，他打算不使用军事力量而通过外交手段达到远征的目的。为此，事先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交给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任务就是可能决定谈判成功与否的事先交涉。

罗马教皇做出开除教籍的处罚时，与被处罚者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到株连，被开除教籍。因而每次腓特烈被开除教籍的时候，巴勒莫大主教也都会一起被开除教籍。这就引出了可笑的插曲。有一次，腓特烈派遣的使节团甚至进不了罗马。因为使节团所有人都被开除了教籍。可是教皇又必须会见他们。于是，教廷紧急解除了贝拉尔德一个人开除教籍的处分，让他跟教皇见了面。

腓特烈率领第六次十字军出征时，军中从统帅皇帝到跟随他的贝拉尔德及以下全体参加者都是被开除了教籍的人，成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十字军。但就是这支莫名其妙的十字军，实现了夺回圣都耶路撒冷这个基督教徒的夙愿。如果把罗马教会开除教籍的处分放在心上，腓特烈的合作者就没法干了。

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让十字军不流血就获得了成功，但班师意大利后他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腓特烈想通过制定《梅尔菲宪章》完成已由《卡普亚宪章》开启的建设法治国家的构想。贝拉尔德也是为了编制这部宪章而被隔离在梅尔菲城中的一员。他何止仅仅是一个成员！他是参与编制的人员中最重要的合作者。

建设法治的君主政体国家，这在中世纪不啻为一项大放异彩的大事业，也是俗界的一项大事业。贝拉尔德身为神职人员却积极支持这项事业。这个法治国家以腓特烈为最高领导人，其最高决策机构被命名为“向国王进言委员会”，由负责各部的七位大臣和六位贤人组成。被选作贤人的有两名封建诸侯、两名大主教和两名主教，共计六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

在这个时期以后，贝拉尔德似乎是只要巴勒莫大主教职务允许，他就会尽量在腓特烈的身边协助他。对皇帝来说，没有比贝拉尔德更好的顾问了。同罗马教皇谈判的主谈多由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担任。贝拉尔德上了年纪，生活也需要逐渐平静一些。贝拉尔德虽然身为神职人员却有开明的头脑，他同出入于腓特烈宫廷的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很谈得来。

腓特烈弥留之际守在他身旁的也是贝拉尔德。贝拉尔德已经73岁了，他为腓特烈鞠躬尽瘁了40年，最后作为神职人员为腓特烈进行了傅油仪式。皇帝已被开除了教籍，大主教也已被开除了教籍。被开除教籍的人为另一个被开除教籍的人恕罪，这个行为并不为基督教认可。然而，贝拉尔德明知如此，却照样我行我素。也许他认为，腓特烈比罗马教皇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徒。

此外，许多见证人在皇帝的遗书上签了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贝拉尔德。他在“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签名之后又写上了“imperatoris familiaris”——“皇帝的家属”。他一直把皇帝的遗体送到巴勒莫，并主持了在巴勒莫主教堂举行的葬礼。

得知腓特烈的死讯之后，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立即写信给贝拉尔德劝说他，将解除他开除教籍的处罚，请他回到基督教者的正确道路上来。但巴勒莫大主教连回信都没有写。腓特烈死后两年，贝拉尔德在巴勒莫去世。与腓特烈一样，他也是以被开除教籍之身去世的。

腓特烈生前曾经这样评价比自己年长17岁的贝拉尔德：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他总在我的身旁。为此，（作为献身神职的人）他必须忍受许多许多。”

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出生于意大利。还有一个人，再厌恶腓特烈的研究家都不能不承认其献身精神，他就是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他出生于德意志贵族家庭。不仅是德意志，当时欧洲贵族家族出生的男子只有三条路可选：要么子承父业当领主，要么进入神职界往上爬，要么参加十字军时代的产物宗教骑士团。年轻的赫尔曼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所以他也和贝拉尔德一样是罗马教皇一边的人。

腓特烈把赫尔曼用于同教皇交涉的主谈者。这并不是因为腓特烈人才缺乏到不得不用神职人员的地步，而是要以神职人员对付神职人员。

据信赫尔曼于1215年与腓特烈结识。那年，腓特烈20岁，赫尔曼35岁。他比腓特烈大15岁，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已有7年时间。

赫尔曼让人佩服，使人不得不感叹德意志人中还有头脑和行动都如此灵活之人。相较于手执武器打仗，他更擅长于用头脑打仗。他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腓特烈把他用到了极致。

与工作据点在意大利巴勒莫大主教区的贝拉尔德不同，赫尔曼的工作地点在东方，因为三大宗教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原本的任务是保护从欧洲前往圣地朝圣的基督教徒。条顿骑士团的团长不可能一直待在欧洲。

即便如此，赫尔曼还是频繁往返于中近东和欧洲之间，每次回到欧洲，他首先就会造访腓特烈。依他的身份来看，造访其上司罗马教皇应先于造访腓特烈。

让赫尔曼去同教皇交涉对腓特烈很有利，原因之一是教皇可以开除皇帝和大主教的教籍，却不能开除宗教骑士团团长的教籍。宗教骑士团团长为在伊斯兰势力包围中的中近东保护基督教徒奉献了一生，如果开除他的教籍，王侯和诸侯一般都不会保持沉默。

