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他们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在柏林报告中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软弱的表现，但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一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时，《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做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时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他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德国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他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一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中国东北部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70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和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肖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代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一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苏联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自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使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8月25日，星期五，是关键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再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么，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1小时——延至下午3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1时30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旦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时，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绝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绝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3时零2分，他批准了于拂晓进攻波兰的命令。从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政治方面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3时20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的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训练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予以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了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做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途中。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作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提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绝不是偶然。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5时30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力，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做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

“那么，”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头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将大使打发走了。

法国大使离开后，下午6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两国条约墨迹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参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1914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小声地传递着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它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2%。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消除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元首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是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起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息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达勒鲁斯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力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做出安排，让戈林与7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7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个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个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8月25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长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个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怕“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斯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达勒鲁斯眼中唯一能阻止战争的德国人——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600万吨煤、700万吨石油、200万吨钢材和200万吨木材。由于阿托利科本人反战，他便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呀，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若考虑到希特勒所受到的压力，他的回答是平静得惊人的——此回答于下午3时零8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总理，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他最后说，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9月1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近德国边境”之类的消息，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这些幸运者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下午6时42分，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齐亚诺打来的，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信中，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接着，他又出人意料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到这些话，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做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做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他说，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但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天他提过的那个瑞典中间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8月27日零点30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间人。戈林站在他身旁，扬扬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为对英国人的谩骂。在将最近向汉德逊做的提议解释了一番后，他喊道：“这是我向英国做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说着，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不断吹嘘帝国的武装力量如何优越。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据达勒鲁斯回忆），但这次好像是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突然，他又像向大群听众演讲似的，但话仍在重复。“我就造飞机，造飞机，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做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这两个就是行动能影响全世界的人呀！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能促使他们发挥出超人的力量。他的目光迟钝了。“将来若没有黄油，我第一个停止吃黄油，吃黄油。”他停了停。“如果敌人能坚持数年，”最终他说，“我便利用我对于我的人民的威力，比他们多坚持一年。所以，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优越。”突然，他又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他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又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方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是真要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是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首先，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例如，确切地说，希特勒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希特勒笑了。“哎，”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戈林，“汉德逊可从未问过这点呀！”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汉德逊所提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条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并让它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还有，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另外，他也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个英国朋友挂了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平安无事）上午8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但，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安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给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彼得·克莱施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施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汇报。一会儿，外长便面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另外，克莱施特此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元首发出这道命令是有点刻薄的，他还说，这种命令你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早就该发的。克莱施特闷着头走出总理府时，他心下明白，决定已经做出了——是战争！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另一次和平呼吁——达拉第总理的呼吁。这次交道是作为老兵对老兵打的。“作为一个前线的老兵，”他写道，“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的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比方说，马赛——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200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须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空中交通已陷入停顿，这个机场一片死寂。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10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他的德语比汉德逊的要好——回答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他问元首给达勒鲁斯留下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我不想让他当我的贸易伙伴”）令首相笑了——是当日唯一的笑容。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做出官方答复（仅以汉德逊的评估为基础）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你想在外交部打电话吗？”张伯伦问。达勒鲁斯说“是”，张伯伦也就同意了。几分钟后，这个中间人便在贾德干室内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这一次，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条件是它必须是真诚的”。贾德干坚持让达勒鲁斯秘密飞返德国。于是，原载他前来英国的那架飞机便从克洛伊顿转至一个较小的机场赫斯顿。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11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他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回旅馆后，达勒鲁斯一边等待一边在房中踱步。凌晨1时30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洪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们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他也表示欢迎。特别令达勒鲁斯松一口气的是后边的那个让步，因为它肯定意味着希特勒已将其他有关波兰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一般而言，业余外交家经常是只会把事情搞坏的，但达勒鲁斯此人却成功地打破了僵局。晚9时，当汉德逊的座机在柏林机场降落时，事情已大有进展。这名大使身上带着达勒鲁斯非正式递交的建议的正式文本，返回柏林任职。该建议中有一项条款：贝克业已刚刚同意立刻与德国正式进行讨论。

