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清晨，柏林各报发的单页号外在街头散发。突然向一个盟友发动进攻的消息虽然使人产生混乱，但公众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这是因为，如何要与赤色分子首先签订条约，这只有少数人才明白。希特勒叫戈培尔赶快做解释工作。于是，这位宣传部长当天上午便向其部下宣布几项宣传要点：“现在，元首已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统治者背叛的真面目，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为反对财阀政治和布尔什维主义而斗争！”他接着说，元首曾向他保证，对俄战争将在4个月内结束，“但我告诉你们，8个星期的时间便够了！”

当天下午，在一次社交集会上，戈培尔又在向客人们重复他的预言。他对电影女明星奥尔加·契诃娃（契诃夫的侄女）说：“你是俄国问题专家。圣诞节前我们到得了莫斯科吗？”提问题的方式和问题的本身惹恼了她。她简短地回答说：“你了解俄国，它的土地广阔无垠。连拿破仑都不得不撤退。”戈培尔一时竟无言以对，只说了一声：“是这样。”10分钟后，他的副官便对这名女演员说：“夫人，我想您要走了，车子已在外边了。”

苏联陷入一片混乱。只在几小时内，红军空军便丧失了1200架飞机，步兵的抵抗也很不协调。斯大林不相信问题如此严重，命令红军不得进入德国领土，空军也只能将空袭距离限制在边境附近90英里内。他相信，纳粹系误入苏联，战争能通过外交途径加以阻止。他一面与威廉大街保持无线电联系，一面请日本出面，就德苏两国间存在的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分歧进行调解。

苏联驻伦敦的大使可不抱这样的幻想。在拜访外交大臣艾登时，迈斯基直截了当地问，英国政府是否准备多少削减其战争努力，听从希特勒的“和平攻势”，艾登坚定地做了否定的回答。当晚，在向全国发表的一篇感人的广播讲话中，丘吉尔（不久前，他曾说过：“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至少可在下院里发表有利于魔鬼的讲话。”）将它变成了官方意见，“我们决心粉碎希特勒和清除纳粹政权的任何痕迹。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阻挡不了。我们永不会谈，永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同伙谈判。”他保证尽最大努力援助俄国人，“我们将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呼吁，让我们也采取并执行同样的决策。我们将忠实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底！”

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却有保留意见。他将他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作为个人意见转给了国务院的一个友人：“我觉得，在保卫民主的过程中，若将俄国当作朋友欢迎，会引起对我们的立场的误解，并免费为德国的战争努力提供迫切需要的道义支持。若采取这种政策，我看不出我们能有什么作为，只能表明与俄国人同流合污，毁灭了波罗的海各国，向芬兰的独立发动了进攻，瓜分了波兰和罗马尼亚，毁灭了整个东欧的宗教信仰，从而便同意了苏俄的国内政策——其政权在国内广泛地引起恐惧和憎恨，统治的方法也极不民主。”但这不应禁止“扩大物质援助，若我们自身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话。然而，它应把有可能导致人们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与俄国的战争努力一致的东西排除在外”。

对斯大林的独裁政策，对其隐秘的领土贪婪心，罗斯福也是心中有数的，但他更惧怕的是希特勒。他立刻批准了国务院的一项声明——该声明宣布，援助共产主义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他对记者们说“我们当然会尽力援助俄国”——但未讲明什么时候和如何援助。

罗马教皇的态度却一点也不含糊。他虽然不明确地支持德国的入侵，却也明明白白地表示，他支持纳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称它为“保卫基督教文化基础的高尚的英勇行为”。可以预言，许多德国神甫都支持这次进攻。有人竟称之为“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与条顿武士的行动相差无几。罗马教皇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要为取得“能使欧洲重新自由地呼吸，为所有国家带来新的前途的胜利”而斗争。

不过24小时，德国公众的兴趣便开始减弱了。在第一次抢购报纸（只载来自前线的一般报道）后，市民们重又正常地生活，似乎此事不外乎是希特勒的另一个丰功伟绩而已。6月23日17时30分，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乘元首专列离开首都。“狼穴”，即设在离东普鲁士拉斯登堡只有几英里的森林里的新指挥部。在指挥部里，对于取得迅速胜利，人人皆信心十足（指挥部是木屋或钢筋水泥平房）。希特勒却百感交集。“我们只要往门上一踢，整座败落的建筑物便会倒塌。”他对约德尔说。片刻后，他又对一名副官说：“每次战役开始时，我们推的是一扇通向漆黑的房间的门。我们不知道里边究竟藏着什么。”

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似乎证明崇高的希望并非无理。两天后，大批战俘便被抓获，桥梁也完整无损。德军的坦克冲破苏军防线，恣意横行，未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一周来，当局未向德国公众公布详情。29日，星期天，由希特勒亲自准备的十项特别战役，在电台播发了——每一小时广播一项。戈培尔曾反对这种让消息突然涌来的做法，但希特勒对此却自鸣得意。然而，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便听到许多抱怨，说当局故弄玄虚，故意在炫耀战争。当奥托·迪特里希向他反映，星期天在家听广播的人觉得讨厌，说天气如此好，却不得不留在房内听广播时，他反驳说，他比迪特里希和“所有的知识分子加在一起”还更加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

德军势如破竹，苏军频频集体投降——时至今日，投降人数已近50万。7月3日，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说对俄战争在两周内便打赢，这并不过分。”元首也对其随行人员说：“俄国实际上已输掉了战争。”他兴高采烈地说，多幸运呀，“一开始我们便消灭俄国人的装甲部队和空军！”他说，俄国永无能力补充。西方许多军事专家也同意这一说法。五角大楼里谈论的是，红军将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崩溃。

跟在先头部队后边的是4个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每队由3000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战区的安全，就是说，阻止平民反抗。这些人是很特别的警察，承担着他们的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布置的额外任务。即兜捕和消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有的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劣种人”，以及像神经错乱和患有不治之症的“饭桶”。

为了监督这种集体屠杀，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特地挑选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去当军官，其中包括一名新教牧师，一名内科医生，一名职业歌唱演员和许多律师。他们中大部分是年纪在二十开外的知识分子。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人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恰恰相反，他们将他们的技巧和训练用于这项残酷的任务，并成了效率很高的刽子手——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受害者大部分是犹太人。由于苏联报刊报道德国的反犹暴行不多，许多人并不知道希特勒有“种族清洗”的计划。这样一来，许多人便把德国人当作解放者欢迎，轻易地上了特别行动队的当。“国社党人认为，犹太人的组织很严密。情况恰恰相反，”党卫军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冯·德姆·巴希·泽莱斯基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

