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起，大队人马就陆续进入华远，开始了各种清查，譬如2005年开始，就连续清查3年的财务和税收。市税务局的熟人悄悄地告诉我，在税务总局的眼中，似乎华远是个巨大的国企，一定存在着许多税收中的漏洞，却不知道华远既不是央企也不是市属的国企，不过是个区属的小国企，最多也就算个处级吧，而集团下属的房地产公司大约只算得上是科级企业吧！

潘石屹戏称，华远地产公司也就是个“妇科级”。

正如社会上许多民众都以为我这个“富二代”、“红二代”是靠老爹的帮助才当上了华远这个国企中的好大的一个官，却不知道这个屁大的官连个行政上的处级待遇都无法享受，老爹兢兢业业那么多年，真要动用权力，好赖也能给我弄个局长当当吧！

其实华远无论政府按什么样的级别进行管理都与公务员待遇无关，靠的是用改革的精神和市场化的机制，从无到有地拼搏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华远的创业者都是“红二代”和“官二代”，但却从来没有人利用这种关系去为企业或为个人谋私利。

华远从一成立就是个严格遵纪守法的企业，并且被评为各种先进，并被北京市税务局评为荣誉纳税人称号，按规定可以三年免检，我个人也同样被评为荣誉纳税人。

清查数月之后，检查组实在找不出企业在纳税中的问题，只检查出几张小额的假发票，于是以企业对社会公益的捐助费用来缴纳企业所得税为由要求华远补缴了相应的税款。

这种专门指定的税务检查本是目标明确的专项检查，但企业的严格守法行为，并没有给税务机关留下于己不利的漏洞，也证明了企业的严格管理和自觉纳税的约束能力。

当媒体上公布了国税总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税务检查时，一些媒体的记者认为可以抢到些八卦的新闻，在检查期间多次来询问和了解情况，以为能借此抓条大鱼，但最终检查的结果让这些媒体大失所望，华远既没有在这次检查中出现大量的应交而未缴税款的情况，更没有偷税漏税的行为。

华远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各种机关检查的重点，早已习惯于接受和被强制各种检查了，而这些检查更帮助企业建立了更严格的内部制度，让企业更加安全了。

也许一个企业最值得骄傲的不是你做出了什么可以吹的丰功伟绩，因为你能做到的别人同样也能做到，值得骄傲的或许是当你被恶意或有意识地严查之后，仍然保持清白，就像进监狱都不会被认为是好事，但如果你能无辜地被关进监狱审查，却又能被无罪释放一样。进监狱的不一定都是英雄，但进监狱而被无罪释放的肯定不是狗熊，至少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所有的误解大约都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包括不知与无知，也包括用道听途说的零散信息做出的判断。尤其是通过网络和媒体片面的报道获取的不完整信息，更容易对社会产生误导作用。

当国税总局点名要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进行清查，也许只是因为从网络或媒体中知道华远集团公司中有个任志强，并不知道这个企业只是个区属的企业，更不知道其资产规模和利润总款，也不知道其利润组成是来自于集团公司自身还是来于持股企业的税后分红，但却事先预定了一个远大于公司年利润的巨大数额的征税额，而实际检查之后却发现毫无油水可捞，即使牵强地将本不应于审计年纳税的额度归并，也仅仅只达到预期补征数额的几十分之一，这让税总的官员们大失所望。

或许国税总局只是听说我在媒体中的影响大，却根本不了解华远是个什么样的企业，好在企业自身没有什么不干净的把柄，身正不怕影子歪，顺利地通过了检查。

这种检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在检查无丑闻中洗干净了，给了企业一个更好的证明。北京市税务局发的奖状是真实的，企业没有在税收问题上愧对过自己的良心，也不是靠偷税漏税骗取利润的。

其实区属企业要做的恰恰是增加区财政的收入，华远在税制改革之前，曾经是区财政的主要税收来源，自然查的、缴的都比别人多，也养成了依法纳税的好习惯。

除了纳税之外，其他的事情也有着同样的规律，听说的声音反而超越了实际的情况，也让许多误听者会失去正确的判断。

坚持一种诚信的态度，是每个人天生都应固有的一种品质，但当今的社会却让说真话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于是我就有了“大炮”之称。

