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做了这样的安排，腓特烈抵达阿卡后还是很快向阿尔-卡米勒派去了密使，要求重启接触。两位密使都是领主出身，住在圣地很久，都能操熟练的阿拉伯语。两位密使前往阿尔-卡米勒所在的纳布卢斯。腓特烈在热烈的欢迎中抵达阿卡后，立即开始尝试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这个时期阿尔-卡米勒住在纳布卢斯，目的是把因去年弟弟阿尔-穆阿扎姆之死而统治者空缺的、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叙利亚全境纳入身为开罗苏丹的自己的统治区域。这一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可阿尔-卡米勒还有一个年龄与死去的二弟同龄的弟弟，名叫阿尔-阿斯拉夫。亡父阿迪勒把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交给了这个弟弟。弟弟对长兄独吞叙利亚感到不满，以不惜内战的姿态反抗阿尔-卡米勒。

腓特烈进入巴勒斯坦时正值阿尔-卡米勒通过对话调停这场兄弟间的对抗，且调停已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时候。阿尔-卡米勒一定会觉得腓特烈来得不是时候。

阿尤布王朝的苏丹继承了创始人萨拉丁的观点，一贯采取与哈里发保持距离的做法。

当时的伊斯兰教徒是如何认知“哈里发”的呢？他们把同时代的罗马教皇称为“基督教徒的哈里发”。这意味着，“哈里发”是宗教上地位最高的人，而“苏丹”是俗界地位最高的人。

在萨拉丁以前，巴格达和开罗各有一个“哈里发”。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代表逊尼派，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代表什叶派。

萨拉丁似乎还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分离主义者。开罗的哈里发死后没有继承人。此后，阿尤布王朝就一直在没有哈里发的状态下经阿迪勒和阿尔-卡米勒延续下来。

阿尔-阿斯拉夫受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后，其根据地在摩苏尔，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很快就能到达巴格达。他与巴格达哈里发的距离，自然要比他与根据地在开罗的哥哥阿尔-卡米勒来得近。这就是说，他更容易受到充斥在哈里发周围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伊玛目（领拜师）即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

在与阿尔-阿斯拉夫之间的对立渐渐平息之时重启与腓特烈的交涉，对阿尔-卡米勒来说甚至存在削弱自己地位的风险。

原因是腓特烈摆上谈判桌的一定是一年前接触时由阿尔-卡米勒提议的“归还耶路撒冷”的方案。耶路撒冷也是伊斯兰教徒的圣城。把圣城拱手让给基督教一方，拥有哈里发的美索不达米亚势力以及掌控这个势力的阿尔-阿斯拉夫不可能不发出反对的声音。

然而，以埃及为势力基础的阿尔-卡米勒又不能无视腓特烈带来的军事威胁。

巴勒斯坦及其周边

年轻皇帝率领的不仅是精锐军团，还有腓特烈专门命人打造的、可在尼罗河上航行的船队。这支船队将满载着骑兵和步兵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出现在开罗中心。对阿尔-卡米勒来说，没有比这更不想看到的事情了。尽管叙利亚正在逐步收入囊中，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可一旦大本营开罗出现危险便会鸡飞蛋打。

苏丹阿尔-卡米勒接受了腓特烈要求重启谈判的请求，并派来已经和腓特烈认识的年轻埃米尔法拉丁担任主谈。这也是阿尔-卡米勒向腓特烈传递的将会认真对待谈判的信息。

不过可以想象，这时的阿尔-卡米勒脑子里想的不是尽快谈妥，而是要拖延谈判。

苏丹十分了解皇帝所处的境况，既知道他已经被教皇一连两次开除了教籍，还知道腓特烈停留的阿卡市内也分裂成为教皇派和皇帝派。

而且，他既了解教皇的领土在伊斯兰教徒称之为“狭长土地”的意大利半岛中部，与腓特烈在南方的广阔领国接壤，也知道如果憎恶腓特烈的教皇格列高利一旦下令越境进攻意大利南方，腓特烈就只能回国。

我写历史时痛切地感到，情报只有传递给那些能够理解其重要性的人才会准确。十字军的历史也是一样，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在这一点上也毫无二致。即使同为基督教徒，也是既有精于情报的教皇和王侯，也有疏于情报的教皇和王侯。即使都是基督教徒、都是意大利贸易商人，也有重视情报的威尼斯人和对情报谈不上重视的热那亚人之分。

古罗马人尤里乌斯·恺撒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可能看到现实的全部。许多人只看自己想看的现实。”

只有那些敢于直视自己不愿看的现实的人才能充分利用情报。

身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和他周围的伊玛目们，以及领有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尔-阿斯拉夫，他们都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十字军来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皇帝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早晚要回欧洲。

然而，这位皇帝拥有只要他愿意就能直接打击开罗的海军力量，他们都没有去注意这件事的重要性。只有阿尔-卡米勒拥有这种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