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向奥地利挺进前，他就曾表示，他再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的“严重迫害”。这虽然与他要将失去的人民和土地归还给帝国的誓言相一致，但其主要关心的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威胁。他辩解说，捷克是在战后由盟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国家，这块半岛应纳入昔日帝国的疆土。它一日尚存，一日就是对帝国东部的威胁。

认为捷克是一把尖刀插入德国心脏的并不止希特勒一人。从东西两方同时向帝国拦腰砍来的魔影，使德国人制订了号称“绿色计划”的军事上的措施：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两年来，“绿色计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但是，轻取奥地利一事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一夜之间，希特勒便获得了打破欧洲力量平衡的大好时机。插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其强大的防御系统，便能令德军进攻波兰或苏联畅行无阻。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找个入侵的借口，而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在德奥合并一举的鼓舞下，居住在苏台德地区的350万日耳曼人，也要求做类似的合并，其理由（有争议）是，他们是受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喊冤叫屈，以及敌视捷克一切事物的传统，使这个小小的共和国自奠基以来一直备受折磨。近3年来，希特勒秘密地资助由康拉德·汉莱因领导的苏台德纳粹党——到此时，日耳曼少数民族运动全由它控制。1938年3月下旬，元首任命汉莱因为其私人代表，并指使他向捷克政府提出它不能接受的要求。这样，德国对它的援助便更有预兆性了。希特勒希望，这条战略将制造出一个永远动荡不安的局势，最终使德国“有必要”以阻止内战、保护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侨民的生命为由，进行武装干涉。

借口虽然有了，但希特勒因为惧怕法国、英国或俄国会反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依然有所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便有必要取得其唯一的盟友的支持了。于是，在1938年5月2日，希特勒率领包括外交官员、军事将领、安全官员、党的领导和新闻记者在内的500名随从，浩浩荡荡地奔赴罗马去取得他们的支持去了。

离开柏林时，希特勒百感交集。滴血未流地征服莱茵兰和奥地利所带来的喜悦，却又由于波莫雷尔医生用穆达弗罗“奇迹般地”治好了的胃痛的复发而减少。由于怕自己身有不幸，在开赴罗马的火车上，他又花了几个小时去立遗嘱——光《我的奋斗》一书，他就发了大财。（至1943年，埃赫尔·维拉格支付给他的稿费就达552.5万德国马克。他把自己的财产、贝格霍夫别墅、家私和照片全部都给了党，给爱娃·勃劳恩和他的两个姐妹每年每人1.2万马克的生活费，给阿洛伊斯6万马克，对希皮塔耳的诸位亲戚、文特太太和他的仆人，他各有遗赠。他也指示党“好好照顾我的两名副官，布鲁克纳和魏德曼的终身生活”。）

元首一行共用了5节车厢。在布仑纳山谷，他们受到了鲜花、旗帜以及意大利士兵和法西斯军队的列队欢迎。乐队奏两国国歌，由皮斯托伊亚公爵代表国王欢迎他们。之后，德国人的列车开进意大利，铁路两旁站满了仪仗队。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或竖起标语牌，或悬挂旗帜，颂扬元首和德意友谊。代表团快抵达罗马时，希特勒把一名副官找来，并令他——被林格听到了——挨个车厢通知每个人。说到罗马时，一个个子非常矮小的人会出来欢迎我们，说大家的举止应该检点，不准发笑，“这是命令。这侏儒是意大利国王。”

当列车驶抵专为此次来访而建造的圣保罗火车站时，天色已经晚了。火车站上空旗帜飘扬。出来迎接希特勒的是维克多·爱麦虞埃国王而不是墨索里尼，这使他怏怏不乐；而他让国王陛下先行上车却又令国王龙颜不悦。在4匹马牵引下，车子沿旧日的罗马凯旋大道奔驰，从被灯光照亮的喷泉旁边驶过。明亮的探照灯光和火把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灯火辉煌的罗马圆形大剧场似乎遭了火灾。沿途站满了人群，朝客人们欢呼。车行至一处时，一队非洲骑兵突然朝客人们飞驰而来，好像是从“沙漠之歌”里冲出来似的。然而，希特勒却觉得被小看了，因为坐的是一辆如此古老的车。萨沃依公国的诸公难道就未听说过有汽车？奎林纳尔宫内的房间也一点儿不合他的口味。这宫殿既不舒适，又缺少光线，好像是个博物馆。

从一开始，他与维克多·爱麦虞埃便相处得很差。对于这位君主公开表示出来的冷淡，希特勒也很反感。他不断地抱怨说，你墨索里尼应出来当主人嘛。在奎林纳尔举行的洗尘宴会，也丝毫未缓和这种局势。希特勒神情紧张地转动着眼珠子，胳膊上挽着个子比他高的王后。个子矮小的国王则挽着高个子总督夫人。四人组成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点，希特勒心里也明白。王后进入宴会厅时，意大利人不是跪下就是深深地鞠躬，有几个人竟吻了她的裙子。这种难熬的“酷刑”过去后，希特勒私下对其飞机师说，那是个“可怕的时刻。对我，这种仪式很可怕。我永远也习惯不了这些东西”。

进餐时，希特勒与王后没说过一句话。王后脖子上挂的那个大十字架特别令希特勒烦恼。他想，她是故意戴这东西来恼我的。不仅如此，王室还超出了无礼的界限。国王还散布谣言，恶意中伤他的客人。其中一个谣言说，元首到奎林纳尔的当晚就要女人。“无限惊奇，”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没有女人当着他的面收拾床铺他就无法睡觉。找女人很难，后来找到一个旅馆服务员，问题才算解决了。”如果这一情况属实，这倒也有趣和不可思议，但，是否真有其事？这不是国王的恶意吗？国王不也说希特勒老注射兴奋剂和麻醉剂吗？最后那部分指控是真实的，所谓铺床之事也是准确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如此，这也是国王的恶意。数天后，当希特勒一行在那不勒斯观看《阿伊达》时，这恶意又表现出来了。第一场演完后，观众故意不鼓掌，而让坐在王室包厢里的贵宾首先带头。希特勒很难堪，转身看看国王，以得到一点儿启示。“这位君主鼻子里哼了一声，”路易斯·罗希纳写道，“假装未发现希特勒的不安。”