由于灯火管制，首都的街道漆黑一团，行人稀少。这些行人使汉德逊不禁想起了幽灵。过去数月来的操劳已使汉德逊大使疲乏不堪。不久前，他曾接受了一次癌切除手术，但发现时已是晚期。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且不抱怨工作之繁重。汉德逊在使馆匆匆进早餐，但早餐还未吃完，总理府便传来话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汉德逊喝了半瓶香槟，打起了精神，便驱车上路。总理府门前，不少人在安静地等待着。他们一声不吭，据汉德逊观察，也没有敌意。

当希特勒读过了英国照会的德文本后，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虽然，照会的结尾是元首自己的杰作——许诺与威胁的混合：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问题，若能正确解决，则可打开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否则，英德两国便有可能“发生冲突，还可能将世界抛进战争之中。这种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希特勒未加评论便将照会递给里宾特洛甫。他这一镇定自若的反应令施密特很是诧异。汉德逊接着的一个行动更令人惊奇。他采取攻势，话说得比希特勒还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是在平常，他之此举，必然令元首咆哮如雷；但此时他稳如泰山，只偶尔瞧瞧室外黑黑的花园——这是他的先驱俾斯麦时常漫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汉德逊宣布，英国说话是算数的，“从未也永不会自食其言”。过去，德国的诺言也有同样的价值。他引用了陆军元帅冯·布鲁克在飞师滑铁卢支援威灵顿时劝告他部下的一句话：“前进吧，我的孩子们，前进；我已向威灵顿许下了诺言，你们不能指望我会自食其言。”希特勒心平气和地评论说，124年前，事情是有点不同的；他坚持说，正当他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他与波兰之间的分歧时，波兰却在继续用暴力反对日耳曼人。英国人对此种行径似乎无动于衷。

也许是香槟酒在起作用，汉德逊认为这种说法是人身污辱，激烈地回答说，为了阻止战争和流血，他已尽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他说，希特勒先生必须在这两者中做出选择：与英国友好或对波兰提出过分的要求。是战是和由他选。希特勒依旧保持镇静，说，时局的正确图景并非如此。他的选择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呢，还是以与英国签订协议为代价将他们抛弃？而其他选择是没有的，他的责任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

谈话结束时，希特勒再次表达了愿与英国签订协议的愿望。这使汉德逊产生了一点乐观。临别时，施密特说了一句话，使他颇为高兴：“你相当了不起。”

但是，总理府里却出现了悲观情绪。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特别生气，特别尖酸刻薄”，明确地告诉他们各位副官，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他不会听从军方的意见，“他就是不了解一名害怕战争的德国军人。腓特烈大帝若看到了今天的将军，他在九泉之下都会睡不着的。”他所需要的就是取消波兰人的不公正条件，而不是要与西方同盟国打仗，“如果他们竟蠢到参与战争，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也难免被消灭。”

在冬园内，希特勒正在草拟给英国人的答复。沮丧和焦急的情绪加剧了。中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在波兰至少有6名德国侨民惨遭杀害。消息传来，冬园内的焦急和沮丧的情绪便成了惊慌。这节报道不管是真是假，希特勒是相信的，且为之气得七窍生烟。于是，当汉德逊于当晚重新出现在总理府内时，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走廊上，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差不多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战争。汉德逊大使仍往最好处想。因为，如同日前一样，他佩戴了一朵红色的荷兰石竹花。这个只有知情人知道的秘密信号表明，他仍怀有希望。然而，在他步入希特勒的书房并拿到一份德方的答复时，他觉察出，德方的态度比昨晚更不妥协了。在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注视下，他开始阅读德国的照会。照会开头是很讲道理的。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调停，希特勒将在柏林高兴地接待波兰的全权谈判使者。但是，后边的那句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德国政府拟请“这位代表于1939年8月30日即星期三抵达”。

“这听来像是最后通牒，”汉德逊抗议说，“你们只给了波兰不到24小时去做计划。”在里宾特洛甫的支持下，元首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这一攻击。“时间是短促的，”他解释说，“原因是，还有出现新的挑衅的危险，这可能触发战争。”

