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出现的各种困难也增加了华远总公司内部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和矛盾，总公司也曾一度削弱了对各分公司的支持力度，完全按市场竞争的原则，让企业自生自灭。

从1985年的“跑马圈地”开始，总公司迅速扩张，有了许多分公司，但1989年之后，许多公司被淘汰了，许多公司陷入了困境。自动化公司将账上剩下的几千元拿出来吃了最后一顿散伙饭。饭桌上大家都在感慨，奋斗了多年仍然失败了，而成功可能就在最后的坚持之中。饭后大家决定不散伙，宁可都不领取工资，科研经费自己掏腰包解决，也要再拼一把，希望能获取成功。后来他们终于获得了一批出口中东的军用设备配套的订单。当总公司拒绝给予担保贷款时，当时的自动化公司经理刘辉忠找到了我，希望得到支持。我为他们提供了担保，自动化公司获得了银行的贷款支持，一个将要破产的企业又活了起来。

各公司“诸侯”则在这种合作中相互增加了信任与团结，总公司则将精力集中在了华银国际信托公司的建设和危机的处理之中。

1990年年中的郊区工作会上，戴小明再次强调了总、分公司之间的关系（这几年的变化中，总、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从最初的九一分成过渡到七三分成，再过渡到一九分成，总公司只取10%的管理费，剩余利润均归分公司所有，用于分公司的发展），并提出了“诸侯”们可以申请独立的想法，似乎在宣布除了总公司直接投资、由总公司控制的分公司或独立企业之外，其他的独立企业都可以脱离总公司了。表面看，这是给了分公司独立于华远之外的自主选择权，或者是一种“甩包袱”，但我认为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大家不能抱成一团，那么渡过难关的希望就更渺茫了。我们的创业都不易，如果能一起走过五年，为什么不能一起走过十年或更长远呢？虽然各自创办的企业的业务不统一，甚至无法互补，对企业经营的理念还有差异，但毕竟在文化上有共识，为什么不能共同努力一起奋斗呢？

几个月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戴小明要调离了。中国要收回香港的主权，需要派一批人在香港回归之前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以稳定香港的经济，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秘密工作，而戴小明就是国家选中的人员之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戴要对得起那些因他之名而投靠华远旗下创业的朋友，因此给了大家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自知调离之后无法选择后续接任的人选，也无法预测华远的发展思路与未来。

临近年底时，公司里议论最多的是谁来担任华远总公司的总经理。

一种选择是由区政府选派一名区里的干部来担任总经理。戴小明本身就是从区计委副主任职位上调来组建华远公司的，公司党委书记胡纪平也是由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岗位上调来的，并从支部书记升任党委书记。因此完全有可能从区政府重新调一名干部到华远总公司来任职。

第二种选择就是从华远总公司现有的副职干部中提拔一名担任总经理。

当时的副总级干部主要有三人，一是刚成立公司时就担任副总的赵胜利，是戴小明四中时的同学，也是资格最老的副总，是对华远公司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核心力量；二是在我于狱中时调来的副总兼副书记周坚，也是戴小明在四中时的老同学，还是我所在的地产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从地产公司一独立就一直和我搭档；三是我这个竞选上来的副总，虽然后来被政府正式补充任命了，但一直在房地产公司任职，既没从总公司领过一分钱工资，在总公司中也没有我的办公室。

区委组织部曾先后多次分别找这些副总和其他的干部、职工谈话，但没有及时地做出决定，而戴小明临走前匆匆忙忙地以自己有病需要离职为由向区政府建议，由我先以副总经理的名义代理公司的工作。

事后从赵胜利那里知道，赵胜利在谈话时的表态是不想当这个总经理，理由是担不起这份重担。其实赵胜利是个最优秀、最让人放心的看家人，也是最没有想当一把手的野心的好助手。有时一个企业中最难找的不是有竞争力的副总，而是没有野心、踏踏实实甘当副手的看家人。一个公司中可以有无数个能创业和干业务的副总，但绝不可缺少一个可以在总经理不在时、在其他副总杀出去闯天下时，能维持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秩序、保证政令畅通、保证不出各种事故的副总，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放开胆子向前冲，会担心后援问题和大本营的安全，而赵胜利恰恰就是这样一头老黄牛。但赵缺少企业战略的确定、企业发展的规划和敢于承担企业责任风险的能力（不是缺少承担应尽责任的能力），自知之明让他坚决地放弃了出任总经理职务，这也恰恰证明他对企业的忠诚，也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

周坚是我最放心的搭档，也是好朋友，从地产公司的经理与党支部书记之间的搭档，到集团公司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之间的搭档，十几年的合作中我们没吵过一句嘴，无论什么事情都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一直能相互补台，相互配合，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成了我至今都不可缺少的助手。后来他告诉我，他给组织部的答复是：组织让当就当，组织不让当就不当，完全服从于组织的安排。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周的父亲是中国少有的老革命、老上将。海南岛出了三大名人名家，一是宋家，三姐妹中出了一位新中国的国母，一位台湾地区“中华民国”的“国母”，在中国近代史中，任何家庭都不可能超越宋家的社会影响力与地位；二是张云逸将军，曾跟随邓小平同志参加百色起义，直到解放全中国；三是周坚的父亲周士第将军，黄埔一期的学员，随叶挺将军在肇庆起义时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中国革命第一枪的师长，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大西北，有着辉煌的战功，曾任成都市市长，也培养出了周坚这个以党的利益为先的共产党员。