歌剧演完后，按计划，希特勒将检阅德国殖民地内的纳粹的操练。因为他穿的是燕尾服，便叫林格带一顶军帽和军衣前来应景，但国王的副官却告诉林格，回罗马的火车过几分钟就要开了。为了不使正在等候的党员们失望，他急忙走到街上，像指挥官那样抬臂行礼，沿着队伍往前走。按正规方法，他应将左手大拇指插进皮带后才行礼，但是，由于穿这种裤子不用皮带，他只好一手贴住屁股一手行礼。此情此景煞是可笑——光着脑袋，活像条顿人的格劳桥·马克思，长长的燕尾在摆动着。“德国元首兼帝国总理，”魏德曼写道，“看上去倒像个事业达到顶峰的餐馆领班。他想必也知道自己何等出丑。”一上火车，希特勒便把一肚子气发泄在里宾特洛甫头上。后者则大声斥责礼宾司长对政府和元首不忠。

回罗马后，希特勒已恢复了平静。在5月7日于威尼斯宫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讲。据齐亚诺伯爵说，这篇演讲“非常成功，将他周围的冰雪全融化了”。实际上，他主动提出将霍洛尔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主人。这是个最慷慨的礼物。因为这会令他的同胞，特别是巴伐利亚人恼怒。早在1924年当他还在兰茨贝格监牢服刑时，他就曾通过戈林提出过同样的赠予。那一次，为了支持意大利对这块争得面红耳赤的地盘提出的领土要求，他曾向意大利索借200万里拉，但未借得一文，使希特勒愤愤不平。在墨索里尼看来，今晚的赠予是某种信号：这一次，某种大大的报酬是少不了的。

自希特勒抵达意大利以来，这次讲话才是有政治意义的第一个事件。墨索里尼让国王出面当主人，自己退居幕后，把他的客人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让他白天黑夜忙个不停。这安排是很聪明的，因为这便可避免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后来，里宾特洛甫向齐亚诺递交了一份建议结盟的条约草案。齐亚诺看了一眼，没有吭声。其实，墨索里尼的女婿已在日记中写下了：“总理希望缔结这个条约，我们一定要缔结的，因为他有千条万条理由不相信西方的民主。”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终于找机会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墨索里尼几乎毫不在乎地给希特勒这种印象：这个小小的国家对他无关紧要，他的注意力在他处。有了这个保证，希特勒过去所受到的现实和想象中的污辱，都一概值得了，而他也觉得可放开手脚去完成下一步计划了。

贝奈斯总统及捷克其他的领导人均抱有幻想，认为希特勒不敢冒险进攻捷克，因为他害怕这会触发一场大战。他若真的进攻，法国、英国和俄国难道不会想法子制止他吗？但是，这三国却无意当保护国。“你只要看看地图便知道，”不久前张伯伦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德国人若是有意要蹂躏捷克斯洛伐克，不管我们或法国做何努力，都不太可能解救它……所以，我们不打算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它只会成为导致与德国开战的借口。这我们是不会干的，除非我们有在适当的时间内能将它打得跪在地上求饶的前景。但是，我看不出有此前景。所以，我已放弃了向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向法国就其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一事做出保证。”英国首相之三心二意，令法国领导人很是担忧。他们虽然一再发表大胆的声明，但是，目光锐利的观察家们都相信，自莱茵兰被占领以来，外交政策就一直跟着英国的屁股转的法国，是不会很快去保卫捷克的。第三个潜在的保卫者苏联则抓住一切机会，公开敦促英法两国与德国人抗衡，自己暗中却无所事事。斯大林所需要的，是让西方而不是他自己去控制希特勒。5月6日，苏联驻布拉格的代办向美国大使承认，除非法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否则苏联是不会这样做的。另外，他们怎样将军队开到那里去？他们中间隔着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国均拒绝让红军通过——这可以理解。与此同时，斯大林又私下向贝奈斯保证，“即使法国不给他以军援，即使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不准苏联的军队过境至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也准备向他提供军事援助。

所有这些都是苏联的企图的一部分：它企图让全世界的自由派人士相信，苏联是这个受到包围的勇敢的小国的真正保卫者，而在实际上，他们与英法两国一样，也不愿迅速地去援救它。希特勒猜透了这些人的心事，加上墨索里尼又默许他将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他于是便令戈培尔加紧宣传攻势，反对这个倒霉的国家。由于有了“那一天”就快来临的说法，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便加紧活动。这虽是谣传，但由于5月19日和20日传来希特勒的军队正在捷克边境动员的惊人的消息，它也变得可信了。消息说，希特勒的11个步兵师和4个装甲师正浩浩荡荡地开赴波希米亚边境，德国和奥地利的部队已在西里西亚南部和奥地利北部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20日，星期五下午，贝奈斯召开内阁和最高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晚9时过后不久，在未与法国盟友磋商的情况下，捷克便下令“局部动员”。星期六拂晓，捷军便占据了边防要塞和苏台德地区。这样，欧洲便出现了1914年以来未有过的炽热化危机。一个小国采取主动反对一强国，并让世人明白，在欧洲强权政治的游戏中，捷克是不当马前卒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种做法，也迫使它的保护人英国和法国做它的后盾。

