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11日，突然传来消息，哥哥在海南出了车祸，尚不清楚伤势有多严重。次日，嫂子和妹妹、妹夫（嫂子是眼科医生）飞到了海口。传回来的消息就更可怕了：哥哥已经做了大型开腹手术，手术中发现，除了心脏和大脑之外，其他器官都严重受损，肋骨断了四根，胯骨断裂，危在旦夕。

当时哥哥在中技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负责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基金的全国项目，海南的一期高速公路建设就是由日本的协力基金支援建设的。哥哥这次就是去海南考察环岛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并安排使用下一笔援助基金的工程。海南当时的第一期工程是按单向半幅三车道修建的，但建成后是双向单车道行驶，中间的车道作为双向的超车道使用，等下一笔基金完成另外半幅三车道的建设之后，再改为双向各三车道行驶，结果哥哥在考察的路上出了车祸。

后来我了解到了车祸发生时的详细信息。哥哥乘坐的车辆超车之后，看到对面车辆也在借中间道超车，就并线回原车道，但后面的车辆赌气被超越而加速行驶，结果两辆车猛然撞到一起。当时哥哥坐在前车的副驾驶座上，在猛烈的撞击下，整个车座都向前挤到了前挡风玻璃上，哥哥身上斜挎和横挎的安全带组成一个斜向的“L”字形，将他身体的肋骨、内脏等全部挤坏了，只避开了心脏。

哥哥的肋骨断了四根，和安全带的宽度相等，两头都断裂了；肺部挤压后发炎积水，医学名称叫阿尔列斯症；肝、脾、膀胱等也都发生了破裂，无一完好，综合的并发症同时出现，连气管都切开，靠氧气机呼吸了。哥哥的生命正在逐步消失。

这个消息让我紧张起来，我们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父母，但做了最坏的打算。

9月12日下午，我一面安排去海口的飞机票，一面安排公司的人去接哥哥的女儿，至少我要让她和哥哥见上最后一面。她刚考入大学，刚好在车祸发生那天被学校拉到部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训。当然我没有告诉她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车祸，同时我还是希望能尽全力将哥哥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我向西城区主管卫生的杨骥川副区长求援，他是有名的外科专家，我希望他能给我介绍最好的医生去海南参加会诊和抢救。他告诉我，这种情况最好还是拉回北京抢救，但首先要过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重症急救这一关，于是他帮我联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的ICU主任席修明（现任该院院长）。席主任问了些基本情况后，让赵护士长带上一些必备的急救药，准备去海南。9月13日我与席主任、赵护士长以及嫂子的妹妹、妹夫和哥哥的女儿一起飞往海南。

当晚我们去病房看望哥哥。七八根管子插在他身上，一堆仪器闪烁不停，让人很不舒服。没想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并不同意席院长参与治疗，更不允许我们带去的护士长进入病房参加护理。嫂子、嫂子的妹妹以及我的妹妹、妹夫都对院方的决定十分不满，为避免他们的干扰，我决定让他们都回酒店，不许再到病房。

9月14日，我和席院长来到医院，与当地的医生们协商抢救方案。当地的医院是海南建省后新建的医院，医生们大多是建岛引进人才，为解决家属的农村户口和就业问题才从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来到海口，根本无法与大城市的医术水平相比。

鉴于席主任的名气，他们很不情愿地详细汇报了各种情况，也部分听取了席主任的治疗意见，并使用了一些我们从北京带来的海南没有的进口药。当天我让部下从北京送来一些海南没有的药物。

席主任听说手术之前没有给哥哥做B超，现在哥哥的情况无法用大型B超机，建议医院用手提式B超机做检查，但医院里没有这种设备。还好海南的中实公司在北京与华远有着紧密的合作，共同开发阜外大街的改造项目，我与中实的老总王天怡（他也是我在监狱中认识的好朋友）联系之后，让海南中实公司购买了手提式B超机送到医院给哥哥进行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调整了治疗方案和用药（这台机器事后就算我送给海南省人民医院了）。