灭绝的行动是按计划从容地进行的，是个干脆利落、例行公事式的行动。报告所用的是枯燥无味的官方语言，似乎这些刽子手所斩的是白菜，而不是人。杀人队的工作，由于经过周密的安排，很少因遭反抗而受阻。“奇怪的是，犯人被枪决时非常镇静，”有个指挥官报告说，“犹太人是这样，非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好像已被在苏维埃统治的20年间产生的某种冷漠所冲淡。”

海德里希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在行刑队员身上产生的心理效应。有些士兵的精神崩溃了，有的学会了酗酒。不少军官患有严重的肠胃病。有些人在执行任务时过于热情，违反希姆莱尽量用人道的方法处决的命令，毒打犯人取乐。

他自己也目击了天天杀人所造成的道德败坏的后果。那年夏天，在明斯克巡视时，由于想亲眼看看是怎样进行消灭的，便叫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枪杀100名犯人给他看。行刑队举枪后，他发现犯人中有个青年，金发碧眼，有着真正条顿人的特征，在犯人群里显得很不协调。希姆莱问他是不是犹太人。是的。双亲呢？也是的。祖宗里有没有不是犹太人的？没有。希姆莱一跺脚，“那我就无力帮你了。”

行刑队开枪了。一心前来观看的希姆莱却双眼瞪着地面，紧张得不住地挪动双脚。第二阵枪声响了。他再次立刻将视线挪开。他抬头一看，见有两名妇女在蠕动挣扎。“别折磨这些妇女！”他喊道，“快开枪！”这正是巴希·泽莱斯基所要等待的时机。他要希姆莱记住行刑队所受到的震动有多大。“他们此后的余生完了！”这个党卫军军官说，“我们用这些方法造就的是些什么追随者啊？不是神经病患者就是暴徒！”

希姆莱心血来潮，命令大家集合，听他演讲。他说，他们的工作是一件令人讨厌的工作，作为德国良民，他们也不要以此取乐。然而，他们的良心不应受到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是军人，而军人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每一道命令的。在上帝和元首面前起誓，他一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可怕的责任。他们一定注意到了这项工作也令他憎恶，也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但是，他也是在服从最高法律，履行职责。

有关这些暴行的传闻令罗森堡发愁。希特勒令他为被征服的东方土地制订占领蓝图。他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因为元首早些时候曾同意在已征服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微弱的社会主义邦”，罗森堡便乐观地认为，希特勒已在原则上批准了他的计划，并将在7月16日在“狼穴”中为这项计划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重要的是，”希特勒说（据鲍曼参加此次会议所做的记录），“我们不要在世界面前公布我们的观点。没有必要这样做。主要的是，要什么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如果说希特勒的这番话还不足以让罗森堡醒悟到，希特勒已改变了关于建立“微弱的社会主义邦”主意的话，那么，他接着讲的却足够了，“这并不阻碍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重新安顿，等等——我们将会采取这些措施……原则上，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根据我们的需要分割这块大饼，目的是为了，第一，统治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利用它。俄国人已下令在我们的后方开展游击战。这个游击行动对我们也有一个好处，使我们能消灭每一个反对我们的人。”

罗森堡离开会场时，虽然戴上了帝国东方部长的头衔。但这是个空衔，而他也明白，自己关于东方的梦想，已无多少实现的希望了。多大的一个悲剧呀，他暗想，希特勒依然对斯拉夫人抱着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产生在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那时，他读了许多煽动性的小册子，它们把斯拉夫人描述成懒惰成性的原始人，是不可救药的二等民族。希特勒对苏联的体制的完全误解，也同样招来灾祸。在大俄罗斯人桎梏下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原是第三帝国的潜在的盟友，如果待他们得当，给他们一点自治权，本可以成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的。但元首听了鲍曼和戈林的话，说这些人应该用鞭子才控制得住。要把希特勒从这条道路上劝说回来，看来已属无望，但罗森堡仍决心试一试。这个决心也是虚弱的，因为谁也没有他自己清楚，只要元首双眼向他一瞪，与通常一样，他也会吓得不敢作声的。

有什么能令你苦恼啊，

你，武装的骑士，

无力地闲荡的骑士？

1941年初夏的这些日子里，希特勒染上了疾病。首先，他经常胃痛——可能是不可抑制性的。这是由于服药过量——每星期口服120—150片防毒药，外加注射10支烈性的磺胺。接着，他又染上了痢疾——这是“狼穴”周围沼泽地区的常见病。他除了痢疾、恶心和四肢酸痛外，还发冷发热。7月下旬，在与里宾特洛甫进行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一种更加严重地威胁他的健康的病发作了。从一开始便反对“巴巴罗萨”的外交部长大发雷霆，高声反对入侵苏俄。希特勒被这异乎寻常的攻击气得脸色发青。他力图为自己辩护，但话到一半便说不下去了。他捂住胸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一声不响，很是吓人。“我以为患心脏病了，”他终于开了口，“以后你再不要这样反对我了！”

莫雷尔医生非常关心，把元首的心电图特地送给巴德瑙海姆心脏医院的卡尔·韦伯博士（著名的心脏病科权威）复检。他并不知道他的病人是希特勒，只知道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外交家”。他的诊断是：急剧发展的冠状动脉硬化，是一种不治之症。莫雷尔医生很可能未将这一消息告诉希特勒。一次，他当面对元首说，他的心脏很好。但是，莫雷尔却在他的处方中加进了多种药：补心剂（有益无害的药水，专治循环系统功能欠佳、昏厥和疲劳过度）、肾上腺素等。

希特勒的病刚好是在他与其将领间的矛盾（关于东面的战争应如何打的问题）达到最尖锐的时候爆发的。他已下令取消向莫斯科发动直接进攻。他剥夺了中央集团军最精锐的装甲部队：一部被派往北部，目的是拿下列宁格勒；另一部被派往南部，以便向乌克兰进军。这两个地区，在希特勒看来，都比莫斯科更重要。前者是重要的工业中心（以列宁的名字命令），后者是因为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乌克兰不仅是工业重地和粮食盛产地，克里米亚也是苏联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潜在的空军基地。再者，一旦占领了克里米亚，德军便能顺利进军高加索。

