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我们相约要去亲身体会一下传说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要登上宝塔山。半夜两点钟，我们从村里出发了。我们翻山越岭体验黄土高坡的西北风景（许多山头上只有孤零零的一棵树），在月光下伴着狼啸，高唱《长征组歌》。走了几十里山路之后到达了公路，我们又拿出当年红卫兵的老把戏——开始在大马路上拦车。终于一辆回城卡车让我们少走了30里的路，早上六七点到了县城。当时天刚蒙蒙亮，没有几个行人，店铺自然没有开门，无处可去的我们在寒风中找到了一个交通警用的岗亭，挤在里面睡了一觉。过往的车辆和热闹的行人将我们吵醒，我们去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泡漠，但没有羊肉只有汤泡漠。吃罢饭第一个任务是找个澡堂子洗去一身的臭汗，两毛钱泡了热水澡，再让搓澡的师傅搓上一把，真是神仙一般的舒服感觉，一路疲劳都消失了。我们几乎一个上午都在澡堂里度过了。当时的整个延安城只有沿河的一条街，从这头走到那头大约也就一个小时。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买了点日用品，却没有什么可流连和欣赏的。大家一起跑到延河的大桥边，照了一张合影，至少可以告诉家里人，我们到了延安。30年后我们一起在同一位置又照了一张合影，但此时这里已是另外一番天地了。

我们爬上了心中盼望已久的宝塔山。那里山还不是绿的，只有稀稀拉拉几棵树，年久失修的破塔早就千疮百孔，塔内所有的木头都脱了漆，并刻有“到此一游”的刀痕。我们从最底一层一直爬到顶楼都没找到一个能下刀的地方，最后我们像猴子一样爬到塔顶的梁上，硬是在房梁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誓言。今天这大概涉嫌破坏文物了吧，而那时除了还有点革命幻想的青年之外，就没有人关注这个破旧的宝塔山了。

站在宝塔山的宝塔下，我们开始争论，开始思考，开始回忆。我们问自己我们的未来难道就是在这个山沟沟里生活一辈子吗？而我们又能在这种环境体制下做些什么？我们的国家又将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呢？我们没有答案，我们甚至无法说服自己，最终我们无奈地带着无数的疑问回到郭庄。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开始思考，开始用信件与其他人讨论，开始重新读书去寻找答案。

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延安时都带了一些书。有的是家长专门让带的各种课本，他们希望我们不要荒废学业，希望我们学习知识，他们坚信中国的发展是需要知识的，他们坚信我们会再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近十年之后（1977年）这个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当然我们也偷偷将一些抄家时藏起来的古典文艺作品和境外的文艺作品放到了箱子里，如《安娜·卡列尼娜》《母亲》《三国演义》等。几乎每个人都带了书。下乡伊始我们都忙于适应当地的生活，根本没有心思读书学习，但此后我们又都回去将箱底的书集中起来，放在窗台上，开始寻找那些不知道在哪里的答案。

从乡里走向延安时，我们满怀着希望，希望能从革命圣地中找到精神支撑，但从延安回去时，则带着满身心的劳累和失望。不甘心在这山沟里待上一辈子的一丝火光点燃了我们心头的灯。我们开始行动，要先向贫下中农们证明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这一别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五一”长假，我约上七位在郭庄插过队的同学重游故地，一位同学还带上老婆与孩子同行。

自我因伤离开延安回京治疗之后，就再没回过延安。后来去了妹妹插队的内蒙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因父母不放心妹妹，我便以家长和知青的双重身份去了草原，又从那里直接去了部队当兵，从此与在延安插队的同学们失去了联系。据说一次活动时，他们因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与其他村的同学和老乡发生了冲突，犯了“政治错误”。于是在北京去的学生插队工作队和王岐山等人的干预下，将他们分散转移到了其他的村。再以后有的招了工，有的考了大学，有的因父母生病等原因分别回到了北京。三十年后，许多地区的插队知青掀起了回乡的大高潮，我也组织了当时的所有同学回到延安。

其中一位同学后来在央行工作，正好央行对口支援延安贫困地区，央行派了个干部在原来延安县、现在的宝塔区代职任副区长。他听说我们回郭庄，就陪着我们一起去。离别三十年，当地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很让人失望。

一是通了路，大约与中央的指示有关，要求村村通公路，于是山沟沟里也开始有了长途车。我们开车从李渠镇下柏油路向山里行进。那年山里大旱，到了五月还没播一粒种子下地，地里的土干松得像沙漠。汽车下路后没开几公里，沙尘飞扬，驾驶员就打开了雨刷器，否则就看不见前面的路了。车窗披上厚厚一层土，连车内都是黑的。

土路变宽了，可以容得下两辆大卡车并行，我们插队时连两个驴车相遇都要找个山洼的位置才能错车。当年从村里坐车到延安大约要四元钱的车票，贫穷的农民多数为了省四元钱宁愿用两条腿走路。这四元钱对他们太重要了，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才四百多元啊。

