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德国的反犹道路是曲折的。1933年首次对犹太人的限制并未产生多大的效果，好像元首是有意拿其原则去作妥协似的。这是否是一个用合理的方法即用那些只希望将犹太人控制住而不是将其迫害的人能够接受的方法，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个尝试？此后，党内的种族主义激进分子和政府以及民事部门中的温和派之间便发生了斗争，这一斗争于1935年夏季达到了高潮。此时，温和派采取的是攻势，公开反对继续虐待犹太人，理由是对商业不利。反对犹太人的“不法行为”必须结束——帝国银行总裁沙希特对一群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样说（这群人物包括内政部长弗里克、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和教育部长罗斯特）。否则，他警告说，他便无法完成重振经济的任务。例如，联合保险公司在埃及的犹太代理人，由于不断受到惊扰而辞职，把市场丢给了英国人。许多大犹太进口商都取消了订货。一个国家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允许犹太人经商，这种想法是荒唐可笑的。沙希特并不反对公开挂出“不要犹太人”的牌子，因为这种招牌甚至在美国也有，但他坚决反对施特莱彻之流挂出的诸如“谁买犹太人的货，谁就是人民的敌人”的路牌。这群有影响力的人一致认为，“野蛮的单独行动”必须停止，让犹太问题通过法律解决。

几个星期后，元首本人便采取了第一个立法步骤。在纽伦堡大会上，元首颁布了《保护日耳曼血统和荣誉法》，把一系列镇压措施合法化。官方的天主教的《圣职者报刊》立刻将这些措施合法化，认为这些措施“是保护日耳曼人民的质量的无可争辩的”措施。这样连施特莱彻也觉得满意，因为犹太问题正在通过德国的最好的法律系统“一件一件地”获得解决。“我们不把窗户砸碎，也不把犹太人砸碎，”他吹嘘说，“谁要是单独进行那种行动，谁就是国家的敌人，是个挑衅者，甚至是个犹太人。”

纽伦堡法律是希特勒用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比较温和的“可能接受的”方法，还是说，他在等待时机，实现其灭绝犹太人的梦想？不管属于哪种情况，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至少在目前，已从党内移至法律。结果，纳粹党内的激进的种族主义者怨声载道，对犹太人的仇恨越来越深。此后，由于希特勒执行发展计划，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但是，3年后，1938年，他们的仇恨终于爆发了。在慕尼黑、纽伦堡和多特蒙德，犹太教堂被捣毁，一个蹂躏犹太人的浪潮席卷了全国。“在库尔户斯坦达姆，”柏林来的外交官兼记者贝拉·弗朗姆写道，“全城贴满了漫画和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口号。门上、窗户上和墙壁上全用防水的油彩涂上了‘犹太人’一词。在穷苦的犹太人开设小商店的地区，我们发现，情况更糟。冲锋队把该地糟蹋得不成样子。那里到处都悬挂着犹太人被斩首、被吊死、被施重刑、被断肢的血腥的图画，其说明词下流至极，不堪入目。窗户被砸碎，在人行道上，在下水沟里，到处扔着从这些可怜的小商店里掠夺的财物。”

1938年11月7日，一名叫赫尔切尔·格林兹本的犹太青年在巴黎枪杀了德国外交部的一名小官，这件事为反犹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格林兹本的父母已被驱逐至波兰；他潜入使馆的目的原是要刺杀大使，却碰上了恩斯特·冯·赖特领事。赖特本人是反犹主义者的仇敌，受到盖世太保的调查。然而，原拟打在他上司身上的子弹却打在他身上。

“当犹太人并不犯罪，”格林兹本哭着对警察说，“我不是一条狗。我有权利活着。在这个地球上，犹太民族也有权存在。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被人像追逐野兽似的追逐着。”

11月9日下午，赖特与世长辞。当时，希特勒正在慕尼黑市政厅参加党的干部会议。赖特的死讯传到了希特勒耳中。他离开了会议室，与戈培尔交谈了片刻，然后便踏上了他的专列。戈培尔回到会议室后宣布，赖特之死在库尔赫森和马格德堡安赫尔特地区激起了反犹的骚乱。他说，元首已决定，若骚乱自发地遍及全国，不必加以阻止。

党的领导人把这一指示理解为，既要组织示威游行，又要弄得好像与己无关。然而，冲锋队头子卢泽如果不是误解了戈培尔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希特勒曾授他这一指挥权。他将在场的队长集合起来，令他们不准参与任何反犹行动。在冲锋队的官员们传达卢泽的指示（在某些地区被置之不理）的同时，党的领导人也用电话向各省传达了与此相矛盾的指示。

开始时，党卫队并未参与捣毁商店和焚烧犹太教堂的行动。在得悉戈培尔下令集体屠杀犹太人后，希姆莱还令其手下不得过分抢掠，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命令是以宣传部的名义下达的。我本人怀疑，长期以来就对权力梦寐以求的戈培尔，为争权，并出于头脑空虚，在国外政治局势严重的情况下，发起了这一行动。”这一谴责之词也许只供存档使用。几小时前，希姆莱本人曾在为党卫队将领们作的秘密报告中猛烈地攻击犹太人。他说，犹太人一心想将德国毁灭，因此，必须用“空前未有的残酷手段”将他们逐出帝国。德国在这场反犹的全面战斗中若不能取胜，“真正的条顿人便不会有藏身之地，人人都会被饿死或杀死”。

如果说希姆莱是反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恐怖主义的话，那么，他的主要助手却在尽全力火上浇油。深夜过后不久，海德里希便向党卫队保安处和警局各总部及分部发出电话传真指示，令他们与党和党卫队领导人合作，“组织示威游行”。“目前监狱能容纳多少人”，便逮捕多少犹太人，特别是有钱者，“眼下只抓年纪不太大的、健康的犹太人。一旦将他们逮捕，便需与适当的集中营联系，尽快将他们关进集中营”。