所以，腓特烈用肯定不会被开除教籍的赫尔曼去跟教皇谈判。腓特烈以被开除教籍之身出发远征，仅此一项，教皇格列高利就已经雷霆震怒至今。从东方班师回国后，经过长达一年坚忍不拔的交涉，腓特烈和教皇格列高利终于实现了世人所谓的“和平之吻”，即格列高利解除了开除腓特烈教籍的处分。这一切都是这位年届五旬的德意志骑士的功劳。被开除了教籍的人派遣特使，没有比赫尔曼更合适的人选了。

腓特烈懂得这个“特权”的功效，赫尔曼似乎也有感觉。他利用自己无论干什么都不会被开除教籍的身份，在因被开除教籍之人统率而得不到教皇批准的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站在皇帝一边积极活动。而且，在皇帝对以教皇为后盾的伦巴第同盟作战而需要在德意志招兵时，赫尔曼也冲在前头积极活动。所谓条顿，就是德意志的意思。冠以此名的骑士团团长一声召唤，德意志的骑士当然会全体响应而来。

可见，使用赫尔曼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利，唯独有一件事不能让他去做，即不能让他去同伊斯兰教徒交涉。宗教骑士团的旗号是保护基督教徒，对一心想把基督教势力赶出中近东的伊斯兰势力来说，他们就是敌人。任何身着白底红十字制服的圣殿骑士团人士要想靠近苏丹，苏丹的卫兵们就会充满杀气。对身穿白底黑十字制服的条顿骑士团人士情况也一样。赫尔曼对自己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一事非常自豪，腓特烈没法让他脱下制服，只好派别人去和伊斯兰教徒交涉。

赫尔曼病倒了，就连腓特烈也慌了。他把赫尔曼从所有工作中解放出来，送到了萨莱诺，严命他专心疗养。萨莱诺有欧洲最高水平的教授医学的学校，腓特烈也为复兴这所学校出过力。学校有医师和设备都很完备的附属医院。

然而，长年累月的繁重公务已经不允许年过花甲的赫尔曼再次站立起来。尽管医师们拼命施救，腓特烈也强烈希望老友痊愈，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还是在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腓特烈这时在意大利北方。他在同一天收到了赫尔曼的死讯和教皇格列高利第三次开除他教籍的通知。许多研究家都说，如果赫尔曼还健在，也许这第三次开除教籍可以避免。我也这样认为。只有赫尔曼可以用他那德意志人少有的灵活性把自卑感很强反而会动辄跑过头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扳回正轨。

44岁的腓特烈没有把这位老友的遗体送到德意志。面海而建的巴列塔城堡是腓特烈很喜欢住的一个城堡，城堡所在的城市里有条顿骑士团的一个支部。皇帝下令把这位为自己鞠躬尽瘁长达24年的老友安葬在这个支部的附属教堂里。据说，腓特烈每次在巴列塔逗留时都会去那座教堂。

腓特烈总是用教皇方面的神职人员去对付罗马教皇，用封建诸侯去对付封建诸侯。这就像我在前面写过的那样，任命当地有实力的黑帮担任消灭黑帮的部门长官，我们且不论这样比喻是否确切。腓特烈的目标是要摆脱封建社会，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但他又不允许用军事力量压制，因为他起步时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

而拥有广阔领地、长年统治着“国中之国”的诸侯们却拥有丰富的财力和人力。要让他们跟从自己，光靠腓特烈自幼所拥有的“西西里王国国王”地位是不够的。自打腓特烈出生前100多年起，还是他母系一方诺曼国王统治的时代，这些诸侯就已经是西西里王国强者了。

直到25岁，腓特烈才第一次抓住了对付诸侯的有效王牌，他名副其实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年是1220年，他打响了宣告君主政体国家诞生的第一炮，公布了《卡普亚宪章》。

之后，腓特烈立即开始了对封建诸侯的拉拢。他首先任命他们担任以其领地为中心的区域地方长官。其中一位诸侯恩里克·迪·莫拉很快就在3年后担任了整个王国的司法首脑，相当于法务大臣。除他以外，其他强大的诸侯基本上也都被任命担任了公职。

后来，腓特烈完成了十字军远征，又与教皇言归于好，于是轻装上阵，于1231年公布了《梅尔菲宪章》，高调宣示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在制定宪章过程中被隔离在梅尔菲城的人中，也有如今已经当上高官的诸侯。他们这些封建诸侯不但参与了制定工作，还占据了因《梅尔菲宪章》而起步的君主政体国家的一半要职。司法大臣、建设部首脑、可作为腓特烈“内阁”的“辅佐国王委员会”六贤人中的两位都是封建诸侯。

