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约德尔闹别扭心灵受到创伤后，希特勒隐居“狼穴”的暗堡内，起居饮食，独自一人。陪伴他的只有那条狼犬“勃隆迪”。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两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他们呢，总觉得有他在，便周身不自在；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例如理查德·舒尔兹（原系里宾特洛甫的一名副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哈尔德这些人从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把工作交给伊丽莎白·阿尔登后，便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22岁，是一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他说，“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还多得多。”1943年1月3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她的新雇主玩他的“勃隆迪”。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1.8米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在梯顶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由于常常怒发冲冠，他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自攻打莫斯科不成后，古德里安就未见过元首。他注意到，元首虽未苍老很多，但“很容易发火，不知他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决定”。

进餐时，他倒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低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施洛德小姐回忆说，“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我们不得不听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大宇宙、小宇宙。不管哪个话题，他还没开口我们便知道他会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我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的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他也让全国人民做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在火车上、墙壁上、橱窗上、路牌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这条口号：“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2月15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同一天，在杜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并以此作为报复的！这又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次日，鲍曼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他称她为“最亲爱的干瘪姑娘”），着重强调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若战争形势恶化，不管是现在或晚些时候，你还是迁往西方为宜，因为你必须尽一切力量使你的——我们的——孩子们不致遇险。他们终将继承未来的事业的。”

18日，在体育馆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戈培尔在对经过挑选的、忠实的党员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了全面战争这个命题。这次大会的每个细节都跟演戏一样。为了取得直观效果，听众不穿制服而穿便服。他们或唱歌，或高喊同意，或同声称颂，都配合得非常出色。讲台上的戈培尔，更像是在演戏而不是在演讲。他讲的内容并没有他的技巧重要。他使出了演讲的绝技，把听众弄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问到“你们要不要全面战争，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要打一场比今天能想象得到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战争”时，听众异口同声地、强有力地喊道：“是的！”当他问到“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凡损害战争努力者便会掉脑袋”时，听众喊声雷动，表示同意。“多么愚蠢的时刻！”后来，他对随从人员恶毒地说：“如果我让这些人从哥伦布大厦的四楼往下跳，他们肯定会往下跳的！”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3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15岁；他深居简出，过着如此不健康的生活，这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例如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做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做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在于此。”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都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时候他们不是官僚，现在也不应该变成官僚。”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与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他也敢当面向希特勒讲戈林与戈培尔的最新的笑话：两人升天后，圣彼得令戈林跑到远处的云里去，然后再跑回来，作为对他常常撒谎的惩罚。圣彼得然后东看西看，寻找戈培尔。“那个长着畸形足的矮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他问。“啊，”有一位天使解释说，“他回人间取摩托车去了。”

晚餐后，米尔契说，他有许多建议要提，希望元首不要为他的坦率而生气。首先，他敦促元首放弃攻打库尔斯克的计划，从反攻转向防御。由于陆军势单力薄，供应又少得可怜，战线必须缩短。“你说服不了我。”希特勒温和地说着，在印台上打了个点儿。米尔契的回答也同样干脆利落：希特勒应该取消天天都举行的讨论会，并委派一名新的参谋总长——例如，曼斯坦因，“把各条战线都交给他控制，别只给他一个地区。全在你指挥下嘛。你仍是最高统帅，他是你的助手。”希特勒未说什么，又用铅笔做了个记号——米尔契以为这是神经质。这位元帅又谈了一个小时，提出了许多同样尖锐的建议。最后，他提了一个最不合口味的建议，“我的元首，”他说，“对帝国和陆军，斯大林格勒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你要当机立断，让德国退出战争。我向你保证，许多人同意我的意见，还来得及。你必须立即行动，不必拘泥于形式。现在就行动——这才是首要的！”

时间已过午夜。米尔契又累又怕，满身大汗淋漓。他为自己提出20个问题而向元首表示歉意。希特勒看了一眼印台上的记号，“你提了24个问题，不是20个。”他说，他既不觉得难过，也不生气，“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谁也没对我这样详尽地说过。”

记者路易斯·罗希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通过专门安排会见的总统秘书，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于是，他便草拟私函一封，署明了这两个电报密码，一再声明只准交给总统本人。没有回音。数日后，罗希纳得到通知，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官方人士已阅，觉得“非常令人难堪”。罗希纳有所不知的是，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相符。此政策的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个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1943年3月13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着两瓶所谓的白兰地酒）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拿钥匙用力将导火线压下，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上校曾答应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上机后，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后来，消息来了：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得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做了另一次尝试。3月20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11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的酸囊卡破了——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轻易地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5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5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幸好，里边没有人。他匆匆地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爆炸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15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以及与西方的任何友人通信联络的最佳方式。

4月上旬，希特勒及其随从登上了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因为“狼穴”的环境阴郁，到贝希特斯加登稍事休息，这是颇受欢迎的。这虽是个冬夜，但天气不冷，天空也晴朗。要离开拉斯登堡被大雪覆盖的森林，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却也颇觉难过，但一想到未来的经历，她又高兴了。火车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一节特挂车厢，里边可洗澡，既有喷淋，也有浴缸。车上的饭菜也非常可口，座椅还可变成舒适的床。次日上午，当列车静静地朝目的地奔驰时，她不禁想起了帝国的其他火车——没有灯，没有暖气，旅客们饥寒交迫。有人前来请她与元首一起进午餐，打断了她的思路。次日早晨，与她一起吃早餐的并不是日前的那些显贵，而是仆人和秘书。他们议论的是爱娃·勃劳恩——她将在慕尼黑上车。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贝格霍夫里的夫人”；所有的客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称谓，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三人的老婆除外。里宾特洛甫的老婆，自恃雍容华贵，对她不予理睬；其余两人则公开对她嗤之以鼻，虽然元首曾请求待她以礼。

有个年长些的秘书领着特劳德尔在贝格霍夫转了一圈。她们是从元首起居的二楼开始参观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老派画师们的杰作，过道上还装饰有漂亮的雕塑作品和华丽动人的各式花瓶。特劳德尔暗想，一切都那样奇妙，又都那样陌生和自然。由于元首仍在梦中，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在一扇门前坐着两条短脚粗卷毛的苏格兰黑狗——是爱娃的爱犬施达西和尼古斯。下一间便是希特勒的卧室。这两间卧室通过一大浴室彼此相连；显然，他们暗中过着夫妻生活。特劳德尔被领至楼下的大客厅。这客厅仅以一大型丝绒帘子与那个以画作窗而著名的房子分开。厅内的装饰虽然豪华，那个高市林丝帘虽然漂亮，铺的地毯虽然很厚，她却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居住条件远比“狼穴”优越，她却周身不舒服。在这里，她虽是个客人，但她来此并非自愿，而是个雇员。