汉德逊不以为然，不能接受这一限期。这是巴德·哥德斯堡苛刻协定的翻版。希特勒辩解说，总参谋部在逼他，“我的军队要我说‘行’还是‘不行’”。陆军早已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军官们已在抱怨，说一个星期已被白白丢掉了。若再等一个星期，雨季可能就来了。

然而，汉德逊大使寸步不让，终于把希特勒给弄火了。他生气地做出反驳：无论是你汉德逊还是英国政府，对有多少德国人在波兰受到屠杀，你们是漠不关心的。汉德逊大声反驳说，无论是出自你希特勒还是别人的口，这种语言他都不听。大使也好像发了火，但在他的汇报里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把戏；用自己的办法与希特勒先生周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目光直逼他的对手，高声怒斥希特勒，如你希特勒要战斗，那就来吧！英国这一点与你德国一样坚决，而且，“比德国更能坚持长一点时间”。

对英国的新外交步骤，元首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吵闹渐渐停歇后，元首说，他历来就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尊重大英帝国，也喜欢英国人。然而，尽管希特勒对英国人的钦佩看来真诚，但在汉德逊看来，两国显然已进入了僵局。在他离开总理府时，“内心充满了最阴暗的预感”。告别时，他阴郁地对德国陪同人员表示，他恐怕不会再在德国佩戴石竹花了。

当晚晚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了一个秘密：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画出将由公民投票决定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英国外长认为，“以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英国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特别是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之后。”

现在，张伯伦本人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10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但他们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为了争取时间而玩弄的把戏罢了。“为何不给戈林挂个电话，问问这份建议是否已打印出来了？”达勒鲁斯建议。不到几分钟他便与帝国元帅通上了话；对方向他保证说，给波兰的照会不但已经打印好了，其条款比他预言的还要慷慨。

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画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30日即当日抵达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看看提索神父和哈查发生了什么事吧！

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戈林。这一次，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胡说八道！”戈林恼怒地回答说，“希特勒的总部在柏林，谈判必须在柏林举行。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以及他们自身不断在加深的不信任感，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了。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拟一份给波兰的建议——条款之慷慨大方连客观的翻译施密特也觉得惊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这才真是国联的建议，”施密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日内瓦。”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24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9月1日凌晨4时30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做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在他们自己长期拖延后，这个要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的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下面这一情况激起（而不是引起）的：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泄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10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因为需要时间去破译伦敦的密电——但气氛却不健康，充满了怀疑。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跳了起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着，自我控制的最后一件伪装都剥光了，“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特命全权代表到柏林来！”

汉德逊气得满脸通红。但此次会晤前，伦敦曾告诫他要保持镇静。在宣读英国对希特勒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他双手颤抖。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毫无疑问，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大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一名叫“研究所”的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这种建议没听说过！”当汉德逊读到，英国建议在谈判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他怀着敌意，双手交叉在前胸，双眼瞪着汉德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许他是在为昨天汉德逊敢与元首顶嘴而进行报复。汉德逊对此无礼态度做出了反应说，英王陛下的政府得到情报，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搞破坏活动。

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可真正是火了。“这是波兰政府散布的他妈的无耻谎言！”他喊道，“我只能告诉你，汉德逊先生，局势他妈的异常严重！”

汉德逊半立半坐，以牙还牙。“你刚才开口闭口‘他妈的’，”他像发怒的中学教员那样，手指点着里宾特洛甫说，“这可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该用的字眼！”

里宾特洛甫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浇了一杯冷水。霎时间，他成了震惊和愤怒的塑像。挨一个傲慢的英国人的斥责！他一跃而起，“你说什么？”汉德逊也站了起来。两人面面相觑，活像两只斗鸡。“根据外交的常规，”施密特回忆说，“我也该站起来，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双方由动嘴到动手时，一个翻译该怎么办——那时，我怕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仍坐在位子上，假装在往笔记本里写着什么。当他听到头上的沉重的呼吸声时，他生怕德国的外交部长会把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连头带脚整个儿扔出门外。作为一个翻译，多年来，他经历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场合，且觉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一个场合却是异常痛苦的。他听到左右两方还有急促的呼吸声；但最终两人，先是里宾特洛甫后是汉德逊，都坐了下来。施密特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来。天已大晴，风暴已经过去了。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做的建议——就是令施密特惊奇的那份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16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后来抱怨说——原因是，里宾特洛甫快速地将此文件“不清不楚地一读而过”。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施密特认为汉德逊根本无须开口。但他接着听到的话简直不能叫他相信。“不行。”里宾特洛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他无从解释，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去。