对德国犹太人而言，这是个绝望的夜晚——警察成了破坏和殴打的袖手旁观的见证人。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发现一名警察在一个被洗劫一空的鞋店前哭泣——原来，他的职责是维持秩序，但事与愿违，他一筹莫展。按官方的统计，814家商店、171个家庭被捣毁；191所犹太教堂被焚毁；36名犹太人死于非命，36人受重伤。但，海德里希本人也承认，这些数字“肯定被大大缩小了”。

奥托·托利许斯致电《纽约时报》说，他刚目击一场“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从未出现过的毁灭浪潮。“几乎在每一个城市，从一早开始，便出现了烧杀抢掠，持续了整整一天。众多的人群，但往往是沉默不语的人群，在袖手旁观；警察只在指挥交通，并‘保护他们’大规模地逮捕犹太人。”

国外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这次暴行也得到了一个难忘的名字——因窗户大量被砸而得名——“水晶之夜”。德国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被称为野蛮的国家。众多的德国人同意此说；党的许多官员与希姆莱一起，谴责戈培尔的暴行。经济部长的夫人丰克太太听见自己的丈夫在电话里骂戈培尔：“你是不是疯了，戈培尔？把事情搞得如此乱七八糟！做德国人真是羞耻！我们在国外的威信扫地了。我日日夜夜在为国家保存财富，你却随心所欲地往窗外扔。此事如不立即结束，你会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戈林当面向元首抱怨说，这些事件使他无法完成他的任务。“为‘四年计划’，”他后来证实说，“我尽力将经济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在向全国作的多次演讲中，我要求全国人民将每个牙膏瓶、每一个锈钉、每一块废料都收集起来使用。现在，一个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一方面毁坏了如此众多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在经济生活中闯出如此多的乱子，从而打乱了我的本就困难的计划。这是不能容忍的！”据戈林说，希特勒听了此话后，“他为戈培尔开脱，但总的看来，他也同意，这些事是不该发生的，日后不允许它们再发生。”

希特勒已在给人以这种印象，即他本人对“水晶之夜”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在抱怨。“太可怕了，”他对特鲁斯特太太说，“他们把一切都给我毁了，好像象群进了瓷器店一样……比这还要糟糕得多。我原抱有伟大的希望，要与法国达成谅解的。而现在……”但是，被从伦敦召回慕尼黑参加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的弗里茨·赫塞说，在“水晶之夜”开始行动之际，他曾听希特勒亲口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在晚餐中间，当元首在吹嘘他如何在慕尼黑恫吓住了英法两国时，有个副官在戈培尔耳边嘀咕了几句。他转身对元首也嘀咕了几句。开始时，赫塞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同桌的人都不作声，他才听清。原来，宣传部长是在向元首解释他和冲锋队在几个小时后就要发动的一次袭击犹太人的店铺和教堂的大规模行动。赫塞回忆说，毫无疑问，元首是批准了这一行动的。“希特勒高兴得尖声笑了起来，兴奋得拍了一下大腿。”（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也从戈林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当波比茨说“水晶之夜”的肇事人应受到惩罚时，德国元帅冲口说道：“亲爱的波比茨，你是否也想惩罚元首？”）

次日，赫塞拜访了里宾特洛甫。对于未被请去参加前一天的记者招待会，里宾特洛甫仍愤愤不平。首先，他将慕尼黑会议称为第一流的蠢举。它的全部意义在于将敌对行动推迟一年，到那时，英国将强大得多。“请相信我，战争不如现在就打才好。我们拥有军事上的所有王牌。谁知道一年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最糟糕的是，元首自以为已将英国人吓住了。“多年来，我一直想使他明白，他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英国人，因为他们很危险。但，他就是不信……反之，他却到处瞎走，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昨天，你亲耳听到了！至于戈培尔那个小杂种，你有没有听说他那一伙到处在胡作非为？这些笨蛋把犹太人的店铺砸了——而这些店铺历来是雅利安人的财产。他们把我的好戏给破坏了。”（战后，有人宣称戈培尔与“水晶之夜”无关。在为此做出回答时，戈培尔的私人顾问里奥波尔·古特勒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该保证书大致说，戈培尔承认自己在1942年与一小部分人有牵连。据报道，戈培尔曾说过：“持坚定立场，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清除出去，充其量只能做到目前这种地步。所以，我们便决定：‘好吧，我们把大小街道一齐动员起来，用那种方法在24小时内解决问题。’”）

尽管希特勒一再向温和派表示抗议，集体屠杀却仍在继续。至11月12日，估计被运往集中营的犹太人就达两万人。同一天，曾以经济原因为由反对破坏财产的戈林，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以便决定由谁负责赔偿。他一开始便宣布，此次会议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接着说的一番话意义有多大，是听众当时无法度量的。“我收到鲍曼一封信，是奉元首之命送来的。信中要求现在便用某种方法将犹太人问题一举加以永远解决。昨天，元首来电话再次向我指出，应协调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在这一指示的鼓舞下，与会者一致同意，损失应由犹太人负责赔偿，所采取的形式是：向犹太人罚款10亿马克。

“我当然不愿当一名德国犹太人！”戈林说。在长达4小时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戈林做了一个阴郁的预测：“在最近的将来，若日耳曼帝国与外国发生抗争，不消说，它首先要在国内与犹太人摊牌。”另外，元首也即将向那些关心德国犹太人处境的外国建议，将犹太人押解到马达加斯加岛上去。“11月9日，他对我做了解释，”戈林最后说，“他还想对其他国家说：‘你们为什么老在谈论犹太人？把他们拿去好了！’”