在贝格霍夫，日常工作虽然千篇一律，倒也有点费力。希特勒的中午汇报会从不在下午3时前结束，最后一个军官通常要在4时才离去。只有在此时，元首才进入客厅——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就在那里等候。好像通了信号似的，爱娃便及时出现，陪同她的是那两条又蹦又跳的小狗。希特勒首先吻爱娃的手，然后才向众人致意、握手。肩负战争悲剧重任的国家元首，突然变成了殷勤好客的快乐的主人，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滑稽可笑。事实上，在私生活方面，他与一个成功的商人相差无几。

男宾们称爱娃为“尊敬的小姐”，还得微微鞠躬；女宾们则称她为“勃劳恩小姐”。有些人似乎很亲密，特别是她中学同学赫尔达·施奈德。一见面，女宾们便开始谈论孩子、时装和个人的私事。希特勒插嘴了，讥笑爱娃的爱犬是“手动扫除器”，爱娃则尖刻地反驳说，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是一头小牛犊。

宾主一起，说东道西，本来就颇为快乐，加上一点儿饭前酒，大家便更觉身心愉快了。待希特勒陪着某个夫人到餐桌前就座时，交谈才得以告终。鲍曼和爱娃也跟着就座。爱娃非常讨厌鲍曼，主要是因为他对女人不忠，朝三暮四（他倒也说服了妻子——他令她不间断地怀孕——他对她不忠，大都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之故。在一封信中，她表现绝佳，竟建议他将最新的情妇Ｍ带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家中去，希望“今年Ｍ生孩子，明年她生，这样，你便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妻子”）。“凡穿裙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追求的目标，”一个副官评论道，“当然，爱娃是个例外。”

客人们喜欢醋焖牛肉，希特勒却坚持吃素——他的菜饭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维尔纳·札贝尔医生监督下烧好后，送到贝格霍夫厨房加温的。元首喝稠稀饭和麦片汤，吃烤土豆片蘸麻油；无论他怎样诱爱娃吃上一口，她总是不吃。元首也拿爱娃的粗茶淡饭开心。“我首次碰到你时，”他说，“你胖得叫人开心。现在呢，你瘦得可以了。”他讽刺地说，女人之所以要做出这些牺牲“完全是要叫女友们妒忌”。

谈话本来是东拉西扯、令人快活的。不料，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希特勒竟将他不久前在乌克兰见过的一个屠宰场的可怕情形，详尽地讲了一番，说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穿着靴子，站在齐脚踝的血泊中干活。众人大倒胃口，脸色惨白。内中有个叫奥托·迪特里希的客人，放下刀叉，说他肚子已不饿了。

午餐后，希特勒便步行20分钟前往他常去的茶馆。他天天来此。这是个圆形的石砌建筑，位于贝格霍夫下方。有些客人说，这个建筑像贮存草料的地窖，又像一个发电厂。茶是在一个大圆屋子里喝的，那里有六扇大窗户，视野开阔。从屋子的一头望去，可看见阿希河从山边像火柴盒似的房屋中间倾泻而下，煞是好看。远处，萨尔茨堡的巴洛克式的塔楼依稀可见。

希特勒坐在那儿喝苹果皮茶。爱娃在一旁谈论话剧和电影。他之唯一评论是，当那么多人在做出牺牲时，他不能去看电影，“另外，我还得省点视力去看地图和读战报。”那天的谈话令希特勒生厌。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入睡了。客人们放低声音，继续闲聊。元首一醒，便与众人一起聊天，好像他刚才并未入睡，只闭上眼睛思考片刻似的。

早晨7时，贝格霍夫来了一列车队，公务又开始了。两小时后，希特勒离开会议室，领众人进入膳堂。他吃的是马铃薯泥和土豆色拉，客人们则吃冷盘肉。他给众人讲他青年时期的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发现了爱娃的餐巾上的口红。他问道，你知道口红都有哪些成分吗？爱娃反唇相讥，说她只用最佳原料做的法国口红。希特勒笑了，笑中带着可怜的神情，“若是你们女人知道口红——特别是巴黎的，是用废水里的油脂做的，你们便肯定不会再涂嘴唇了。”大家都笑了。他又赢了一着——但没有人附和。

一个副官小声地告诉希特勒，参加晚间军事会议的人都到齐了。他让客人们原位坐定，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特别是女人们，与他的军事将领相见。“我去不久就来。”他低着头边说边走，脚步稳健。宴席终了，秘书们纷纷前往办公室，用打字机将空袭情况打出来。爱娃和大多数客人则去地下室看电影。电影未完电话铃便响了：有个仆人报告说，会议已开完，元首在大厅里等他们。爱娃急忙进屋重新化妆；她妹妹格利特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嚼起了薄荷糖，以掩盖其烟味；其余客人则乖乖地前往大厅。待希特勒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已近午夜。他挨着爱娃和她的两条爱犬，靠壁炉而坐。

由于这两条小犬与“勃隆迪”合不来，后者便被排斥在外——除非希特勒叫爱娃抛弃她那两个小宝贝，让他的爱犬去出出风头，但此情形罕见。

饮料上来了，但希特勒只喝茶和吃苹果糕。人们在半明半暗中围着壁炉默默地坐着，让元首先把话匣子打开。他提高嗓门，讲了一通吸烟的坏处。他的牙医说，吸烟可为口腔消毒，若吸得适度，则万无危险。希特勒不同意此说。“我决不向我所敬佩或爱慕的人让烟，我不愿加害他们。人人都承认，不抽烟的人比抽烟者长命，有病时，抵抗力也强些。”对反对污染身体的十字军东征，他孜孜不倦，从不厌烦；在这个圈子内，若有人戒烟，他奖金表一块，这一诺言，永久有效。他向爱娃发出最后通牒：“戒烟或失去我，二者必居其一。”

争论的话题转向饮料——这他倒觉得没有那样危险——和绘画。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的莫雷尔医生，正在挣扎着以免睡去。他懒洋洋地靠着，一双胖手放在肚子上，双眼突然紧闭。在他戴的深度眼镜的放大下，他的眼睛显得煞是怕人。贝罗上校用胳膊肘碰了碰莫雷尔。他惊醒过来，放声大笑，以为元首刚说了个笑话。“你累啦，莫雷尔？”希特勒问。