看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这种情况，午饭时，席主任向我提议，这里的医疗条件和技术能力太差，只有回北京才有可能救治，并希望能转到协和医院救治。于是，席主任给全国ICU治疗的第一把手、协和医院ICU主任陈德昌教授打了电话（陈教授是席主任的老师），向其求救。陈教授立刻飞到海南。

陈教授看完病情和医院的情况之后，更坚定地对我说，要坚决拉回北京去治疗，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并开始向医院提出转回北京治疗的想法。但海南医院怕承担医疗责任，并没有及时答复，说还要开院务会商量。

9月16日，我们等不及医院的答复就开始准备回京的工作了。我们到了深圳机场，要求包一架专机运送病人回京，航空公司也同样提出了运输途中的安全和责任问题。陈教授以国家专家级教授和国际SOS救援中心驻中国代表的名义，给航空公司出具了担保和负责的保证书，解除了航空公司的担忧和顾虑。

航空公司又提出包机费用要按双程计算，因为是非航班的加机，没有固定的航线和起落时间，要单独向空中交通管理局申请航路，因此要按一去一回的双程计算，这我也同意了。

飞机上没有平放担架的地方，就必须从中间登机，并临时拆除中间两侧的各排座位，以保证担架平放，并有利于起飞、降落时的固定（将担架固定在两边的座位上）。

飞机上也没有专门的氧气设备，需要我们自己准备专门的氧气瓶。陈教授利用SOS的全球救助系统联系了香港的SOS机构，让其专门送特制的小型氧气瓶到海口，送来的氧气瓶还要在海口充氧（一般客机不许携带满氧的氧气瓶），我又要联系海口的氧气厂。

还好哥哥管的是全海南日本协力基金的贷款项目，原海南省省长阮崇武亲自主抓此项工作，得知哥哥考察工作途中被撞，当时就让秘书到医院看望，也提出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解决，于是我就将联系氧气厂充氧气的事委托给了省长的秘书。

这确实有难度，要没有省长秘书帮忙就成了问题，氧气厂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晚上8点下班，而香港的飞机晚上9点才能将氧气瓶送到，这就必须让氧气厂不停机。

SOS组织派了个印度人在机场将氧气瓶交给了我们就乘机返回了香港，我们这才转道氧气厂充上了压缩氧气。

航空公司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联系机场的服务安排。给飞机送餐、送货用的升降车是地面服务的部分，运送担架上的病人要用垂直升降车而不能用斜梯，这一切都必须提前安排并支付费用。

病人的运输是个难题，也是个技术活。这方面全国最优秀的专家是陈教授的副手、协和医院ICU副主任刘大为。1993年曾有一名日本登山者在新疆受重伤，危急时刻，国家就是安排刘大为带队去急救并护送病人回京治疗的。于是陈教授又安排了刘大为带着协和的护士长一同飞到海口，并携带各种必要的运输和急救设备。

同时，我还要做出多种预案，防备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

为防止运输途中的各种风险，我要准备非压缩氧气的氧气袋，整个海口的医院只有10个氧气袋，我买了8个，并答应飞机返回时返还给各医院。

为防止从医院到机场的路上遇到各种麻烦而耽误了时间，我又找到了当地的武警部队帮忙，当时正好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张太雷的儿子在当总队长，他安排了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抬担架，并用了警车开道。救护车上的氧气瓶也是临时性的，只能保证一个小时的使用，如果路途上出现延误，可能造成氧气不足，需要救护车再携带一些氧气袋。

同时我用电话联系了北京的公司和协和医院，做好了各种安排，包括机场的地面服务、医院的救护车要开进机场、升降梯的准备以及警车的开道等等。

就像是一场作战，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并且要有充足的弹药。也许是因为我在部队做过参谋，常制订各种行动计划和战术演习等方案，因此养成了按部队的那一套方法周密地编制任何一次行动方案的习惯，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意外的发生。

这一切都安排完毕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回到酒店，有两拨日本人在等着我，一问得知，他们分别是伊藤商社和丸红商社驻海南办事处的负责人。因哥哥曾在日本担任过中技公司的总代表，又负责协力基金的采购事宜，和日本的大商社都非常熟。

