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毕业，也不知道是继续上学，还是参加工作走入社会。新学期后，第一批离开学校的是征兵，班上的几个同学直接应征入伍了，当时的条件首先是父母没有被打倒和出现有争议的政治、历史、出身等各方面的问题。我当然被排除在外，否则也许根本用不着再走后门去当兵了，而当时符合这种条件的同学并不多。

第二批离开学校的是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同学。班上的几个同学去了二师的部队，当时黑龙江建设兵团按“建设钢铁长城”每个字为一个师的编号建制，是半军事化的农场，后来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反映的就是那时的情况。兵团虽也艰苦但至少比下乡到农村多了一份稳定口粮和收入，能去也是一种幸福。从此也拉开了上山下乡的序幕。

无法解决城市大中学生的口粮与就业问题，无法让这些孩子在打烂的教育体制之下完成本应继续的学业，就只好不分年龄段地将所有的学生都赶出城市，送到边疆，送到乡下，送到山里，送到农村，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终于我们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中开始觉醒，开始考虑未来的人生道路。其实绝大数人是根本没有选择权的，唯一可以动动脑筋的不过是在学校（其实是政府统一安排）公布的所有下乡地点中做一个选择，前面未来得及选，就最后统一行动一起搬家了。

在我之前的一批同学去了山西晋西北的阳高县，那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也是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西城、海淀的学校有些分到了绛县等晋南较富裕的地区，也有许多学生利用父母过去的关系，如家乡、根据地、警卫员们的家乡或警卫员们当了官而未被打倒的地方等安排回乡或插队。妹妹就在我之前随着北航附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中学）等其他中学的一群同学们分入了东北地区的莫力达斡尔达斡尔自治旗巴彦公社兴农大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并没有能让工业在缺少投资的情况下安排更多的就业，但“农业学大寨”却可以将数千万的学生淹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

毛主席一挥手，一声令下，结束了所有中学生们的学业，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移民活动。除了西藏之外，与他国相邻的边境地区，从云南、广西、新疆、内蒙到黑龙江，所有军队农场、建设兵团和农村都集中安排了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去的中学生，补充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成了正面的口号。山西、陕西、宁夏等全国二线地区也建立了第二道防线。这既是一种战略布局，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中小城市则以就近下乡安置的方式，将城里的学生们都安排到农村去就业。这种上山下乡替代解决就业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前，“到广大的农村去”已成为所有人完成中学学业之后的唯一出路，许多人都和我们有着同样的经历。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每一次到火车站送同学远行时，所有人都不知道未来会何时再相见，也不知相见时身在何处。一些父母就如送儿女上了刑场，变成了生死离别；一些仍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和崇敬心情的同学，别离时高喊着毛主席语录，虽不是英勇就义，但也壮志情怀，他们忍着心中的悲伤，希望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形象。也有许多人没有父母同学来相送，他们来自父母被关押的家庭，成了“黑帮子弟”或“黑五类子女”，只有默默地躲在角落里哭泣。对所有人来说，火车将开向何方，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陌生地方，今后的生活与未来会是什么样，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当火车慢慢移动时，挥舞着的双手很快就做出了捂着嘴和擦着眼泪的动作，那些高昂的喊声也开始嘶哑了，口号声中断了，换来的则是低声的哭泣，最后几乎是全部车厢的哭泣声和火车站台的哭泣声，感染的作用会让那些本来无关的人们，让那些性格坚强的人们也都流下了眼泪，连那些学校安排的低年级的欢送人员也都以为这是自己的未来而哭声不止。火车渐渐远去，许多人还在继续目送，久久不肯离去，车站的工作人员们默默在一旁等候，不愿去打断这种仍在空中飘荡的思绪。