说真话就如同放炮一样的社会，缺少的是言论自由和诚信。

当我还是幼儿时，父亲、母亲就教我要诚实，可以有善意的谎言，但却不能有恶意的欺骗，如可以谦让而假装吃饱了，可以谦让而假装喜欢，却不能做错了事而不承认，尤其是自己做出的错事。前者的谎言出于善，后者则是出于恶。

当我上小学时，学校同样教给我的是诚实。和现在的小学一样，老师会将每周的成绩单交给每个同学拿回家给父母看，并请家长签字带回学校。那时不管成绩好坏，都会如实地向父母汇报，父母会教育我们几个子女尽可能地独立学习，但不会因成绩的好坏而过度地批评，因此没有那种怕父母批评而隐瞒成绩的想法。

常听说现在的小学生中有假冒家长签字而隐瞒成绩的做法，这其实和家长过度地强调成绩而对孩子太严厉有关，于是反而让孩子变得不想诚实和不敢诚实，长大了也不会将诚实当作一种人生宝贵的品质而珍惜，但“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则是在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之下，坚定地树立起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信念的一代，一种狂热的冲动中也包括了这种诚实素质的培养。

“文革”时大量的抄家活动，从那些被打倒的人家中抄出的金银财宝，没有一个人会想私吞，都会在没有任何登记的情况下全部如实上交，并引以为豪。

这一代人的怀疑与动摇是在“文革”之中，突然在一夜之间父母与亲人被打倒了，自己的革命冲动也变成了“反动”的行动之后，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了另类的思考，开始了真与假的斗争。

一部分人为了避免被残暴的武力镇压的噩运，放弃了诚实，有些人甚至要与父母断绝关系，开始揭发自己的父母，以显示“革命”的真诚；一部分人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家庭背景与身份，不得不用一些假象和欺骗去保护自己与家庭；也有一部分人则用高明的假话拼命地向上爬。当这个社会摧毁了一切规则和信用体系之后，诚实也逐渐地被愚蠢所代替，成了这个社会中最不值得尊重和最没有价值的品德。

但还有一些人哪怕是面对着死亡，也会坚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亲眼目睹了父母在群众队伍的暴动之下的诚实，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做人的尊严，他们可以保护孩子而忍受各种痛苦，他们为诚实而牺牲现有的职位，他们可以去“坐飞机”、被批斗、蹲牛棚、下干校，但绝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去造谣，更不会为了自己而恶意地陷害领导与同事，不会为保护自己而去揭发他人。

诚实在他们的眼中就如生命一样宝贵，失去了诚实的人就失去了灵魂。他们可以为诚实而失去生命，但不会为了延续生命而抛弃诚实，而他们的榜样也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继承了这种血统中的基因，至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之间从未发生过因为不诚实而产生矛盾，相互之间都可以不用有任何顾忌地，直截了当地协商任何事情，甚至争吵，但却绝不会欺骗，更不会用欺骗去伤害他人而为己谋利。

许多实话不能说也许是因为纪律、保密等要求，但并不表示不诚实，不可说则不能说，但能说而不说、可说而造假，则与诚实背道而驰了。许多的实话在舆论的压力中、官方的打压与威胁下变形了，或者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消失了。

人的天性是诚实的，孩子不会说时就会用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如用哭来告诉周围的人和父母，饿了、病了、拉了、尿了，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真实，但在逐渐的成长过程中，如真实不能让他们受惠，反而让他们受害、挨打，那么他们就会为了生存和受益而无奈地改变自己的表达方式。直到为了获取父母的爱与奖励，而主动地用假象、假话去欺骗，这种欺骗包括了骗他人和骗自己，这种骗就淹没了原有的真诚，淹没了人性中的善，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形成了一种行为规范，最终变成了特有的恶性文化。

但假话并不都能让人受惠，也会让人受害。尤其是假话也会既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如假货、假药会伤害每一个人，如假话被事实揭穿时承担责任和代价，于是就有了真与假之间的博弈，也就有了人的两面性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选择性。当假话文化被事实不断地打击时，当选择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也会因选择的错误而撞墙时，这个社会中就有更多的人开始质疑和反抗这种欺骗，开始重新寻找被遗忘的诚实。

