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一代，从小不知道什么是公益，而只知道什么是雷锋，什么是对党的忠诚和无私奉献。即使是在上山下乡时期，雷锋精神仍然发挥着重大影响。部队里，这种为革命、为人民甘愿牺牲的雷锋精神更是被无限发扬光大了，无偿地为人民做出贡献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经济意识的增长，大家才知道什么是有偿，什么是无偿，才知道什么是贡献，什么是牺牲，也才开始知道什么是公益！

华远集团的宗旨是“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这是在初创期就确定的企业文化。那时我们仍然以为企业生存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财富，创造利润，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来“服务于社会”。

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时，共同富裕仍被放在首位。但市场经济的竞争让社会逐步认识到，大锅饭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社会才懂得了什么是市场经济，才知道企业责任、一次性分配、二次性分配、社会保障等概念，才知道什么是社会公益，什么是政府的责任，以及什么是社会的责任补充。

市场中经济组织的使命就是创造财富并在第一次分配中获取合法利润，就是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为股东、员工创造利润，同时创造税收。企业的税收则被国家用于二次分配，来保障市场经济竞争中失败者的生活，保障竞争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将国家的二次分配职能强加于企业头上，那么企业就无法使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无法使企业员工的利益得到保障，企业也会在竞争之中逐渐落后，最终无法在市场中生存。

雷锋精神是一种个人自主分配个人财产的行为，但却不能以此来要求企业或各种营利组织。因为企业不是在支配个人的财产，而是要对财产的所有者负责，对组织中的所有成员负责，对企业或组织的法定行为和利益负责。

社会公益是整个社会对政府一次和二次分配过程中造成的不足给予弥补的一种纠错行为。一个国家在进行一次与二次利益分配时产生的不合理，可能是制度造成的，也可能是非制度原因造成的。为了协调这种不平衡，这就需要依靠社会组成的三次分配来弥补政府制度与工作的缺陷，或者纠正政府行为的错误，并用这种社会共同救助的方式，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和谐。

最初华远的公益是来自政府的指令。当政府希望做一件对社会有益但却没有财力和技术支持的事的时候，就通过企业拿钱完成该项工作。

如改革初期，华远帮助学校建立电教教室，改善部分地区落后的教育现状，起到试点示范作用；代政府组织大龄青年进行社交活动，减少社会矛盾与压力；组织华远之声音乐会，丰富社会的文化生活；给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捐款，以帮助贫困的弱势群体等等。

后来华远公益行为的方向大多都是定向的了，如支持和赞助中国的桥牌运动长达20多年，使之最终赢得了两次女子组世界冠军，为国家争取了荣誉。华远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最大赞助者，为推动和促进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做出了贡献。华远还建立了网球与乒乓球的基金促进会，来推动中国体育制度市场化的改革。

当然，华远也带动员工自愿参与各种公益。最早的活动是员工自发给北航的一个没下巴的同学捐助手术款，后来这种活动就越来越多，并和公司大的公益基金捐款活动联合起来了。

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事公益活动，从被动到主动从事公益活动，从盲目到有目的地从事公益活动，华远在不断的行动中，不断加深对公益的认识。

目前我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三项公益活动，都不是出于上级指示或者个人爱好才参与的，也不是我投入资金最多的，但却被认为是社会最需要的。

我赞助时间最长的是桥牌基金会，20多年时间我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除了因为我热爱桥牌这项运动外，还因为一次打牌时听说邓小平希望我们中国人至少在智力上不输于其他国家，于是我便开始坚持不懈地赞助这项运动，希望中国桥牌能获得世界冠军。终于，中国的女子桥牌获得了两次世界冠军。华远队的六名队员，分别参加了这两场比赛，都获得了冠军的称号。但是，这项公益活动并不是我付出主要精力的领域。

同样，我赞助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也长达20多年，支持了中国多项经济政策的研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许多人认为救死扶伤的慈善更为重要，但我却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直接对个体的援助远不如促进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革重要。重要领域的研究成果、社会经济改革的推动，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整个社会都从制度的改革中受益。