他们听说了哥哥车祸的情况后专门派人来看望，并提出要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如支付包机的钱等。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收下了他们送来的鲜花，请他们放心地回去了。

接下来，我与哥哥的主刀医师、也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刘副院长一起吃晚餐，打算再一次商量将哥哥转院运回北京的问题。我们刚落座还没来得及点菜时，嫂子的妹妹就从医院打来紧急电话，说哥哥不行了。

我立即带着刘副院长和陈教授等人赶往医院，发现哥哥的整个胸部和肚子都鼓胀起来了，医生们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陈教授立即上去将插在哥哥气管上的氧气管子拔掉了，还是协和的教授医术高明。

原来是氧气机的插管发生了位移，机器强行泵入的氧气本应从气管打入肺中，靠压力挤出肺里的水分，强行让肺部呼吸，但位移之后氧气没有进入肺部，而是进入了胸腔和腹部，因此造成了肚子的鼓胀。如果早一点发现和解决位移，并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胸腔和肚子长时间泵入大量的氧气，就十分危险了。

一分多钟之后，哥哥肚子上动完手术的缝合线就开始崩裂了，几个人七八只手纷纷伸出去按在哥哥的肚子上，想让伤口不再裂开。但就像气球有了个针眼，整个气就会从这一针眼中涌出，并将气球炸裂一样，当第一个缝合口出现破裂之后，哥哥肚子里的气体都集中于这个破口，迅速将所有的缝线都撑开了，约90厘米的刀口全线崩溃，肠子、五脏都开始向外流。陈教授马上让护士拿来了还叠成四方形的床单，托住肠子等堆回了哥哥的肚子里，再用床单挡住伤口。

这个镜头就像在连队和农村时杀猪，当刀在猪膛开了一个口子时，所有的肠子、脏器就都从这个口子迅速地向外挤出来。但那是杀猪，而这是个活人啊！整个场面对医生们来说也许是司空见惯了，但对我来说则意味着“完了，人可能没救了”。

刚好席主任也在，他与陈教授协商了急救方案，决定重新动手术。这时哥哥刀口边的皮和肉已经被原来的缝合线撕烂了，无法再用手术线缝合了。我们被赶出了手术室，但陈教授和席主任被准许留在手术室中。经过这次事故，也许医院后怕了，不得不请北京的高参们在场指导。

后来听说，是用类似于订书钉式的铁卡子硬将哥哥肚皮上的伤口连合在了一起，一边打卡一边撤出床单，而肠子等脏器在肚子里的位置早就乱了套了。几个小时之后手术终于结束了，各种卫生带将哥哥的肚子捆缚得像铁桶一样，身上留下了十多根预埋管，从不同的部位解决输入与输出的各种问题。哥哥的生命已经不是靠身体的内动力维持，而是完全靠外部的供给延续了。

当你看到一个亲人已经完全无奈地只能靠外部的条件维持生存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大约是死亡，大约是如何准备后事，而我首先想到的是责任。

作为一家人，作为亲兄弟，不管我们之间是否有过家庭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亲情都是永远也不可替代的，血缘之情是无法用任何理由隔断的，而这种亲情赋予人们的就是责任。

许多人会说“长嫂为母”（通常是父母都不在世时的一种情况），但关键时刻男人必须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尤其现在哥哥处于生死关头，长嫂不但不能为母，更不可能做出任何理性的决定。

这种责任中包括尽一切可能全力救助的责任，也包括承担风险的责任，因为任何救助的行为都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任何决定都可能出现医疗上无法预知的意外，当你要做出常人不敢独自做出的决定时，必须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承担这些风险。

当我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医疗手段时，我背后要有最优秀的医生提供方案；当我决定要将哥哥运回北京治疗时，我要有运输的能力和把握；当我要决定哥哥的生死时，要有一定的医疗依据，并能无愧于我的父母，无愧于所有经历过和知道这段故事的亲朋好友，要让他们对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无可指责。这就是承担责任。