希特勒的病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破坏元首的战略提供了机会。他们不声不响地试图将他们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由哈尔德向约德尔施加个人的影响，以获得他的支持。直到8月中旬，希特勒的身体渐渐复原时，他才发觉他们在背后搞了些什么：执行的既不是他的战略，也不是哈尔德的方针，而是两者的混合物。为了澄清形势，希特勒于8月21日发布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不可能有误解的：“冬季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克里米亚半岛。”不到列宁格勒已被孤立和南方的第五军被消灭，向莫斯科的进攻不得开始。接着，在这道命令下达几小时后，希特勒生气地口述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它比教人如何打仗的严厉的讲稿稍好一些。希特勒是在愤怒中宣读这份备忘录的。他攻击说，某些指挥官已受“自私的欲望”和“恶霸脾气”的驱使，他把陆军总司令部说成是“死抱着过量理论”的集合体。

“这是陆军的凶日！”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无法忍受！”哈尔德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闻所未闻！极限！”22日，哈尔德与勃劳希契一起，大发牢骚几小时，抱怨元首干预陆军内部事务的“无法接受的”做法。末了，他建议两人一起辞职。身体瘦弱多病、精神不振的老元帅拒绝这样做，理由是“这不可行，也改变不了什么”。他甚至要尽力在自己的人员中平叛。他向他们说，元首曾亲口保证，在乌克兰的胜利一经在握，所有能腾出来的兵力都将投入向莫斯科的进攻中去。此后，叛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便在一阵低一阵的喃喃叫苦声中平息下去了。

这次小危机，不久便被墨索里尼到前线视察的声浪淹没了。这次视察被大肆宣扬。墨索里尼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希特勒，扩大意大利远征军在俄国战场上的兵力，以便分享一些粉碎共产主义的荣耀。然而，当意大利总理的专列驶抵“狼穴”时，墨索里尼的情况很糟——他的儿子布鲁诺不久前因飞机失事丧生，他仍为此悲伤不已——无法与他的盟友斗智。

希特勒在“狼穴”附近的小火车站迎接墨索里尼。当天，希特勒根本不让意大利总理有开口的机会。元首喋喋不休地谈论即将在东方取得的胜利，法国的愚蠢，以及罗斯福身旁的犹太集团的罪恶阴谋。当他的客人好不容易开口提到扩军的事情时，他又改变了话题。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依然在不停地独白。只是在墨索里尼听烦了德国的光荣和丰功伟绩时，他才长篇大论地讲述古罗马的凯旋，和曾在他们正在视察的地区作过战的古罗马皇帝图雷真的业绩。

当天晚些时候，在乌克兰的乌曼，他们视察了一个意大利师。当钢盔上飘着羽毛的意大利士兵高喊着“领袖”，骑着摩托车从他跟前呼啸而过时，墨索里尼高兴得满脸红光。但是，当他们走进依然冒着硝烟的乌曼，希特勒受到他的士兵的欢呼时，希特勒重又成了风头人物。午餐后，他把墨索里尼留在后边，自己则到部队去走一走。意大利总理觉得受辱，但在回程的航行中报了一箭之仇。他跑到前边与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交谈。波尔因墨索里尼的热心颇为高兴，特别是他竟请求让他驾驶飞机。希特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表示同意，但立刻又感到后悔。当他先前崇拜的偶像像孩子一样高兴地操纵飞机时，希特勒坐立不安。

这个胜利一瞬即逝。在漫漫的归国途中，墨索里尼一直垂头丧气。他非但未得到扩军的许可，反而产生一个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东方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战争。当墨索里尼得悉关于这次视察里宾特洛甫不发表双方同意了的联合公报以及好像把外长的名字排在凯特尔以后时，他的沮丧变成了愤怒。

这一次，希特勒向墨索里尼屈服了，叫里宾特洛甫赶快与他合作，为他的名誉报仇后，墨索里尼的情绪高涨了。他把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狄诺·阿尔非里召来，叫他为他们的前线之行做一报道。“这点别忘了提，”他说，“那就是，在颇长的一段航程中，是我亲自驾驶元首的四引擎座机的。”

在“狼穴”，希特勒改变了主意，认为进攻莫斯科的时机到了。在俱乐部与秘书和副官们一起喝茶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大地图。“几星期后我们便在莫斯科，”他用又粗又深沉的声音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会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会在那里建一个人工湖，和许多中心建筑物。莫斯科这个地名将永远消失。”于是，在9月5日下午，他便对哈尔德说：“在8至10日内，中央战线开始进军。”当天晚餐时，他情绪轻松，几乎是在作乐。他的话全被罗森堡派往元首总司令部的联络员维尔纳·柯本记录下来。打从那年7月上旬起，应罗森堡的请求，他便慎重地把元首在餐桌旁的讲话记录在案。柯本猜测，希特勒是知道他在干什么的，便偷偷地先在餐巾纸上记下元首谈话的大意，然后立刻将清晰地记得的内容补充上去。原稿和复写稿则由信使送往柏林。

柯本有所不知的是，同桌另有一个包斯威尔。在他们来到“狼穴”后不久，鲍曼随口向他的副官海因里希·海姆建议，让他偷偷地把领袖的谈话记录下来。为了不让希特勒发觉他的谈话已被人偷记，鲍曼叫他的副官完全依靠记忆。但是，为准确起见，海姆自作主张，把卡片放在膝上记，做了大量的记录。鲍曼大吃一惊，却又默许他继续记下去。（后来，部分记录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版本各式各样。最后一本的题目叫《希特勒谈话录》，由亨利·皮克主编。1942年3月至7月，他代表海姆当上了法庭记者。任何一家出版商均未与海姆相商或叫他写评论，或给他机会改正关于它们的出处的不确切的提法。已出版的部分虽然听来很精确，但许多重要段落均未收入。例如，在皮克本中，只有约六分之一的记录被收集进去。海姆坚信，希特勒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餐桌旁的谈话已被记下。战后，希特勒的私人副官肖布向他证实了这点。海姆现居慕尼黑，离柯本寓所只有一箭之遥，但直到不久前柯本才知道，原来海姆也在做记录。他们所做的两种记录可互相补充。为了保密，海姆故意略去军事部分不记；柯本则记了下来。另外，柯本的记录在证实海姆所记之细则方面，很有价值。）“这件事便这样下去了，”海姆回忆说，“鲍曼再没作任何指示，也未表示有什么希望或别的什么。他只暗中表示高兴，因为这样便可将更多的资料保存下来。”

海姆常常面临两个问题：选择最有意义的段落（有时候，已记录下来的没有后来讲的重要）和不让元首发现。在进午餐或晚餐时，他还能马马虎虎掩盖其活动。一到吃茶点时，因为茶点是在暗堡里吃的，他就只好凭记忆了。偶尔也会记下一两个字什么的。由于海姆申（人们对他的昵称）不惹人注目（柯本亦然），又兼谦逊，希特勒说话时继续毫无顾忌，自发地、漫无边际地对各种话题滔滔不绝地发表了看法。

