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本应是农村中最重大的节日，但在这个穷山沟里，再热闹也苦于没钱而只能自娱自乐。各家都在准备过年的饭，大多是磨些豆腐，做点炸糕，一种用糯黄米磨成的面做成的糕。当地的大娘也教会了我们用豆面和玉米面加些榆树皮做成面条。

没有白面时，豆面和玉米面就要靠榆树皮磨成的粉面来加强胶合力，否则就无法变成面条，下锅一煮就全烂了。过节农民会打起腰鼓来庆祝，但也只是在有了亲属串门的时候。全村也杀不起一头猪，最后是两个村合计杀了一头猪，每家交些钱，各自拿了少量的肉。有些老乡会给我们这些“穷娃儿”送上一碗家里做的肉菜，而我们则只有拿从北京带来的干酱油当礼品了。白面饺子则是一种奢侈品，一般只给老人与孩子包上几个。

按农历算，农民每个月都有一个节日：一月一日的春节、二月二日的龙抬头、三月三、四月八、五月五、六月六等等。每个节日都有说法，如何时要给牛喂豆腐，以防牛耕地时会上火、生病；何时人会吃什么，纪念什么等；何时开始种地，何时开始开镰等等。将种田的知识通过节日一点点传给了下一代，年长日久，每过一个节日，孩子们就记住了一些事情，等孩子们成人时，也就知道种庄稼的道理了。

村里最好的地都拿来种地瓜。要打垅、浇水，将上年存下的地瓜种切成牙块栽在垅上。地瓜是产量最高的品种，而小麦在这种黄土坡上一亩也就打二三百斤，还得是好年成，一年下来一个人分不了几升麦子，而地瓜则可达到亩产几百斤或上千斤。谷子的产量因少雨也并不高。村里人经常用小麦换小米或玉米，这样可以一斤换几斤增加口粮的数量。农村的说法是小米最能顶时候（抗饿），而玉米则能吃饱肚子，地瓜则是忙闲搭配时的主要口粮，特别是对娃儿来说地瓜是最主要的口粮。

严格地说，陕北是个吃返销粮（返销粮大多是高粱米或地瓜面）的地方。在贫困的山区，农民的口粮勉强自给自足。再增加这么多的学生，这么多张最能吃的嘴，这不是给这片最贫瘠的土地增加了更重的负担吗？村民要将最好的粮食当公粮上缴，相当于农业税，然后再获得最差的返销粮，以维持生存。现在又要用这些本就连当地人口都无法养活的土地，再多养活城里安排不了就业的大批学生们，那就只好将更多的山地开垦成农田，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将本来还有些草皮保护的山坡变成了一年只能种一季口粮的劣质田，造成了更严重的水土流失。这是费力不讨好，并没有从根本解决口粮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都是源于吃不饱肚子，最穷的地方最容易爆发农民的反抗斗争。中国的革命史也体现了这种规律，最穷的地方和压迫最重的地方最容易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陕北刘志丹的革命就爆发于此，陕北成为革命的圣地和摇篮也正在于此。

长征之后，这块贫穷土地上的百姓欢迎共产党的革命，是因为共产党打倒了地主，减少剥削，减轻了农民吃粮的负担。但要靠农民去养活这几万人的革命队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了后来的大生产运动，有了南泥湾。

原来的陕北尽管是黄土高坡，但山沟里还是有些树的，但革命队伍的大开荒运动和张思德的砍树烧炭则破坏了原始的生态平衡。革命队伍生存下来了，留下的却是被严重破坏之后的贫穷。这种贫穷和生态的恶化紧密相关，直到解放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大批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再一次残忍地对这块本就不堪承受重荷的自然环境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让本来还可以在山上放羊的土地为了填饱这些学生的肚皮而做出了牺牲。人与自然环境的争夺、人与牲口的争夺愈演愈烈。