一个孩子走了，另一个孩子也去了，无数个家庭在短短的时间里四分五裂。

按照北京市的规定，一个家庭中有多个中学生的，原则上可以有一个留京安排工作。我姐姐就幸运地留在了北京，安排在酒仙桥的工厂（现在的798艺术区）中就业。但家庭中有历史问题的、严重政治问题的，出身或成分不利的家庭则不享受这一特殊安排，都要去接受再教育，于是每个家庭都分成了多个部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分处于祖国的四个城市，而父母在干校又另居一地，大约十多年之后全家人才重新团聚过上了一个完整的春节，而其他的年份中总是缺东少西的，总有个别人无法回家。

在那个只有阶级斗争而缺少人性的年代，在那个鼓励子女大义灭亲揭发父母罪行的年代，在那个时常发生与父母断绝父子、母子关系的年代，在那个为了革命可以不要家庭、抛弃亲情的年代，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或生活的必要条件。因此政策的制定根本就没有家庭的概念，留一个子女在家里是为了减轻社会照顾老人的负担，并不是家庭可以选择的一种权利（如果有选择可能，留在身边的都是儿子了）。而分裂的家庭以后如何生活则并不在政策的考虑范围内，这是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一种分裂，服从于组织，是不得不同意的一种选择。

1968年底到1969年初，从零星出现到加快步伐，各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行动。最初都是几个学校的学生合并为一列车，随后就变成了一个学校几个列车。

我是1969年1月9日出发的。我们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晚的，但已经是一列车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了，因为都是男同学（只有几个搭伙的女同学），这个场面就更为壮观了。

火车上一片叫嚷声，这是在抢座位、抢行李箱时发生争吵。站台上几乎都是女人，有个别父亲和兄弟，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充分显示出来：车上是壮士一去不复返，车下是送子离乡上前线；下面无限的深情和期待，上面是满不在乎的无奈。“大丈夫勇闯天下，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仍在最后的时刻成为别离时的精神支柱。

也有人梦想着在革命圣地延安再创一片辉煌。再坚强的汉子也有些伤感，回头看不到这些亲人的身影时，车厢里一片寂静，泣声不时地从角落传来。这些人中皆竟有许多人还是未成年的孩子，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单独生活，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离开北京，如果再是单人被分配到与并不熟悉的其他同学一个队时，就更加不幸了。还有几位是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抛弃的，如右派的子女，整个“文革”中都没抬过头（之前也同样不太敢抬），此时此刻，失去家庭和保护伞，就更是一筹莫展，不知前途何在了。各种心理状态集在了车厢之中。还有的是在三年的“文革”之中结了仇，打了架，有过各种冲突的群体聚在了一起，每节车厢中都有一股火药味，许多人的旅行包中、大衣的下面都藏着种种防身武器，我的大衣下面藏的就是日本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在中途火车站抢中午饭时，险些出手亮剑，好在我们一个班的同学（有20多人）都在，让对方不敢前进一步，几句争吵之后，乖乖地排到了后面。

火车路过西安。这里曾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改变了中日交战的格局，并最终取得抗日胜利。这里曾发生过许多值得关注的历史事件，“七七事变”之后，又有多少热血青年是从这里奔赴去了延安，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被教育的，如今我们也将从这里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了。

接我们的“驴倌”（早已忘了他的真名，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称呼其为“驴倌”）是个朴实的陕北汉子，头上缠着的白羊肚手巾早就变成黑灰色了，比我高一些的个子，一双茧手，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与我们一路同行，走了60多里地，才到我们生活、生产的地方。一路上我们好奇地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大多都听不懂。

虽然在串联时我们也走过土路，踢足球也满场叫个不停，但这几十里山路对城里的学生而言仍然是个考验。

沿途有山无村，有沟无流。因为是冬季，山上还有少量的积雪，也有局部的沟中存了点细水。这里没有过冬的庄稼，有些地就是一片雪白了。山上偶尔可以看到握着羊铲放羊的汉子，羊群在沟坎之间跳跃，寻找着早已经干枯的草叶、草根。远远地山上偶尔也传来一两声高亢的信天游，这是山里人的最爱，路上走的时候，“驴官”也高兴地喊上几声。我们第一批同学就这样走进了大自然的怀抱！班里的其他同学分在了不同的村子，就我们班上的同学而言，我住的是个离延安最近的村子。