海姆和柯本的记录，为洞察每天在东线展开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了依据。例如，在9月17日，希特勒对决心做了阐述。希特勒说：“决心系指当某种内在的信念命令你行动时，你毫不犹豫。去年，下决心攻打布尔什维主义时，我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不能不预见到，斯大林或许会在1941年发动进攻。所以，我们动手便宜早不宜迟，不让对方先发制人。这在6月前是实现不了的。即使是战争，人们也要有运气。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的运气多好啊！”他说，目前正在发展的重大的军事行动，曾受到广泛批评，说这是行不通的，“为了强行通过，我不得不调动我的所有权威，孤注一掷。我偶然注意到，许多胜利是在我们敢于去犯的错误中取得的。”

他向听得出神的听众保证，世界霸权在占领俄国的土地后便决定了。“这样，欧洲便是个不可摧毁的碉堡，不怕任何封锁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将为欧洲带来美好的经济前景，人们可以期望，使西方甚至最自由化的民主派也对新秩序趋之若鹜。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去征服。征服以后，剩下的纯粹是个组织问题了。”“斯拉夫人，”他说，“是生就的奴隶，自己就觉得需要一个主人。”德国对俄国所扮演的角色，一如英国之对印度，“与英国人一样，我们也可用几个人去统治这个帝国。”

他详细地谈到如何将乌克兰变成全欧洲的粮仓，让它被征服的人民高高兴兴地戴上头巾挂上玻璃珠子。他接着供认：人人都在梦想召开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他倒愿意再战十年，不愿受战利品的欺骗。

3天后，基辅被攻陷。这给“狼穴”带来了喜悦。希特勒预言，它意味意整个乌克兰可早日征服，也证明他坚持优先在南方发动进攻的意见是正确的。9月21日午餐时，希特勒满面红光，告诉大家说，在基辅附近的山谷里，俘获敌军14.5万名。他宣称，这次包围战是整个战争史上最大的混战。苏联已处于崩溃边缘。

在9月25日的午餐桌上，他泄露了他对本部的“次人”的恐惧。不把这些亚洲人赶到乌拉尔山后去，欧洲总是有危险的。“他们是野兽，布尔什维主义也好，沙皇也好，都没有区别——他们是自然的野兽。”当晚夜深时，他对沙场道德发表评论，把士兵首次上战场比作女人的首次性交，把男人的每次这种行为都看作是一次侵略。“不到几天，小伙子成了男人。我自己若不是受过这种锻炼，也承担不起让一个人去重建帝国这个巨大的任务。”1914年，他是带着纯理想主义走上前线的，“那时，我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我身旁倒了下去。这样，我便明白了，生活就是斗争。除了保存物种外，它没有其他目的。”

餐桌旁的谈话几乎只涉及东线的战事，因为在另一条战线即北非战线上战事不多。英军企图击退隆美尔，却遭到惨败。秋季到来时，双方都按兵不动，不准备再发动攻势。希特勒和陆军的精力均集中在向莫斯科发动全面进攻上。包克陆军元帅警告说，在季节上已经晚了。为何不在钢筋水泥工事内越冬呢？希特勒的回答是一种讽喻：“在当总理前，我常以为总参是一条猛犬，得紧紧抓住它的衣领，不让它见人就咬。”现在看来呢，它一点也不凶猛，它反对重新武装，反对占领莱茵兰，反对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连波兰战争也反对，“这条猛犬倒是常常要靠我去刺激。”

他坚持对苏联首都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战役的代号叫“台风”，于9月的最后一天打响，由包克指挥。他的任务是用69个师的强大兵力，消灭苏联的中央军，然后进军莫斯科。他的基本战略是，以莫斯科为目标，用坦克南北夹攻，双钳于红军后方80英里处相遇。

苏联的总指挥部，由于认为已是秋末，敌人不可能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古德里安的第二机械化集团军竟于第一天的24小时内突入红军阵线，纵深达50英里。德军步兵冲入真空地带，扫荡正在瓦解的小规模抵抗。

10月2日，希特勒已有取胜的足够信心，乘专列返回柏林。他已有几个月未向人民演讲了。于是，次日下午，他便大步走进体育馆，原是要向人民呼吁，要他们支持“战时冬季援助计划”的。然而，他却发表了一项重要通告。“6月22日早晨，”他的声音，通过大喇叭，在帝国全境震响，“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开始了。”他说，一切都按计划发展。接着，他便宣布，敌人“已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听众中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

他向听众列举了一连串数字：俘获敌军250万，击毁或缴获大炮2.2万门，坦克1.8万辆，消灭敌机1.45万架。数字继续滚滚而来：德军已前进了1000公里（“这还是按直接统计”），2.5万公里的俄国铁路已恢复通车，而且大部分已改用德国的窄轨。刚才还说敌人已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的希特勒，却又忧心忡忡。他承认，东面的战争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因此，现在就必须将德国的精华熔炼成不可分解的一体，“只有当全体德国人民结成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体，我们才有希望。上苍会站在我们一边，万能的上帝不会保佑懒汉，也不会帮助懦夫。”

这是一篇出色的演讲。一方面，它吹嘘胜利，另一方面又号召人们再度做出牺牲以免毁灭。傍晚，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迅速攻占了奥廖尔的消息传来，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电车上的乘客竟向人们招手，好像他们是俄国人似的；原定要撤退至乌拉尔的主要工厂设备，也被完整无损地缴获。

次日，希特勒回到“狼穴”。据柯本的记录，晚餐时他特别高兴。10月6日午餐时，他谈论的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说那里有相当多的地下活动。他的解决办法：把所有的犹太人押解至“东面的远方去”。这又提醒了他，他们也应把犹太人从柏林和维也纳押解至同一目的地，因为他们是散布敌方消息的来源。

白天，古德里安拿下了布良斯克，完成了对苏联三个整军的包围。晚餐时，希特勒心情愉快，没有谈论政治，说了一句俏皮话：恩格尔少校刚才被一条狗咬了，总司令部里风行狂犬病的原因就在于此。胜利继续在取得，两天后，前线的战报表明，红军“可大体上认为已被打败”。由于莫斯科已指日可下，希特勒便命令，一个德国人也不准进城。他说：“莫斯科城将被毁灭，完全从地球上抹掉。”