1971年，越南总理范文同来访。周恩来总理曾陪他再回延安，十里长街百姓们迎接周总理的重归，从四面八方赶到了延安，自发排起长队，手提着大红枣、鸡蛋与炸糕，以表达一片怀念之情。总理询问当地经济发展，得知1971年的GDP经济总量与1946年相等时，不禁泪流满面，说了数句“我对不起大家”。确实，延安人民用心和血养育了中国革命，但并没有从革命的成功分享到胜利的喜悦，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生活质量。村里还有几个人合盖一床棉被，几个人合穿一条长裤的现象，更有无数孩子处于无学可上的文盲状态，更别提缺医少药的情况了。

比我们更缺文化的贫下中农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学会生存。

他们拿出当年支持红军、八路军的精神，把最好的粮食高高兴兴地上缴给国家，自己宁愿饿着肚子，吃糠咽菜，并在这种半饥半饱中坚信毛主席和伟大共产党的英明。

他们也用无限热情迎接我们这些学生的到来，并不抱怨因此而增加他们的生活负担。

他们自觉地替国家分担着眼前的和长久的困难，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是这世界上幸福的人。而我们却永远无法理解和接受在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后，中国农村仍这样贫穷；无法理解和接受“文革”的再斗争、再革命，连农村的自留地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

我们学会了如何用锄头锄草而不伤及麦苗，学会了如何挥镰割草、收麦，学会了如何打捆和背麦。我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种下的种子，开花结果，迎来麦收。

将麦子连穗带秸平铺在场院上，蒙上眼睛的毛驴拉着石轱辘，转着圈在麦秸上压过，将麦穗的麦粒分离。更有许多人要用连枷将麦粒从麦穗上敲打下来。场中有人在不断用扬叉将麦秸翻来翻去。最后要用木锨（场锨）扬场，通过手腕和胳膊的配合将麦粒和穗秸秆扬到空中，借风的力量吹去麦秸而将麦粒堆在一起，最后再将麦粒装进麻袋。

所有使用的工具大约都与解放前的工具没有任何的差别和进步，许多大约是几千年之前的农业工具。最古老的石轱辘（石磙子）、最古老原始的连枷、最古老的木锨，都在重复着远古时期的劳动方式，难道这就是我们必须学会的生存本领？

队里给每个人分了几升麦子。口粮的分配首先是按人头计的，这大约也是农村不断拼命生娃的原因之一。除了毛主席所说的“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谬论之外，按人口分配口粮的制度大约也是鼓励多生的重要原因。这种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必然会对劳动者的需求有一种刺激，加上这里根本不具备计划生育的医疗条件，所以土地的贫瘠与稀少并不能阻止农民无限制地生娃。还好这里许多人穷，娶不了媳妇，而只能打一辈子的光棍，否则这里早就人满为患了。

农民们很珍惜分到的麦子，他们也许只给自己留下少量的麦子用于过年过节时装装门面，而大多数的麦子会被拿到集市上去换成更多的粗粮或换些零花钱，用来买布做衣，供孩子上学或看病。

只有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看到了自己亲手种出的粮食，非要尝尝鲜。尽管我们上半年所有的劳动成果都不够换成钱来买这些分到的麦子。几个同学拿到所分的麦子，当时就去磨面。队里专门供队员家里拉磨用的驴已经下班，我们就自己推磨，自己摇箩。本来这个麦子要先后磨多遍（一般九遍），过多次箩，从细到粗，然后将先后箩出的面混合，剩越少的麸子越好，或者变成全粉面，不留麸子，但我们却只磨了两三遍。箩过三遍之后，我们就拿着这些白面（精粉）迫不及待地去和面蒸馒头了，结果蒸出来的馒头又硬又黏根本没法吃。老乡告诉我们，一二遍箩出来的精粉基本是面筋，面粉必须要粗细搭配才行。喜悦的心情也在无知中变成了苦恼，老乡们比我们更心痛这样好的粮食被浪费了，真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而我们的生活经验正是在这些无数的失败教训与经验的总结中丰富起来。

一次休闲活动中，大家骑着小学教师的自行车玩耍，而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玩砸了，从自行车上摔倒，将右胳膊摔折，肘关节脱节并骨裂。当地并没有医疗条件，我就和另一位大拇指也出现骨折的同学一同回京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