以莫拉、阿奎诺兄弟为首的这帮人都是在中世纪这个乱世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封建领主，他们是不会听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跪地臣服的。这些人加起来超过10人，他们一直侍奉着腓特烈，20年、30年，直到死神不允许腓特烈继续履行职务为止。只要有能力，腓特烈就会毫无保留地使用他们，而他们也都成了腓特烈的合作者。腓特烈还让他们做规定领域的工作。最终当上代理人的恩里克·迪·莫拉经常被派去与罗马教皇交涉，阿奎诺家族的托马索一世被指派与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同行去开罗与苏丹交涉。苏丹阿尔-卡米勒派到腓特烈这里来的特使是埃米尔法拉丁。所谓埃米尔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封建领主。派来的是封建领主，派去的也得是封建领主。于是，这位只知意大利南方的人就得远游伊斯兰世界了，而且还不止一次，是数次远游。

这位托马索一世·达·阿奎诺的弟弟兰杜尔夫也在腓特烈手下担任高级行政官，直到去世。而兰杜尔夫的儿子在历史上可是名人。他儿子名字托马索·达·阿奎诺的拉丁语发音是“托马斯·阿奎那”，他提出了经院哲学。人们说到中世纪时代的哲学，回答基本就是“经院哲学”。他是老幺，但也是强大诸侯之子。因而，这位未来的大哲学家得以在父亲侍奉的君主所创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后来他还登上了这所大学的讲坛。腓特烈是一个专制君主，但这个专制君主却不妨碍家臣之子加入多明我会，并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

腓特烈的合作者除了神职人员、封建诸侯以外，还可以举出第三种人，他们在理性上属于上流阶层，但出身于经济上的中流阶层。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塔德奥·达·塞萨这两个人。他们都于1190年前后出生于意大利南方，比腓特烈大4到5岁。

这二人可以说是腓特烈的同龄人。1240年前后，他们取代了已经年迈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病逝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已经担任要职20年的恩里克·迪·莫拉，开始作为腓特烈的合作者崭露头角。卡普亚的城门是腓特烈在这个时期建造的。城门上安放着一尊雕像，腓特烈端坐中央，这两个人分立左右。两人都曾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是卓越的“科班”之人。两个人都是俗界之人，他们之间也只有这点相似。

维尼亚还是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因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举荐加入了腓特烈的心腹团队。参与创建那不勒斯大学的时候，他才30岁出头。人们一般认为，是他把写入《梅尔菲宪章》中的政策改写为法律条文的。那年他40岁。

他是书写辞藻华丽的文章高手，除了正式文件以外，皇帝把给教皇写信的工作也都交给了他。如果不用这样的文章给神职人员写信，他们一般都会不高兴。腓特烈喜欢直截了当、简单明快的文章。要是他给教皇写信，原本不会发生的问题也会成为问题。此外，写给王侯们的信件似乎也经过了他的推敲。王侯的教养一般都很低，即使是皇帝的来函，他们也都是让伺候在身边的神职人员念的。

不过，这位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的外交能力似乎不怎么样。派他当使节出使，没有一次办得漂亮。尽管他教养高，有诗才，但根儿上却是一个书斋中人，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与他同龄的塔德奥·达·塞萨却是一个外向活跃的人。塔德奥是腓特烈自己发现并重用的人，性格与内向的维尼亚成为鲜明对照。他外向，责任心强，而且热情有加。他填补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走后的空缺。不过，塔德奥·达·塞萨没有赫尔曼所拥有的连教皇都不能无视的宗教骑士团团长的地位。

这里，我只是列举代表人物而已，这些人都是腓特烈的合作者。与腓特烈合作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像同时代其他同业人士那样，给予崇高地位和丰厚报酬，颐指气使就能轻松做到的。在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手下当差的一个书记写给上司一封信，感叹报酬低、工作重。这封信留存了下来。要说工作重，这些下级职员的上司“合作者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没有诉苦，是因为他们总是在近旁看着皇帝从无歇息地干着比自己还重的工作。尽管腓特烈让手下干很重的活儿，但他在用人方面有他自己的一套。

首先，一旦任命，他就会把所有一切交给受命的人去办理。而受命的人有义务经常向皇帝汇报。

他们之间的讨论也不是皇帝对家臣的一言堂。如果自由活泼讨论的结果使腓特烈理解自己的方案需要修改，他会立即修改。他在给德意志的儿子康拉德的信中都写着要经常倾听家臣之言。如果连写信者本人都不去实践，便不会有效果。

他使每个人的责任清晰明确，给他们的指示也总是很具体。事情办不好他会大发雷霆，但从来没有人会因此被投进监狱。只有一个例外。这人在腓特烈率领十字军远征不在期间负责防卫，他竟然容忍了教皇军队的入侵。腓特烈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怠慢所造成的，让他挨了几年牢狱生活。除此之外，合作者中既没有人被流放，也没有人被处以死罪。

长期协助腓特烈，有时一定是件苛刻得难以忍受之事，但工作干起来应该很容易。在明了自己所做之事的领袖手下工作，即便满足他的要求要花大气力，但工作本身很容易。相反，如果一个领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实施过程中又左右摇摆，那他手下的人便不易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