正当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全部消灭的计划实施时，其他德国人，包括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内，都在私下里对“水晶之夜”的过火行为深表关切。政府的官僚和党的领导人深知，这些暴力行动历来是控制不住的，他们便抗议说，集体屠杀的代价太昂贵了，在反对犹太人的战斗中几乎不算取得什么成绩。其他人则对此种行动的非人道表示反感，但除小心翼翼地发几句牢骚外，什么行动也未采取。例如，格哈特·霍普特曼向一名友人抱怨说，希特勒把德国给毁了。“这个渣滓将给世界带来战争，这个可怜的小丑，这个纳粹的刽子手，正把我们领入战争的世界，领至毁灭！”既然如此，霍普特曼为何不像鲍曼和茨威格那样，用移居国外作抗议？“因为我是个懦夫，”这位著名的剧作家答道，“你明白吗？我是个懦夫！”

那些人，除了未用报复手段外，对希特勒的咒骂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在美国，几乎每家报纸、电台的每一篇评论，都愤怒地对“水晶之夜”做出反应。狄克霍夫大使自华盛顿给外交部写信说，他“希望目前席卷整个美国的风暴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平静下去，使我们得以再次工作”。直到“水晶之夜”前，他报告说，大部分美国人对反德的宣传都置之不理，现在呢，连美国的日耳曼人都怒不可遏了。“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除一些例外，那些彻头彻尾拥有反共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犹的、颇受尊敬的爱国团体，也避我而去。犹太报纸比先前更加言辞愤激，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迄今为止仍与我们保持合作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同情德国的犹太人。杜威、胡佛、赫斯特等许多美国人士，也公开对德采取强硬的态度，这却是个严重问题……近来，从总的气氛看，抵制德货的思想犹如火上浇油。眼下，贸易谈判是不能考虑的。”

罗斯福总统难得地对此进行谴责，使全国的愤怒达到了高峰。在11月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宣读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从德国传来的消息使美国的公众舆论深为震惊。“我本人也难相信，此事竟然会在20世纪的文明下发生。为了取得德国局势的第一手资料，本人已令我国驻柏林大使立刻回国述职并磋商。”但是，官方的谴责仅限于口头；美国继续与第三帝国保持贸易关系。

也许，国外的抗议对希特勒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水晶之夜”后一周，希特勒支持了文职人员任用制——该制度保护半犹太血统中的“日耳曼血统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像国社党那样，把半犹太血统看作是“犹太影响”的传播者。他的支持表现在他签署了《帝国公民法首项规定》。这项公民法把所谓的非雅利安人纳入肯定的范畴。根据该法的定义，至少祖籍三辈是犹太血统的，或祖籍两辈是犹太血统且信奉犹太教或与一犹太人结婚者，才算是犹太人。

接着又出现了奇特的一类：半血统。这系指祖辈只有一人系犹太血统，或祖辈双方有犹太血统但既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一犹太人成婚的那些人。这实际上，非雅利安人被分成两类，“半血统”者不再受到镇压。希特勒将大笔一挥，便使被他所憎恨的敌人中的一大部分人从他的愤怒下死里逃生。是他灭绝犹太人的决心有所弱化了呢，还是又在等待适合的时机才当机立断地行动？或者，由于在他的祖辈中，有一方可能有犹太血统，他便有意无意地企图拯救自己？“半血统”的规定还救了耶稣，因为，按希特勒的论点，耶稣虽是上帝之子，但祖辈都有犹太血统，他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犹太人成婚。

自青年时代起，希特勒便对民主国家及其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的本领嗤之以鼻。因此，对1938年整个下半年西方发出的抗议，他不像他忠实的追随者那样关切。例如，鲁道夫·赫斯就异常沮丧。12月23日，他便与元首早期的追随者布鲁克曼一家坐了两个小时。他告诉他们，他曾哀求元首阻止集体屠杀，却徒劳无功。

对于这些老一辈追随者的变节，希特勒想必是知道的。但在新年前夕，他仍兴致勃勃，穿起燕尾服，出席在贝格霍夫举行的新年庆祝晚会。“我姐姐，”伊尔塞·勃劳恩在日记中写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穿得像样一点儿。‘你看看墨索里尼，’她常说，‘他还有一套新制服。你呢，戴的是邮差帽！’”他吻了伊尔塞的手，并说，他们姐妹俩都是美人。“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胸前的汗珠大个大个地冒出来，我连说‘非常感谢’的勇气都没有——虽然，我曾下定决心要发一大通议论。”

在接受了客人和手下的正式祝贺后，希特勒参加了条顿人的一个古老的仪式。人们将熔化的铅倒入一小盆水中。据说，盆中的铅是何形状可决定人们的前途。“希特勒对结果似乎不满意，因为事后他坐在扶椅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炉火，几乎整晚都没有开口。爱娃为他担心极了。”

数天后，一群银行家群起而攻之，反对希特勒庞大的重新武装的计划，这使元首的情绪更坏。“帝国的无边无际的开支，”由帝国银行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起草、由各银行总裁签署的备忘录写道，“是对货币的最严重的威胁。开支的巨额增加使我们无法做出正常的预算；即使加紧税收，它也使国家财政走向崩溃的边缘。同样，它也破坏了帝国银行及我国的货币。”沙希特警告说，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政策，我国的货币是难以维持稳定的，“停止这种做法的时机已经到了”。