结果，法国总理达拉第便召见德国大使，并让他看了放在办公桌上的动员令。“我在不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他说，“阁下，这就要看你了。”在柏林，英国大使汉德逊也向外长冯·里宾特洛甫提出警告说，“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着一定的义务，若这些义务不可避免要完成，英国王室政府也不保证，在形势所迫下不被卷入。”里宾特洛甫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便将大怒降为愤愤然，矢口否认德军威胁捷克边境之说。假若英法两国竟“疯狂”到了武装反对德国的地步，“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殊死一战。”

当晚，里宾特洛甫便乘专机离开柏林，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磋商。希特勒也与他的外长一样气得七窍生烟，因为德国并未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一个较大型的军事调动或集结。谁造的谣？谣可能是共产党造的，也可能是捷克人造的，也可能是反希特勒集团造的——该集团包括自称为金融魔术师的沙希特和德国情报头子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更有可能的是惊慌本身使然。

西方的报纸散布消息说，是因为受到外国压力元首才取消入侵的。这样，它便犯了一个羞辱元首的错误。“希特勒并未走上军事道路，”威兹萨克写道，“所以谈不上取消。不幸的是，外国报纸的挑衅却使希特勒真正行动起来了。此后，他强烈赞成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

在周末到来前，希特勒迅速地采取了激烈行动。5月28日，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与会的有两位最高军事领袖、外交部官员和其他重要官员。当大得异乎寻常的人群集合在总理府的冬季花园外时，大家的猜测是，希特勒马上要采取新的军事措施了。心情紧张的戈林把魏德曼上尉拉到一边：“难道元首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这意味着与法国打仗呀！”他说，陆军还未做好作战的准备，他要将此事告诉参谋长。

希特勒开始讲话了。他讲得心平气和，但他的话却是爆炸性的：“将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这，我矢志不渝……我们将不得不采用的方法或许不能立刻获得你们这些老将的认可。”这次进攻，他解释说，不过是为取得生存空间的、更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当德国为取得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向东挺进时，捷克斯洛伐克就将成为后方的威胁。所以，捷克必须消灭，此刻正是时机，因为英法两国不想打仗，俄国不愿干预，意大利对此也不感兴趣。

希特勒讲完后，戈林两眼闪闪发光，冲到台前，抓住希特勒的手。“我的元首，”一小时前曾发誓要阻止他的戈林冲口喊道，“对您的举世无双的战略，本人表示由衷的祝贺！”没有反对意见，连讨论也无须进行。戈林与希特勒一起朝站在角落里的凯特尔、勃劳希契和贝克走去。“就这样吧，”他说，“我们先碰碰东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然后，我会给你们三到四年的时间，到那时，我们再去碰碰西方的局势。”

三位将领当时未说什么，但到了次日，贝克写了一份严厉批评的备忘录。他宣称，今日的德国并不比1914年的德国强盛，更易毁于空袭。更有甚者，德国面临着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四国联盟。“德国的对手，”他得出结论说，“不但有可供其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且其人力物力皆远胜于德国及其盟国。”

5月30日，贝克将此阴暗的评价交给了勃劳希契。勃劳希契问凯特尔，如何让元首知道才是上策。凯特尔建议，将有关政治的部分删去，免得希特勒因此连对法国干预时力量对比的分析看也不看便将它扔在一边。勃劳希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朱特堡炮兵学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将删节后的文本呈给了希特勒。元首极力反对：报告不客观，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军力。“这是陆军的另一次灾难，”凯特尔写道，“使勃劳希契进一步丧失信心。对此，我是深感遗憾的。但元首并未拿勃劳希契是问，而是拿贝克和总参谋部是问。”

希特勒力排众议，决定以武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并令陆军于10月1日执行。这样，“绿色计划”的第四个文本便付诸实施了。在法国边境上建造“西壁”防御系统的任务，由建筑高速公路的弗里茨·托特承担，并加速进行。数星期后，近50万人便在加紧修建工事，以便在东线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战的同时，能以最小的兵力抵住法国。与此同时，德国也加紧了它的宣传战。其目的，用元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威胁的办法，吓住捷克人，磨掉他们的抵抗力；另一方面，一定要使我们的民族团体懂得如何支援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影响中立派，使之有利于我”。

朱特堡会议期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来文，加强了希特勒东进的决心。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意要避免冲突，准备在合理范围内做出让步，“此处的一致看法是，目前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拖入战争。究其原因乃是，国内情况困难和惧怕两线作战。”

欧洲危机的舞台已布置好了，这舞台将使5月的事件显得微不足道。

“绿色计划”虽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多近。对此，希特勒在那年夏初或许连自己也不知道。如同在莱茵兰和奥地利危机时期一样，他靠的是直觉。他遂派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7月间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由魏德曼的私交、半犹太血统的霍亨洛赫公爵夫人暗中安排，完全绕过里宾特洛甫。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也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把这点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

7月中旬，魏德曼转述了他的警告。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期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魏德曼满心欢喜地飞回德国。但是，在贝格霍夫，他等着向元首汇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元首却在外边与尤尼提·密福特一起走来走去。希特勒回来后不耐烦地打断魏德曼的汇报，尽管英国已同意戈林出访伦敦。“不去了！不再去了！”他冲口喊了一声。关于哈利法克斯之事，他连一个字也不愿意听。“我现在也不明白，”魏德曼回忆道，“希特勒的变卦是因为尤尼提·密福特在他耳旁灌输了什么呢，还是因为害怕戈林利用此举取得太大的政治权力。反正，我无法向他汇报他不愿听的东西。”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被里宾特洛甫从伦敦召回，原因是，他曾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给我发回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据赫塞的说法，外交部长当时这样说道。看来，元首已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不久前，元首曾对里宾特洛甫说过：“现在已没有什么国际廉耻可言，有什么战利品可抢谁都抢。我要把这点作为教训。”在英国人将他包围前，他将先发制人。