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此次他动了感情，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他说，“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施密特心情紧张地观察着，猛然醒悟到这是希特勒玩弄的一个把戏：他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将此建议转给波兰人，他们可能会接受。作为一个翻译，若发表什么评论，得到的将是杀头大罪。他只好双眼望着汉德逊，默默地希望他提出将之译成英语的要求。这种要求，里宾特洛甫是无法拒绝的，而施密特也下决心慢条斯理地翻译，好让汉德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但是，汉德逊并没有会意，施密特只好在笔记本里画下一条粗大的红线——这是他私人的记号，意思是战争是打定了。

这样，这次激烈的会见便到此告终。据里宾特洛甫说，在此次会晤中，汉德逊“相当无礼”，他自己则是“相当冷静”。虽然时候已晚，外长仍立即在总理府向元首做了汇报，建议给汉德逊一份书面的建议。元首拒绝了。

次日一大早，汉德逊便打电话告诉波兰使馆的秘书，他“从准确得毫无疑问的消息来源处”获悉，“在之后2—3小时内，波兰若不承担些什么，战争便可能发生。”

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把每个字记录了下来。15分钟后，汉德逊给伦敦去了个电话，除将上述情报重述了一遍外，还加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虽然可能是个恫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次通话也被完全记录下来。德国人虽不完全熟悉英国的密码，但汉德逊行为不慎，竟使用电话，这样一来却把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些了。（顺便提一下，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更加松懈。珀恩勋爵的保险柜每星期均定期被意大利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职业小偷打开。除了将有关英国外交密件密码等抄走外，这个小偷有一晚上竟将珀恩夫人的头饰偷去。即使如此，英国大使馆的安全措施仍未有所改进。英国有幸的是，那时的墨索里尼尚未开始将外国的密件密码等材料交给其盟国。）

8月的最后一天，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疯狂的一天。达勒鲁斯得到汉德逊允许后，于午后不久打电话给伦敦，告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说，希特勒的建议是“极大方的”。他说，据戈林说，元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其意图是要向英国人表明，他是多么急于要与英国友好地解决问题。达勒鲁斯说话时，威尔逊竟听见有人用德语重复这些话。他明白，电话已被窃听，便令达勒鲁斯将这一情况告诉汉德逊。但是，这名业余外交家并未会意。威尔逊告诉他勿“走得太快”，他仍不作罢。末了，威尔逊只好说，叫他别再讲下去。他仍不理会，威尔逊便把话筒扔下了。

正当职业外交家与业余外交家都在为获得和平解决而东奔西走时，战争的计划却在无情地发展着。那天中午，在一弥天大谎的驱使下（据希特勒负责与德国新闻社联系的Ａ.Ｉ.Ｉ.伯恩特说），希特勒发布了第二道入侵令。伯恩特觉得被波兰人屠杀的日耳曼人的数字太小，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零。开始时，希特勒不相信数目有这么大。伯恩特回答说，这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但是，既然会这样大，那肯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希特勒听完后，大喊大叫道：“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谁也别想拦阻我！我决不让我的日耳曼人像牲口一样被宰杀！”说到这里，元首便走到电话机前，当着伯恩特的面，便令凯特尔发布“进行战争之一号指示”。