沙希特知道，希特勒肯定会怒不可遏的，因为他这一说实际上是要结束军事冒险。他把自己的所为告诉了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并说，他准备被解雇（他业已丢失了经济部长的职务，由瓦尔特·丰克接替了他，丰克的权力立刻便被戈林以‘四年计划’主任的名义吞并）。财政部长说，如沙希特走人，他就主动要求解职。然后，他便草拟了一份类似的备忘录，送给了希特勒。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1939年1月19日深夜，沙希特的电话铃响了。他受令于次日上午9时前往面见元首。在这个时间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希特勒很少在凌晨3时前上床。据沙希特说，元首当时开门见山就说，“我叫你来，目的是要告诉你，你被解除了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这是解职书。”沙希特接过了解职书。“你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图景格格不入。”希特勒说完，等待了片刻，看沙希特有何话说。沙希特依旧沉默不语。接着，希特勒便斥责了他一番，说他不该在圣诞之夜有银行工作人员参加的晚会上谴责“水晶之夜”。“假若我先知道这些都是您批准的，”沙希特终于说话了，“我便可能保持沉默。”

这个回答似乎令希特勒吃了一惊。“反正，”他愤慨地说，“我太伤心了，不想跟你再谈下去。”两人于是商定，沙希特出国作长途旅行。此后不久，沙希特便去了印度。搞掉了他，希特勒如释重负。“若是搞强硬措施，”后来，希特勒对其内层人士说，“沙希特是一颗无价珍珠。”但是，每次叫他拿出性格力量来时，他总是拿不出来。

沙希特被解职后，很快，魏德曼上尉便被召至冬园。近几月来，希特勒待他越来越冷淡，而魏德曼也猜到了自己也会被开除的命运。自“水晶之夜”以来，元首似乎就生活在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世外桃源中。每当魏德曼试图讨论体制上的缺点时，希特勒总是对他置之不理。

“身居高位，或置身于内层的人们，若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就毫无用处。”他简明扼要地对魏德曼说，“我解除你作为我的私人副官的职务，委派你为旧金山领事。对此新职，你可接受也可拒绝。”魏德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此职，但说，希望不要减他的薪水。听到这里，希特勒的语调缓和了一些，“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这样，经过四年紧密相处后，这两个战时的同志便在互无怨恨的情况下分手了。

沙希特与魏德曼的下台标志着约瑟夫·戈培尔重新获宠——他的失宠系他寻花问柳的行径使然。“每个女人都使我热血沸腾，”他在二十多岁时的日记中写道，“像一匹狼似的，我来回徘徊。”与玛格达结婚后，他也没有节制。与此同时，他与众多女人保持性关系，且从不公开妥协。就是说，直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夏天他爱上了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时为止。玛格达原以为这不过是通常的打情骂俏，后来，到1938年，她失去了耐性，要求离婚。对同性恋行为，希特勒曾表现出惊人的宽容，但是，对于党的领导人抛弃曾助他取得权力的伴侣之举，他却非常难过。他要戈培尔与那个女演员断绝来往。开始时，戈培尔拒绝了，并提出辞去其部长职务，愿到日本或其他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后来，他在压力面前屈服了，放弃了他的伟大的爱情。在警方的“劝告”下，巴洛娃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她一走，希特勒马上把戈培尔全家召到贝格霍夫。戈培尔夫妇和三个孩子在克尔斯坦茶馆门口照的照片，被公开发表，以证明这家人诸事如意。

这些戏剧性的妥协表演，刚好发生在“水晶之夜”前几个星期。失去丽达·巴洛娃的痛苦——以及想在诸如希姆莱和罗森堡等人（他们觉得，戈培尔丑闻“给党的道义地位带来最严重的一击”）面前恢复名誉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令他在11月的“水晶之夜”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

戈培尔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有了新看法的时候。不久前，希特勒曾前往特鲁斯特太太在慕尼黑的画室。她敦促希特勒重新起用亚瑟·皮希勒这位犹太作曲家，允许他在奥格斯堡音乐学校里任教，为什么犹太人就不能个别看待呢？她争辩说。她所认识的那几个犹太人，不但是本行业中的行家，而且也是宝贵的人才。

“那都是你的经历，”希特勒想了想后说，“假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可能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但，我的经历大不相同——像我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样。”他必须把德国人民的命运看得高于一切。“犹太人独立生活着，为自己的法律服务，从来不为他成为公民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而活着，或服从于那里的法律。他不属于德国人民，在我们中，他仅仅是客。但，做客也与1918年至1933年这个时期不同。那时，他们霸占了艺术界、文学界、新闻界、商界和银行界的最高职务。让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使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能安全地生活，并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番话是为拒绝她“原则上”的要求而说的。奇怪的是，当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时，他一反常态，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1938年初，伪称捷克在边境上调动军队曾促使希特勒过早地采取行动一样，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并促使他寻找对付他们的新办法。1939年2月21日，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观性。“我们的友善不外乎是软弱，我们也觉后悔，”他说，“这些害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他们绝不会像1918年11月那样，逃脱惩罚，“与他们算账的日子到了。”

几天后，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知，指出犹太人问题系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德国对犹政策的最终目标，”通知说，“是实现住在德国领土上的全体犹太人的移民。”自国社党降临以来，只有10万多一点儿的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在新的东道国安家落户。这个移民数量虽小，但已引起美国、法国、荷兰和挪威各国本土居民的抵制。尽管德国在道义上进行了谴责，西方国家像隐士一样，将边界封闭，不准希特勒的犹太人入境。这个地方突然反犹的火药味十足，这就证明将犹太人大规模运送出境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知在结尾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在将来将犹太人问题获得国际解决，它决不受对‘被驱逐的犹太小教’的虚伪同情所左右，而是基于各民族的成熟的认识，即犹太人将给各国的民族生存带来危险”。