途中路过原公社所在地冯庄，才知道原来的一个公社变成了两个乡。我们所在的公社已经由丁庄乡管辖。丁庄乡的乡长按照区、县的指示已做好了迎接知青回乡的准备（那一段回乡的知青很多，区、县有要求，要热情接待。大多数回乡知青当年都为村里、乡里做了些贡献，这点微薄之力对那些贫困区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第二个变化是央行出钱给各个村通了饮用水，相当于有了自来水。解决了大旱之年饮水少的问题，结束了用水桶挑水的时代，却没结束用水缸存水的时代。

相邻的八个村都接上了水管，水源来自山上的一眼泉，还修了个大型的蓄水池，将泉眼保护得很好，再用石渠和钢管接到各村各户。但山泉的水无法满足农户的使用，于是各村轮流用水缸存水。今天这村放水，明天那村放水，日轮一次，让各村都能有自来水用。牲口不能放养了，也要靠它来解决吃水。少量的水源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难，却无法解决农业种植的用水问题。那年的大旱让春季的种植都泡了汤。

路上尘土飞扬，我们爬到村对面的山上给村子照像，登山的一路全是极度干燥的浮土，一脚下去就像在雪地里行走，留下几公分深的脚印。

第三个重大变化是农村有了电和电视信号，结束了煤油灯的历史。这也得益于中央政府对农村建设和改善的资助。村长家里有台黑白的14寸电视，每天限定播放不超过两小时，村里的人都可来挤看来。因为付不起电费，村里人用电大多都用最低的度数照明，用最短的时间照明，以节约出每一分钱的电费。对他们而言，用电仍是一种奢侈消费。

村里的老乡们早就接到了我们要回村的通知。许多当年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老人在村中迎接我们，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娃娃。一见面许多人都热泪盈眶，一如又回到了当年，相互指认着当年的张三李四。三十年过去了，老队长早已去逝，村里也少了好几位老乡，能认识的大约只有十几个人。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接我们的驴倌、和我们一起放羊的羊倌以及给我们送菜、送饭的大妈大嫂。尚健在的当年一起下地干活的人屈指可数。

农村的生活相对以前有所提高。至少衣服的颜色种类增加了，孩子们穿上了花衣服，学生们也穿上了运动衫。但最明显的穷的标志仍是老汉们腰里还扎着布腰带，这比当年的麻绳没有太多的进步。除了队长家里有台手扶拖拉机之外，连农业生产的工具也没有发生太多变化。村里多了几口窑，书记家里也盖上了石窑，但大多数人家仍生活在当年的窑洞中，连门板都还是当年的门板。

我们在村里生活时全村有不到100人，现在有将近300人。地还是原来的地，山还是原来的山，人口的增长无法在原有的恶劣条件下让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土地承包制尽管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无法改变自然条件的约束。

我们早已知道村里的贫穷，却难以相信三十年后仍这样贫穷。这是中国第一个建立党支部的村，三十年后仍然是全国最贫困的九个乡之一，靠政府的补贴生存。

区里曾试过移民，但当外移一部分人口之后，剩下的人口有了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不愿意离开了。于是留下来的村民几年后又繁衍了大量的人口，贫困继续。这种不彻底的移民计划不得不中止，贫困像噩梦挥之不去。

出发之前我们做了精心的安排和准备。并不是每个回城知青的生活都彻底变了，有些也并不富裕。我发起了这次回乡，就由我承担了所有人的机票、住宿等费用，让大家回乡看看。我带了10万元现金，想为村里盖一所小学，其它的同学们则凑钱买了一台彩电送给村里，表示一点心意。同时我们还从北京和延安分别买了许多香烟、酒、糖果、点心，大量的羊肉、猪肉、鱼类，要请村里的老乡们一起大吃一顿，庆祝一下。

当年村里的小学校如今变成了大队部，集会就在这里举行。电视机当场打开后就吸引了全村的孩子们，这也许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彩色的电视画面，以后村里人就可以每天都看到外面的世界。但当我当着全村老老少少的面捐款要建个小学时，村里却有了不同的意见。于是副区长、乡长、村里的党员们，队委们和最年长的几位，一起开起了讨论会，多数人都反对建立小学。一是虽然村里的娃越来越多，上学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五里地外的丁庄有了“完小”（一到六年级的完整小学），虽然孩子们很辛苦，但是可以解决上学的问题。二是上小学之后没有初中可上（初中在另一个乡，很远，或要到城里去上）。三是上完初中以后的后续上学就更困难了，也没钱供娃们上学，还是要回到家里务农。因此落后的老乡们认为上了小学识得几个字就够用了，知识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他们更关心的还是种地生存问题，还是要先解决如何让几百人吃饱肚子的问题。他们最渴望能在沟边上修建出一块平地，辛苦耕种变成良田。乡亲们一致决定要把我捐的10万元用于请机械队来推山填沟，整理出一块能够保障基本生存口粮的土地。

于是这些钱转到了县里，由县里负责完成这项巨大的耕种工程（当时推一亩地大约要800元）。老乡们希望能更好地改变这里的生产、生存环境，以解后代的后顾之忧。

1998年朱镕基上台当总理之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退耕还林。而我们所在的大山中，除了山就是沟。农民的提议，让这10万元成了退耕还林的基础，也得到区县乡的支持。我回乡时感觉最大问题就是人口增长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没有了林的保护，水土流失更严重，干旱也越来越严重，亩产量降低。