队长带着村里的几个人在村口迎接我们，队长姓崔。老人、小孩看戏似的指指点点，大概是村子许久没有来过外人了，更别说一下子从大老远的北京来。毛主席身边的文化人来了，从衣着打扮上就与当地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就像当年城里学生投身革命而奔赴延安一样，今天终于又来了投奔乡下的城里人。

不知谁带头喊起了口号：“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村里的农民也回应了几句口号，而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他们回答了些什么。一个瘸了腿的赤脚医生在帮我们做翻译，他是个非本地的伤兵，留在了当地的山沟沟里，他说自己是小八路，也有人说是胡宗南部队抓的壮丁，有点文化，成了医生。当地人对我们说：

“后生们辛苦啦，在屋里暖暖吧。”

整个村庄有十几户人家，沿着沟向上分布。每隔一段就挖一个窑洞，挖出了的土正好用来在洞前填起一个土坪，成了院子。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挖窑洞，要选土填坡，要将坡削成了完整的墙面，土层要有一定的厚度才能打洞。因此村庄非常分散，东一户，西一户，高低之间相差百十来米。路边有几个石窑，是队部和学校。

队部有两洞石窑、两个碾子、两盘磨，外加12头毛驴，一辆平板毛驴车，耕地用的四头牛，这就是队里的全部家当。小学另有三间窑，只有一名村办教师，一间是教师住，两间当教室，这也是村里最好的建筑。

从路边到沟底，中间有些田，是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也是村中最好的地。平时下雨或者发大水时，沟底会有水，村里的水井也打在沟边上，方便给自留地浇水。

整个村子除了自留地之外，只有十亩左右的半平地，剩下的就是靠天吃饭的大山坡。

村里给我们准备的窑洞是队里的仓库翻修的。一口整窑，旁边有一个占据半窑的炕，窗户正对着两米之外羊圈的门。隔壁就是两个空窑洞，养着队里的几十只山羊。

早晚队里的羊群就从我们的门前过，每到半夜羊群中会传出不断的咳嗽声，就像有人站在窗外咳嗽一样，时而有些贪吃的大老鼠会惊动羊群，羊圈就又会出现一阵骚乱，许久才能安静下来。开春后这里更忙，村里人要将一部分的羊粪挖出来堆在我们门前的场子上，用镢头将大块的羊粪捣碎，要尽可能捣成粉状，再将麦种按比例与羊粪拌在一起，用驴毛编织的麻袋背到山上。播种时前面的牛或人拉着犁，把地犁出一条沟，后面的人将掺有羊粪的麦种均匀地撒在沟里，下一道犁翻出的土将撒过种的沟盖上，之后就等着老天爷下雨了。山坡地不肥，因此施肥都是用这种办法，将羊牛粪混在种子里同时下地的。而我们成了羊群的保卫者。

窑洞一进门是两口大缸：一口大缸中是村里为我们准备的过冬菜，用盐腌的蔓菁，一种类似于萝卜的当地菜；另一口是水缸，村民们都要从沟边的井中挑水，存放在大缸里，缸里的水要用白矾净化沉淀，否则会从水缸里跳出蛤蟆来，几天就要淘一次缸，否则缸底就沉了厚厚的一层泥，往缸里续水时会将整缸的水都搅浑。再往前走是一块石板搭成的案台，是放碗筷、调料和切菜的地方，有个圆圆的菜墩子。