这份指示早已准备就绪，只需将开头的那几句话根据情况稍作改动便可：“由于德国东部边界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而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均已告罄，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子便定于次日，星期五，即9月1日。在西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指示被派人送至各高级军官手中，由他们再以最机密的办法向野战指挥员发布特别令。至下午4时，开始入侵的执行令已经落实；部队和装备已开始向边界附近的前线移动。与此同时，党卫队安全处的头子也向波兰边界上一支秘密的德国部队发布了特别令。在此之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炮制了一个穷凶极恶的计划——“希姆莱战役”——给希特勒发动进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乔装成波兰士兵和游击队的保安处先遣队，将于入侵前夕在边界上挑起事端，在刚好4小时后，便向一森林车站发动进攻，击毁一德国海关大楼，并——这是最重要的——短暂地占领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对准麦克风喊完反德口号后，“波兰人”便随即后撤，并要留下不少尸体，以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战斗。尸体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业已在集中营里选好了受害者——他们被称为“罐头食品”。

在柏林，经过5个半小时的延误后，利普斯基大使终于于下午6时30分被领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利普斯基又疲倦又紧张，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波兰政府“正在赞许地考虑”英国关于德波双方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将就此问题在数小时内做出正式答复”。他直截了当地说，从下午1时起，他就力图做此声明。

“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里宾特洛甫冷冷地问。利普斯基回答说，他“目前暂时”得到指示，将他刚才宣读的声明转达给德国。里宾特洛甫驳斥说，他原以为利普斯基是作为负有全权谈判使命的代表前来柏林的。“你是否有权就德国的建议现在就与我们谈判？”他咄咄逼人地问，利普斯基表示无此权，“那么，好啦，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在施密特的经历中，这是最短暂的会晤之一——它就此宣告结束。利普斯基未要求看希特勒的16点建议；即使里宾特洛甫主动出示这一建议，利普斯基也无权领受它。他有他的命令要遵守：“勿进行具体之谈判。”显然，波兰人有信心（在他们的盟友支援下）鞭打德国人，因而无意讨论希特勒的建议。英法两国也不愿劝波兰进行谈判。利普斯基回到大使馆后便往华沙挂电话。线路不通。德国人已将通信线路切断。他们并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了。

在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交谈（他于下午7时抵达的）。阿托利科再次要求和平。希特勒是否愿意听意大利总理充当最后一分钟的调停人？“我们首先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元首说。这些事态现正按计划发展。晚8时整，海德里希的假“波兰人”向格莱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一小时后，所有的德国电台均取消了正常节目，改播一份正式声明。该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那份16点的建议，该建议之合情合理，连不友好的外国人都深受感动。

波兰人从未考虑过接受德国建议。他们不但未提出要求恢复谈判的反建议——虽则匆匆，但也有可能全盘打破希特勒的计划——反而于晚11时广播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咄咄逼人的声明，作为报复。它攻击说，德国的广播使希特勒的目标昭然若揭，“语言再无法遮掩这些新匈奴人的侵略计划。德国正谋求统治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犬儒哲学取代各国的权利。这份卑鄙的建议表明，波兰政府发布的军事命令（动员）是何等必要。”

里宾特洛甫前往总理府，看看元首对波兰的广播作何反应。没法子了，希特勒说，一切都动起来了。他很沉着。经过数周来的焦虑和怀疑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采取行动——他睡觉去了。也许，希特勒当晚得到的最大保证是（不久前，他曾对他的军事将领说过，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系为了赶鬼而与魔王签订的条约”）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称，在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后，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对德条约。

对希特勒说来，入侵波兰并不是战争，只是为取得理应属于德国的东西的一次行动，是一次区域性的行动，是英法两国在做了些挽救面子的姿态后必然会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的行动。他的副官们曾不止一次在餐桌旁听他说过，“如同对捷克人一样，英国人也会弃波兰人于危难。”

虽然他自己的“研究所”所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德波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便有可能出面干预，希特勒仍然不相信这点，因为它（据他的私人副官夏勃说）“扰乱了他的直觉的形成”。他更相信的是他个人的信念，即英法不会采取行动。“英国在恫吓，”不久前他对他的御用摄影师这样说，说完，他露出了罕见的顽皮的笑容，“我也是！”

希特勒最后决定战争的消息传到戈林耳中时，他正在他的专列上。他愤怒至极，把里宾特洛甫找来听电话。“现在，你那个他妈的战争已到手了！全是你搞的！”他喊完，便把话筒一扔。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或许，谁也没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经常警告元首，即若被逼得走投无路，英国必然会战斗。