当然这种慈善基金会也有，我也因此成为了西城区慈善协会的名誉副会长。我也曾参与和发起房地产界捐助治疗儿童兔唇的基金，救助了大量的残疾儿童。

但目前我更关注的则是能为更多人谋利、为整个社会谋利的公益活动。目前我比较关注茅于轼老师、吴敬琏老师发起的乐平公益基金。许多企业家和社会精英如张维迎教授、汤敏教授、资中筠教授、胡葆森、柳传志、周庆志、吴鹰、马云等，都积极成为了发起人和赞助者，当然也少不了我和潘石屹。虽然这个基金的成立过程中多次遇到困难，但最终获得了注册批准。这个基金会所从事的都是旨在促进社会发展的活动。

茅于轼老师最早在中国的贫困农村试验了提供小额信贷的活动，以帮助最贫困的农民解决资金，发展生产，脱贫自救。茅于轼等人兴办的富平家政学校帮助了大量贫困地区的农民走进城市，使他们获得了谋生的知识和手段，从而打通了从社会最底层走出去的通道。

“千千树”农村幼儿园的建立给贫困农村的留守儿童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让社会公平从教育开始。

同时我也组织并和员工一起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如给盲童当一天眼睛，领他们去参观博物馆，陪孩子们过个“六一”儿童节，领孩子们去看歌舞剧。组织并参加将“千千树”农村幼儿园孩子们的图画、手工作品在社区拍卖的活动等等。

虽然基金会的活动占用了我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当用心投入，把公益活动当成一种自我的责任时，公益活动就不再是种额外的负担了，而变成了一种使命。

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基金会。北京长期受沙尘暴侵扰，每年春天有40多天是沙尘天气。为治理北京的沙尘暴，2004年，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召集了一群北京的企业家，并联合包括台湾、香港等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新加坡的一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家们，共同发起建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并于几年后注册了SEE基金会。

最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阿拉善沙漠（中国第三大沙漠）与北京的沙尘暴到底有什么关系，只知道刘晓光说北京的沙都是从阿拉善沙漠刮来的，并且这些沙还一直刮到了朝鲜、日本甚至到了美国的洛杉矶，成了中国和世界的一大灾害。当组织人到了阿拉善沙漠之后，他们的观念改变了，从最初只是看刘晓光的面子捐钱变成了后来的热心投入。

第一次成立大会是2004年在阿拉善的月亮湖召开的。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银川，再走公路，沿贺兰山山脉向这个过去曾是神话般美丽的草原，如今是一片黄沙的大沙漠进发。途中不但可见到西夏的皇陵，还能看到曾是中国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贺兰山和旧长城，我家家谱上有祖先在贺兰山驻守的记载，因此，此次旅程对我来说就有特殊的味道了。

在到达沙漠之前，人们还有兴趣欣赏沿途的风景，但到了沙漠，这种观山望景的心情就被打断了，城里人习惯的高速公路到了沙漠的边上就没了，所有人都必须从舒适的大客车上下来，换乘部队中常见的北京212型越野布篷吉普车了。

乘坐吉普车行驶在沙漠，感觉就完全不同了。车队很快被一眼望不到边的沙丘包围，这里渺无人烟不说，高高的沙丘甚至让你迷失前进的方向。当汽车仰面爬坡时，你会感觉车都立起来向后仰了，就像车根本就爬不上去，人在车里跟着使劲一样。当汽车顺着沙坡侧滑时，你会紧紧地拉住把手将自己固定在车上，有时候，你看着车好像要翻一样，它又在下一秒进入了弯道，让侧滑变得平稳了些。当汽车顺沙丘正面向下俯冲时，你会觉得屁股都离开了座位，整个人都向前冲去，难以控制。