其实伪与真的对抗之中，伪只能让少数人在局部的时间和环境的条件下获益，真才能让多数人在长远的时间和多数的环境中受益。遗憾的恰恰是一些人总在追求眼前和短期的个人利益，而忘记了未来和大多数，并以此为榜样地影响着更多的人，于是真就在这种冲击中变成了稀缺的资源，尤其是坚持这种真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也同样在这种真与假的博弈影响中成长，但我所遇到、看到的则是那些本以为是真的，本以为是对的，本以为是美的言论、现象、主义、精神，都在“文革”中、“文革”后一点点地被打碎了，原来的被推翻了，反而对这种假产生了更强烈的恶感和对抗，反而更坚定了要追求真、诚实的信念。

当红卫兵小将被当作工具，勇敢地冲在前面，却被一棒子打倒时，我们发现被欺骗了；当我们的父辈革命数十年，艰苦朴素奋斗一生，却被当成是“走资派”时，我们发现被欺骗了；当我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时，发现解放几十年后的农村生活并没有好过解放前，我们发现被欺骗了；当被称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变成了叛国贼、反革命时，我们发现被欺骗了；当小平一次又一次被打倒时，我们发现被欺骗了；当周总理逝世却无法正常悼念时，我们发现被欺骗了……压抑了十年的真话开始像潮涌一样爆发，伤痕文学大量出现，说真话、实话再一次占了上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敢”字当头，带动了一大批大胆改革的言论，一时间敢说、抢说、实说成为一股推动中国改革的力量。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不争论”再一次开放了言与行的结合，让许多只说的人下海，将说变成行，故说实话，办实事，大胆的说与做并没有太多的障碍，市场的开放中最初以假和仿造为主的小市场逐步以诚信改变形象，可惜好景不长。

近十年中，山寨成风的同时，真话、真改革则成了和谐旗下的大敌，假大空再一次成为了主流。从媒体的宣传工具开始带头，用假、大、空来掩盖事实的真相，错误的政策无法得到监督和批评。央视新闻成了社会的笑话，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朝令夕改、左右摇摆，完全没有契约精神，随意地用行政手段粗暴干预市场的行为，政府大量从不兑现的承诺，数年之久无法落实的政策，以及明为优秀、实为贪腐的官员等一系列的事件，让民众对本是最终依靠的政府失去了信心。

而一个摔倒的老人将救助者告上了法庭，并索赔巨额补偿的案件和中国慈善机构的腐败、救灾捐款的挪用等，则在社会中打碎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一边是屏幕上的伪装，一边是实际生活中的伤害，越来越多的人从投身于中国的建设与改革的队伍之中，退到了旁观者的行列，没有基本诚信的社会，让人们不得不隐瞒起自己内心世界的冲动，不再敢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见而明哲保身，忍辱负重的风气，反而助长了虚假之势，让诚实和说真话变成了不和谐的“炮声”。

这应该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和无奈，维稳的口号之下让无数的正当要求和声音被用“稳”字当头而淹没了。

那时尚没有微博这种可以自由发言的平台，而媒体不但被严格地控制，并且会有选择地操纵着舆论的导向，尤其是会用醒目的标题来吸引眼球，而不管这个标题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真实的信息，于是那一年在众多的不同声音中，凸显出了带有任志强的“炮声轰轰”，“任大炮”这个名号不但超越了“人民公敌”的盛誉，并且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与网络中出现。

年初的一次活动中，曹景行老师提出用“任屹行”的标题，推出由我和潘石屹主讲、曹老师主持的访谈节目，类似于“三人行”的一种聊天与评论。这样可以正确地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想法，避免被媒体片面地报道而误导社会。

我们先后大约录了十多期节目，并在一些电视台播出了，但审查时同样会被删除一些所谓敏感的话题，让节目变了味道，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因此这个节目的录制并没有坚持下去。

长期的生活在一片假象之中的年轻人，更希望寻找真诚，而谁能说实话，谁就能得到群众的认可。不断调整、修改和变化的改革让市场失去了明确的未来发展预期，经济总在忽上忽下中波动，尤其是关于民生的许多利益冲突的事件，让许多民众失望，于是当有一种能反映民众心愿的批评声音出现时，就成了“炮声”，而如果政府能允许这种批评的声音更多一些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将这种批评当成是“炮声”了，也不会被媒体爆炒，不会与政府形成直接和鲜明的对立了。

冯仑为我总结过三句话：“一是把自己的事不当事；二是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三是没事找事。”此后小潘也常引用这三句调侃我。