9月1日，星期五，凌晨4时45分，在但泽港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德国巡洋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开始炮击这个小半岛——那里有一波兰军火库和88名士兵。与此同时，炮火也猛轰德波边界。接着，德军的步兵和坦克便大规模向东挺进。德国未正式宣战，一小时后，希特勒向其部队广播了一项文告。他说，“除武力对付武力外”，他别无选择。

在罗马，墨索里尼外表上很平静。几小时前，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同时也因为劝他小心谨慎的忠告像洪水般涌来，他做出了一个明智但又尴尬的决定：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元首给他发一份电报，解除他在联盟中承担的义务。希特勒迅速地草拟了一封隐藏着愤怒的复电。“本人相信，依靠德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有能力完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他这样说，并为墨索里尼未来能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于上午9时40分签发了这封电报，接着便前往皇冠剧院向国会发表演说。希特勒身穿灰色制服，步履轻快地走上舞台。旁观者都觉得奇怪。他穿的看来像军服，却又是新颜色的军服。他声音洪亮，讲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将他为何要进攻波兰的原委讲述出来，从头至尾使自己处于愤怒状态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方各大国竟认为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想法，他表示遗憾，“本人曾一再向英国施以友谊，以及，如果必要的话，紧密地合作。然而，单相思可不行，爱，必须有对方做出反应。”身在听众中的爱娃·勃劳恩对妹妹小声说：“这意味着战争，伊尔塞，他要走的——我会变得怎样呢？”

也许是因为即席，这篇演说并不是希特勒的最佳演说之一。为了使这篇演讲稿拿得出去见报，迪特里希办公室的赫尔穆·孙德曼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拼命修改语法错误和删除多余的字句。希特勒保证，他永远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接着便宣布，波兰军队在德国领土内放了第一枪，德国陆军不过是还击而已。“谁用毒打人，”他威胁说，“必然会遭毒还击。谁不顾人类福利之准则，谁便可指望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会打下去，不管打谁，直到帝国安全和权利得以确保！……此时此刻以后，我的全部生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属于我的人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成为日耳曼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所以，我再次穿上了历来对我是如此神圣、如此宝贵的军装。不到胜利我决不脱下军装——除非我死！”

听众尽情地欢呼。在疯狂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爱娃·勃劳恩在双手捂脸哭泣。“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对妹妹说，“我也死。”希特勒宣布，如他身遭不测，他的继位人是戈林。若帝国元帅也遭不测，赫斯将继其位。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决定，或许是即兴做出的，但它表明，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就是德国。

在剧院内，人们疯狂地高呼：“胜利万岁！”在剧场外，在街道上，人们却几乎安静得可怕——这是个吓人的对比。稀稀拉拉的行人，他们板着脸孔，似乎对未来的关切压抑着他们。25年前，8月的一天，德皇威廉宣战时出现的那种喜悦，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今天，街道上并没有心情急切的青年阿道夫，也没有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的希特勒。在1914年，大部分欧洲人都在战争中找到了解脱。“我们永远不应忘记，”D.H.劳伦斯在他坚决反对的那次战争时写道，“人类是双重的动机生存的：一为和平与增长，二为争斗与武力之凯旋。军事冒险与在争斗中取胜的胃口一旦获得满足，和平和增长的胃口便立刻显示出来——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条生存规律。”从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至今天，和平与增长均不见有多少。这一代人并不具有过无聊生活的最近的过去，没有冒险或逃避的欲望。这些德国人明白，上一次战争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战争是长期的、悲剧性的，也是不光彩的，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当爱娃·勃劳恩垂头丧气地与勃兰特医生一起步出剧场时，他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别发愁，勃劳恩小姐，”他说，“元首告诉我，用不了三个星期和平又会到来。”听到这话，她勉强一笑。