“不累，我的元首，我在想事儿呢。”他说。为了证明他醒着，便又老生常谈，说起了他在北非的遭遇。元首用口哨吹起一首流行歌曲。“不对，”爱娃说，“曲子该是这样唱的。”他们又友好地争论起来了。她要打赌。希特勒却抱怨说，如果他赢了，就得发扬慷慨大方的精神，放弃赌金；她若赢了，他就得出钱。爱娃寸步不让，说要把曲子奏出来，看谁对。艾尔伯特·鲍曼乖乖地做了记录。胜利者是爱娃。“是作曲家错了，”年轻时曾写过一部歌剧的希特勒说，“他若真有天才，他早用了我的旋律。”希特勒讲的这个笑话令众人大笑不止。末了，下午4时，希特勒叫来一个仆人，并问，空袭情况报告是否到了；除非确实证明德国上空没有敌机，否则，他不能进房安息。

希特勒希望能将自己的战斗精神输送些给墨索里尼，便再次要求与他会见。4月7日，他前往萨尔茨堡火车站与其盟友相会。两个独裁者相见后，百感交集。墨索里尼的深陷的双颊和苍白的脸孔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在4天的会议期间，墨索里尼大都躲在克莱施海姆堡的房内，除与希特勒相见外，很少见外人。所有的会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墨索里尼精神不振。希特勒的结论是，墨索里尼的问题在于年事已高——已60岁，身体又很差。他时刻想着这点，在会谈中，极力为墨索里尼打气。意大利总理此行的目的，是决心劝希特勒与苏联人讲和，将意大利军队从国外全部撤回，但由于身体太弱，未能实现其决心，也因为精神沮丧，希特勒的劝解，并未能打起他的精神。在4月10日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后，两人同时从金碧辉煌的大厅楼梯上下来。自墨索里尼来到此地后，大多数意大利代表才首次看见他。“像两个病人。”一名意大利代表小声说。“更像是两具尸体。”墨索里尼的私人医生评论说。

当日下午，一个副官用电话通知贝格霍夫，说元首正离开克莱施海姆。元首要他的客人全部集中在茶馆里等他，以便他一到就可重过作为这一家人的家长的私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即使是邪恶者，也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幼稚和头脑简单得多，这是一个规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不久，一列车队飞驰而来。顿时，贝格霍夫便塞满了身穿制服的人们。接着，元首本人抵达了。没怎么张罗，他便领着一群人步行前往茶馆。显然，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令他高兴，气氛于是变得轻松些了。他已成了个履行公事式的人物，他的私生活也与先前一样，无多大花样可变。当观看无声纪录片，担任解说员的副官与通常一样朗读错了时——如，他宣布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但画面上出现的却是一群村妇——他仍与通常一样，大笑不止。

他虽然很少向“家里”提及战争或政治，但他却也对不得不身穿军服表示遗憾。“战后，我会把它挂起来的。我就在这里退休，让别人去处理政事。到那时，我已老迈年高，专门写回忆录，只准有聪明才智的人们待在我身边。”一想到死后贝格霍夫便会成为博物馆，他便脸色发白。“我也可看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导游正领着一群参观者，到我寓所内各间房子参观：‘这是他进早餐的地方！’”他宁愿与贝格霍夫内的一切一起化为灰烬——它是“火葬的好柴堆”！

特劳德尔按捺不住了：“我的元首，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阿迪叔叔的慈祥脸孔立时变了（埃贡·汉夫施坦格尔称他为“道尔夫叔叔”，吉莉则叫他“阿道夫舅舅”）。“我不知道，”他粗暴地说，“但只有在胜利后才结束！”情绪的突变，使室内人人毛骨悚然。在耶稣受难节那天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刚从荷兰回来的亨科埃特·冯·席拉赫，自恃与希特勒有长久的友谊，便信口开河，讲述了她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一幕惨象：三更半夜把犹太妇女揪下床，以押解出境。一片死寂，令人痛苦难熬。她正要继续批评荷兰采取的其他限制措施时，希特勒被激怒了。客人们很尴尬，纷纷将头转了开去。希特勒转向她。他的脸拉得很长，皮肤和眼睛好像毫无血色。“魔鬼正将他吞噬”，她想——虽然这想法有点儿古怪。他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站起身来。她也起身。表面上他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突然十分生气地喊道：“你太感情用事！这关你什么事？那些犹太女人的事根本用不着你管！”他还在那里喊；她急忙跑进自己房内。一个副官在她关上门前赶上了她。“你干吗要说这些？”他说，“你把他给弄火了。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在他54岁生日的前夕，为祝寿，希特勒把爱犬“勃隆迪”也领到茶馆，让它表演。它表演了求乞，扮演了女学生，甚至举行了音乐会——主人越夸奖，它演得越起劲。午夜来临时，各扇大门突然开了，勤务兵托着盘子，端来了一杯杯香槟酒——希特勒的除外，他喝的是甜白葡萄酒。12时最后一响敲完后，众人便碰杯，客人们有的小声祝贺，有的发表简短的祝寿词。

4月20日，希特勒比平常早些下了楼，以便看寿礼。午餐时，陪特劳德尔的是希姆莱。她讨厌他，原因不在于他给予她残酷的印象，而在于他老想取悦于她。他吻了她的手，说话时细声细气，还赔着一副和蔼仁慈的老脸，连他那双眼睛也在不住地笑。戈培尔却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她回忆说，“但我现在才明白这名宣传部长离开部里时为何总理府的姑娘们都跑到窗口去看他。她们对元首几乎不予理睬。”他注意到，在贝格霍夫，大多数女人都向他献殷勤，一是因为他是个才子，二是因为他的外貌迷人。

在祝寿后不久，希特勒便听说特劳德尔与他的一名侍从汉斯·荣格订了婚。“在用人方面我真不走运，”午餐时他还假装叹了一口气说，“先是克里斯蒂安娶了‘达拉’，把我最好的一个秘书弄走了。后来，我找了一个满意的接替人；现在呢，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又要离我而去——还要把我最好的侍从带走。”他建议他们立即结婚，因为荣格很快要去东线。由于认识时间短，特劳德尔要求推迟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但你们相爱呀！”希特勒这一回答，令人惊奇。“你们最好还是立刻结婚。你知道吗，你结婚后，要是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保护你；只订婚，我便没法子这样做。你结婚后还可为我工作呀。”特劳德尔忍住笑，真想问他，爱情若真是如此重要，他何不与爱娃·勃劳恩结婚。