赫塞解释说，张伯伦的私人顾问曾要他非正式地通知元首，伦敦《泰晤士报》那篇说英国准备接受对德国有利的解决办法的社论，系首相亲自安排的。对此心中有数后，希特勒不是不用武力威胁便可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取得自治吗？“自治？”里宾特洛甫喊道，“不可能再有什么自治了。”他说，在谎称德军已有所行动前，希特勒或许会满足于自治。现在，这可是不够了。听到这句话后，赫塞“全身都凉了”。他初次醒悟到，战争的危险是迫在眉睫了。他祈求外长去向希特勒保证，他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苏台德地区的割让。里宾特洛甫深受感动，答应找希特勒说说。次日，他把赫塞召来，告诉他，元首嘲笑了捷克人会拱手将军事基地交出的想法。“我就是不信，”他说，“他们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希特勒的态度是强硬了，但他的将领们却在继续反对他的扩张政策。贝克在公开散布阴郁的预言：在新的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与上次大战相比，将更重要；战败的后果将比1918年的失败更为惨重。7月，他为勃劳希契草就了第三份冗长的备忘录。他宣布，他敢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他继而说，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7月16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讨论纪要说，“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时局特殊，措施也随之特殊。”

8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它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值得吗？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也同意，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但都很温和。不许将军重弹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而莱希瑙这个第一个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但是，他是否像对同僚们说话时那样强硬有力地去面对希特勒，这还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即使说法比较婉转，它也带来一阵大声呵斥，重使勃劳希契循规蹈矩。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8月10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午餐。他又历时3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也同样不以为然。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5天后，在朱特堡附近观察了炮兵演习后，他将高级将领召至饭厅，宣布于秋天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他向听众保证，只要张伯伦和达拉第仍然在位，就不会出现大战。在结束讲话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预言是会应验的。

两天后，苏联大使迈斯基对哈利法克斯说，德国政策“至少有50%是恫吓”，“真正危及和平”的是英法两国的暧昧态度，因为无论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它都做了过高的估计。次日下午，一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农场主又给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施曼津，系伟大诗人克莱施特·施曼津的后代，君主主义者。长期以来，他是希特勒的敌人。他拿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搞到的护照，作为德国总参谋部内温和派的代表来到伦敦——这些温和派人士均希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当日黄昏，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主要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私下进行了交谈。克莱施特清醒地宣布，除非英国出面阻止，否则战争肯定爆发。他说，德国只有一个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自己的决心已下。德国陆军中的所有将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点，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道。他们还知道地雷爆炸的日期。”

“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做的。”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

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施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9月27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9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些加紧备战的势力身上，即德国和捷克的极端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势力和外国普通仇恨纳粹主义的势力。”他奉劝伦敦，“切勿将希特勒先生迫入困境，使其威信扫地，以致不得不向极端分子屈服。”

克莱施特的看法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国内，希特勒陷入反战派的重围。他的论点仍不能令其将领们信服。反战派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令他保密，不得让公众知道。作为一个忠实的德国人，贝克同意保密，但仍继续支持反希特勒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策划，待元首最后下令执行“绿色计划”时，便将他逮捕。如此众多的文官武将一同密谋用武力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密谋者包括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为克莱施特提供护照）、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以及代替贝克总参谋长职务的弗朗兹·哈尔德。哈尔德秘密地派出第二个谈判者前往伦敦，将克莱施特的警告重述了一遍——再次无济于事。这项阴谋还牵涉到赫加尔玛·沙希特和其他文官，包括豪斯霍弗的长子以及外交部主要官员——例如西奥多·科尔特，此人在外交使团中散布有关里宾特洛甫的谎言。

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对元首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下旬在一次私人夜宴后，威兹萨克将赫斯拉到一边，并提醒他注意，如元首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德国势必要与西方开战。赫斯将这一警告传给了希特勒。几天后，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也提出同样的警告。“我与英国和英国人相识多年，”这位牛津毕业生写道，“我认为，从他们反复声明的态度来看——虽然是用小心谨慎的英国方式表达的——非常明显，他们决心干预一事绝不是虚张声势、恫吓。即使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不要战争，但他们身后还站着终将继位的战争贩子丘吉尔和艾登。”

他敦促希特勒要有耐心。他说，时间会为德国效劳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盟国。再者，法国越来越愿意与捷克斯洛伐克闹翻；美国也有反抗旨在反对帝国之犹太宣传的迹象。“那就是说，只有等待才能取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分子、犹太人和捷克人现在就疯狂地要将我们推上战场的原因。”

所有这些忠告在希特勒身上都未产生多大效果。他一心要战。那年夏末，在视察陆军的演习后，他用手套拍了一下大腿，对两个副官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战争。”他说。

9月3日，他将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召至贝格霍夫，讨论“绿色计划”的最后一稿。他惊愕地发现，主攻方向竟选在捷克的防御系统的中央地带，且由第二军担任主攻。他抱怨说，进攻如此森严壁垒的地区将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定是凡尔登第二，且正中捷克人的下怀。应该改由第十军进攻波希米亚才对，勃劳希契有气无力地反对，说摩托化部队的景况不好，援军短缺，各级领导又训练不足，等等。但希特勒一概不听，说这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他下令给第十军增派摩托师和装甲师。

勇士是前下士希特勒，而不是他的将领。观察家们也生怕希特勒会在即将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公开宣布这点。“无论在德国还是他处，”汉德逊在一封私函中写道，“人们都同样焦虑不安。比诸民主国家的领袖，独裁者会更加独裁，并且开诚布公。”