紧接着就是灶台，能放两口锅的火灶，烟道在炕下盘绕，窑洞的底部边上有个垂直的烟道，一直通到山顶上，冬天这就是唯一的取暖设施了。

灶火既要解决做饭、吃水的问题，同时要让余热成为暖气，提高洞内的温度。

常听老人和书上说的“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或许指的就是这种热炕，而夏天做饭就要到外面去另起炉灶了。洞的底部靠墙的位置又局部向里挖出了个平台，这里就成了储存室、大衣柜。平台底下一层摆着箱子，上面放杂物。白天被子要卷起来堆到墙角，让炕上的温度传到室内。有时要在炕上吃饭，杂物就堆在这里了。炕桌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吃饭外，写信也全靠它了。村民点的是一个碗状的煤油灯，而队里给我们准备的是那种有灯罩不怕风吹的马灯，也比一般的油灯要亮些，还可以方便地放在车上或挂在窑壁上。我们来的时候带了蜡烛，原本以为多余，现在却当成了宝贝，不到关键时刻舍不得拿出来用，通常是在大家都睡了，而某人还想单独看书或写家信时才拿出来用。

水缸的另外一侧摆了两个木凳，方便人坐，余下地方都是放些杂物，如零碎的工具等。里面的半间炕和储藏室除了睡两个人外就成了仓库，放着粮食和衣物等。

共约20平方米的地方住了七个大小伙子，虽拥挤但也其乐融融。

烧的主要是柴禾，每家每户的院里都是成堆的柴禾。这里太穷，所有的庄稼秆都变成了牛羊驴的饲料，不像平原地带，可以将庄稼秆当柴禾烧，做饭用的柴禾都是从山上砍的灌木类植物。平时每日出工，回来时就顺便到沟沟里砍上一捆柴背回来，日积月累地存着，而新柴必须晾干了才能点得着，因此，总是这样堆新烧旧轮着来。每家也会存些炭（一种拿火柴和纸能点着的煤），一般是在下连绵雨或者家里来人要摆席时用，平常舍不得用。

炭窑是在离我们几十里之外的杜坪（王岐山住的村旁边）十几米深的煤洞，工人们用辘轳将大筐放到坑底去挖炭，再用辘轳将炭摇上来。这种炭是陕北特有的，经常像石头一样一整块一整块的，但用手都能掰碎。通常一个驴车将成块的煤堆在外围当墙，不成块的放在中间（碎块很少），就运回家了。一车炭八元钱，可以烧很长时间。我们刚到这里时没有存柴就只有花钱买这种炭了。开春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农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上山去打柴，做好后期生活的准备。

同年的八月，珊珊（姚明珊）坐这种大筐下井时绳子断了，从半路掉下去将腿摔骨折了，只好回北京去养病。我刚好是胳膊摔断了在北京，去她家看望时她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一段特殊的经历。

学生下乡第一年的粮食是计划供给的，一月生活费8元钱，包括买粮食的钱，第二年的口粮就要靠自己赚工分了。最初队里给同学们定工分是一天6分，加个早工能多一分到二分。每个窑洞中都有一个单线的小喇叭，公社的广播站会用这个小喇叭来传达上级的指示。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冬晚夏早）小广播就开始播放《东方红》，于是我们就开始“早请示”。村里百姓集中在村头的场子（交粮、秋收打粮用的场子）上，面对着一堵有着毛主席像的矮墙，高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喊着“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随后就上太阳出来之前的早工。虽然并非强制性，但除了生病，则必须出早工。后来我们会了一些技术活，于是分工有了差别，我和两个同学最高评到了8.5分，早工也涨到了1.5分，于是一天下来能挣到10个工分了，一个完整工的分值。而当时村里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一盒火柴钱。晚上下工，大家还会在队长的带领下到主席像前“晚汇报”，这之后才能各回各家。有时队里还会按上面的要求轮流由张三、李四来安排晚上的学习，如读几天前的《人民日报》社论，阶级斗争在农村这个山沟沟里也丝毫不能松懈。

除了精神食粮外，我们首先还要解决基本生活中的吃喝。山里没有炒菜的油，连酱油类的调料都要到十几里外的下坪去买。附近几个村里只有下坪一个供销点供应给我们的毛粮，还要拉到这里来加工，如高粱去皮，小麦磨面，小米退壳等。烟、酒这些对当地的农民而言都是奢侈品了，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等于是好几天的工分。