自己的事岂能不当事？一个企业的领导首先应考虑也必须经受考核（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考核与股东考核）的业绩就是自己的事，在公开的各种论坛中，我几乎从来不提华远的企业成绩，不做华远的产品广告，而只讨论行业发展的趋势和问题，因此被冯仑认为是“把自己的事不当事”。

“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则在于我常参加行业内各企业的宣传与论坛活动，包括开盘活动等，只有当行业有所发展时，自己也才能发展，因此要把朋友、同行的事当自己的事。由此行业内许多人将我看成是老大、大哥，就在于我总是热心地、尽可能全力地帮助所有的企业。这也是我每任行业或协会的轮值主席都被誉为是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一届的原因。如果每个人都不能把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这个朋友也就不是朋友，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能把行业的事当自己的事，也不配在这个行业中发展，更不可能成为行业协会的领导。

“没事找事”则是我常对一些调控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些调控政策影响到整个行业，但并不影响我的产品与市场，不影响企业的操作，完全可以与己无关高高挂起，但我不愿袖手旁观。最初保障房体系的建设就与开发商无关，但我认识到要房改就必须同步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因此在1998年就呼吁建立住房法，同时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否则就必然会影响市场的正常发展。政府在住房保障上的缺位必然会让商品房市场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结果正如我1998年时提出的意见一样，当政府不顾和不能适时地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时，只会无限制地要求市场提供高价地中的低价商品房、限价房，让市场承担社会的保障责任。如果在那时同步地建立保障制度，何须在矛盾激化之后的今天用“大跃进”的方式发展和建设大量的各种保障性住房？

许多人将冯仑的话当成是一种批评，我则认为这是一种表扬。国家不能让所有人都“匹夫有责”，但也绝不能没有人对政策提出不同的意见，任何国家的权力都是贪婪的，都必须纳入到民众的监督之下，否则权力就会被滥用，并将让所有人遭受损失，需要有一批人用各种声音来维护和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

我不是英雄，而只是敢于将自己的认识真实地表达出来，希望能引起政府和市场的重视，希望不要让错误的政策影响市场与社会的发展、阻碍公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如果所有人都能全力地推动市场和体制的改革，才会在国家强大的同时让所有的公民更加富有、更加自由、更加快乐与幸福。

有些人更相信经济规律的必然性，有些人更相信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有些人则是生活在自己认为美好的幻想之中，所有人都期待生活有最完美的结果，但事实却是残酷的，在无数种力量的博弈之中，路径也许是弯弯曲曲的，但曲径通幽，最终总是会回归于经济规律的本质层面，就像长江之水滚滚流，不管中间有多少山脉、水坝、有多少人工的阻挡，自然的障碍，最终都会东流大海。

历史上这一代人曾经被“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所迷惑，以为靠人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进而演变成由人组成的政府的力量力大无比，不但能战胜天，也能战胜社会，并战胜经济的市场力量，但结果却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自然的代价，最终却被大自然无情地报复。新中国后曾用强大的计划经济的手段试行着“人定胜天”的神话，结果却是以无数人在饥饿中死亡、全国陷入一片贫穷与苦难之中的代价宣告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直致力于“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事业，却发现这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都比中国人活得要轻松、自由、富裕。

当国门打开之后，人们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自以为站起来的中国人还只是生活在泥潭之中，并不比那些没站起来的人们更高、更强大。

事实证明，政府从来就不是最聪明的，甚至可以说在领导经济建设上是最不聪明的，否则也不会用强大的手段去维护一个并不能让中国人吃饱穿暖的计划经济了。

正因为政府从来就不是聪明的，因此大多数国家会用民主的方式将权力交给公民，由公民来监督、制约政府的权力，并有权更换不被公民信任的政府。这种对权力的监督要解决和防止的正是政府利用权力去犯些自以为聪明的错误。

于是大多数政府将市场的事交给市场去做，而政府专门去做那些市场不能做的事，如国防、公共事业、社会福利、安全、教育、卫生与保障等。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要做的恰恰是建立市场经济，打破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垄断，让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用价格去调节供求关系，给市场自由生长的条件。