在那年的纽伦堡党代会期间，纳粹大规模地炫耀其武力和纪律。这次大会是正在日益发展的政治危机的前奏。1938年的节日名称是恰如其分的：“大德国首届党代会”，装饰品也一样。在一百四十年后，希特勒又将第一帝国的标志——皇冠、帝国宝球、王节和皇剑——从维也纳带了来。在向大会介绍这些帝国主义的象征时，他庄严地发誓，说这些宝物将永远留在纽伦堡。但是，无论是在开幕词中还是在次日下午接见所有外国使团时，他都未提到战争。外国使团的代表弗朗索瓦·本塞在讲话中对他深表感谢，并在结束讲话时说，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光荣，是达到了其目标而又不使母亲们哭泣。据魏德曼称，希特勒对此报以“一恶笑”。

在纽伦堡大会上因希特勒闭口不谈国际政治问题一事，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谣言。其中之一是针对汉德逊的。该谣言说，希特勒已“相当疯了”，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战争，在之后24小时内，汉德逊对希特勒的不少心腹顾问说，在解决苏台德问题上英德应该合作。戈林说，他计划于月底出门狩猎，并“希望捷克人不会在他狩猎中途捣乱，破坏他的打猎计划”。戈培尔还虔诚地希望，在他的闭幕词中，元首会提到与英国人合作一事。“我觉得他很焦急，”怀有疑心的汉德逊报告说，“我怀疑他是否在纵容希特勒走极端。”

正当汉德逊忙于这些会见时，他收到指示，让他以私人名义向希特勒提出一个警告：若发生总体冲突，英国“不能站在一旁”。汉德逊反驳：元首正处于发疯的边缘，只要出现另一次危机，他便会被推到另一边。后来，此事只好作罢。

希特勒坚信，英国无意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冒险进行战争。有鉴于此，他便不顾一切继续推行其入侵计划。这个决定是精明的测算、直观和不可抗拒的冲动的结合。“你知道，我像个流浪汉，必须踩着刀刃过深渊，”希特勒对弗兰克说过，“但是，我必须过去，就是要过去。”在英国人决定不提出警告后数小时，他将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召至纽伦堡。9月9日午夜前，他们在德意志旅馆会晤，由新任总参谋长扼要地叙述了修正后的“绿色计划”。令人惊奇的是，主攻的任务仍由第二军担任。不过，这份计划却也提出了讨论时未提到的两面夹攻的战术。希特勒承认，这是个聪明的想法，“但是，能否成功仍没有太大把握。从政治观点看，特别需要速战速决。政治上，第一个星期是决定性的，必须大量取得领土。”他指出，德国的榴弹炮是摧毁不了捷克的防御攻势的。更重要的是，本计划未包括突袭的因素。

希特勒滔滔不绝地教训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使凯特尔目瞪口呆——他已同意元首所提出的一切。凌晨3时，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了，断然令其将领们按其旨意行动，冷冷地、恼怒地打发他们上路。三人在通道上喝饮料时，哈尔德怒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假若你真的不明白，”恼羞成怒的凯特尔答道，“我真可怜你！”

两人眼看要争论下去，勃劳希契便插了进来。这三巨头于是便着手按希特勒的要求做准备。当哈尔德在草拟新的命令时，凯特尔将勃劳希契拉到一旁：“你明知仗还没有打便会输，为什么还跟他（希特勒）干架？谁也不认为因此事仗便会打起来，所以，没有必要为此事去大张旗鼓地搞后卫行动。”这些劝告，令其“跟班特尔”的绰号流传得更快。此后，凯特尔便对他的上司抱怨，说他对勃劳希契大失所望。约德尔随声附和，在日记中写道：“陆军内只有一个目无军纪的因素——将军们。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傲慢使然。因为看不出元首的天才，他们既缺乏信心又目无纪律。”他们仍将他看成是大战期间的下士，“而不是自俾斯麦后出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次日，公开宣布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的是戈林，而不是希特勒本人。“欧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他说，“正使人类的生活无法忍受。没有文化的侏儒劣族捷克人——谁也不知他们来自何方——正在压迫一个文明的民族。人们看到，在他们身后，与莫斯科一起站着的，是犹太恶魔永不消失的面孔！”

这番话若是出自希特勒之口，欧洲想必会吓得发抖。然而，甚至连贝奈斯总统都对戈林的咒骂置之不理。“本人坚信，现在所需要的不外乎是道德力量、善意和互相信任。”他在广播讲话中用捷克语和德语说。后来，威廉·希拉在广播大楼的大厅中偶然碰上了贝奈斯总统。这名美国记者警告贝奈斯说，他正与强盗打交道却又没有胆量。他评论说，贝奈斯面孔“严峻，并不真像他的话那样乐观。他知道自己处境恶劣。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

张伯伦在公开场合表示怀疑。9月11日，首相对一群记者说：“希特勒先生再一次表达其和平愿望。怀疑其是否真诚，这是错误的。”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封私函中，他又表示恐惧：“本人完全明白，若局势最终逆转并发生了侵略，许多人，包括温斯顿在内，都会说英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倘若他们有勇气告诉希特勒：你若动武，我们便立即向你宣战。这就能阻止他。”但是他觉得，让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决策权“从我们手中落入另一国的统治者手中，且又是个战争疯子手中”，这无疑是错误的。

纽伦堡党代会于9月12日举行闭幕式。这是希特勒发表全世界都害怕他会发表的那篇讲话的最后时机。晚7时前，他来到那座庞大的露天体育场，在“胜利万岁！”的吼叫声中，在聚光灯照射下，他抬起右臂敬礼，目光直视前方，缓缓地朝主席台走去。开始时，他只讲党的斗争。此时，某些外国观察家希望，他不会提到当前的热门话题。猛然间，他开始谴责捷克人了：“本人决不愿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出现第二个巴勒斯坦。可怜的阿拉伯人既手无寸铁又遭唾弃。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既不会手无寸铁，也不会遭到唾弃。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