这里供应的油是麻油，一种大麻子产的油。当地农民都会在自留地上种大麻子，收下来熬油，存着过年或有客人来时用，平时都用的是动物油，如猪油、羊油等，记得村里曾给我们准备了一挂羊油。当地人化羊油时，用的是圆底的铁锅，在热油中横穿放入两根麻绳，油冷了之后，就变成了硬邦邦的一坨，拉着两头的绳头就整个提起来了，用绳子挂在墙上，每次炒菜时用热铲子一削就削下来一块，也可以用刀削下来再炒菜用。一开始大家都不习惯吃用羊油炒的菜，许多人一闻那股味道就吃不下去饭，但时间久了，肚子饿了，慢慢也就习惯了。记得一次一个同学自己在家做饭（同学们是按天排值日做饭的），偷偷跑到老乡家买了十几个鸡蛋，自己在家煎鸡蛋吃，一铲子羊油，煎一个鸡蛋，一连吃了十几个，等我们回来了，羊油少了一大块，这同学也捂着肚子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在农村平常想要吃点肉是非常困难的，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想象当时的生活状况，农村现在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当时吃上肉则是件极大的幸福的事。

临近春节大家都在家，我们就与小学的教师一起按当地的习惯来了一次“打平伙”，即今天AA制。每人出2元，6个人出12元，来了一次聚餐。当时每人的生活费也就每月1块多，村里的羊10元钱一只，当然最值钱的羊皮要交公，一只羊有20多斤的骨头肉，又请了几个常帮助我们的老乡，大家美美地大吃了一顿。

同村的另外三个同学则是第二批随着女十中（北京市第十女子中学）的同学一起到延安的。按照北京市的安排，一男个校下乡，同时要配一个女校的同学，否则无法调节男女比例和进行劳动力安排。我所在的郭庄大队，实际有四个小队。我们第一批来的五个男同学没有分配到其他的队，大队原想等人都到齐了再一起分配到其他小队，结果我们就“占领”了有利地形，也坚决不分开。等第二批的三个同学到了时，实际是三套行李，两个人，其中一个在出发的前一天去当兵了。另外两个一个是相声《昨天》的创作者、海政歌舞团团长的儿子，姓赵，后来当了海南省海关关长，父亲因为相声《昨天》被打倒了；另一个则是赵的亲戚，他连自己的父母在哪都不知道，十五岁的一个孩子，只好被赵一同带来插队了。他们俩就都随着女同学们分到了更高的山里，一起去了其他队。

当天半夜，我们整体出动，像鬼子进村一样，迅速将两个同学和三套行李扛回了我们所在的村，住在了一起。第二天队里来与我们交涉，坚持要按男女合理搭配进行调整，但我们团结起来坚决不同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窑洞中没法同时住男又住女，原来的一个半窑洞，队里是想将男同学安排在主洞，女同学安排在半洞之中啊！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大多情况是一个窑洞中住着一家的男男女女，更有一个窑洞中住了两个家庭的情况，而这对于城里来的学生而言则成了一件难以接受的大事。不但男同学们不干，女同学们也不干了，而我们的男队长再也拿不出更多的窑洞来让男女同学分开住了。另外两个小队也同样上报公社，北京来的老师们不同意男女共居一洞。于是我们的斗争成功了，七个男生都集中在了一个队中，可怜的是那些我印象中根本没见过面的女同学们，她们只好分别进了深山沟。

我们并不在乎没有女同学帮助做饭、洗补衣服。我们这些父母被打倒或关押在干校的孩子可不是一般的城里学生，早就学会了独立生存，既能自己做饭，也能洗衣缝补，做个针线活。可是苦了那些女孩子，光说每天下山挑水就不是件轻松的事，连我们也是从半桶水挑起，经过一段时间才磨出来的。每逢刮风下雨，这短短的一段山路就变成了艰难的旅途，黄土地的山坡，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泞，光着脚都打滑，挑着两桶水上山就更不是件轻松的事了，弄不好就连人带桶一起滑下了坡。让几个女孩子担如此重担，定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我们这些男校里长大的男孩子们当时没学会怜香惜玉，既没有去了解她们的难处，也没有想过与她们联系，同在一个大队中生活，既不知她们的过去，也不知道她们的现在，甚至连姓啥名谁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走了以后，据说因为纪念“八一八”活动（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闹出了大事，整个村的知青被公社解散了。据说与有人要整王岐山有关，王岐山只好再次出动，将我们村的几个同学分别“发配”到了其他的知青点，以解后顾之忧，这个男生聚集的知青点就被彻底地“消灭”了！