于是十多亿中国人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并逐步跨入小康社会。

早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家中的四大件还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这是新中国前30年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土地承包制让农民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超越了这个梦想的阶段。价格的闯关尽管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最终那些严重供不应求的商品都变成了供过于求。总供给与总需求本就不是个靠市场能平衡的数量关系，而是在消费能力不断的升级中变化的，要靠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逐步地淘汰落后、刺激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升级的需求。供给充足了，价格自然也就平衡了。

政府总想让经济在一条直线上不产生波动，结果反而造成了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反而让本来可以自我调节的经济在不停干预之下大上大下地波动着。2008年的经济下滑固然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在美国已经开始用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时，中国仍用紧缩货币政策在“两防”，不能不说是一种政策的错误。

而2009年的经济反弹靠的是四万亿和十个振兴计划及近十万亿的信贷。这种“快上”的后果，仍要由整个社会来分担。

当猪肉的价格上涨时，中国政府出台了给母猪发工资、补贴和上保险的政策，结果一头母猪可以获得1000元的保险。农民将母猪都杀掉，既获得了卖猪肉的钱，还能得到1000元的保险补偿，比养猪还实惠，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都是政府自以为聪明地干不利于市场发展的傻事。

历史上最听话的中国人对政府的指示奉若神明，更曾有“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但改革开放之后，“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两个凡是”的同时也打破了神坛，让神像在倒下的同时，也让政府的指示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有了博弈的可能，更多的农民用生命推翻了法律的约束，并最终修改了宪法，这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政府并不是真理，也绝不是神仙，政府也常常会犯愚蠢的错误，政府必须在民众和实践的检验中学会改正错误，政府恰恰是在不断地纠正政府过去的错误，从修改宪法开始，逐步撤销和修正了那些历史上错误的决定和开放历史上曾被封为禁区的领域。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在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被列入了党的工作重心，“发展是硬道理”在那一段时间成为了推动改革的后盾，让中国从贫穷的困境中迅速地走出来，并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恰恰是在这种博弈中有了民间的各种创新的实践，才让中国有了理论上的突破，有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当中国政府口袋中的钱越来越多时，强势的政府又回到了要指挥一切，从垄断的配置资源，到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让改革的步伐在凯恩斯主义的大棒下倒退了。

许多人常叩问自己为什么活着。也有许多人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而轻生。

我觉得活着更主要的是为了责任。

每个人对生活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对人生有不同的追求，但一个人生下来之后就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与整个家庭、家族或社会紧密相连，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责任。

一个人的生死会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牵动着他们的未来，甚至他们的生与死。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的关系，如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的责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等。一个人出生之后无形中与其他人形成了一种法定的责任关系，整个社会恰恰是由这些法定的或相互的责任组合而成的。

最初人们的相互责任产生于生存压力，被迫联合起来，才能提高效率并获取生存的条件，这几乎与至今仍存在于自然界的动物种族的责任关系一模一样。社会的进步让家庭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和生存团队，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系。当社会的分工与协作让更多的人脱离家族或家庭的约束与帮助，可以独立生存时，反而更强调家庭中的责任关系。于是就有了相关的法定责任关系，责任成了与生存相关的特定条件。

许多人说活着是为了信仰，信仰可以改变或丢弃，但责任不会改变，更不能丢弃。在人们还没有信仰时，就早已有了责任。孩童时期的人大都不会有信仰，尤其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但孩童时期人们就开始接受责任的教育，并承担起责任的重担。特别是一个历史上严重“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统治之下的国家，男人的肩膀成为了承担责任的支点。

四岁时和妹妹一起玩耍，奔跑中两个人都摔倒时，父母总是会更关注妹妹，又拍又哄，对我则是“男子汉不许哭”，从孩童时期起父母就教会我男人的责任。不但自己不能哭，在父母忙不过来时，还要奉父母之命“快去帮助妹妹”。男人天生就有这样一种强者帮助弱者的责任。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父母都忙得四脚朝天。新学年开始，送妹妹上学的担子就落到了我的肩上，于是替妹妹扛着行李乘公共汽车去学校的光荣使命成为我作为一名“男人”的骄傲。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责任，正是从幼儿时期就这样被父母一点一滴地培养起来的。

上小学时“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成了朗朗上口的歌谣，这首很难背诵的古诗显示了女子的英雄气概，也体现了男子汉与女人之间的差别，更体现了男子汉保家卫国的责任和女子替父从征的责任与家国之间的历史责任，因而成为了孩子们都喜欢的古诗。