1月29日，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其突然改变了的战术。在庆祝纳粹党掌权6周年的大会上向国会做的演讲中，他向世界犹太人宣战。意味深长的是，在几个小时前，他曾令海军在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他攻击说，英国、美国和法国，“至今仍不断遭到犹太和非犹太鼓动家的煽动，仇恨德国和德国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静和平罢了。他说，这些旨在带来战争的谎言及企图，丝毫影响不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这也是自他上台以来首次挑开最终计划的面纱：“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历来是个预言家，也常因此遭人耻笑……我将再次做个预言家：如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寡头将各国再次抛入世界大战中，那么，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消灭！”他这个偏执狂是在向犹太人高喊：“住手！你们在逼迫我杀你们！”

在过去一年中，希特勒毁灭了一个主权国家，瓦解和瘫痪了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令西方卑躬屈膝。1939年预示着更大的政治征服。1月1日，墨索里尼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德国在去年秋天所做的提议，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从只起宣传效果的条约变成不折不扣的军事联盟条约。“在这个月中，”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他计划让公众舆论接受他的观点——对公众舆论，他不屑一顾。”理由是墨索里尼生怕与西方发生战争，但现已是不可避免了。

在新年文告中，希特勒宣布，德国政府的希望只有一个：“……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希望能为世界的和平成功地做出贡献。”在他的“和平”计划中，下一个步骤是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段时间以来，对《慕尼黑协定》，他深觉后悔，因为，很明显，他原可把整个捷克吞并而又不会遭到报复的。现在呢，他却要寻找某种人们接受得了的借口，以便向捷克进军，把残留部分拿到手。

2月，他令戈培尔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政府的宣传攻势：它仍在信奉异教的日耳曼公民中制造恐怖，在苏台德地区边境集结军队，暗中与苏联密谋，并粗暴地虐待斯洛伐克的居民。最后的一项指控是最有成效的，因为斯洛伐克的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早就对此诱饵跃跃欲试，并开始提出实行完全独立。这种局势是爆炸性的，若捷克政府中某个经验不足的高级官员稍有不慎，另一个危机便会随即出现——授希特勒以他所需之柄。

在伦敦，由于德国外交部官员埃里希·科尔特提供了一份假报告，反绥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了。科尔特密告一名英国官员，说希特勒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轰炸伦敦（这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故作之举，目的在于使英国与德国发生战争。这只是科尔特及其他与这一阴谋有关的外交部官员发出的一系列的假情报之一）。张伯伦对轰炸之说很是认真，特别为此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虽然未有纳粹飞机出现，但怀疑的温度仍在上升。英国驻柏林大使汉德逊也奉召回国述职，并就希特勒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做出汇报。汉德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大臣贾德干相信，德国人“并未考虑立刻进行冒险，他们的指针正指向和平”。狡猾的贾德干并不那样乐观。他说，希特勒的意图是“极可耻的”，但他也不太相信希特勒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

汉德逊回到柏林后，继续发来乐观的估价时局的报告。他报告说，关于纳粹要在乌克兰或者荷兰进行冒险的谣言已销声匿迹，“虽然某些人士说，目前的平静可能是另一次风暴的前奏，但我本人目前并不持如此悲观的观点。”

然而，到次日晚，希特勒在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宴上的行动，却令他担心。“在这次晚宴上，在汽车展览会上表现出来的友好，已明显地消失了，”汉德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双眼紧盯着我的右肩，只讲一般的话题，但也强调一点：中欧，没有英国的事，别老干预德国。”元首的态度虽然令汉德逊“模糊地感到有点不安”，但在下一次给伦敦的报告中却也未提到这点。

德国的阴谋很快便昭然若揭了。3月6日，英国驻捷克大使牛顿从布拉格发回的报告说，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系“似乎朝危机的方向发展”。由于斯洛伐克要求财政援助，事态便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在这件争执中，德国起了什么作用”——德国若插了手的话——“这还有待人们去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的商业部长和交通部长，在专家的陪同下，于上星期访问了柏林。”

因为某种原因，这封电报被耽搁了48小时。至此时，汉德逊已从“模糊的不安”中苏醒过来。3月9日，他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表示坚信，希特勒和德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希特勒本人曾在世界大战中作过战，强烈地反对流血或导致德国人死亡的任何方法。”纳粹的极端分子虽有可能吵着要继续进行侵略，但作为煽动政治家的希特勒，却倾向于讨好多数，而不是讨好疯狂的少数，“因为我无法找到可以证实希特勒已发疯或处在发疯边缘的理论的论据，这也是我为何会认为他今天想的并不是战争的原因之一。”

当晚，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艾米·哈查——他曾承认自己不太懂政治——终于犯下了希特勒一直在坐等的一个大错误：他解散了斯洛伐克政府，并令部队准备开进斯洛伐克地区。次日，星期五，哈查宣布实行戒严。

希特勒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他取消了前往维也纳参加德奥合并的庆祝活动的计划，以便为下一次入侵做好准备。他原怕苏联会匆忙援助布拉格，但这小小的恐惧也几乎立即消失了。即使哈查已不得不求助于戒严令，斯大林却在第十八次党代会上说，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西方利用苏联为它们火中取栗。这是与苏联的政策相一致的：他们公开宣布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忠实盟友，却一点儿险也不愿冒。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是：根据与捷克签订的条约，只有在法国采取行动后，苏联才能提供援助。