人口增长的恶性循环让人们去开垦更多的山地，破坏更多的自然环境。如果说我们插队时山里有几棵枣树、柿子树等，三十年后再上山时则连小灌木都不见了。满眼望去，除了村子几乎看不到一点绿。原来各村都会沿着沟边栽一些树，村子要用这些树来更新、补充生产工具，如锄头杆、镢头把，包括窑洞中用的代替钢筋的支箍、门窗等。如今连这些树也都变少了。

几年前，延安市的领导专门到北京，知青们聚会时我还询问了村里的情况。今年初毕京京将军（当年那个岁数最小的同学，如今是国防大学的将军了）回村里去，用手机给我发了几张照片，介绍了一些村里的情况。

村里已按中央的要求进行了退耕还林。村对面光秃秃的大山，已变的绿油油的一片。而村里唯一的口粮田（就是我当年捐款由区里整理出的一片平地）如今已经变成了良田，全村人均分到三分口粮田。大山由此得以恢复，多多少少改变了当地的生存条件。村里人说那是一次重大的改变，没有这些口粮田，也许他们永远都只能在荒山上打主意了。

再接着说回村的那一天。高兴的不仅是那些曾与我们相处的成年人，还包括所有的孩子们。我们让全村的成年人在大队部前的院子里一起聚餐，摆了五六张大桌，每桌有十来人。我们带来的羊肉等食品由书记的老婆带领一些婆姨们按当地的口味变成流水席大餐。大家又是烟又是酒地一起回忆当年，老汉们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他们过年都没有这样高兴过。二十多年来都没有出现过全村人一起欢聚的情景了。

也许是我们带的东西太多，除了羊肉，村里人将猪肉、鱼类等其它食品都收藏了起来。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奢侈，大吃一顿羊肉已经很奢侈了，剩余的食品，村里准备留着下次再聚，或者分配给各家，慢慢地改善生活。

孩子们虽然不能上桌与我们共餐（农村的习惯一般是家里有客人时孩子不能上桌，在一些地方女人也不能上桌，我们这里例外，有许多不认识的婆姨们也来了），但最高兴的也许正是他们。我们带了几大箱的各种糖果、点心，每个孩子的口袋都装得满满的。许多父母悄悄的将他们嘴里的胜利品收起来，想把这个幸福的滋味保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而根本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变他们的观念，如何让他们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而不仅是靠国家的补贴和偶尔的一次施舍去享受什么是幸福。这不仅是国家改革的问题，不仅是自然环境的问题，还有如何自己学会奋斗的问题。

我们重回当年住过的窑洞。羊圈已经塌了，包产到户之后，队里不再集中养羊，而是各户自愿养羊。为了保护环境，不许上山放羊（山羊会吃掉草根）。失修的羊圈在风雨中倒塌了，而我们住的窑洞还在。自我们离开之后，这里就变成了仓库，堆了些破旧的生产工具。我爬进当年住的那个半窑，窗户上虽然已经没有了窗户纸，但框框上遗留下来的居然还是三十年前的旧报纸，已经看不清楚日期了。这个窑洞自我们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住过，也没有人打扫过，门板上还有我们当年刻下的入住日期的痕迹，这段历史就这样淹没在这里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走入社会的起点，但不是我们生活的终点。然而对于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们，这里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既是他们的起点，也是他们的终点。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没有走出过大山，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知道这里是他们的唯一。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象并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呢？如何让他们的下一代走出这群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呢？难道中国的农民们就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而无法选择吗？难道他们注定要与贫困相伴一生吗？

我与区、县乡长、书记、队长们座谈，我提出了一个方案，让乡里、队里挑出几个高中生，由区县的武装部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我把他们带回北京去安排工作，力争改变他们的生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许这样可以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

几个月后我派了专车来这里拉了约四十人回京。整个乡、县也找不出四十个高中生，于是一大半的初中生也加入了培训的队伍，一同来到北京。

那年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的日子，市里为了安全，要清理所有的外来农民工。我将这些陕北的娃们安排在了顺义我的华中园的别墅项目中。男孩经过培训当小区的保安，女孩子们在会所、餐厅当服务员。除了管吃、住、服装，每月还有几百元的工资，而当地人均年收入也就几百元。但两个月之后，所有的人都跑回了老家，他们过习惯了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生活，无法接受这种严格的时间与纪律约束。这让我很无奈。五十年大庆时我带这些外来无户籍的人口进京可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我想为插过队的农村做些贡献，但最终失败了，故此我也不再愿为“授人以鱼”努力了，完全依赖于外来帮助是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

我先后在延安大约待了半年的时间，连我插队带去的全套行装都留在延安。我忘不了在那里上过的每一课，包括那里的贫穷，那里的愚昧，那里老乡们的朴实与纯洁，以及国家体制今天也没有解决的城乡差别问题。重要的不仅是孩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重要的在于要先使他们改变生活的现状，永远脱离贫穷的困扰。

这仍将是个长久的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