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教皇、大主教还是主教，神职人员都喜欢与信徒保持一对一相处的关系。举忏悔罪过这个信徒的义务为例。在专门为信徒坦白罪过而设计的狭小忏悔室里，神职人员隔着隔板面对信徒。信徒在里面坦白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坏事，神职人员倾听信徒的坦白，听完后让信徒连说几遍“阿维·马利亚”，然后赦免忏悔者犯下的罪过。神职人员被认为可以传达上帝的旨意，因而也被认为有资格宽恕违反上帝旨意的信徒。

这种神职人员与信徒的一对一关系并不仅限于忏悔室里。除了向众多信徒说教以外，神职人员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喜欢一对一的做法。

腓特烈打破了这个做法。回溯10年以前围绕十字军远征所引起的开除教籍事件，腓特烈在那时就已经打破了这种做法。但在目前为解决伦巴第问题而与教皇进行的交涉谈判中，腓特烈更加明确地打破了这种做法。

当时的外交交涉并非采用现在我们所想象的交涉形式。交涉的当事人是教皇与皇帝，交涉是在他们二人之间以书信为媒介进行的。腓特烈派遣的赫尔曼是皇帝方面的首席特使，特使们的任务是把教皇交给他们的书信送达皇帝，以及向皇帝报告写信时有关教皇和教廷的情况，这是他们任务的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任务是把皇帝写给教皇的信交给教皇，再把教皇读信后的反应告诉皇帝。特使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腓特烈的真实意图用自己的话委婉地转达给教皇。

这就是当时的外交交涉，教皇与皇帝之间频繁互通信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腓特烈并没有把教皇写来的书信公开出来。那个时代还没有尊重隐私的概念，但却有着遵守礼仪的概念。

但腓特烈皇帝公开了自己写给格列高利教皇的书信，他让人大量抄写并寄给了全欧洲的王侯。

皇帝写给教皇的书信中充满了对教皇来信所写内容的反驳。最佳的反驳方法就是使用对方的话进行反驳。如果读了皇帝写给教皇的信，就能了解教皇对皇帝说了些什么。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种事用一台机器就能轻而易举地办到。但在800年前古老的13世纪，这种事只有让很多书记员用笔抄写，再让很多专事送信的仆从带着这些抄件送到欧洲各地才能实现。腓特烈走动起来，会带着上百号的随行人员。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随行人员中很多都是从事抄写工作的书记员和送信人。

当时的抄写书记员

腓特烈用这个方法，让法兰西王、英国国王等欧洲实力人物了解了罗马教皇对他们这些世俗王侯的真实想法。腓特烈在本该是密室的忏悔室里装上了“喇叭”，让一贯在那个狭小空间内部一对一进行的神职人员与世俗人之间的对话响彻了整个教堂。这座教堂里坐满了全欧洲的实力人物，他们全都竖起耳朵听着忏悔室传出来的两个人的声音。

10年前纠结于十字军是不是要远征的洪诺留教皇性格温和，他没有识破腓特烈的这种诡计。我们不知道一味强硬的格列高利是否识破了腓特烈的坏招，但却能想象得出他怒火中烧的样子。在琢磨出史无前例招数的才能方面，腓特烈技压群雄。让整个教堂，甚至连在教堂外的一般民众都能知道忏悔室里的对话，这一招只不过是其中一例。

不过，腓特烈这样做并非出于情报要对任何人公开的想法，而是期待取得具体成果，是作为一种战略实施的。

我们不得不说他成功了。从这个时期开始，皇帝与教皇之间展开了长达15年的激烈抗争。在这15年中，没有王侯明确站在皇帝一边同教皇斗，但也没有一个王侯站在教皇一边与腓特烈敌对。王侯们明白局面很危险，现在教皇针对皇帝的敌对意识，明天就会被用于对待自己。

法兰西王、英国国王和德意志实力诸侯都知道教皇已经说过的话，自从古代末期君士坦丁大帝向罗马教皇献土以来，欧洲全境就已经是教皇的领地了，王侯不过是受教皇委托进行统治而已。从王侯手中收回领土，对从那时起就已经是欧洲全境真正领有者的罗马教皇来说是行使正当权力。王侯们自然会想，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

格列高利九世作为罗马教皇，身居天主教会的最高地位，也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却犯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错误。他暴露出了教皇与皇帝的对立并非因宗教问题而起，只不过是因为再世俗不过的领土问题。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对他的伯父英诺森三世教皇所说的“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这句话深信不疑。

皇帝腓特烈二世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应该回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上来。耶稣基督的话是“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教皇与皇帝并非上下级关系，只是各自负责的领域不同而已。

腓特烈的这种想法起初还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但慢慢却扎扎实实地变成了欧洲王侯们一致的声音。当然，腓特烈采用的放喇叭的方式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在1237年，期待把教皇拉到前台来解决伦巴第问题的外交交涉事实上以失败告终。腓特烈知道，必须决策的时候到了。皇帝向阿尔卑斯山北边各地发出了命令，要在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集结兵力。第二次伦巴第战役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