星期六，即希特勒最喜欢起事的日子，他以通常的灵巧采取行动了。首先，他指示凯特尔将军起草一份最后通牒，强令捷克不准抵抗，服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军事占领。接着，他又向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土内的特工人员发出了破坏的指示。与此同时，汉德逊正在给哈利法克斯打电话，要他谨慎行事。他怀疑“希特勒先生此时是否已做出任何决定。所以，本人认为，在本周末不在国外说任何话或发表任何文章是极可取的，因为这会促使希特勒匆忙采取行动”。

什么也不需要。当晚，希特勒派遣两名奥地利傀儡领导人，在五名德国将军的陪同下，乘车过了多瑙河，进了布拉迪斯拉发，冲进斯洛伐克新内阁的会场。他们让阁僚们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但新内阁企图拖延时间，声称他必须首先与布拉格政府讨论局势。前任总理约瑟夫·提索——原是个罗马天主教神父——原被扣押在一座寺院里；现在，他突如其来，戏剧性地出现了。原来，身体肥胖的提索神父（“我性子一起便要吃半磅火腿，这才解馋”）越狱脱逃。他要求斯洛伐克新内阁于3月12日即星期天上午开会。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提索透露：他已获得“邀请”，去柏林见希特勒。他说，他是在不是德军就是匈牙利军占领的威胁下接受这一邀请的。3月13日晚7时40分整，里宾特洛甫将提索领进希特勒的办公室。元首表情严峻，愤愤不平；两名最高军事领导人即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分列左右；命令业已下达给陆军和空军，令他们做好准备，于15日早晨6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指责说，“是多亏了德国才未被进一步肢解。”可是，捷克对德国表现出来的巨大自制力并不领情。他提高嗓门问，他们玩的是哪一种把戏。他认为，斯洛伐克是想独立，他之所以阻止匈牙利占领这块领土，原因也就在于此。有个问题他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澄清。说这几个字时，他一声比一声高；然后，他把问题直接向提索提了出来：斯洛伐克想还是不想独立？“明天中午，”他说，“我将采取反对捷克的军事行动，由冯·勃劳希契将军完成。”他指了指这位总司令。“德国并不想将斯洛伐克纳入它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立刻宣布斯洛伐克独立的原因。否则，我就对它的命运不感兴趣了。为了让你选择，我把时间定在明日中午以前。到那时，捷克就会被德国这架压路机压碎！”

提索迟疑了片刻，然后给布拉迪斯拉发的内阁挂了个电话，并用德语说，他是在元首办公室挂的电话。他要他们明日上午召开斯洛伐克议会会议。当他确信不知其所以然的听电话者明白了他的话时，他便把电话挂了。他及时赶回布拉迪斯拉发，向议会宣读了由里宾特洛甫起草的独立宣言。反对宣言的势力垮掉了，一个名义上独立的新斯洛伐克便宣告诞生。

当天下午，在伦敦，张伯伦单枪匹马地在下院英勇地回答关于政府为何不与希特勒对垒的各种愤怒的质问。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跑到哪里去了？一个批评者问。他反驳说，那个保证只在无缘无故受到攻击时才适用。他说：“未发生此类的侵略。”

正当张伯伦在议会里寻找各种借口时，希特勒采取行动了，而且，与通常一样，把它弄得好像是反行动似的。这出戏的最后一节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被过去几天来的事件搞得昏头昏脑又糊里糊涂的哈查，此时要求紧急会见元首——这是苍蝇自己要求进蜘蛛网。

在吊了哈查的胃口数小时候后，希特勒终于同意见他。心理上已被粉碎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女儿和外交部长的陪同下，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由于心脏衰弱，他不能坐飞机前往。

正当哈查离开布拉格时，一个曾常常在近处看见希特勒的英国记者来到了布拉格。此人就是塞夫顿·德尔默。他发现，在文塞斯拉斯广场附近咖啡店的常客们，依然在悠闲自得地喝咖啡，不知外界有何事发生。黄昏时分，脚穿白袜的苏台德日耳曼军突然从天而降。他们六人一排，列队进入广场，打着纳粹旗帜，口中高喊：“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跟在他们后边的，是打着捷克的三色旗的法西斯合作者。开始时，人们听从命令，向纳粹旗敬礼。后来，工人们涌到广场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给游行者让路。斗殴爆发了。警察支持的是游行者，他们边行进边高喊：“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个元首！”如果说，布拉格只是象征性地失陷给德国，那么，捷克的工业重镇摩拉夫斯卡、奥斯特拉发——位于波兰边界——却在事实上已落入德国之手。希特勒卫队的精兵已在天黑后不久占领了这个地区，目的在于保护这个现代化钢铁厂，防止被波兰人占领。

在柏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正集中在总理府的客厅内看电影《大势已去》。坐在希特勒身旁的是凯特尔将军。如果必要的话，凯特尔将随时发出入侵的执行令。晚10时40分，布拉格开来的火车抵达了安哈尔特车站，但直到午夜后一个钟头，希特勒才召见哈查。他对凯特尔说，他之所以要等待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他要让这位老先生好好休息一下，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然而，这个拖延却增加了哈查的不安。待他与外长契瓦尔科夫斯基打党卫队的仪仗队前走过、进入希特勒的书房时，他的脸“紧张得红了起来”。

哈查向希特勒做了个私人呼吁，声言他从未与政治混在一起。他卑躬屈膝，请求希特勒饶恕。“他坚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已在元首手中，”德国的官方记录这样写道，“他也相信，只要在元首手中，它就安全无恙。”

即使如此奴颜婢膝，哈查也免不了要受希特勒一顿呵斥。在将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等人所谓的胡作非为重复说了一遍后，希特勒攻击说：“在新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精神仍然活着，虽没有表面化。”在希特勒的进攻下，哈查这个可怜虫步步退缩。突然，希特勒——出于同情或改变战术的需要——补充说，他并不是不信任哈查，他的“结论是，总统虽然老迈年高，此次来德，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大有好处，因为过不了几个小时德国就要干预了”。