5月7日，希特勒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柏林参加一个老战友的葬礼。罗姆的继承人维克多·卢泽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至少，这是官方的说法；但罗姆叛乱中的某些幸存者却怀疑其中有诈。葬礼后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便到总理府进午餐。午餐后，众人详细地讨论了目前的总形势。希特勒首先发表讲话说，1939年的德国——一个革命的德国——面临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解释说，要打倒这些国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无论在教养上或态度上，它们都不如德国。一个具有思想的国家历来比资产阶级国家更锋芒毕露，因为它是建立在坚实的精神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优越性与“巴巴罗萨”一起结束了。在那里，德国碰到了一个也有思想的国家——虽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对斯大林将失败主义者清洗出红军，并在战斗部队中安插政治委员，大加赞赏。并说，斯大林还有一个好处：他进行了多次清洗，使自己身边不再存在“高层社会”，致使布尔什维主义能集中全力，反对敌人。

导致东线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盟友表现得很糟，尤其是匈牙利。他的结论是，由于战斗的胜利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能在欧洲进行长期抵抗的只有德国一国。因此，曾使党员积极起来的反犹主义，必须再次成为精神斗争的焦点，也是团结部队战斗的口号。军队若不能众志成城，东方的野兽便有可能席卷欧洲。因此，必须不间断地集中精力，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欧洲文化的安全。“如果说东方布尔什维主义今天主要是受犹太人的领导，犹太人在西方的金融政治中占统治地位，那么，我们的反犹宣传便必须立刻开始。”与苏联不可能进行任何妥协的原因就在于此，“必须将他们打垮，就像先前我们要取得政权时必须将我们自己的共产党打垮一样。那时，我们也从未想到过妥协。”

希特勒讲话时声音虽然洪亮，但，他的健康显然在变坏。莫雷尔医生把荷尔蒙的日注射量增加了一倍，还加了另一味药即普鲁斯达克林，他的健康仍无多大起色。另一次心电图表明，他的心脏病正在加重。莫雷尔医生怕札贝尔对元首的饮食控制得过死会加剧元首的病情，便向元首建议雇用一名专门厨师。他们雇用了维也纳一名女厨师冯·艾克斯纳太太。她肯定知道奥地利人的口味的。但两人均有所不知的是，她娘家有犹太血统。

5月12日，希特勒回到“狼穴”。由于他的领导，自斯大林格勒一役后出现的撤退结束了，这使他很满意。但是，他的扬扬自得次日便烟消云散了——他得悉，德意两国联军近30万人，在突尼斯被盟军包围。这是另一个斯大林格勒。一周后，更有坏得多的消息传来，墨索里尼的政权已濒临崩溃。在意大利的高层人士中，已开始出现“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战争结束后”等语。在街头，德军已开始被视为敌人，公开挨骂。

6月中，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与他的侍从荣格结了婚。共度短暂的蜜月后，荣格上了东线，特劳德尔则回“狼穴”上班。“你脸色苍白，人也瘦多了。”希特勒一见她便这样说。这本来是无恶意的，不料却使特劳德尔非常狼狈——林格、夏勃、鲍曼等人在那里挤眉弄眼。她不像初来元首司令部时那样天真烂漫了。很奇怪，在帝国最高层里的日常工作，却给她带来某种沮丧。她试图在日记中做某些表述，继而又向别人，特别是对好心肠的赫维尔，谈到她的恐惧。她发现，别人也有某种模糊的不满和阴郁感。他们也害着“木屋热”，但为何不安，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年6月，希特勒好说歹说才把克里斯蒂安·达拉说服回来。她回来了，随身带着许多手提箱。很快，在兵营和暗堡内，都充满了她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她的歌声、笑话和喜悦，提高了众人的情绪。此时，特劳德尔已失去了少女的羞怯。一天，她竟单刀直入地问希特勒，他何故急于让别人统统结婚，而他自己则按兵不动？他的回答是，他不愿当父亲。“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天才人物的孩子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人们以为，天才的孩子应该与父亲一样也是天才，他若与众人一样平庸，人家便不原谅他。”在此之前，他一直显得谦虚；听到他不自谦地宣布自己是个天才，她颇觉不安。

尽管北非战事失败，希特勒仍考虑要向库尔斯克发动全面进攻——这正是米尔契激烈反对的。装甲车专家古德里安来到柏林，当面陈述了他反对此役的理由：首先，新添的美洲虎坦克的零件供应有限；其次——为答复希特勒的论点，即出于政治原因，这次战役是必要的——库尔斯克在何处（在中部战区南翼），知道的人很少。希特勒承认，一想到此次战役，胃口便倒了，但在之后数天内，蔡茨勒和克鲁格两人又说服了他：趁时间仍来得及，此役需快打。7月1日，希特勒向高级将领发表讲话，将此次战役定名为“城堡”。他说，德国若不是顽强地坚守已被征服的土地，就是垮台，二者必居其一。德国军人必须明白，他必须顽强坚持，战斗到底。他承认，“城堡”是一场赌博，但又觉得一定会赢。他虽逆军方的劝告而行，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等问题上，他不也是对了吗？他将苏联也列了进去，使听众为之毛骨悚然。

曼斯坦因从北往南进攻，其部队共有18个师，但适于作战的坦克不足1000辆，大炮不足150门。南面，莫德尔将军仅有兵力15个师，坦克900辆。进攻时间，与通常一样，定在7月4日下午3时。那天天气炎热，远处雷声隆隆。开始时，苏联人好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红军的大炮直到天黑后才回击。然而，随着滂沱的大雨，速战速胜的幻影破灭了。至拂晓，大小道路均成了泥潭。天亮后不久，一阵大雨便使溪流汇成了大河；工兵们花了12个小时才架好简易桥，让坦克通过。

到7月9日，打头阵的德国坦克离库尔斯克仍有88公里之遥。众人大失所望。不料，次日又有消息传来，说英美联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遇抵抗有气无力。希特勒不以为怪，于7月13日下令停止他勉强支持的这次攻势，以便向西欧派遣包括党卫军装甲车兵团在内的援军。曼斯坦因辩解说，库尔斯克战役若不继续，通向黑海的一条狭长的地带便有危险。希特勒这个赌徒，宁愿接受库尔斯克一役的失败，把注意力转移至更有可能取胜的地方。然而，从结果看，“城堡”并非仅为一场未取胜之役。此后，东线的主动权便属于苏联人了。