许多人在这种上上下下的颠簸中都没忍住，吐了一地，没呕吐的人要紧闭双眼不敢看向四周才能勉强忍住，直到人们欢呼着终于看到了民居，看到了水面，看到了沙漠中的绿洲时，许多人才松下了紧压着的一口气，睁开了眼睛。

大风一来，沙漠就随着风向移动，大约以每年40公里的速度向贺兰山挺进。

如果再不治理，沙漠很快就会从内蒙古进入甘肃、宁夏，并淹没贺兰山外所有村庄和田园。今天沙化的步伐已经停止，胡杨林和棱棱木组成的绿化都在一点点恢复。

刘晓光在组织成立大会上，首先介绍了协会成立的意义、目的、组织形式等情况，然后让与会者就一些议题进行表决。出师不利的是，需要表决的第一个议题就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当刘总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在北京就拟好的协会执行理事会的名单，准备宣读时，许多人都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大会不再按照刘总的议程执行，而是将一切推倒重来，从制订新的协会规则开始。一个充分发挥民主、严格遵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组织在一个四周全是荒漠的蒙古包里诞生了。

已经有过民主选举经验的台湾企业家们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其中几个曾参与台湾“立法”工作或曾参与过“内阁”工作的人，介绍了民主的基本议程和要点。

在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半政府化、半企业化的民主制度。

同时需要选举三个协会领导机构：一个是执行理事会和执行会长、副会长，领导管理与决定协会的日常事务；一个章程委员会，负责编制和修改协会的章程，但章程还需要会员大会会员表决通过；一个监事会，监督执行理事会的活动是否符合章程的规定和法律的规定，让整个协会的活动公开、透明。

每个会员可以自愿报名参选，每个参选人在选举会上有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和竞选说明，不参选的会员负责进行选举的各项工作。选举活动一直进行到半夜四点多，但直到那时所有人都还兴致勃勃，尤其令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的是最终的结果与刘晓光的内定名单不尽相同，但能充分反映出绝大多数会员的心愿。会员们最满意的则是这是一个完全民主、充分体现了会员共同利益的公益组织。

在所有我曾参加过的公益组织中，尤其是捐款才有资格参加的公益组织中，我从来都是不用参加竞选就自动被选为理事、副会长、监事等职务，总之不会是白丁，但只有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组织中我两次参加监事的竞选都落选，这恰恰说明这个协会不是一个拍马屁的协会，而是一个真正想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组织。

在我参与的几个公益基金会中，我对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赞助的钱最少，但投入的精力与时间最多。几年之后，当网上将我评为“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时，我才借助《三联生活周刊》的“人民公敌”封面，高票当选了基金会的监事长，此后隔了一届之后当选了章程委员会主席。

为什么一个远离北京的治理沙漠化的公益组织会让200多个企业家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金钱？原因在于所有人都亲临了沙漠，看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看到了环保事业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看到了这个组织的历史使命，尤其是为了下一代能够远离恶劣的生存环境。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2004成立大会（前排左六为任志强）

中城联盟合影（前排左六为任志强）

“基于阿拉善，而不限于阿拉善”的原则，展示了这群企业家立足于阿拉善治理荒漠化，但同时面向全国推广企业家们的环保意识的决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同时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奖励和赞助全国弱小的NGO环保组织，将环保意识的星星之火，传播到全国，变成燎原大火。

NGO组织与企业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非营利性，所有参加的企业家都不是将在协会的工作当成赚钱养家的行当，而是一种自愿的付出、一种奉献。企业家将环保作为一项有利于子孙后代和千家万户的事情，大家都主动参与，成为了一种时尚。

如果所有人都能将环保作为一种时尚，那么环保就不再是一件困难被动的工作，而会变成人人有责、从我做起的事情了。

如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已近十年，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NGO环保组织，会员捐款总数高达1.3亿元，如今，年预算已高达5000万元。这些金钱数目并没有将这几百个企业家的精力、时间与智慧的投入计算进去，这些投入不是以金钱可以计算的，协会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更不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