戴小明从实际工作的角度考虑，认为我更了解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特别是地产工作是总公司中的重要一环，包括西单地区的改造、华威大厦的合资项目等业务都与地产公司密切相关，而当时这一系列的危机并没有全部解决，尤其需要一个全面了解情况的人来代理戴的工作，因此暂时推荐我负责全面的工作。区政府最终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我临危受命，代理了公司的全面工作。

其实戴早在调任之前就将华远按南北地域划分成了两个分部，南华远有华银信托、深圳物业等企业，北华远则拥有在北京的各类企业。南华远被当作一种所谓的“保险”，其实等于是一种被权力私化了的“小金库”，而北华远则是正在苦渡难关的企业和项目。戴小明调任后仍局部控制着南华远，而后赵胜利、华明、童培等人先后从华远调入了戴小明以港资身份在内地设立的公司，并合并了南华远的一部分资产。

给我剩下的则是华银被关闭之后的债务。

1991年初企业年审，必须将戴小明的企业法人代表变更，公司向区政府写了专题报告，要求将华远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更换为我的名字，否则无法对外签署各种合同、文件，无法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同时要变更的还有华威大厦合资公司、山釜餐厅合资公司等以戴小明为法人代表的企业登记。衣锡群将报告转给了主管区建委的张燕生副区长，提出办理意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批示同意变更法人代表，但不涉及职务和待遇问题。

批示的意思非常明确，我可以作为华远总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权处理总公司内的各种业务工作，但我不是区政府（或组织部）任命的总经理，并且不得按总经理的职务领取劳动报酬和工资，不享受总经理的待遇。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除了我出狱后的政治审查到房地产公司独立注册之间的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在总公司领取过工资。之前我在人才交流开发公司自己赚利润给自己发工资，之后在房地产公司领取工资，实际上我的工资和奖金远高于华远总公司的总经理的工资收入，只是在我没有解除政治审查的一段时间，由总公司支付了没有职务和级别的工资。即使区政府正式任命我为总公司的副总经理之后，我也仍由房地产公司支付工资。

华远有许多兼职干部，一个人身兼多职，因此有明文规定，兼职干部可以自己选择在总公司或兼职的企业之一领取工资，一旦选定之后，除职务与工作发生变动外不得变更。因此，兼职人员总选最高收入的位置领取工资。大多数兼职干部都选择在总公司领取工资，不管高低，至少相对稳定，没有风险，只有我坚持在房地产企业领工资（后来周坚的工资也转入了房地产）。我的想法是，企业主要责任人必须要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员工同在一个工资和奖金的体系中生存，否则就会争取不到员工的信任。只有当自己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挂钩时，才可能真正为企业着想而不懈努力，因此我一直坚持在我担任主要职务的企业领取工资（尽管一开始远低于总公司的收入标准），并坚信我有能力提高自己和员工的收入（后来一直高于总公司的收入标准，至今也仍然高于集团公司的收入标准）。

区政府的批示其实是一种不信任，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歧视，让我干着总经理的工作，承担着法人代表的责任和经营风险，却不能有相应的职务和待遇（不管这个待遇高低）。我的配车都是房地产公司的，而非总公司的，这算是一种人格的侮辱吗？

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我这个华远集团的总经理大约来自“拼爹”，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并非靠自己的努力，他们也从来就不相信个人的努力能获得公平的认可。

确实，我在最初并没有得到公平的认可，但重要的不在于某个职务是否被认可，而在于你是否有资格担当这个职务。我更看重的是责任，每个职务都是一种责任，这个舞台不是让你关起大幕来欣赏自己，而是要拉开大幕让所有的观众来看你的演出，如果你占有了这个舞台，却不能演出一场让观众热烈鼓掌的好戏，那么当没有观众时，这个舞台也就不属于你了。

我不管区政府是否信任，都要坚持当这个总经理，是因为我曾在这里被关进监狱，我要从这里站起来，证明自己，并最终获得信任。我更不愿意我为之创业、为之建设了许多年的企业错失了改革的契机，不愿意因总经理的变更而让正在成长中的事业夭折，与其让别人去占领这个舞台，不如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坚持当这个总经理，还因为我充分相信，我有能力和勇气处理面临的各种危机，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对策。我相信华远在我的管理之下只会比原来更好而不是更差，只要区政府允许我占领这个舞台，我一定会让这个舞台不断地演出一幕幕的好戏。

当时戴小明给我留下的华远总公司的全部资产大约只有7000万元，给区里贡献的税收也只有1000多万元，并且大头都在房地产公司，华远并不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但我相信华远会在我的管理之下成长为一个好企业。