听众中“胜利万岁！胜利万岁！”的咆哮应声而起。这正是一周来全世界都在等待的时刻。人们原以为随此急转直下他会提出最后通牒的，但他只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伸张正义。结束时，他在吓唬而不是威胁：“如果此事竟影响或破坏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我们表示遗憾，但责任并不在我们这边！”

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害怕希特勒讲这番话后会言出必行。人们却一般都认为，希特勒的愤怒和咆哮是给德国的极端分子看的，实际上他要的是和平解决。墨索里尼也有同感。当他从收音机前走开时说：“我原以为他会发表威胁性更大的讲话……什么也未丧失。”

然而，健康愉快之感却又是短暂的。希特勒对非正义的口诛，使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受到了鼓舞，举行了抗议。至上午，埃格尔全城已挂满了卐字旗。一万多名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决”的口号。州警开枪射击，死1人，伤10余人。不到24小时，流血的骚乱便遍及整个苏台德地区，死亡人数增至21人。在汉莱茵为自由而斗争的号召鼓舞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举行了罢工，还拒绝缴税。布拉格宣布对苏台德地区实行包围。在边境地区还实行军事戒严，更多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被枪杀。在全欧洲，又谣言四起，说希特勒又下了最后通牒——或曰立刻入侵。巴黎与伦敦大惊失色。当晚，达拉第紧急致函张伯伦。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否则，法国将履行其条约规定的义务。他建议立即邀请希特勒与他们会晤，搞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来。

对此，张伯伦只做了简短的答复，使达拉第几个小时内都摸不着头脑：“不久前，本人做出了决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不过，不久后我会告诉你的。”当晚，张伯伦致电希特勒，建议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希特勒既惊奇不已又暗自高兴，用一句会使密尔顿摸不着头脑、极富文采的话描述了他当时的感觉：“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日下午，他电复张伯伦说，他接受张伯伦的提议，并建议于次日中午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在英国，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喜气洋洋：为了保持和平，他们的首相居然采取了一个如此有创见的行动。在布拉格，报童们在高呼：“号外！大英帝国的大人物向希特勒乞求！”捷克的公民们自发上街示威游行，支持他们的总统抵抗侵略。在罗马，墨索里尼对女婿齐亚诺伯爵说：“战争是不会有了，但英国的威信可是扫地了。”

那天清晨，9月15日，张伯伦在广大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唐宁街10号。在克罗伊登登机前，在哈利法克斯及其他要员的陪同下，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说：“本人的政策历来是维护和平，本人的建议被立即接受这一事实，使我受到鼓舞，并希望今日出访会有所收获。”

晚8时许，“洛克希德·伊莱克特拉”号飞机起飞了。首相时年69岁高龄，坐飞机做如此长途飞行还是首次。所以，他激动得像个孩子。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个老小孩，可任人宰割，那就错了。张伯伦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他说：“我的方法首先是决定合适的可行途径，然后再将其他东西纳入这一途径。”张伯伦的父亲原是个商人，事业很成功，后来一跃成了杰出的政治家。与他父亲一样，他也笃信英国国教，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准则的化身。他身材消瘦，道貌岸然，笑容冷漠，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这副仪容，常使许多人联想到一名小学校长。只有他的心腹才知道，他的严酷的外表系因过分审时度势使然，而在铁甲下边却隐藏着热情和敏锐。

现在的问题是，像他这样一个人，且又确信希特勒是半个疯子因而须小心对付，是否处理得了这种局势？当飞越伦敦上空时，张伯伦觉得“心有点凉”，但一想到自己手中有些硬牌，心头又有点热了起来。他觉得，只要能与元首谈判下去，捷克斯洛伐克便可安然无事。

据一名同机人员说，在飞往慕尼黑途中，他“与历来一样，超然绝俗，沉默不语，泰然自若，坚定自持”。中午12时30分，飞机降落于慕尼黑机场，由汉德逊前来迎接。汉德逊惊奇地发现，他虽然这把年纪，依然神采奕奕。“我的身子骨硬朗、结实。”他解释说。

天虽然下着毛毛雨，在通往慕尼黑火车站的道路两旁，依然站满了人群。他们热情洋溢，不停地喊着“万岁”，还抬臂敬礼。下午4时许，张伯伦一行才开始走上通往贝格霍夫别墅的陡峭、弯曲的道路。山头云雾缭绕，天空漆黑一团，接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希特勒这位主人，彬彬有礼地站在通往屋里的台阶下。进屋后，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不自然地开玩笑。突然，希特勒开口问客人对会晤的日程有何建议。张伯伦说，他希望与他单独交谈。希特勒领着首相和译员施密特上了楼上的书房，把里宾特洛甫抛在后边——外长怒形于色。

在这间几乎毫无装饰、俭朴的小木屋里，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历数了导致目前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张伯伦聚精会神地听着，带着友好的笑容回答问题。一会儿后，他双目盯着希特勒的脸说，只要你不动武，我便准备讨论为德国人申冤的可能性。

“动武！”这才激动起来的希特勒说，“谁说要动武？在苏台德地区对日耳曼人使用武力的不正是贝奈斯吗？”山风呼啸，雨打窗台，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伯伦只好叫停，以便咀嚼一下他在说些什么。“我再不能容忍了，”希特勒喊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或那样。”听到这话，施密特大吃一惊——这是元首首次对一位外国政治家说这种话，“我将亲手处理此事。”

张伯伦吃了一惊，但回答得很坚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准备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果若如此，您为何又让我前来贝希特斯加登？”此行纯系浪费时间。在此情况下，他说，他还不如立即返回英国，“其他均毫无意义”。