10月9日，希特勒开完军事会议后，对奥托·迪特里希高声说道，现在可把最新的战况向公众发布了。半小时后，希特勒在书房一边大步地走来走去，一边一字一句地向迪特里希口述一份胜利公报，以便交给报界。次日，迪特里希在柏林将公报交由报界发表后，高举着拳头喊着：“先生们，关于这点，我敢用我的新闻名声作保！”“轴心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记者们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的记者霍华德·Ｋ.史密斯回忆说，“然后起立，伸出胳膊，向迪特里希致意。”

那天上午，德国报纸报道了获得大胜利的消息：两个苏联集团军已被包围。公众的反应有如触电一般。原来愁眉不展的苍白面孔，现在也容光焕发了。在啤酒馆里，当电台广播《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时，人们竟起立致敬。在柏林，谣言四起，说莫斯科已被攻陷。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同一天，陆军元帅莱希瑙，即第一个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将军，向第六军发布了一道命令，令他们严惩游击队。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他说，而是日耳曼文化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生死存亡之战，“所以，军人必须完全了解对似人非人的犹太人采取严厉而公正的补偿措施的必要性。”其他高级将领，例如伦斯德和曼斯坦因，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

希特勒宣布，苏联已被打败，全面胜利已在握。这不仅仅是宣传，在国内提高士气；而且他是相信自己所说的。但是，他并未令他的宣传部长完全信服。10月4日，约瑟夫·戈培尔以迪特里希的乐观精神向部下发表讲话：“在军事上，这场战争的胜负已决。余下的，就国内外而言，主要是政治性事务。”接着，他又自相矛盾地警告说，德国人民必须准备在东面再战10年。因此，德国报纸的任务是要加强德国人民的“坚持力”，只要这样做了，“其他便会自动跟上来，这样，在短期内，谁也不会注意到，和平根本没有实现。”

希特勒如果也有类似的保留看法，那么，当他听说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于10月15日朝东面600英里外的古比雪夫逃跑时，这些看法也就烟消云散了。全城确实惊慌失措。有人说有两列德国火车已开进郊区，火车站里便人潮汹涌。高级党政官员，坐着小汽车，也加入了狼狈逃窜者的行列，引起了苏联有史以来最大的交通堵塞。行人朝进退不得的小车涌去，向车内的人敲诈勒索，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人。

一群群的逃亡者和工人在店铺里大抢出手，因为没有警察前来阻止。有谣言说，列宁的遗体已移出红场另行保管；另有谣言说，斯大林自己已溜之大吉。只有少得可怜的人们在街上构筑路障，准备决一死战，不让一个纳粹通过。大部分的莫斯科人士气低落，以半是期望半是冷漠的复杂心情，等待德军进城。许多人买了德俄词典，以便用征服者的语言向他们致意。

在柏林，在威廉大街的大厅小厅里，人们在谈论，说斯大林已通过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向德国求和。弗里茨·赫塞问里宾特洛甫这是否属实。里宾特洛甫绝对秘密地告诉他，希特勒已拒绝了这个请求，“拒绝得很明确，因为他坚信他能经受目前的考验，最终取得胜利”。希特勒的大部分将领也有同样的信心。例如，约德尔就毫不怀疑，说苏联已用尽了后备力量。17日进晚餐时，希特勒所谈的，大都与光明的前途有关。就他而言，生存空间论已变成了事实。

在希特勒发表动听的演讲后两天，受他钦佩也受他嘲笑的斯大林，业已恢复了镇静。他重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他问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我们该不该保卫莫斯科？”不待对方回答，他便宣布了被围状态下的措施。破坏法律与秩序者，立即处置；对间谍、叛乱者、特务分子、煽动者，格杀勿论。由于上边的指示坚决，全城的士气又开始提高。

在莫斯科城外，在苏军的坚决抵抗下，已插入离城只有40英里的地段的德国先头部队，其进展已慢了下来。接着，天气突然一变，秋雨开始了。德军重型的马克1Ｖ型坦克陷入泥泞无法活动；而性能较好的苏联Ｔ34型坦克则可继续自由地行驶。在过去两年中，希特勒所取得的胜利，是靠了在空军战术掩护下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带来的部队高度机动性和火力的优势。现在，下面是一片稀泥，坦克动弹不得；上面，由于能见度低，拥有空中优势的德国空军一筹莫展。机动性一失，火力优势也跟着消失——还有闪电战。须知这是希特勒的希望之所在呀。

说“台风”受阻原因是稀泥、冷入骨髓的秋雨和红军的英勇抵抗，这只是部分正确。失败的主要原因，据希特勒大多数将领的看法，是希特勒拒绝早一个月发动这项战役。如果他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莫斯科恐怕早已成为瓦砾和废墟，苏联政府和它的军队也已被打败。但普特卡默上尉却认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在元首患病期间对他的基本计划进行的破坏才是主要原因。

到10月下旬，雨变成了雪，稀泥冻结成冰。部队的条件差到几乎无法忍受。在整条战线上，只有少数几处取得进展，而且甚微。月底，由于局势已成绝望，建筑师吉斯勒便奉命停止德国的城市建设，立刻将所有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建筑材料和机械等等运往东面，以便修筑公路，修铁轨，建车站和机车库等。

在餐桌旁，希特勒仍与先前一样有信心。在出发参加纪念慕尼黑起义的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前夕，进晚餐时，他又是讲笑话又是回忆往事，使气氛很是活跃。在莫斯科，他佩服的敌人正在地铁马雅可夫斯基站的大厅里发表演讲——那是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前夕举行的大会上。这次演讲，是沮丧和信心的古怪的混合物。首先，斯大林承认，由于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已遭到巨大的阻碍，战场上的伤亡人数几乎已达170万。但是，纳粹鼓吹的所谓苏维埃政权正在崩溃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相反，”他说，“苏维埃的后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巩固。换一个国家，若像我们失去了这么多土地，它可能已经崩溃了。”应该承认，摆在俄国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与德国一起作战的有许多盟友——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但是，却没有一个英国兵或美国兵准备援助苏联。

他激动地列举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塞切诺夫和巴甫洛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等人的名字，让大家牢记俄国的民族骄傲，“德国侵略者要打的是一场反对苏联各民族的灭绝人性的战争。很好嘛！如果他们要打一场灭绝战，那就让他们打吧。”

斯大林重返指挥岗位后第二天，11月7日，他以同样的感情，向集合在红场上的部队发表讲话。远处，炮声隆隆；天空，苏联的巡逻机从头上飞过。他将目前局势与23年前的情况做了一番比较。他们能够也必须打败德国侵略者，这，谁还会有怀疑呢？他很机灵，再次用历史人物的名字——条顿武士的征服者，鞑靼人，波兰人和拿破仑——作为号召人民的口号，“让我们伟大祖先的英雄人物，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唐斯柯依，米宁和波萨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歇尔·库图佐夫等，鼓舞你们前进吧！”