哈查及其外长好像成了石头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希特勒继而说，对于任何国家，他都不怀敌意，他依然相信哈查的忠诚。这就给了他们一点希望之光。但是，随着希特勒宣布贝奈斯精神依旧在发扬光大，这点希望之光也就熄灭了。希特勒说，在星期天，大局已定了。令德国陆军入侵的命令业已下达，将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帝国的命令也已下达。

这两个捷克人目瞪口呆地坐着。希特勒宣布，他的军队将于清晨6时，从各个方向开进他们的国家；德国空军则将占领捷克的所有机场。

希特勒软硬兼施，又是威胁又是许诺。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决定，哈查便可为捷克斯洛伐克服务。他必须迅速行动——不然，到6时德国的陆军和空军就要行动了。“如我将此威胁付诸实施，我将不可弥补地要丢脸，”几年后，希特勒回忆说，“因为在我提到的时间里，我们的机场上空将大雾弥漫，没有一架飞机能够出去。”

他建议，哈查及其外长两人先私下商量一下，看事情该怎么办。哈查说：“问题已相当明显了。”此语一出，希特勒松了一口气。他承认，抵抗是蠢举；然而，在不到6小时内，他怎能控制全国？希特勒回答说，这好歹也得做到。接着，他又满怀希望地说，他已看到了“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的曙光。“如果你们决定抵抗，”他声色俱厉地说，他看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被消灭”。

希特勒说完这番带噩兆的话，会见便告结束。当这两个六神无主的捷克人被带至邻室时，里宾特洛甫在给布拉格挂电话。由于线路出了故障，译员施密特被令再次拨号。拨号时，他听见戈林在邻室喊，说哈查已昏过去了。于是，人们连忙传话让莫雷尔医生进来——原来，莫雷尔医生早被叫来值班，以防年迈多病的捷克总统随时需要他。施密特暗想，哈查若有不测，明天全世界都会说他是在总理府被谋杀的。就在此时，布拉格的线路通了。施密特前去叫哈查，惊奇地发现他已醒转过来——这该感谢莫雷尔医生打的一支维生素针。哈查来到电话机旁。在将发生的情况转告内阁后，他建议投降。

与此同时，施密特在打一份官方公报的清稿——公报是事先草拟好的。公报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满怀信心地把捷克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日耳曼帝国元首。这份公报实质上是一份投降书。哈查要求莫雷尔医生再给他打一针。注射后，哈查精神好多了，拒绝在公报上签字——尽管里宾特洛甫和戈林在一旁不断催促。据法国的官方报告说，两人于是便无情地追逐那两个捷克人。“公报就放在桌上，他们绕桌子追逐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不断把文件推到他们跟前，将笔塞在他们手中，口中不断在说，如果他们继续拒绝，在两小时内半个布拉格就会被炸成废墟，而这还只是开始。数以百计的轰炸机正在待命起飞，一份命令将于早晨6时发出，假如他们不签字的话。”（戈林在纽伦堡承认，他曾对哈查说过：“如不得不轰炸美丽的布拉格，我将觉得遗憾。”但他并不想这样做，因为“不进行轰炸，抵抗力量较容易分崩离析。不过，我想，像那样一件事或许可作为一个论据，加速整个事态的发展”。）

哈查最终让步了。他脸色通红，双手发抖，于凌晨3时55分签了字。签完后，他转向莫雷尔医生，感谢他为他治病。签字笔刚从哈查麻木的手指中间掉落，希特勒便急忙离开会议室，冲进自己的办公室——室内，两名中年秘书正在等候。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回忆，他当时脸部变形了，喊道：“快！孩子们，吻我吧！快！”施洛德和乌尔夫亲了他的双颊。“哈查刚才签了字，”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胜利！我将作为一个德国伟人载入史册！”

尽管夜已很深，希特勒仍无睡意，还在品尝这次胜利。“我为这位老先生难过，”他私下对霍夫曼和其他心腹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动感情是不合时宜的，还可能会危及成功。”

莫雷尔医生插嘴说，要不是有他，公报恐怕签不了。“谢谢上帝，”他说，“好在有我在场，及时给他打了针！”

“去你妈的针！”希特勒喊道，“你把老先生弄得精神奕奕，我还怕他会不签字呢！”凯特尔把这个庆祝会暂时打断了：他报告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执行令已发下去了，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说，除非遇到抵抗，否则不要开火，即使到此时，在诉诸武力前，也可能还会有谈判的可能的。他请求希特勒允许他退场。希特勒指示他几小时后前来报到，以便陪同元首登上开往捷克边境的专列。

3月15日拂晓，两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吓得脸如土色”，来到布拉格美国公使馆，要求避难。据他们透露，他们是在德国的捷克特务，被当地的盖世太保查明。“我把他们打发走时，他们的脸在抽搐，嘴唇在抖动。”乔治·凯南回忆说。片刻后，根据上级的指示，他不得不将这两个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德国难民押解到被大雪覆盖的大街上去。在那里，“他们不过是受人追逐的动物罢了”。接着前来的是一个相识的犹太人，使馆只允许他待到能令自己镇静时，“很可怜，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整个上午都是如此。”

在伦敦，首先听到入侵消息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他是从驻布拉格大使那里听来的。数小时后，汉德逊从柏林打来电话，要他的上司推迟贸易署总裁访德的行程，“在我看来，阻止德国‘恢复秩序’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本人反对在此紧要关头有任何英国内阁部长来访。”

