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青年服务社注册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市联社下面一个相当于处级编制的直属独立机构。那时的市联社由王纯副市长主管，各区也都有区联社的机构，专门负责解决北京的五难问题（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购物难、服务难），以税收优惠的方式，解决大量城市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同时为城市增加经济活动。青年服务社既没有政府的计划内安排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固定的经营内容与渠道，完全是市场中的“野狼”，自己寻找生存的条件和经营的方向。

正式退伍后，首先要解决的是落户问题。自1969年开始，所有插队学生的户口都统一迁到了插队所在地的农村，变成了农民户籍，我当然就变成了陕北的农民户了，后来走后门当兵时没有户籍关系，户籍仍保留在延安的山沟沟里。1971年初，北京的知青工作队还专门派人到我家去追查我的行踪，要抓我回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是妹妹拿出了我当兵第一年获得的“五好战士”证书和奖状，才使北京的知青工作队无话可说，那可是个“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但我的户籍是仍留在冯庄公社还是被注销了，我至今也不知道。

当我拿着复员的一套手续回家，到当地的派出所落户时，因为已经搬过家，派出所没有我迁出的户籍登记。我只好回到原来父母家的所在地二龙路派出所，幸好还有几个我当红卫兵时认识的干警，当时已当上了副所长和所长。他们看到我是个立过功的复员干部，对我有充分的信任，找出了十多年前迁出户籍的底子，给我开出了原户籍是从北京迁出的证明，这才让我在北京落了户口，又恢复了北京人的身份。

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北京青年服务社决定开一家商店。要想开商店先要有营业执照，而办营业执照之前，先要有经营的场所，找房子就成了首要的问题。我们没有房子，就骑着自行车满街地转，四处寻找空着的门脸房。终于发现在地安门与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南侧，正在盖几栋简易的板房，一打听，是厂桥办事处在马路边占地建的临时建筑，我喜出望外，这就是我的立脚之处了。

经过与街道办事处的艰苦谈判，以每个月1500元的租金签订了租约，一个约60平方米的临街板房，成了我作为独立法人代表的第一个创业基地。

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只有几十元钱，我担任北京青年服务社副经理时，每月也只有六七十元的工资，却要承担1500元的租金，还要给几个人发工资，再加上货架、柜台的折旧，每个月如果不倒腾出来几千元的利润就会亏本，而那时一个月要获得几千元的毛利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我开始招兵买马了，尽管身上承担着许多经营的风险，但一想到这是自己开创的事业，又有了一种当“山大王”的自豪。

第一个上门应聘的是我数年之前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叫张小冬，也是后来和我一起入狱的难友。他的父亲曾是南京军区肖望东的手下、宣传部的部长。“文革”前周恩来总理成立了东方歌舞团，专门将他的父亲调到东方歌舞团任第一任团长，“文革”时被打倒，“文革”后才恢复了工作，先后到北京京剧团和一些艺术团当了团长。

“文革”时凭着战友的关系，尽管不够入伍年龄，张小冬也当上了小兵，却只能以战士的身份复员，进了北京钢琴厂当了一名调琴工。知道我复员后开始创业，他也想改变生活的现状，闯闯世界，宁愿抛弃铁饭碗，也不愿安于现状。

那是一段思想混乱的日子，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反映“文革”时期现象的伤痕文学，如话剧、同名电影《于无声处》等。人们开始反思“文革”的错误，但并不明确未来的方向，“四人帮”被打倒了，所有的传统信仰也随之被粉碎，新的信仰却没有随之而产生。虽然大部分被打倒的干部又恢复了工作，但他们的头脑中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信仰，没有除此之外的新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对“文革”的反思，对毛泽东做出了“三七开”评价，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号召“摸着石头过河”，但尚处于“摸”的阶段，既不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也不知道正确的“过河”方式。

当时，已经开始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和承包制尚处于摸索与推广之初，城市中的经济制度改革尚没有明确的文件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改革开放与吸引外资尚刚刚开始，怀疑与观望占主导地位，短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南方已经开始的小商品经济尚未在全国催生出许多新生事物，尚未冲击传统意识而影响整个社会，更别提什么市场经济意识了。

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的人们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路线的同时，大多在不甘于现状的感慨中试图寻找一条生存的新路，许多人羡慕父辈在混乱的中国变革中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并浴血奋战，打下了一个新中国。他们也感受到肩上的重任，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像当年的父辈一样，从没有路的荒野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同时也是造福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路。

这一代人不甘于现状，就像不甘于寂寞一样，他们可以抛弃已有的安稳生活，打破体制内的沉闷，宁愿承担失败的风险，也硬要在这个混沌的社会中试一试自己的运气，绝不安于已有的命运安排。