冬天的主要农活是铡草，为牲口准备饲料。我们刚到农村时正是村里最闲的时候，除上山打柴之外，还没有太多农活安排。偶尔队里会安排铡草，铡的其实不是草而是玉米秆、谷子秆，铡草要两个人配合，一人按铡刀，另一人往铡刀下喂料。

开始我们力气不够大，由于使不上巧劲，完全靠手臂的力量，一大捆玉米秆送进去根本铡不断，就从少量的半捆开始，后来就和成年人一样能干了。喂料也是一种技术活，一捆草要用右手按住，左手前推，双手合力将草拔住，不能散了，有节奏地每次向铡刀下移一寸左右。尤其是配合铡刀下降的同时，草捆不能后移，否则一松就铡不断。草长的时候还好弄，短的时候就容易连手都伸到了铡刀下了。

每铡一刀，草中的尘土就扑鼻而来，草末子也四处乱飞，喂草的人一会儿就从头到脚都变成了灰的了，除了眼睛还闪着亮光，就分不清其他的五官形状。尤其是低着头喂料时，草渣子会从后衣领顺着脖子钻进衣服里，爬满整个后背，摩擦刺痒得厉害，晚上回去后背是一片通红，还没个地方洗澡，只能在窑洞中飞快地（因为太冷）用湿毛巾擦洗。这大约是我们下乡之后学到的第一门带有技术性的农活了。

村里的秸秆不够牛吃，还要到山外去买。一次购买玉米秸秆，有几个北京来的没敢参加，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了。先要走30里的山路赶到安塞，再背着一人多高的秸秆赶30多里的山路回到村中。当时陕北家家都有这种特殊的背具。背具是一根长长的绳子，中间有一根柳树枝编成的圆木环。背柴背草的时候，将绳子放在地上，草放在绳子上，再将绳子穿在木环上，拉紧，捆实，背着的时候，就将绳子的两端拴在肩膀上。背驴毛麻袋也是如此。驴毛麻袋是圆的，直径足有脸盒大，有一人高，不像一般的麻袋那样扁宽。这主要是因为运输方式不同：扁宽的麻袋适合平摞得很高，方便车、船运输；山区的长麻袋则适合于搭在牲口的背上，防止掉下来。当我们背起这堆玉米秸秆时，几乎就看不见人了，只能看到一堆玉米秸在移动。

早上的星星还在眨眼，我们就爬起来一路夜行，吃过早饭入市，去晚了集市上的玉米秸秆就卖光了。回程重负在身，走不了那么快，走了几里地就要歇歇喝点水，中午还要吃点干粮，最后的路几乎就是咬着牙拖着身体行进了，不光身上的玉米秆变得越来越重，连自己的双腿都变得不像是自己的了。脚上打起了泡，就连整个人都变得沉重了，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把秸秆背回去的。在村里人看来这都是一件很艰苦的事，而我们两个城里来的娃竟然和村里的壮劳动力一样完成了任务。当晚那一觉大约是我到延安后睡得最沉的，连羊圈里的咳嗽声都没听见。也正因此我们赢得了贫下中农们的信任，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学生也最先提高了工分。

1969年冬，莫力达斡尔自治旗巴彦公社兴农大队的知青们骑上了中国当时最好的马

“文革”插队知青在延安宝塔山下重聚

当年插队的窑洞

当年，我就睡在这栋窗户下的土炕上

知青王歧山开会报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