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我只要认为可行就不会向任何人请示。我们都不愿意让父母知道此时的情况，更不希望他们为此事操心，尤其是不能让他们去做决定并承担责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只要我还有能力去做出决定，就必须用自己的肩膀撑起这个家。

当我们一群人从医院回到酒店时已经是半夜了，刘大为与护士长携带着从北京来的设备也刚到酒店不久，在等我们的消息和安排。

我和陈教授第一次与医院谈转运回北京治疗时，医院还有些不情愿，他们也许认为自己的医术没问题，转院是对海南省人民医院的一种歧视，但连续的医疗手术之后，他们知道了自己医术真的有限，反而巴不得我提出转院，好将这块烫手的山芋扔出去，以避免发生医疗事故，更不愿给自己弄个官司出来，现在正好有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在我出具“自己要求转院，免除海南省人民医院的一切医疗责任”的书面材料之后，海南省人民医院同意全面配合转院的工作，服从我的计划、时间和安排。

航空公司给我申请的飞行时间段是9月17日下午3点至5点的任意时间点起飞。

9月17日上午，我带着陈教授等人赶到医院，再一次进行转运之前的各种准备，陈教授又做了各种检查和安排。

海南省人民医院是个新建的医院，虽然医术和设备尚未健全，但医院的ICU病房的建设还是到位的，比陈旧的协和医院还要好。比如进门时要用磁卡或门禁对讲等，而协和还是过去的走廊门，一推就开，得靠专人把守。安下心做好各种准备之后，陈教授不断欣赏着这套门禁和对讲系统，我对陈教授说：“不用再看了，安全回北京之后，我给协和医院的ICU病房专门配一套更好的系统。”听到这话，陈教授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

虽然我十分相信陈教授和席主任，但仍然担心这次飞行，以及到京后的医院的安排，我担心虽然救回了一条生命，却成了植物人，岂不是更要受罪一生？我悄悄地对陈教授说，如果您没有把握，就干脆在飞机上把管子都拔了，我不能让哥哥死在海南，让父母见不到尸体，但也不希望运回北京的是个植物人。陈教授告诉我，这么严重的伤情，死亡率高达95%以上，但不太会成为植物人，如果治疗得当，仍有生存的希望。

人总是生活在希望之中，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

午饭后，大家兵分两路。我安排了嫂子、妹妹等一行人直接去机场，我和陈教授等人带着武警的张队长给我派的一个班的战士去了医院，约好在机场会合。

经验丰富的刘大为主任亲自组织了搬运工作，我原以为要用担架把病人抬到汽车上，还担心担架不安全，其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刘大为主任带的专用设备是一个里面装满了小颗粒的气囊，平铺在地上像一床褥子。战士们将哥哥抬起平放在这个褥子上之后，刘大为打开了一个专用的抽气筒，将气囊里的空气抽出来，气囊就开始收缩。气囊收缩的同时将哥哥的身体严丝合缝地包住，又留出人体正面的部分，正因为里面都是小颗粒，因此可以弯弯曲曲地将不规则的人体包得纹丝不动。当将袋子里的空气抽完之后，整个气囊就变成了一个硬壳，就像一只船里躲了个人，但船体与人体是紧密结合成为一体的，除了那些管子上接着的瓶子、氧气等，哥哥在这个硬壳中无法移动。

不再用什么担架，战士们直接将这个硬壳式的气囊抬起，几个护士分别举着点滴用的药瓶、呼吸用的氧气等，一起离开病房，上了医院的救护车。我们分别乘坐不同的车，由武警的警车闪着警灯、拉响警笛开道，向美兰机场驶去。

半路确实遇到了麻烦。一辆面包车撞上了一辆三轮车，双方谁也不让，挤成了一团，还有许多围观的群众，警车也无法将人群驱散。还好有一个班的战士乘坐军车护行，战士们迅速在警车喇叭的指挥下腾出了一条路，让我们的车队通过了。这一折腾大约浪费了十多分钟，而救护车上的氧气却消耗了许多。

还好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还算是比较顺利地到达了机场，再晚半小时车上的氧气大约就用完了。