次日下午，希特勒来到慕尼黑，向正在参加一次会议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一篇动人的讲话。稍后，他又在罗文布劳酒馆发表另一篇讲话，演讲中还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一项警告：如果美国军舰敢于朝德国舰只开炮，“它自己就得冒同样的危险”。他的威胁之词却没有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演讲的回声大。事实上，东线的僵局令他沮丧。次日，他便提醒手下的人注意，不要忘记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如果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用武力消灭另一方，”他预言，“双方便会妥协言和。”

但是，冯·包克元帅却反对这种悲观论调，要求继续发动进攻。勃劳希契与哈尔德也一样。11月12日，哈尔德乐观地宣称，在他看来，俄国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希特勒颇为之动心，于是，3天后，向莫斯科的进军又开始了。

开始时，天气很好，但好景不长，不久战场上便到处是冰雪和泥水。当大岛将军出现在“狼穴”时——他经常前往该处——希特勒解释说，冬季来得比他的气象人员预报得早。然后，他秘密地告诉大岛，年内是否能拿下莫斯科，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开心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了。餐桌旁已没有笑话可讲，要求与他同桌吃饭的人也减少了。

天越来越冷了。人们激烈地谴责希特勒先前颁布的禁止准备冬衣的命令。11月21日，古德里安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的部队已无法再熬下去了。他亲自去见包克，要求更改他刚收到的命令，因为他根本“无法执行”。然而，包克元帅根本不听古德里安的请求，因为他直接受到元首的压力。他命令向莫斯科的进攻重新开始。在短暂地、零星地向前推进一阵后，进攻再次失败。包克亲自挂帅，指挥一支前沿部队，于11月24日再次下令出击。尽管德军攻势异常猛烈，但由于风雪交加，加上苏军的拼死抵抗，此次进攻又告败北。

5天后，南方出现一次危机，与中区的失败遥相呼应。冯·伦斯德元帅被迫撤离一星期前攻陷的、通往高加索的大门罗斯托夫。这30英里的后撤，使希特勒非常生气，电告伦斯德原地待命。伦斯德立即复电称：

试图固守是疯狂之举。第一，部队无法这样做。第二，部队若不后撤必被消灭。我再重复说明，此令必须撤销，否则请换别人。

电文是一个下级军官起草的，最后一句才是伦斯德亲自加上去的。最后的那句话激怒了希特勒。在未与陆军总司令磋商的情况下，他于当晚做如下答复：

本人接受你的请求。请交出你的指挥权。

在冯·莱希瑙元帅接替伦斯德的职务后（莱希瑙是少数几个敢公开向希特勒讲话的人之一），元首便飞往美利托波尔，了解第一手情况。他找到一名老同志，党卫军指挥官之一的塞普·迪特里希。但是当他听说这支精锐部队的军官们也同意伦斯德的看法，即若不后撤，他们恐怕早已被消灭时，希特勒非常生气。

在命令莱希瑙去完成他为此而罢黜伦斯德的任务后，希特勒召见了伦斯德。伦斯德正准备卷铺盖回家，以为元首会向他表示某种歉意。不料，他们之间的讨论变成威吓，希特勒说，他不再允许人提出辞呈，“以我为例。我不能去找我的上级，全能的上帝，并对他说‘我不想干了，因为我不想负责’。”

罗斯托夫得而复失的消息在柏林特别是在宣传部和外交部，投下了阴影。然而，不久，这个失败与中区战线已隐约出现的灾难相比，就算不得一回事了。向莫斯科发动的全面进攻失败了。12月初，一支步兵侦察队摸到了莫斯科的边沿并看见了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但他们被数辆红军的坦克和工厂工人组成的紧急部队驱散。患着严重胃病的冯·包克元帅在电话里向勃劳希契承认，整个进攻都缺乏深度，部队的体力已消耗殆尽。12月3日，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此次通话表现得更加悲观。当包克建议采取守势时，总参谋长企图用远离战线的人们惯用的忠告为他打气。他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坚持进攻。”

次日，古德里安报告说，气温已下降到零下31摄氏度。因为天冷，坦克需在发动机下用火烤才能发动，望远镜里的图像也看不清楚了。更糟的是，冬大衣和长筒毛袜还未运来，士兵们苦不堪言。12月5日，气温又下降5摄氏度。古德里安不但中止了进攻，而且将前边的部队撤回防线。

同一天晚上，新上任的苏联中部战场指挥官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在长达200英里的战线上，用100个师的兵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攻。这次步兵与坦克联合行动的反攻，把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希特勒不但丢掉了进入莫斯科的梦想，而且似乎注定要在俄国的大雪中遭受拿破仑的命运。绝望和惊愕横扫德军最高统帅部。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又生病又气馁，遂要求辞职。

希特勒自己也糊涂了。在大战中，俄国的步兵打得很糟，现在却成了猛虎。这是怎么回事？12月6日，消沉的希特勒向约德尔承认：“胜利再也无法取得了。”

过去两年来，希特勒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对抗。他坚信，美国整个国家都受“犹太集团”控制。这个集团不但统治着华盛顿，而且还控制着报纸、电台和电影。于是，在罗斯福不断增加对英国的援助面前，希特勒只好竭力控制自己。他虽然鄙视作为战士的美国人，但的确承认他们的工业力量。因此，他便极力使他们保持中立——直到他做好了适当地对付他们的准备时为止。

虽然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英伦三岛，但他为了避免意外，便禁止攻击美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他下令：“只有在美国船只首先开第一炮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器。”但是，罗斯福对“巴巴罗萨”做出的急速反应却有可能使希特勒的耐心终结。在希特勒进攻俄国的第二天，总统授权代理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发表一项声明。声明宣称，即使意味着要给另一个极权国家提供援助，也必须阻止希特勒。关于如何做到这点，罗斯福虽然说得含糊，但他很快便把它澄清了。首先，他将冻结的约4000万美元的苏联资产解冻，然后宣布《中立法案》的规定不适用于苏联——这样，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向美国船只开放了。

两星期后，7月7日，德国加紧宣传。罗斯福正在干预欧战。据透露，美国武装力量已开抵冰岛，以便最终代替占领该战略要地的英军。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汉斯·托姆森致电威廉大街说，这是罗斯福的进一步的企图，目的在于通过某种海军事件，惹起希特勒进攻美国，以便向德国宣战。