汉德逊打电报给伦敦说，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总理府去了，并对他的将领们说，他的政策业已瓦解，现在只有枪炮才能说话。希特勒先生忍不住了，没有讲完便离开了屋子。这可能是真的。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总理府。元首要见他。元首对达勒鲁斯所做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便责怪英国将此努力化为乌有。时至今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片刻后，他打断了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且指手画脚。戈林狼狈地将头一歪。“英国若愿打1年，我就打1年……”希特勒停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喊得更高，疯狂地挥舞着双臂。“英国若想打3年，我就打3年！”他握紧拳头，喊道，“如有必要，我就打10年！”他弯腰击拳，差点儿击到了地板。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却似乎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前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做恐怖状。“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一边说，一边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什么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信工具最现代化，但所做的答案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他的武官们也一样糟糕。“要不是因为早饭吃得太多，搞钝了脑筋，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在上述这些事件中，它比干练的专家给我的高见还有力。”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这，我没有多少怀疑。”哈利法克斯说。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抓着拉仁斯基的手说：“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我们同舟共济……英国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辞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辞。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虽早有所料，却仍大受震惊。梵蒂冈未予谴责，它通过赫隆德红衣主教秘密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希特勒谈判。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罗斯福的声明仅使他烦恼。此时，他的驻华盛顿临时代办又报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曾对德国新闻局的代表说过：“我们真可怜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政府业已自己宣告有罪。他们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现在英法两国和德国发生战争，这场浴血将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谈判用的方式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将美国的敌视态度归咎于受犹太人控制的报纸和“罗申弗尔德”总统周围的犹太人。他对此做出了报复：视德国犹太人为国敌，禁止他们冬季于晚8时后、夏季于晚9时后外出。不久，犹太人的所有电台都被没收充公。

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终于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当然，后者是仅让大使一人知道的（顺便提一句，也是让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知道的）。

上午9时30分前，汉德逊和考伦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声音虽然不大。这一次，他们并未鼻子对鼻子地争论，而是进行得很有分寸。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会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英国与德国人吵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竟允许自己受纳粹政府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那就是，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么，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1%。”两个小时后，赫维尔回了电话。电话里出现深沉的嗓音——里宾特洛甫。“你知道说话的是谁，”他叫对方不要说出他的名字，“你立刻去找你的密友——你知道我指的是谁（他指的是霍拉斯·威尔逊勋爵）——把这话告诉他：元首准备撤出波兰，如德国能得到但泽和‘走廊’上的一条通路，如英国愿意充当德波冲突的调停人，那么，德国便会赔偿损失。元首授权于你将此建议递交给英国内阁，并立即开始谈判。”

赫塞大吃一惊。是否有什么东西显灵，在最后的时刻使元首的思想开了窍，抑或这纯粹是文字游戏，看着德国人的战刀在头上飞舞，能做出多大的妥协？赫塞让里宾特洛甫将建议重述一遍。他重述了，并补充说：“不要有什么误解，你要再次指出，你是按希特勒的明确指示行事的，绝不是你个人的私人行动。”

赫塞给唐宁街10号挂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威尔逊一时没空，无暇见他。数分钟后，即晚7时44分，张伯伦步入下院，发表声明，“我们在那里等待着，与法庭等待陪审团的结论一样。”哈罗德·尼科尔逊回忆道。但是首相的演讲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他的声音有些特别，好像患了感冒似的。他是个陌生的人。我们原以为他会发表一篇激烈的讲话。但没有。”他向听众保证，除非希特勒将其武装力量撤出波兰，否则，英王陛下政府便肯定要采取行动，接着，张伯伦又断言，若签订这样的协议，便势必把事态推回到入侵前，这使听众又吃一惊。“就是说，德波两国就发生争端的原委进行谈判的大路是畅通的。但应明白，以此求得的解决，不但保护了波兰的最重要利益，而且也是在国际保证下取得的。”

换言之，张伯伦仍在摇摆不定（后来，据肯尼迪大使说，他说过“是美国人和世界的犹太人迫使他进行战争的”）。工党代主席阿瑟·格林伍德跳了起来；有人愤怒地高呼“代英国说话，阿瑟”。“我想知道，”他说，“当英国和英国所维护的一切，还有人类的文明，都处在危险中时，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