从父辈和电影中看到和听到最多的同样是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男人就要敢于承担责任，哪怕是面对枪林弹雨也不能后退！

陈赓将军常在面对困难时用“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来质问下属并激励自己，刘伯承元帅在战争最危险时同样用“你还有没有男子的样子”来激励战士的斗志。

在几千年以农耕、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历史中，男人是获取生存能力的主力，因此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地位正来源于男人必须承担起维持家庭或家族生存的责任。

战争年代，男丁成为保卫国家、保卫财产权利和掠夺胜利果实的中坚力量。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力量的对比完全在于男丁的数量和男丁的强悍程度。即使是在火器时代的战争中，男丁的数量也是战争对抗和维持战争物资所需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男人的责任则正是由历史的发展决定的。

责任，特别是男人的责任，像一粒会生根发芽的种子，从小就扎在每个人的心中，有的长成了茂密的大树，有的则在生长过程中夭折了，但无论怎样，责任都永远落在男人的肩膀上。

自幼开始的革命教育，让“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小就立志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将做人的责任变成了为国、为民、为事业、为世界的责任。

历史上，中国经常处于被外来者侵犯的战争状态，因此传统的教育把国家利益列在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有中国教育家鼻祖之称的孔子，出生于春秋乱世，诸候逐鹿，孔子的思想融入大量建设国、立国、卫国的内容，为国而牺牲个人成为一种常态。北宋灭亡，金、元、清等被灭国之后，都涌现出大量辛弃疾、岳飞、文天祥式的英雄人物。19世纪的鸦片战争和卖国条约，让国民受辱，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则给现代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家荣誉、民族信心在多年的外来侵略中成为突出矛盾，为国而不惜牺牲家庭与个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一种被国民奉为圭臬的精神。

困难当头时，民族精神不再分阶级、职业、贫富的差别，拧成一股力量，并成功地争取了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仍将战争的威胁放在教育的首位和经济建设的首位。国民在困难危险的面前，不得不失去自由。国家的资金、资源都无条件地为战争付出，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以最低的工资、报酬和生存条件，以无限的国家义务和责任，服从于以国家名义做出的任何安排，甚至形成了以国为尊的盲从。

即使是大炼钢铁，超英赶美都以“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反击战”为出发点，几千万人的饿死，远没有“东方红”上天和“原子弹爆炸”更激动人心，“文革”的阶级斗争也远没有“中苏的珍宝岛”更能让国民意志形成统一。国家的利益与责任一直统治着政治领域，“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压迫阶级”一直是那一代人的未来重任。在国家与阶级责任的面前，个人的责任和家庭的责任反而被忽略或谋杀了。

“文革”中之所以有许多家庭为了国家或革命的利益不惜祸起萧墙，兄弟残杀，父子反目，恰恰是国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一切亲情和友情。

然而，改革开放恰恰打破了这种国家威胁论，用对外的改革开放、对内的搞活经济，还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本质。把满足人的自身利益需求和物质消费需求从阶级斗争中剥离出来，把被阶级斗争蒙蔽的工具化人格从小资产阶级情调中和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尊严、家庭的和睦、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梦。不但打开了中国密闭的门和窗，也让中国人目睹了世界的进步和普世的价值，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知道了什么是市场经济，知道了什么是国家的责任，什么是做人的原则和做人的责任。

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如同迷失了方向的羔羊，只能靠摸石头的办法寻找过河的方式。同样人也在重新探索在社会、国家与家庭中的定位，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在寻问国家利益不再是人生的唯一之后为什么而活。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出现了财富积累之后的贫富差别，也出现了奢侈性消费和名牌效应的普及化，竞争让生存的压力不断加大，而年轻一代既没有“文革”前的思想束缚，也没有曾经的“革命思想”，更增加了代际之间的冲突。如何增加不同年龄人群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沟通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

抛开一切理想与信念，重回到人的基点上，我仍然认为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的根本。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经济与社会的活动中，人的自私和人的责任是并存的，如果不负责任而只顾眼下的自私，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发展。

责任不分性别，一个心智健全的男人尤其不能逃避责任。

花甲之年并经历了新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之后，我不认为用什么“崇高”的政治理由能统一社会中人们的认识，但责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公平而天赋予之。

只有重新认识责任在人生中的意义，才能建立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