不到一个钟头，汉德逊又打来电话，宣读了希特勒与哈查签署的协议。上午11时，他用电话口述了希特勒刚发给德国人民的公告内容：自星期天以来，公告说，在捷克的许多村庄里都出现了反对日耳曼人的“野蛮的过分行为”，受害者和受迫害者提出的呼吁与日俱增。

大为震惊的汉德逊至少应明白，这次他出使柏林“最终翻了船”。“我把去柏林看作是伤害灵魂的工作，这你怀疑吗？”他匆忙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封非正式的信，“希特勒又在铤而走险了。”

在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直到那值得纪念的3月15日的中午才醒来。“我必须第一个到布拉格。”他一边穿衣一边对男仆说。越接近边界他便越紧张。大半晌后，希特勒一行在边境附近下车，转乘汽车前往。希特勒坐的是第一辆车，坐在司机肯普卡身旁。由1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冒着大风雪，缓缓前行。车队从双方空荡荡的海关驶过，不久后，他们便碰上了在风雪中挣扎着前行的德军。肯普卡把车子驶离大路，沿着弯弯曲曲的泥泞旁道前行，直到黄昏后才驶抵布拉格。车队驶抵赫拉德欣宫时，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希特勒一行决定在堡垒内宿营，便派人进城去搞点布拉格火腿、面卷、奶油、奶酪、皮尔斯纳啤酒等食品和饮料。凯特尔见希特勒喝啤酒，这还是首次。

德国的最新侵略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应。英法两国群情激愤，为了对此做出反应，英法两国政府答应向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保证。与此同时，两国政府还主动与苏联进行政治和军事会谈。连希特勒自己的盟友也火冒三丈。当晚，齐亚诺在日记中辛辣地写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把在慕尼黑建立起来的国家毁灭了。

希特勒早已派菲利普·冯·赫森亲王携解释信前往罗马。他希望，墨索里尼能予以谅解，并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最近发生的事件。墨索里尼虽对齐亚诺抱怨“意大利人会笑话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就给我写一封信”，他仍决定，尤其是现在，与胜利者结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不能改变政策，”他说，“毕竟，我们不是政治娼妓。”但，与此同时，向这个年轻的伙伴臣服却又是个耻辱。齐亚诺从未见其岳父如此垂头丧气过。

对国内外的批评，希特勒似乎已忘得一干二净。到3月16日，他的扬扬自得似乎又是不无理由了。当时，他身处波希米亚国王城堡，城堡四周的城垛上飘扬着“卐”字旗帜。他站在城墙上，一方面视察最近被他征服的国家，一方面为占领了一座有如此众多纪念条顿人的历史古迹的古城而感到高兴。1621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徒起义的27名领导人，就在市政厅前被正法。在共和国广场，德皇威廉、俾斯麦和毛奇在普法战争期间曾在著名的“蓝色的星”旅店下榻。布拉格的富丽堂皇的建筑，其中许多系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在他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顿文化影响的结果。只有日耳曼人才能建筑这样的城堡、桥梁和其他建筑物！

一个副官打断了希特勒的遐想。副官通知他，英法两国均未动员。“我知道，”他说着，又做了个预言，“再过两星期便不会再有人谈论它了。”有报告说，亲纳粹的捷克人已走上布拉格街头，用彩色大字“JID”或“JUDE”，将犹太人的店铺标出。这才是更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报告！

当日晚些时候，提索神父电告柏林说斯洛伐克已独立，并请求德国保护。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便真正解体了。希特勒的军队毫不犹豫地开进了斯洛伐克。卢西尼亚省，也要求将它纳入他的轨道，但希特勒更感兴趣的是抚慰匈牙利人。他允许匈牙利部队通过边境，占领卢西尼亚省——一直占领至波兰边境。在仅仅独立了20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成了被奴役的国家。

英国虽未总动员，却怒不可遏。“我完全了解希特勒先生用不流血的办法取胜的口味，”哈利法克斯警告德国大使，“但用不了多久，他将发现自己面临的将不是不流血的东西！”

好些时候以来，他以及直言不讳的贾德干都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某些方面，但出于忠诚，他们还是支持了他。不过，采取某种立场的时刻已经到了。外长找到了张伯伦并做了明确表示，全国、全党和下院均一致要求，公开地、积极地谴责希特勒的侵略。

张伯伦注意到了这种劝告。18日，汉德逊大使奉调暂时离柏林回国。当晚，即首相70岁生日的前夕，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一举改变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他警告说，人们若认为大不列颠（尽管它憎恨战争）“没有骨气去尽力抵抗这种挑战——一旦这种挑战被做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不能算是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但由于此话出自妥协的象征性人物之口，它便激起了听众的热情，因它的确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结束。

它也表明，希特勒首次大大失算。不错，希特勒用武力威胁的方法把捷克斯洛伐克拿到了手，但他未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捷克斯洛伐克也终会和平地纳入他的轨道的。而且，由于他撕毁了他的政府自由地参与的国际协议，他便完全扭转了英法两国的官方和公众的舆论。张伯伦及其追随者再也不会相信希特勒的话了。希特勒已违反了游戏的规则——且不是很值得去违反。

那么，元首为何会犯如此明显的一个大错呢？首先，他未料到他的行动会惹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在奥地利问题上，他借口恢复法律与秩序，这西方不是也接受了吗？在慕尼黑，他们不也对那似是而非的论点满意了吗？他认为，趁他体力尚好、德国的军力强于其敌手的机会，他必须占领德国所需要的领土，以保证条顿民族的未来。

当他跨进捷克斯洛伐克时，下一次将在哪里打和打谁，他心中是没数的。他只想到，在进一步采取（或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前，他必须拿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他并未犯什么大错，只是在公共关系上受点挫折罢了。他关心的是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