希特勒将精力转向西线后，便于7月19日动身前往意大利北部，与墨索里尼进行第十三次会谈。会谈地点设在费尔特雷附近的富丽堂皇的加吉亚别墅。会议于上午11时准时开始。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坐在太师椅上。围绕他们而坐的是军事将领和外交要员。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互相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会场上出现了片刻令人难堪的沉默。这是个很奇怪的前奏，更像是男女两家安排嫁妆的会议。元首终于首先开口，谈了政治和军事的总的形势，讲得心平气和。墨索里尼叉着双腿坐着，双手抱着膝盖，不动声色地听着。他的座椅太宽太深，他只好坐在椅边上。突然，希特勒向意大利人猛攻，说他们散布失败主义。此时，墨索里尼坐立不安，紧张得伸出一只手去摸脸的下半部。

墨索里尼不时地压迫背上的某一点——显然，那里在作痛；有时，他又深深地叹一口气，像是顺从，又像是讨厌——希特勒依旧在独白，嗓门越来越粗。为了掩饰其痛苦，墨索里尼用手巾擦了擦脑门。希特勒毫不留情，继续滔滔不绝。12时55分，一个副官在他耳旁嘀咕了几句，希特勒仍口若悬河，不断地向已吃不消的意大利总理保证，只要意大利与德国一样，毫不动摇，决心战斗下去，危机便很快会被克服。他说，每个德国人都怀有进行征服的意志，15岁的孩子都已在操纵高射机关炮了，“假若有人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可以留给下一代人去完成，那么，我就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谁也不能说，未来的一代将是一代巨人。德国花了30年才得以恢复元气，而罗马却一蹶不振。这是历史的声音。”

1时整，那个副官又在对希特勒耳语。别人以为这肯定是急事。这次，他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结束了他的讲话。他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众人进午餐。在希特勒高谈阔论中，墨索里尼始终一言不发，使其他意大利人愁肠百结。他连一次也未反驳，也不想进行解释。他未告诉德国人，用不了一个月，意大利军队就不再会有办法或意志去进行有效的抵抗。

5天后，意大利总理又再次硬着头皮去听任别人谩骂——这次是他自己的“法西斯大议会”在骂。自1939年以来，这是首次召开的会议。大会就他在战时的行为进行长时间的、详尽的辩论后，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恢复君主立宪制，将武装力量交由国王指挥。此议案以18比9的票数获得通过。次日，7月25日，酷热的星期天，墨索里尼晋见维克多·爱麦虞埃三世。他试图控制自己，但他手中的讲稿纸却在咯咯作响。国王令他勿再辩解，再战已徒劳，意大利已被打败。军人已不再愿意为法西斯主义作战。他要求墨索里尼辞职，跟着便披露，他已指派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为政府首脑。“对不起，对不起。”门外，人们听见他在说，“解决办法只能如此，没有别的。”个子矮小的国王陪他走到前门，与他热烈握手。正当墨索里尼步出大门时，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军官迎了上来，说国王陛下令他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墨索里尼嘴里正在说“这没有必要”，便被领进警车。他被捕了。

当晚9时30分，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宣布“墨索里尼已辞职”，令他们大吃一惊。政权已被他们的死敌巴多格里奥接管。希特勒为众人压了惊；约德尔建议，在收到罗马发来的详尽的报告前，切不可轻举妄动。希特勒直率地答道：“这自不待言，但我们必须提前筹谋。毫无疑问，他们一方面叛变，一方面又会宣布仍然忠于我们；但这是叛变。不消说，他们是不会忠于我们的……反正，某某先生（巴多格里奥）直截了当地说过，战争将得以继续，但此话一文不值。他们不能不这样说。不过，我们也可玩同样的把戏；我们要做好准备，把烂摊子抓过来，还有那些贱民。我明天派人带命令去见第三装甲师司令，叫他带一支特种先遣队去罗马，把政府成员、国王——把那些渣滓，最主要的是即位王子——抓来，把那些流氓，特别是巴多格里奥及其同伙，全都抓来，一个不漏。然后你再看他们如何爬来爬去告饶吧。用不了两三天，那里又会发生政变。”

在午夜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又发布了更多的指示。第二伞兵师必须做好在意大利首都地区空降的准备，“必须占领罗马。谁也不准离开罗马，让第三装甲师开进去。”有人问，通向梵蒂冈的通道是否应该占领。“没有关系，”希特勒说，“我要去梵蒂冈。你以为我会为梵蒂冈犯愁吗？把那个权力取消。所有的外交使团都会跑到那里去躲藏。我才不管那一套。如果全都在那里，我把所有的猪猡都赶出来。完事后我们再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这很容易办到。我们在打仗呀。”

在他的几个秘书面前，他勉强控制住了自己。“墨索里尼比我想象的要软弱得多。”他喃喃地说着，好像在自言自语，“我亲自为他把守后方，他却缴了械。嗯，我们永远也不要靠意大利这个盟国。我相信，没有这个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他派人把他认为在危机中最值得信任的两人找来——戈培尔和戈林。（关于后者，他曾对他的将领说过，“在目前时局下，谁也比不上戈林元帅这个顾问。在危急中，元帅残酷无情，镇静自若。我常注意到，在危险时刻，他是个铁人，毫无恐惧。”）上午10时，三人见了面；半小时后，里宾特洛甫（肺炎刚愈）也赶来参加。希特勒镇静而“自信地”怀疑，墨索里尼之退休并非自愿。他已被捕。这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已危在旦夕，他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可能，不让它垮台。他谈了他的计划，准备在罗马周围投下一个空降师，把国王和王室，巴多格里奥及其一伙走卒，全部逮捕。

几乎就在意大利发生的灾难一结束，汉堡便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至8月3日上午，全城已烈火熊熊，成了一片废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千米的住宅、工厂和办公楼被夷为平地，7万多人被炸死。希特勒大怒，认为这一恐怖袭击系犹太人干的。他指责包括波特尔和哈里斯在内的英国空军指挥官为犹太人或半犹太人。从心理上说，汉堡的覆没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都是毁灭性的。这对普通公民是如此，对希特勒的一帮武士也是如此。据他的新闻官的日记说，在视察汉堡被毁的情况后，戈培尔“大惊失色”，首次向下级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是失败了，我们怎么办？”他随身携带一支手枪。