由于战友关系和彼此的了解，我招收了张小冬担任商店的副经理，他又约了还在原单位继续工作的朋友齐跃兼任商店的会计，从此，我们三人在一起走过了许许多多曲折的道路。

有一个被组织安排在我父亲家烧锅炉的工人，听说我在开商店，尽管只是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满怀希望地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我，我把她安排在商店里当了个小头头。此外还有一些待业青年加入，这七八个人就组成了这个商店的第一支队伍。

人招满了，我租下的临时建筑尚未完工，我们就自己动手铺地面、安装和布置柜台、摆放货架、张贴标语、制作宣传画、采购商品，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晚上我还要睡在后院的小仓库里值夜班。此外，所有的工资制度、管理制度和各种规章规定等都需要我亲自动手草拟，虽然没白天没黑夜地连轴转，非常辛苦，但我心里有股甜甜的味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商店终于开张营业了，商店的位置不错，刚好在一排商店的中间，门前就是几个公共汽车站，公交站边还有几个小饭馆，人来人往的也算热闹，等公交车的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进来看看，这就有了交易成功的机会。

小商店没有什么专营，只要能采购到的商品，从文具到服装，从电池到化妆品，都摆出来卖，真是五花八门，样样沾边。那时并没有经商的门道和经验，都在“摸石头”的过程中探索，甚至连卖水果也要试上一试。

靠门店的零售经营无法满足盈利和交租金，我们就通过一些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各种单位采购办公用品和劳保用品，送货上门，这样就形成了批量交易，靠数量创造盈利。

那时大多数办公用品如铅笔、钢笔、墨水、电池、算盘、纸张都是单位统一采购使用的，连肥皂、毛巾、围裙、袖套等劳保用品也是单位统一发放的。有了几个单位按月采购，我们就保住了租金和工资，开始多少有了点盈余。那时每个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就剩个一两千元的利润，这是靠我们的努力和劳动创造的利润和价值。

生活就是这样从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起的，哪怕是卖苹果、卖香蕉，也是一种生意，我既是经理，又是搬运工，还要值夜班、跑采购，也因此学会了算账，学会了管理，学会了如何在竞争中生存。

当时的青年服务社还开了个小工厂，由陈立群带着一群孩子生产那时最流行的玩具魔方，童培则带着一群人搞起了邮购和集装箱货运，这一群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的陌生人，就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拼搏着。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发财，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创造机会，我们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我们在努力从实践中寻找更多的市场机遇，我们在干着自己说了算的喜欢的事业（如果这也算是一种事业的话）。

今天，我可以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当年的艰苦日子，从今天的角度看，体力上的辛苦远不及管理上的劳累，那时以千元计算的投资与经营的风险，远不及今天动辄数十亿元的决策责任，那时一笔几毛钱、几元钱的商品买卖，更无法与今天一个项目几十亿元的交易规模比较，两者在数量规模的变化、交易的复杂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是最初的独立创业的开始，也是初生牛犊的冲撞。就当时而言，除了无畏和乐趣之外，任何困难都可能随时打破我们的成长之梦。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必须成功跨越任何一道拦在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

那时我们连几千元的采购资金也没有，更无力从银行取得贷款支持，大多数面向单位采购的供给都是先收到单位采购的支票再去采购，两日内将采购品送到单位，更不可能保留充分的商品库存，除了日常用的小型商品之外，最好是先卖后买，货架上摆的许多都是样品。

一辆三轮平板车是我们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一项重大的资产投资，拉货、送货都依赖它，而专业的“司机”就是我了，连修车、补胎都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北京的冬天很冷，那时的房屋中大多没有暖气，要靠生炉子烧煤取暖，更别说我们的沿街临时建筑了。安炉子、装风斗、接烟囱、运煤、倒炉渣，都要自己干，尤其是晚上值班时，既要保证火炉不熄，又要防止失火，总要上个闹钟半夜起来看几次，今天看来，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那时却丝毫不觉得辛苦和劳累。这是自愿做出的选择，没有退路，也没有可以抱怨的对象。

尽管我很想将部队的管理方式移植到企业之中，但当你的“兵”都是未经过正规训练的待业青年时，部队的这一套纪律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许多事要手把手地教，而不能命令，连如何开购货小票、如何进行商品编号等，都要从头教起，按岗培训，用了许多时间才慢慢地走上正轨。

开商店，要与顾客打交道，就难免发生种种纠纷，这些纠纷中既有我们的不是，也有顾客的挑剔甚至是无理的要求，依着我当兵时的性格，可能会发生许多冲突。

但得罪顾客就等于堵住了财路，唯一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这确实是一种磨炼。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外部的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去适应生存环境的要求。今天的我能坦然地面对各种批评、谩骂与攻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那个时期的磨炼让我的心宽了，人也变得更加理性，开始用大脑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四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