这些报告使希特勒不安。7月中，希特勒向大岛大使提出一项建议，将其先前的决定，即将日本的任务局限在抵抗英国、使美国中立的范围内，来了个彻底改变。“美国和英国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说，“这种认识应该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慎重思考后得出的神圣信念。“英美两国将永远反对任何一个在他们看来已被孤立的国家。今天，只有两个国家的利益不会互相矛盾。这两个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一心想搞帝国主义，对欧洲和亚洲的生存空间交替施加压力。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所以，”他说，“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共同将它们消灭。”作为诱饵，他建议由日本去协助“清理”战败后的苏联的“资产”，并占领其远东部分的领土。

东京收到这一建议后，表现得既客气又有保留。日本早已决定不从东面进攻俄国，而是南下印度支那。他们这样做了；它很快占领了印度支那，使罗斯福于7月26日做出了迅速的反应。总统接受了哈罗德·伊克斯等人的劝告（他们长期以来就敦促总统对所有侵略者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下令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冻结。这个行动剥夺了日本石油的主要来源。《纽约时报》认为，这个行动“是除战争外最激烈的打击”。在日本领导人看来，这是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四国包围日本的最后一个步骤；否认了日本是亚洲的领袖的合法地位，同时也是对它的生存的一个挑战。不管怎么说，这是朝远东战争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朝罗斯福从后门开战反对希特勒迈出的一大步。

一个月后，总统与丘吉尔在纽芬兰外海会晤，签订《大西洋宪章》——这是英美两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这样，总统便走得更远了。从声明的条款看，毫无疑问，罗斯福是希特勒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声明使元首国内的敌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未将纳粹分子和反纳粹分子加以区分。“抵抗运动”的人士把宪章看成是罗斯福向全体德国人宣战的非正式宣战书。他们对第八点尤其反感，因为它规定，战后所有的德国人均须解除武装；这个要求，哈塞尔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破坏了取得和平的每一个合理的机会。”

罗斯福消灭希特勒的决心是与数以百计的美国人的感情背道而驰的。右翼的查尔斯·林白的“美国首创者”和“德美同盟”以及传统的孤立主义者的组织“中西部”，他们虽然同情英国和中国，但都不愿参与流血的战争。其他美国人，因为憎恨共产主义，则反对向苏联提供任何援助。尽管遭到报纸、电台的猛烈攻击，罗斯福仍毫不动摇。在9月11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他说：“从此以后，如果德国或意大利的舰只敢于进入这些水域（冰岛和受美国保护的其他类似的岛屿），他们便会遭到危险。”虽然这是希特勒借以解除潜艇战最后限制的现成口实，但他却不会因此而失去民心。他命令海军上将雷德尔，在“10月中旬以前，避免在战争中造成商船事件”。到那时，他解释说，对俄战争已经结束了。

10月31日，美国驱逐舰“卢本·詹姆斯”号在为一商船队护航时，在冰岛以西600英里海面被鱼雷击中。这样，希特勒避免事端的希望便破灭了。这艘驱逐舰带着100个美国人沉入海底。罗斯福对此事不加评论，但他的海军部长却告诉一群海军陆战队员，载有400架飞机开往摩尔曼斯克的法国班轮“诺曼底”号将被没收。《旧金山纪事报》要求立刻撤销《中立法案》；克利夫兰的《老实人》则要求立刻“采取行动”。然而，孤立主义派参议员尼埃却呼吁要有节制：“你要是参与了酒吧间的争吵，不打架是做不到的！”另一名非孤立主义派参议员劝告说：“让我们保持冷静。”

对罗斯福来说，反德思想的风暴趁此时爆发是再顺当不过的了。一星期后，他令“租借法案办公室”尽一切努力向苏联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为此，立刻拨款10亿美元。

次日，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了一篇好战的讲话。它实际上是为“卢本·詹姆斯”号的沉没开脱。“罗斯福总统已向他的舰只下令，看到德国舰只就开火！”他喊道，“我已向德国舰只下令，不要看见美国船只就开火。不过，若遭攻击，就必须自卫。”虽然表面上怒气冲冲，实则表明，元首仍想避免一场战争。不管他怎么说，他还是害怕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的工业力量的。

那年初秋，在“狼穴”的一次会见中，他情不自禁地泄露了许多情况。“我会比你们的罗斯福总统长寿的，”他向国际新闻社记者皮埃尔·胡斯解释说，“我等得起，可以慢慢来，用自己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是在户外，希特勒穿上了灰军服长大衣。他站立着，双手反剪在背后，双眼空虚地注视着前方沉思着。他猛然说：“我是一个帝国的元首，还可以安然度过一千年。”他用手套拍打左手掌。“现在，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日耳曼帝国。上帝的意志叫我完成日耳曼民族的任务。”他虽然在谈论自己的命运，对被他看作是世界舞台上的小人物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却仍耿耿于怀，“他们坐在财阀、政治的小天地里，被过去10年来已证明过时的东西包围和奴役。在幕后操纵的是摇钱树和犹太人。他们的人民的权利本来已所剩无几，却又遭到议会小丑们的践踏。我有我的人民做后盾。他们信任我，信任他们的元首。”两人继续散步（后边跟有一群卫兵和下级人员），希特勒再次抱怨迫使他进行战争的“疯子”，“我有为我的人民服务的今后50年的计划。我并不像达拉第和张伯伦之流需要战争才能留任。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先生也是如此。”

胡斯注意到，一提到总统，他便眉头稍稍一皱。“我突然觉得，而且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胡斯回忆说，“我触到了元首心中的一个秘密，一个他永不泄露、也永不会承认有的秘密。”希特勒本能地害怕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是呀，罗斯福先生——还有他的犹太人！”希特勒叹道，“他想接管全世界，连太阳上也不给我们一块地方。他说他要拯救英国，意思是他要当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和继承人。”

希特勒对美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也在里宾特洛甫身上反映出来。11月28日晚，他召见大岛将军，敦促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大岛颇觉奇怪：“阁下是否说，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已实际处于战争状态？”里宾特洛甫说，并未走得那么远，“罗斯福是个疯子”，他解释说，“他会做什么，谁也不清楚。”他答应，如果日本故意打美国，德国会和它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绝对不会与美国单独媾和。这点，元首是下了决心的。”

对日本统帅部而言，这条消息使他们大为振奋。一队由航空母舰组成的行动队业已起程前往珍珠港。11月的最后一天，大岛受命立即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说英美两国正计划向远东运送部队，对此，必须采取反措施：

……秘密地告诉他们，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间极有可能通过某种武装冲突，突然爆发战争。还要告诉他们，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料想的来得更早。