希特勒未料到会遭此反击，便迟疑了片刻。施密特暗想，希特勒是否真要大动干戈，现在是考验他的时刻了。这个译员既痛苦又焦虑地盯着希特勒：和平与否，这问题已置于刀刃上。令施密特惊愕的是，希特勒打退堂鼓了。“在考虑苏台德问题时，”他心平气和地说，“如您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便可继续讨论，看如何将此原则付诸实施。”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惊奇之事。张伯伦未立即表示同意，只说在苏台德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会碰上巨大的实际困难。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并未因此反驳而发火。施密特暗想，元首大概是被张伯伦吵着要回家的威胁吓唬住了。英国首相说，关于自决的问题，在未与同僚们磋商的情况下，他不好给希特勒做出答复，“因此，我建议此次会谈到此结束，本人立即赶回英国与同僚磋商，然后再与您见面。”

施密特将第一句话译出来后，希特勒显得有点不安。但是，一等他了解到张伯伦愿意再次与他会晤时，他便宽下心来，且喜形于色，立即表示同意。张伯伦问“其间局势，将如何维持”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保证，除非“发生了特别残暴的行为”，否则，他不会下令进军。

话到此，3小时的会谈也就结束了。下楼时，两人客气地交谈，希特勒希望首相在回国前能去游览一下风景胜地。但张伯伦说他抽不出空，“因为生命正在受到威胁”。他对此次会谈表示满意，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贝格霍夫。“我已树立了相当大的信心，而这正是我的目标，”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就我而言，虽然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冷酷和残暴，但我有这个印象，就是说，只要他做出保证，他还是可以信赖的。”回国后，张伯伦受到高度赞扬，英国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

为儿尸，普赖厄姆会见阿喀琉斯；

您呀，步入漫漫黑夜，受上帝指使，

为的是让小伙子未卒身躯，

幸免沙场——战争虽仍未起！

在华盛顿，罗斯福却很关切。他生怕这类会谈只会拖延不可避免要爆发的战争的时日。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哀叹英国首相竟“不惜一切代价乞求和平”，并尖酸刻薄地对哈罗德·伊克斯说，很明显，英法两国是要使捷克人陷入困境，然后再“洗掉他们的背叛者手上的血迹”。周末结束前，英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张伯伦的情绪，但他坚持己见。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给首相送去一份具有预兆性的报告——这份报告系著名的飞行家查尔斯·林德堡根据不久前他视察德国空军所获材料写成的，说明德国空军力量雄厚。与肯尼迪一样，张伯伦也感触尤深。同时，由于备战极差，英国只好继续采取绥靖政策。

9月18日，张伯伦对达拉第率领前来英国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团说：“必须将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但是，我们很难将捷克斯洛伐克拦腰砍开，除非捷克政府自己承认有必要进行边境调整。”

达拉第同意，只要向捷克人施加些小的“友好的压力”，他们便可将“苏台德地区的某些部分”割让出去。与此同时，应向捷克人说明，对割让后余留的地区会有某种国际保证，德国必须参与这种保证。张伯伦先是犹豫不决，会谈中间休息结束后，便同意了。法国人回家后仍心惊肉跳，但张伯伦却自鸣得意。“前途虽尤多焦虑，”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但最使我焦虑不安的事情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斥责自己的。相反，时至今日，事态是沿我所需要的途径发展的。”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不愉快的工作要做：告诉捷克人必须将苏台德地区割让出去。次日午饭后，当英国公使将这一建议通知贝奈斯总统时，贝奈斯大受震动，起初竟拒绝讨论此事。英国公使巴塞尔·牛顿爵士虽觉难堪，但仍着重指出，他必须尽速批准，因为张伯伦拟在48小时内与希特勒重新会谈。贝奈斯愤怒地指责说，他的国家已被抛弃。他说，事实证明，他业已得到的保证仅是一纸空文。他惧怕的是，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就此了结，而只是希特勒最终统治捷克的一个阶段。贝奈斯虽有这话在先，牛顿却向国内汇报称，他认为，贝奈斯“更趋于接受而不是拒绝，对有助于他向他的人民说明为何要接受的理由，他都听得进去”。

星期一，张伯伦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答复；贝奈斯却在拼命地求助于另一方——苏联。星期二，他召见苏联公使并提出两个问题：如法国履行其条约义务，苏联是否也会履行？希特勒若发动进攻，苏联是否会向国联呼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法国不这样做的话？晚7时，莫斯科终于做了肯定的答复；45分钟后，捷克外长克罗夫塔告诉牛顿，他的政府拒绝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然而，片刻后，捷克总理霍德查却又将法国公使召去。他请求拉克瓦让巴黎发一封电报前来，声明若发生战争法国将退出条约。“这是拯救和平的唯一办法。”他说。他向拉克瓦保证，他这一行动是得到贝奈斯应允的——这是谎言。

拉克瓦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巴黎；牛顿也将其电告伦敦。在电文中，牛顿建议由哈利法克斯出面，向贝奈斯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叫他“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否则，英国政府将不再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

虽然夜色已深，哈利法克斯仍立即赶赴唐宁街10号。午夜后，他回到外交部向牛顿发出指示，让他叫贝奈斯重新考虑，否则张伯伦将推迟或取消与希特勒的第二次会晤。

凌晨2时，在他的法国同事的陪同下，牛顿来到赫拉德欣宫晋见捷克总统。处在时睡时醒中的贝奈斯被叫了起来，一听到拉克瓦的话，“便如遭大棍所击”，立时瘫了，眼泪夺眶而出，一阵震惊后，被出卖了的贝奈斯答应中午给予最后答复。