不久前被称为“镇静自若”的德国空军头子戈林，更是被这次轰炸搞得沮丧不堪。“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惨象”，被匆匆召至戈林办公室的人们之一的阿道夫·格兰德回忆说，“戈林完全垮了。他一手放在桌上，一手托着脑袋，嘴里喃喃自语，听不出字句。我们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很是狼狈。最后，戈林强打起精神，我们目击了他最失望的时刻。他已丧失了元首对他的信任。”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斯大林便向德国做了一次和平试探。此后，与敌和谈便成了德国外交部常常谈论（非公开）的一个话题。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他自己就曾试图通过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乔治·埃勒秘密地与罗斯福打交道，但未成功）认为，苏联的这一提议是严肃认真的。于是，他便劝说里宾特洛甫将此建议提交给元首。里宾特洛甫以备忘录的形式将它呈送给希特勒。希特勒很生气，将它撕得粉碎，还威胁说，谁自作主张在暗中调停就将谁处决。他说，如果陆军没有重新获得主动权，谈判是绝无可能的。他甚至禁止里宾特洛甫再提此事。外长胆怯地建议，缩小在欧洲的征服计划，使之易被同盟国接受。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相信我好了，我们必取胜，”他说，“我们所受到的打击是个教训，它告诉我，我们应越来越坚强，应冒一切风险。这样做后，我们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里宾特洛甫极端秘密地将此事透露给了弗里茨·赫塞。为安全起见，他们的谈话是在“狼穴”附近的林子里散步时进行的。其时是3月某日，天突然下起了雪。“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他说，“在我们的对手中至少有一人能变得明智些。英国人当然必须明白，把我们交给俄国人是疯狂的举动。”他眼中噙着泪水，但他很快便振作起来。他叫赫塞绝对保密。

数天后，两人又在雪中散步。“得想想法子，”里宾特洛甫说，“说服英美两国，他们正在打的这场反对德国的战争是愚蠢的。”难道他们还不明白。德国的失败不仅帮助了斯大林，而且还会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吗？难道他们没看到，他们自己的世界地位也将受到损害吗？苏联的军事潜力业已较西方同盟国的优越。“我们就不能找到法子，让英国人和美国人明白，苏联的胜利不是与他们所需要的正好相反吗？”在英国待过多年的赫塞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苏联的取胜，这两个同盟国并不过分担心。与德国不同，英美两国均未直接经受过布尔什维主义造成的恐怖。

里宾特洛甫手下一个名叫彼得·克莱施特的工作人员，已在私下做出努力，与俄国议和，虽然希特勒已有明确指示在先，不准再与苏联驻瑞典大使科伦泰夫人联系。他的中间人叫埃德加·克劳斯，是一个来自东欧的来历不明的商人，俄语和德语都讲得不好。他住在瑞典，妻子是有俄国血统的瑞典人。十月革命前，克劳斯见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现与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有联系。当地的德国人都把他看作“不是牛皮大王就是间谍”。在与大使馆的官员进行两次长谈后，克劳斯于1943年6月18日向克莱施特报告说，苏联人决定：“不再为英美两国的利益多打一天，甚至一分钟。”他们觉得，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希特勒，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奸计，被他们推进了战争。他们一方面觉得红军能战胜德军，另一方面又怕在战后与西方国家的“钢制武器对垒”时会处于极端软弱的地位。苏联不信任英国和美国，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他们还未就战争目标和疆界问题明确表态；对欧洲的所谓第二战场，也未明确地许诺什么。英美两国在非洲的登陆，似乎更像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阵线不受苏联的侵犯，而不是对轴心国的进攻。所以，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所做的许诺，克劳斯说，苏联是不会信以为真的。另一方面，被希特勒占领的大片苏联领土，又是一个值得谈判的目标。一项具体的买卖立刻可以成交。

斯大林只需要两样东西：和平得以维护的保证和经济援助。这个建议似乎很有点儿引诱力，因为克劳斯的消息显然是直接从苏联人那里得来的。但是，克莱施特本人却时时都有可能是苏联玩的把戏的受害者。当晚，他在街上漫无目标地瞎转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只要有结束战争和使欧洲免遭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哪怕最小，他就没有别的选择。次日上午，他飞赴柏林，以“坦白交代”他破禁进行的对话内容。但是，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一下飞机便被逮捕，理由是，他一向与“犹太人克劳斯”密谋。

克莱施特受到了海德里希的继任人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的审问。此人身材魁梧，身高两米出头，尖下巴，苍白的脸上横着一条刀痕；双臂瘦长，活像猿猴的上肢。克莱施特直言不讳的阐述打动了他。他说，这听来不假。克莱施特否认克劳斯是犹太人。这点，卡尔登·勃鲁纳相信了；克劳斯仅被判软禁。两周后软禁便被取消。此后，他便转向另一项危险较小的工作：重新安置爱沙尼亚籍的瑞典人。令他惊奇的是，过了不久，和平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这次是里宾特洛甫提出来的。那年夏季，德军在库尔斯克遭受失败后，里宾特洛甫便觉得，德国的失败已不可逆转，他应该冒犯元首的虎威。8月16日，他在“狼穴”召见克莱施特，对他说：“我把你找来，目的是要你讲讲北方那件荒唐的事。我指的是你在斯德哥尔摩与那个犹太人见面的事——在它归档盖棺定论前，我再听听。”在之后数小时内，两人详尽地分析了克里姆林宫的种种动机。

希特勒虽有令不准再提谈判一事，里宾特洛甫对此却置之不理，把与克莱施特的谈话情形告诉了元首。元首并未发火，只重申他的观点，即永远不与莫斯科谈判，战争将要无情地打下去，直至胜利。与此同时，他又允许克莱施特保持与克劳斯的联系，并说，克里姆林宫一有新的建议，要立刻转送柏林。

克莱施特几乎3个星期未见克劳斯。9月上旬当他们相见时，这个中间人（他与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苏德两国均很模糊）显得怏怏不乐。他说，他讨厌与连自己需要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搞政治。有个苏联人在斯德哥尔摩足足等了克莱施特9天，却不见来人。柏林拒绝与否却不作答！克莱施特安慰了克劳斯一番，并劝他去拜访科伦泰夫人，重新建立联系。

克劳斯带着坏消息回来了。在一连串战斗胜利的鼓舞下，苏联人已不愿进行谈判——除非德国人做出姿态，例如解除罗森堡和里宾特洛甫的职务，以示真诚。克莱施特禁不住笑了，在呈交给外交部长的报告中，这倒是令人欣喜的一条；但他毕恭毕敬地指出，希特勒无意和谈。克劳斯一点儿也不惊奇，只叹了一口气。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叫谈判，要谈判，你就得有耐心，并对谈判对手有所了解。这两条却恰恰是元首所缺少的。

