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节团的首席代表是一位年轻的埃米尔，名叫法拉丁。所谓“埃米尔”相当于基督教世界的封建领主。据说法拉丁是深受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信赖的心腹。

伊斯兰世界俗界第一人与基督教世界俗界第一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即外交交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这在十字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此后，法拉丁一直与腓特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法拉丁生年不明，因而我们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但从他后来岁月漫长的外交官经历以及他准确的卒年推测，他大概与32岁的腓特烈同庚，或稍许年轻一点。

首先让法拉丁吃惊的是，与腓特烈对话时，自己带来的翻译派不上用场。

自第一次十字军以来，许多跟随十字军远征而来的基督教徒在中近东定居下来，至今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到了现在，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人了。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懂得伊斯兰世界的第一语言阿拉伯语。

可是，法拉丁眼前的腓特烈有生以来从未踏上过中近东的土地。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皇帝的意义不同于教皇，但他也是统率所有基督教徒的人。然而，这位皇帝竟然不需要借助任何人的帮助就能阅读、理解法拉丁带来的阿尔-卡米勒的亲笔信，还能用阿拉伯语谈出自己对亲笔信的想法！

这样一来，法拉丁对皇帝的认知自然始于美好的感情。腓特烈似乎对年轻的埃米尔也抱有良好的感情。腓特烈这个人是从不让自己厌恶的人靠近自己的。阿尔-卡米勒的亲笔信决定了腓特烈的良好感情。

亲笔信中写着苏丹已做好了归还耶路撒冷的准备。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腓特烈要与阿尔-卡米勒结成联盟，来应对阿尔-卡米勒的亲弟弟、现在与他处于敌对关系的叙利亚苏丹阿尔-穆阿扎姆，即使腓特烈率领十字军前来，也不攻打埃及。

萨拉丁从基督教徒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在伊斯兰世界被奉为英雄。他的弟弟阿迪勒是哥哥最好的合作者，他接了哥哥的班。他跟哥哥一样，完全没有宗教的狂热。继承阿迪勒的是他的儿子阿尔-卡米勒。阿尔-卡米勒少年时代就被狮心王理查封为西欧式骑士。即使不是这个原因，他这个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的感情也不坏。

阿尔-卡米勒与弟弟阿尔-穆阿扎姆的关系很好，这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家族相比算是特例了。兄弟俩年龄只差两岁，也是竞争对手。兄弟二人忠于父亲的遗志，分别在埃及和叙利亚进行分治。他们个人之间的兄弟感情也不错。

但正如前述，这一时期，中近东的伊斯兰世界分为埃及派和叙利亚派，双方都是既得权益阶级。一方在开罗，另一方在大马士革，双方相互竞争，争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叙利亚派对埃及派的逐渐强大变得神经质，不断攻击埃及派，兄弟俩原本关系并不坏，现在弟弟叙利亚苏丹却站到了最前锋，要打倒根据地在开罗的哥哥。

阿尔-卡米勒是长子，因而是父亲留下的整个中近东伊斯兰世界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不容许他放任自流的问题。如果埃及与叙利亚发生正面冲突，影响将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阿尔-卡米勒一直在寻找规避的办法。他当然不希望十字军在这个时期前来远征。

他心里绝对不希望十字军打到埃及来。记得6年前第五次十字军登陆埃及时，阿尔-卡米勒率领埃及军队迎战，虽然成功地把十字军赶了回去，但个中艰辛仍历历在目。在给腓特烈的亲笔信里写的不进攻埃及的条件，正是这个时期阿尔-卡米勒的切实想法。

此外，亲笔信里还写到了“同盟”。所谓同盟，并不意味着等同于军事上的并肩作战。同盟并不要求共同进攻某一方的敌人。有的同盟只要求不做对某一方的敌人有利的事情，即要求对方不要帮助敌人。

身为伊斯兰教徒的哥哥为扳倒同为伊斯兰教徒的弟弟而与基督教徒联手所冒的风险，对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苏丹阿尔-卡米勒来说实在太大。他已经能看见，大马士革背后巴格达的哈里发会竭力谴责他是伊斯兰世界的叛徒。中世纪是一神教的时代，背叛同教教徒的谴责会使苏丹的地位陷入危险境地。

换句话说，阿尔-卡米勒没有忘记6年前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的痛苦经历，他最希望的就是十字军不要进攻埃及。如果这条能获得保证，他就可以归还耶路撒冷。

阿尔-卡米勒有过“前科”。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他就曾说过如果十字军撤出埃及，他就归还耶路撒冷。但在当时，十字军中的狂热信徒太多。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必须通过流血夺回，而不能通过与异教徒的对话收复。结果阿尔-卡米勒的方案最终未能实现。不过，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是腓特烈，他认为最好不流血就能收复圣城。32岁的皇帝决定，认真地接住苏丹投过来的球，再认真地投回去。

腓特烈找了个理由，说护送埃米尔法拉丁时顺便回访，派出使节团出发去了埃及。使节团里有两个封建诸侯兼重臣，但首席仍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赋予贝拉尔德的任务是：第一，确认苏丹所写的内容；第二，直接拜见阿尔-卡米勒，了解苏丹的为人。已经对腓特烈抱有亲密感情的法拉丁将尽力促成大主教与苏丹的直接会谈。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阿尔-卡米勒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他希望不要进攻自己根据地埃及的想法是正当的。但他还说，如果十字军不打到埃及来，他就归还耶路撒冷。可是，眼下统治基督教徒憧憬之地圣城耶路撒冷的是弟弟叙利亚苏丹，而不是他埃及苏丹。

这就是说，阿尔-卡米勒承诺归还并不在自己管辖之下的耶路撒冷。

难道腓特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不，他一定注意到了。但他不动声色，沿着“约定就是约定”的路线走下去。

所谓外交，不一定只要坦率地打出手中的牌就会有好的结果，也不一定只要手里的牌好就能取胜。不论牌好牌坏，关键在于如何打好手中的牌。

并不是皇帝派出的使节团里有相应的重臣就能够完成任务。32岁的腓特烈把这项顶级微妙的外交任务托付给了相互了解远胜他人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从腓特烈16岁那年起，贝拉尔德就明里暗里地支持着他。这时，他也会完美满足拥有共同思想的青年君主的期待。

既然是大主教，贝拉尔德也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执第五次十字军之牛耳的教皇代理佩拉吉奥也是神职人员。

面对阿尔-卡米勒归还耶路撒冷的说法，枢机主教佩拉吉奥主张圣城应通过基督教徒流血夺回，不能通过与异教徒交涉来收复，他甚至拒绝讨论此事。

对同样的说法，大主教贝拉尔德却为了与异教徒交涉而不远万里前往开罗。

贝拉尔德结束与开罗苏丹的会谈回到意大利，已经是第二年的开春时分。

就在这年春天，罗马“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