有谣言说，国会议员们准备反叛——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9时50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支支吾吾：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电话刚放下，赫塞便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的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明显地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地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在这个建议中”，他说，“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手。”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为公开道歉吗？如果可以，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一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

“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建议便流产，”赫塞绝望地说，“那么，人们便会相信，由于可避免而不愿避免，张伯伦要打这场战争。”

威尔逊考虑再三。“好吧，”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个仆人递给霍拉斯一张字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末了，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字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法国为伍。晚11时30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建议，”他说，“明日上午9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12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12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他补充说，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但他也怀疑。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11时。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窗外打着闪电。

据他的仆人说，元首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塞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塞与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时，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受斥后，工作还没完——约凌晨4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9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显然，这是一份可恶的文件，甚至可能是一份最后通牒。里宾特洛甫不想见他。此时，施密特刚好在旁，里宾特洛甫便叫他替他接见汉德逊。

9月3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他们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地处在大战的边沿。

哪一天早晨施密特都没有睡过头，偏偏在今天睡过了——他只在家中待了几小时。他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外交部。他看见汉德逊走进大楼，便从旁门跑了进去。上午9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听见有人通报汉德逊已到。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非常遗憾，”他深情地说，“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明。声明说，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的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汉德逊把这份文件递了进来。“本人实在抱歉，”他说，“竟把这样一份文件交给您，特别是您历来都乐于助人。”虽然汉德逊之精明能干不常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且对元首最终仍保留着幼稚的看法，但他却成功地驳倒了希特勒，连续几个晚上盯得里宾特洛甫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值得鼓掌的业绩。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人们焦急地问他任务完成得如何，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放学了。”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凭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末了，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猛然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为，”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都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一个电话；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做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做一妥协性的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山毛榉树下的一张折叠式大桌前——这里摆了个摊档。他喃喃地说，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他去伦敦。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但是这个瑞典人并不是独具慧眼（在纽伦堡，他悲哀地承认，他被希特勒和戈林领入歧途），戈林的装模作样可能欺骗了他。达勒鲁斯的幼稚程度可以从记载中关于他对此事所做的反应略见一斑：“眼见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如此失望，如此一筹莫展，我全身热血沸腾。我知其所为，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跳上汽车，直奔总理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过去两个月来他对我讲的每件事，都是真心实意的。”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做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虽有点儿浅薄——就此告终。

上午11时15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15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所做的答复——悍然拒绝。汉德逊读完后，抬起头来，发表议论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国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他祝汉德逊先生本人诸事如意。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

在伦敦——那是上午11时，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15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现在，让上帝保佑你们吧，让上帝保护正确的人们吧！”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伦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最先怨恨的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战火。这是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所带来的僵局。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么，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做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的——即使他已猜测到了——是，英国人该走多远就会走多远，多一寸也不走。尽管赫斯已有情报提供给国内，再加上其他情报资料，希特勒还是被其自身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没有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无须多少怀疑，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很是惊奇。“战争的消息，”伦敦的《每日电讯》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使俄国人惊讶。他们原以为会妥协的。”奇怪的是，苏联人对参加进攻波兰没有多大劲头，而里宾特洛甫则在当晚发给冯·德·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中邀请苏联参与对波兰的进攻。“依我们估计，”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对我们，这不但是一个解脱，也符合莫斯科协定的精神，以及苏联的利益。”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与随员们一起登上开赴前线的专列。在离开柏林前9分钟，元首向在最大的危机中不给予支持的盟友发了一份电报。与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不同，发给墨索里尼的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的，且充满了激烈的词句。希特勒说，他明白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他是“有意”选择发动战争这条道路的，他的信念“坚如磐石”。晚9时整，元首的专列缓缓开出车站时，他未发现信中的那份信心。相反，他的一名秘书，格尔达·达拉诺斯基注意到，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从未见他如此过。另一名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但是，在他的仆人看来，他是信心的缩影。他说，西方没有什么可愁的。英法两国会在“西墙”上“碰掉牙齿”。当列车东驰时，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请你注意，”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做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