奇怪的是，4天后，克莱施特发觉克劳斯异常兴奋。苏联大使馆的消息提供者刚通知他，莫斯科即将采取另一个激烈的行动！苏联驻柏林前大使，现任副外交委员杰卡诺索夫将于一周内抵达，他有权直接与克莱施特对话。但这是有条件的：克莱施特必须于杰卡诺索夫抵达前回到斯德哥尔摩；德国人必须公布双方预先达成协议的信号——让里宾特洛甫与罗森堡辞职一信号也表明，克莱施特有权参加谈判。“你觉得如何？”克劳斯问，脸上露出了焦急和迫不及待的神情，“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沉船打捞起来！现在，希特勒只需上船起航便可以了。从此，他便可摆脱困境。他愿意干吗？”

9月10日，克莱施特将一切向里宾特洛甫做了汇报。可以预言，这位外长很是伤心，也很生气。德苏关系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现在呢，谈判的前提条件却是要他辞职！他也怀疑，资历像杰卡诺索夫那样的人，是否会被用来玩弄和谈这种把戏。片刻后，他的新闻发布官插话说，莫斯科电台刚刚宣布：杰卡诺索夫即将离苏赴索非亚担任大使。里宾特洛甫说，这正好证明了他的疑点。更加了解苏联人的策略的克莱施特说，这是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证明。它表明，杰卡诺索夫确与此事有关，他之所以在中立国国土上出现，为的是要谈判。他建议宣布一条消息：舒伦堡刚被指派为德国驻索非亚的大使。里宾特洛甫大摇其头。元首是永远不会把舒伦堡派到索非亚去的！克莱施特耐心地解释说，斯大林也不是真的要把杰卡诺索夫派到那里去，“两国公布的消息只是作为一个信号，只有‘算命先生’才明白，别人是不会明白的。”

里宾特洛甫看到了光明之所在，重又积极起来，立即起程前往“狼穴”。他于当天深夜回来，表现有点儿愚钝，因为希特勒所给的指示含糊其词：克莱施特必须私下告诉克劳斯，他目前尚不能返回瑞典。“想办法不要断线，”里宾特洛甫说，“元首想弄清楚俄国人打算走多远。”次日，克莱施特又被叫了去。这次会见是绝对令人气馁的。元首业已做出决定，无论如何不与苏联人正面接触，即使是短暂的接触。克莱施特垂头丧气地走了。他们已如此接近了——却又没有成功。

希特勒断然拒绝与斯大林谈判一事，刚好发生在一个奇特的时刻。48小时前，9月8日，即盟军渡过了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南端之间的狭窄的海峡后不久，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意大利新政权便宣布已与西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希特勒虽曾预言巴多格里奥定会出卖德国，但此事仍令他深为震惊。他料想不到的是这次的出卖竟会干得如此卑鄙（他曾对被匆忙召来的戈培尔这样说过）。

希特勒对在撒丁和科西嘉岛上5.4万名德军的命运很是关切，但又生怕盟军会利用这一机会开辟第二战场——不久前英国进行的狂轰滥炸，不消说，是很令人担忧的。东线的另一危机情况也令他生畏：在苏军的重压下，德军正向第聂伯河节节败退。

在此情况下，戈培尔觉得不知是否可与斯大林搞点儿什么。“绝对不行，”希特勒说，“与英国讨价还价倒还容易些；到一定的火候，他们会变得明智起来的。”戈培尔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个讲究实际的政客，较容易接近。丘吉尔是个浪漫的冒险家，连道理都不讲。“或迟或早，”戈培尔预言，“我们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倒向这个敌人一边呢，还是倒向另一边？时至今日，德国还未赢过两条战线的战争；这次，它终究也会吃不消。让步是不能不做的。”他指出，1933年因要求提得不适当，未能取得政权，“1932年8月13日，我们提出了绝对的要求，因此我们才失败的。”首先，必须承认意大利已丢掉了；他敦促元首立即就此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人民有权听到坦率的讲话，也有权听到元首的鼓励和安慰。

希特勒勉强同意了。9月10日晚，希特勒在“狼穴”发表了一篇长20页稿纸的演讲。这篇演讲是录音后，在柏林向全国播放的。“我无条件坚信胜利，”他说，“这个信念不只是建立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我们的人民的命运上。”不管是时间还是武力，均不能把德国人民压倒。

在演讲结束后，与他一起喝茶的人们，由于希特勒神采飞扬，也都恢复了元气。“我必须承认，”戈培尔的新闻官在日记中写道，“我一时竟完全被蒙骗了。这个人的神秘力量从何而来呢！和我一样头脑清醒的人们，只要被他看上一眼或与他一握手，头脑便完全糊涂了！”即使如此，他在广播讲话中所使用的矫揉造作的词汇，在受到猛烈空袭的民众听来，想必是空洞无物的。在东线以蒙受巨大损失为代价而后撤的德军听来，无疑也会如此。

希特勒心里也明白，光凭大话是提高不了人民的士气的。于是，他便决定采取紧急而激烈的行动，营救被关押在大萨索山山顶附近一家旅馆中的墨索里尼。这座山是亚平宁山脉中最高的，离罗马约160公里。若沿乱石突出、山坡陡峭的山路攻打上去，不但会出现重大的伤亡，而且还使卫兵来得及杀害墨索里尼；若向此地空投伞兵，危险大小也差不多。所以，他便决定使用滑翔机。为完成此项惊心动魄的“壮举”，希特勒挑选了一个奥地利同胞，党卫军上尉奥托·斯科尔兹内。此人系维也纳人，身高1.95米，除身材高大外，相貌令人生畏。他脸上挂着学生时代14次与人决斗所留下的又大又深的伤疤，举止中带着的神气，活像是10世纪的意大利卫队长。斯科尔兹内不但勇于行动，且善于筹谋，认为突击行动时动用的人力必须少到最低限度，双方的伤亡也应尽量减少。9月12日（星期天），下午1时，他率领107名士兵，登上多架滑翔机。滑翔机升空后，拖绳猛烈地摆动。按计划，他们将依据照片在墨索里尼的旅馆附近的草坪上着陆。