这些指示刚发出，要他从德国人那里拿到具体保证的指示又发了出去。然而，当大岛于12月1日深夜拜访里宾特洛甫时，这名外长却有意躲避他，使他好生奇怪。他借口首先要与元首磋商，而元首还在“狼穴”。他们两人都清楚，希特勒没有多少时间去过问在世界的另一端孕育着的戏剧性事件。所以，在5日凌晨3时才拿到一份条约草案，大岛便不感到惊奇了。在条约中，德国保证同日本结盟与美国开战，决不单独媾和。

在“狼穴”，第一个听到珍珠港事件消息的是奥托·迪特里希。12月7日黄昏，他匆匆走进元首的碉堡，说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报告。由于刚收到俄国前线发来的令人沮丧的报告。希特勒生怕迪特里希又带来更多的坏消息。当他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念完电报时，他脸上现出了惊奇的神色。他精神振奋，非常激动地问：“消息确凿吗？”

迪特里希说，他收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希特勒一把抓起电文，不穿大衣也不戴帽子，大步朝军方暗堡走去。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脸上带着“惊异”的表情，凯特尔和约德尔不禁目瞪口呆。凯特尔觉得，日美之间的战争顿时解下了希特勒心头“梦魇般的重负”。与赫维尔一起时，元首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喜悦。“我们不会输掉战争了！”他喊道，“现在，我们有一个3000年来没被打败过的伙伴！”

在珍珠港事件当天，绝望的报告源源不断地从俄国战场发来，迫使希特勒草拟了一项新的指示，这个指示于24小时后发出。“由于今年东方寒冬早到，”他说，“无法运送给养。冬天的严寒迫使我们立刻取消大规模攻势，并改攻为守。”在为防御定下几条原则后，他把发布有关指示的任务交给了哈尔德，自己则前往柏林，以亲自处理珍珠港事件引起的危机。至此，日本袭击美国最初带来的喜悦，已被关切所取代。只珍珠港事件一举，斯大林便无须再担忧会从东部受到袭击了，他几乎可将亚洲的全部兵力调去打德军。“这个反美战争是个悲剧，”希特勒后来向鲍曼承认，“不合乎逻辑，也缺乏现实的基础。这也好像由我掌握德国的权力，而犹太人则挑选罗斯福指挥美国一样，是历史的古怪变形。若没有犹太人，若没有他们这个奴仆，事情可能会大不相同。不管从哪一点看，德国和美国，如果不能互相谅解和互相同情，至少可以互相支持，无须给任何一方加上不必要的压力。”

9日，最早到柏林拜访他的人是里宾特洛甫。他带来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大岛将军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外长认为，德国并没有承担这样的义务，因为，根据三国条约，只有日本直接遭受进攻时，它才有义务去援助它的盟国。

希特勒不钻这个空子。“假若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那么，这个条约在政治上便已死亡，”他说，“但主要理由还不在于此。主要理由是，美国正在向我们的船只射击。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是个强有力的因素。通过行动，他们实际上已制造了一种战争状态。”

他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也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除了维护三国条约的精神外，还有分量重得多的理由：从日本得到的援助将大大抵消由美国参战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从宣传角度看，得到一个强大的新盟友，将大大鼓舞人心，尤其是新近在俄国遭受挫折后。再者，立刻宣战也是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为何不在1941年便向人类生存的两个主要敌人——国际马克思主义（俄国）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美国）这两个世界犹太滋生的怪物——宣布全面战争？

外交部却认为，这个决定是巨大的错误。除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外，它干脆利落地解决了罗斯福的又一个国会问题。总统是不会对德宣战的，因为国内有一大批人反对，他不会冒这个险。珍珠港遭偷袭后出乎意料地出现的美国全国大团结，将牢不可破。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我们将永远首先进攻！”他说。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疯狂”，“首先，他挑起战争，然后篡改战争原因，然后又用基督教伪君子的外衣将自己打扮起来，令人讨厌之极；同时还慢慢地但必然地将人类引向战争，还要把上帝找来，证明他的进攻是何等的诚实公正。”在将世界犹太民族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罗斯福的政权相提并论后，希特勒发表了敌对宣言，“因此，我今天已安排好了照会，准备递给美国的临时代办，声明……”他的话音被疯狂的欢呼声淹没。过了好久，他才得以宣布，“从今天起”，德国便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中”。最高统帅部作战部主任听到此话时，关切多于热情。而约德尔一走出皇冠剧院便立即给他的在“狼穴”的副手瓦尔利蒙将军打电话：“你听说了吗？元首刚才向美国宣战了。”

这时，瓦尔利蒙刚好在与参谋人员讨论此事，便说，他们不可能再惊奇了。“参谋部，”约德尔说，“现在就得研究一下，看美国会首先往哪里发兵，向远东还是向欧洲。这点如不搞清，其他决定便无从做起。”

“同意。这项研究显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考虑与美国打仗的问题，所以没有资料可资借鉴。因此，这项工作很难搞。”

“想想办法吧，”约德尔说，“明天我回去后我们再详谈。”

对美国的焦虑不久便被东方传来的不幸消息所冲淡。德军在中部军区的撤退有变为溃逃的危险。莫斯科以西地区和图拉地区则成了被遗弃的大炮、卡车和坦克的坟场。德军士气消沉，苏军士气逐渐上升。12月13日，苏联正式公开宣布希特勒包围莫斯科的企图已失败。两天后，政治局便令政府的主要部门迁回首都。

精疲力竭的勃劳希契要求继续后撤。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发布了一道使陆军绝望的命令：“坚守，不得后退一步！”身患严重胃病的中区司令冯·包克元帅说，他身体欠佳，不能胜任此职。接替他的是克鲁格。次日，即19日，心脏病初愈的勃劳希契鼓足勇气去面见希特勒。他们私下辩论了两个小时。勃劳希契离开元首时，脸色惨白，全身战栗。“我滚蛋了，”他对凯特尔说，“他把我撤职了。我混不下去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去问他好了。”

几个小时后，凯特尔也被召了去。元首向他宣读了一份亲手写的日志。陆军将由他亲自指挥，把德国的命运与他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此事目前需要保密，但他又觉得必须立即通知哈尔德。希特勒尽快这样做了。“指挥作战这点小事是谁都干得了的，”他说，“总司令的职责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去训练部队。我还没发现有哪个将军能按我的要求去这样做的。因此，我把陆军的指挥权自己拿过来了。”

先前，他是事实上的陆军总指挥，但却躲在背后，让他的将领去承担一切挫折的责任。现在，他已是正式的总司令了，应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是功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