机场上，飞机和升降梯早就准备好了，嫂子等人也早就上了飞机，整个一架737飞机，只有我们一行十几个人。

靠近中舱门的几排座位已经拆除，中间腾出了一个空间，放下包着哥哥的气囊之后，还有一些空间，刚好有医生、护士操作的位置。将气囊固定之后，正准备起飞，突然发现从香港送来的氧气瓶漏气了，昨天晚上灌入的氧气已经剩得不多。这可有些麻烦，此时已无法再去灌氧气了。紧急情况下，我们从飞机上卸下了一个压缩氧气瓶备用，还好还有几个氧气袋，这才做好了起飞的充分准备。

根据在海南发生的情况，我再一次打电话，请北京的同事提前做好各种安排，以防止出现意外。

飞机上无法使用氧气泵，就要靠人工用压力囊一下一下地按，将氧气加压当泵用，以维持哥哥的呼吸。这一路上两位护士长和三位主任医生轮留严密监护，一会儿量血压，一会儿量体温，一会儿打点这药，一会儿打点那药，从飞机起飞到落地都没闲着，连饭都没吃上一口。家里人很想帮忙，至少嫂子的妹妹也是个正式的军医，但陈教授为了安全没有让家里人参与。嫂子和其他人都被我命令坐在后面，不许靠近，我最担心他们一哭一闹，让医生们也左右为难。

天公作美，没有什么恶气流，也没有刮风下雨，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北京。飞机降落时北京的天已经有些黑了，停机坪上早已停放好了协和医院派来的救护车，交通局派了开道的警车，公司的一些同事也来帮忙，晚上9点钟，终于一切顺利地进入了协和医院。

忙忙碌碌的五天中，我几乎没睡几个小时，满脑子的事都必须迅速地做出决定和处理。也许那时年轻力壮，没觉得累，等到了家人就像瘫了一样，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

这次如果没有公司的同事、合作的单位、战友、朋友等人的帮助，也许进行得不会这么顺利；没有陈教授、席主任等人的智慧和能力，也无法完成这次的转院。

刘大为告诉我，他代表国家去新疆救日本登山者那次，许多事情要不断向上面请示，结果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才协调好医院、飞机和各种工作。这次从陈教授到现场做准备，到最终降落在北京，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对于抢救一条生命而言是十分宝贵的。

年初的时候，哥哥曾遇上一位普陀山的僧人，硬说哥哥今年有大难，破解的方法就是花钱重修祖坟。哥哥在清明前给在老家的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兄寄去了几千元，请他们重修爷爷的坟墓。

爷爷葬在老家的村外，靠海边的一片林子里，坟边有几棵松树围绕。堂兄重修了坟墓，但农村人舍不得花钱，除掉墓碑费用后，将剩下的钱退了回来，于是哥哥遇上了血光之灾，未能逃过大难。妹妹后来开玩笑说，幸亏爷爷知道是修了祖坟，哥哥这次去鬼门关后，被爷爷推了回来，才捡回了一条命。

经过陈教授一年多的治疗，哥哥终于康复了。虽然哥哥醒过来之后可以有问有答，但完全不记得前一百多天里发生过的事情，也不知道从海南回北京的经历。哥哥后来又做了多次的修复手术，总算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现在又能打高尔夫球了，也幸亏他年轻时身体的底子好，否则也难熬过这一关。

陈教授将救治经过编成医疗案例，并获得了国家医学二等奖。哥哥与救治过他的医生都成了好朋友，过节过年总要聚在一起请大家吃个饭。哥哥当然少不了要去普陀山还个愿，也常回老家修祖坟。过去爷爷的坟边没有多少村里其他人家的坟，大约是海边的人不再想看海了，自哥哥的事之后，村里人都说这是宝地，周边的坟也就多了。

我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协和的ICU病房安装了一套最高级的门禁系统，以感谢陈教授的救命之情。

回京后我忙着与外经贸部谈审批，安排“十一”的庆祝活动。“十一”当晚我还带队参加了广场的舞会活动。

10月8日参加了潘石屹的婚礼。但高兴没几天，传来了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