不断以自杀相威胁的墨索里尼正叉着双手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跟前。猛然间，他瞥见一架滑翔机由小到大飞将过来。一个起制动作用的降落伞在机后开了花。但飞机仍在约百米外降落，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四五个身穿卡其军服的士兵一个跟一个出来，立即架起机枪。墨索里尼搞不清他们是谁，只知道不是英军。霎时警报大作；手持卡宾枪的卫兵和警察，慌忙从兵营中冲出来——其他滑翔机也相继着陆了，其中一架滑至离旅馆不到20米的地方停住了。这是斯科尔兹内的座机。他抬头一瞧，只见墨索里尼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快离开窗户！”喊完，他便冲进大厅。

斯科尔兹内及其突击队将敢于抵抗的卫兵几乎全部消灭。他冲上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二楼，猛地推开一扇门。墨索里尼正站在房中央。“领袖，”他说，“我是元首派来的。你自由了！”墨索里尼拥抱了他。“我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说着，墨索里尼对他的救星千恩万谢。墨索里尼的外表使斯科尔兹内感到奇怪。他看上去病容满面；穿着一身怪不合适的便服，他满面胡须，先前的光头，现在却长着又短又粗的头发。

下午3时，他们登上一架“菲埃斯特—斯多希”型小飞机——这架飞机在此之前安全地降落在倾斜的草地上。墨索里尼一方面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另一方面又恐惧万分。他是个飞机驾驶员，懂得在这块并非机场的地方起飞有多么危险。飞机加速了：它在石块上跑过，激烈地跳动着，朝着张着大嘴的山谷冲去。“斯多希”终于离地了，但几乎就在同时，它左边的轮子几乎碰到地上。这架小飞机跳跃着升空，直接朝山谷俯冲下去。斯科尔兹内闭上双眼，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坠机。驾驶员终于制服了飞机。在聚集在草地上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欢呼声中，飞机安全地沿着山谷飞走了（斯科尔兹内的士兵们乘缆车逃走，仅有10人受伤，且是在滑翔机坠地时受伤的）。

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在此时，斯科尔兹内才“以极度非军人的举止”，用手按在墨索里尼肩上，要他安心。不到一小时，他们便在罗马着陆。接着，他们便换乘双发动机的“汉克尔”前往维也纳，于当天深夜时抵达，住进“帝国饭店”。斯科尔兹内给墨索里尼拿来两件睡袍，但遭拒绝。“晚上我从不穿东西的，”他说，“我也劝你什么也别穿，斯科尔兹内上尉。”他下流地笑了，“特别是跟女人睡觉的时候。”

午夜的钟敲过后，斯科尔兹内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在此之前，由于未听到拯救行动的消息，希特勒“像关在笼内的狮子，不停地走来走去，每次电话铃响都去听”。他的声音，因动感情而变得粗声粗气。“他完成了军事上的一个创举。它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说，“你把我的朋友墨索里尼归还给了我。”

在慕尼黑作短暂停留期间，墨索里尼与家人团聚了。9月14日清晨，他与斯科尔兹内一起前往东普鲁士。元首在“狼穴”机场等候。他热烈地拥抱了他的盟友，两人手拉着手站立了一阵。后来，希特勒转身对还在小心谨慎地等待下机的斯科尔兹内连声称谢。这次壮举使他永远成了希特勒的宠儿，也使他赢得了朋友和仇敌的尊敬和崇拜。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士气不但因为墨索里尼得救，而且还因为救他的方法而大大高涨起来。

元首期待着墨索里尼对巴多格里奥及其政权进行报复。但是，墨索里尼只想隐于罗马尼亚。他内心知道，他的政治生涯业已终结，他的唯一前途是当希特勒的人质。但希特勒却带讥讽和怨恨作答，“多年来，我一直在向我的将领们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德国人民最可靠的同盟。对意大利的君主，我历来是不予信任的。然而，在您的坚持下，我并未做任何会妨碍您的有利于您的国王的工作的事情。不过，我得向您承认，在这方面，您的态度我们德国人是向来不明白的。”在说了这番恐吓话后，他又立即做出承诺——更是个凶兆——尽管巴多格里奥曾出卖他，他要善待意大利——如果他愿意在新共和国里重任旧职的话，“战争一定得打赢。待战争胜利后，意大利的权力一定要恢复。最根本的条件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再生，卖国贼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否则，希特勒便会被迫将意大利当作敌人对待。德国将占领意大利并进行统治。墨索里尼服软了。如果让希特勒自行其是，意大利人民可就要遭殃了。他放弃了隐退归田的计划，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从今日起指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大权由他掌管。同时发表的还有四项命令，宣布被巴多格里奥解除职务的政府官员官复原职，重新组织法西斯民兵，指示党支持德军，并调查与7月25日政变有关人员的行径。希特勒完全以其意志力，扭转了意大利的乾坤。不过，对他的伙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承认我受了骗，”他对左右说，“墨索里尼原来是个渺小的人物。”

在他的客人短暂逗留期间，希特勒说过，他要与俄国做一了结。这本来是说给墨索里尼听的，但刚好在场的里宾特洛甫却信以为真，立即向他请示。希特勒支吾了过去。一到单独与他在一起时，希特勒又禁止外长采取任何行动。他肯定注意到了里宾特洛甫的怏怏不乐的心情，因为后来他竟前往其住处拜访他。“你知道吗，里宾特洛甫，”他说，“倘使我今日与俄国做了了结，明日又会跟他打起来——这我也没有办法。”

里宾特洛甫向来就是一个一厢情愿地思考问题的人。他觉得，希特勒可能会软下心来。9月20日深夜，他打电话给克莱施特，问他是否可以于次日飞往斯德哥尔摩。克莱施特大吃一惊。他说若没有肯定的指示，跑这一趟是毫无意义的。里宾特洛甫承认，他无指示可发，只令克莱施特不管有无指示，尽快上路。

次日晚餐时，戈培尔趁坐在希特勒身旁之机，敦促他寻求某种和平。与英国或俄国均可。希特勒说，与丘吉尔谈判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此公的“指导思想是仇恨，而不是伦理”，而斯大林又不会接受德国向东方提出的种种要求。

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下，克莱施特再次前往瑞典——此次，他心情复杂，从烦恼到绝望，样样兼有。看来，很明显，希特勒只是在玩弄和平。到斯德哥尔摩后，精神萎靡不振的克劳斯告诉克莱施特，由于德国不久前拒不接受谈判条款，他已成了不受苏联大使馆欢迎的人。他说，德国已失去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机会。他是对的。10天前，斯大林拒绝了日本出面的求和，并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华盛顿。接着，在经过多少个月来的借口后，斯大林同意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会议。此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建立了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大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