当你拥有了百万级资产的管理能力时，你会希望管理千万级的资产，而当你拥有了亿元资产的管理能力时，你就会把目标定在十亿、百亿。正是因为人类有这种不断修订成长目标的野心，也才有了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目标的动力，人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有一个舞台去演出，而是要不停地将这个舞台扩大、扩大再扩大，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们想做和要做的正是要用我们的努力与“优雅”的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

经过了一年半的考验后，张大力副区长和组织部部长才到华远总公司宣布了区政府的正式任命，我终于被批准担任华远总公司的总经理了，而这个任命对我来说似乎已经是过时的消息了。

从在部队入党、提干，我就没有一次是顺利的，都经过了多次的波折。在华远的这许多年中，同样是历经坎坷，无论是入狱、平反、处分，还是竞选副总经理、代理法人，一路走来不能说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却也不平坦，许多并不被外人所知的辛苦都被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俗语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好“打落牙齿肚中咽”，更多的时候，则是“男儿有泪独自流”。我无法将公司中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带回家中，更不愿因此而破坏本就不太多的家庭生活，所有的泪水都只能留给自己。不是我没有七情六欲，而是我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着我永远也不能将软弱的人性暴露在员工的面前，或许我比一般的人更坚强，经历了更多于常人的冲击和挫折，但我也是人啊，人总会有眼泪要流出来的时候。

早在1979年，中国就出台了“三资法”，但许多的配套法律并未出台，因此大多合资的项目都是餐饮、加工类的项目，而邓小平南方谈话则真正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开放了几乎所有的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类、金融类等，虽然还有些没有放开的条条框框，但至少是打开了大门，准许进入了。

借着这股东风，北京市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拿出了大量的项目和土地，要直接进入香港市场，与国际资本、国际企业对接。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并不知道，那个时代，除了一些好的企业，大多数机构和企业还没有用上计算机，都还是以四通打字机为主、复印机为辅的手工工作方式，而华远则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北京市计委几乎已经无法接纳手工操作的这些文件了，于是刘晓光依靠手中的审批权力，让华远公司为市计委配备全套的计算机设备，并配备所需的软件编制申报、审批、可研、招商的各种应用流程、报表和检索，外带负责培训那些根本就没见过计算机的干部（有些新招的大学生们还是玩过计算机的）。

我只好拿出大把的银子，为政府机构改善工作条件，还专门派出几个技术人员，常驻在市计委的小楼上，日夜加班为他们编程，还要手把手地教他们使用。

那时许多公司没有做过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华远是最早建立可行性研究模板的公司，我们的可研报告成为标准的文本范本，做起了代各公司起草可研报告的生意。刘晓光也乘机在市计委下面成立了个收费的咨询公司，专门负责起草和审查可研报告，只有华远起草的报告可以免检。这并不是华远用计算机设备换来的特权，而是我们经验丰富，报告格式标准，比刘晓光的咨询公司做得还要专业。

由多个市领导带队的庞大的招商团浩浩荡荡杀进了香港，邀请了香港几乎所有数得上名的大佬们参加各种推介活动，当然也有大量的现场签约活动。有些是早就接触和洽谈好了的项目，如华远与戴小明合作的“西西”工程项目，有些则是现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下的合约，还有些则是为了“跑马圈地”先签后谈的。

这也是一次新老朋友的聚会，这样的招商活动创造了国内外企业家之间的接触机会，为许多人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

当然少不了要招待这些人，我和戴小明以敬远公司的名义，请全北京的招商参会人员集体大吃了一顿，更少不了为每人送上一份礼品——一对电子表。对许多第一次“出国”而收入又不多的普通工作人员来说，这也算得上是一件心仪和拿得出手的礼品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招待好这些负责审批的相关部门官员了。刘小军喜欢照相，自然去逛照相器材店，借机买个好镜头、好相机。张孟江、白云生除了照相之外还喜欢钓鱼，香港有最好的各种渔具。那时的官员们尚没有今天这么腐败，大都自己掏腰包，但请客、送礼与腐败大约就从这样的交际与交易中开始了。

敢于出手大吃大喝和疯狂送礼的并不是内地的公司，那时内地的公司也很穷，而那些外资企业和港商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们也许对这样的吃喝、送礼习以为常。

我们公司不仅囊中羞涩，也有纪律约束而不敢违法，并且办的是公事，并非为个人谋利，犯不着搭上个人的前途性命，但境外的商人并不受中国境内法律的约束，于是就有了北京市多位领导因一块金表而纷纷落马的教训。

这次香港的招商活动可以说代表着中国全面的对外开放，活动中也有大量的非地产项目的合资、合作项目，但金额最大的多是与房地产投资相关的项目。

那时各城市都在攀比谁能引进外资，这个指标就相当于今天GDP的考核指标，也是城市领导者业绩的表现，当然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那时许多外资企业对风波还有所顾忌，担忧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格局。北京市这次招商活动给全国各城市带了个好头，随后几乎各省市都先后进入香港举行了类似的招商活动，创出了一个比一个高的签约业绩，带动了国内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物价的飞速上涨，这一片大好形势带来的必然是再一次的调控措施。

此次招商活动打开了中国和北京对外开放的大门，是之后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由此让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引进资金与管理，开阔思想与视野。

这次招商无疑也为华远今后借力国际资本打开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