首次表示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的话是从霍德查口中传来的。他拐弯抹角地通知牛顿，捷克的答复是肯定的，有关此事的正式答复将尽快交给他。但辩论一直延续至黄昏。那时，牛顿和拉克瓦两人被双双召至外交部。这两位公使各自拿到一份照会，该照会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难过地”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当晚，贝奈斯政府发表公告，宣布投降——这给许多西方人带来了耻辱。公告说：

凭友邦可能给予的援助，我们曾做出答复。但是，一旦有可能遭武力压服的问题出现时，很明显，欧洲危机的性质已趋于严重。因此，友邦提出忠告，我们须做出牺牲，购买自由与和平，这也是他们无力相助所致……共和国总统及我国政府已无其他选择，因为我们已孤立无援。

通过代理人，希特勒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次日上午，9月21日，张伯伦在登机前对记者说：“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圆满解决是加强英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主要前提；而它又是欧洲和平的无可争议的基础。本人的目标是欧洲和平，我也希望此行能打开通向欧洲和平的道路。”

此次，两国领导人将在莱茵河上的戈德斯堡浴场会晤。首相的座机在科隆着陆时，前来迎接的有当地的要员。机场上还有仪仗队；冲锋队乐队高奏《上帝拯救国王》。仪式完毕后，英国人乘车来到下榻地彼得斯堡旅馆。这家旅馆位于河对岸的山上，与戈德斯堡隔河相望。希特勒常于喝咖啡时间来此旅馆，对它周围的景色赞不绝口。此次，他将英国客人安排在此处下榻，目的是要让他们对德拉申弗尔斯乡间的奇风异景产生印象；再者，若沿莱茵河溯河而上不到50英里，便是传说中的女妖大石的所在地。

从阳台上望去，张伯伦可望见隔河的德莱森旅馆；首次会谈将于下午5时在这里举行。半晌后，他乘着车子沿陡峭的山路来到河边，换乘渡船。河两岸站着数以万计的看热闹的人们，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河中的小船。此情此景使汉德逊不禁想起大学时的划船比赛。

德莱森旅馆坐落在西岸。张伯伦一行上船后不一会儿便到了。希特勒历来是个和蔼的主人。他首先询问的是彼得斯堡的住房是否舒适。但是，在铺着羊毛地毯的会议室的长台前刚一坐定，他们便谈正事了。张伯伦一开始便历数了他和法国人从捷克人那里好不容易争到的种种让步。在将领土移交的全面而复杂的计划做了扼要说明后，他提到了英法两国向捷克所做的保证。说完，他便往椅背上一靠，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似乎在说（施密特想）：“这五天来，本人的工作够出色了吧？”

令施密特奇怪的是，希特勒平静地、几乎后悔地回答：“本人非常抱歉，张伯伦先生。我不能再与您讨论这些事情了。经过近日来事态的发展后，这种解决办法已行不通了。”

首相唰地站了起来。施密特注意到，首相的浓眉下的和蔼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不明白！”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元首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希特勒支支吾吾，诡称在波兰和匈牙利所提要求得到满足前，无法与捷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将英法两国的提议一一予以反驳，并断然要求“从此”德国便占领苏台德地区。

张伯伦回答说，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既令他失望又令他摸不着头脑。这是一个崭新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提的要求。他二次访德所带来的计划足以满足元首的一切要求；而他这样做是用其政治生涯冒风险的。此时，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递给首相一张条子，上面说，德军已在埃格尔跨过了边界。张伯伦马上抓住了这点。他说，这种事情的发生双方都不可避免。他敦促元首与他一起“不遗余力地、有秩序地、和平地将问题解决，勿让枪击和事故扰乱和平工作”。他问，希特勒有什么建议能使他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回答令张伯伦全身凉了半截：德军立刻占领苏台德地区，疆界日后用公民投票办法决定。由于这一要求几乎意味着捷克的彻底投降，两人便唇枪舌剑地交锋。舌战了好一阵子后，埃格尔又传来消息——是给希特勒的——说，有12个德国人质已被枪决。结果，用不着说，希特勒又大发议论，说捷克人如何极度不公平。接着，他发誓说，如果布拉格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人质继续被枪决，他便立即进行军事干涉。

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不欢而散，但又约定明日继续会谈。

在渡过莱茵河，乘车上山回旅馆的途中，首相虽不露声色，内心却愤怒万分。只在此时他才想到，他未使会谈破裂并回家是否是个错误。希特勒是处于发狂边缘呢，还是具有善恶两重性？若如此，张伯伦便有责任去打破僵局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

在参加会议者中，他并不是唯一怀疑希特勒的神志是否健全的人。在德莱森旅馆，几个新闻记者在散布谣言，说捷克危机令元首如此心烦欲狂以致趴在地板上咬地毯角。这种说法原系出自元首的一名副官。该副官说，元首已怒到“咬地毯”的地步了。“咬地毯”原系一句俚语；某些新闻记者竟按字面去理解。其实，此语应译成“走投无路”才对。如此幼稚无知，使元首的副官们——他们很少见元首发火——觉得好笑。希特勒发火时，一般是大发议论半个钟头；偶尔若大声呵斥，那也片刻即逝。“数次这样‘发狂’时我都在场，”魏德曼写道，“我要说的是，他发的火，与那些脾气很坏又无自制力的人发的火没有什么两样。”

有些心腹相信，希特勒的发火是为了效果。若果真如此，那么，那天下午的发火，却使其对手处于守势。那时，张伯伦业已在草拟一封妥协信。信中，他建议由他出面探听捷克人的风声，看是否能做出安排，让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自行维持法律的秩序。

23日早餐后，这封信被送过了河。由于根本不想妥协，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想法的断然拒绝。在与里宾特洛甫及其他顾问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磋商后，希特勒写了一封很不友好的信作为回答。信的内容重复了他在会议桌上说过的话。因为信很长来不及翻译，希特勒便令施密特带着信去见张伯伦，当面进行口头翻译。施密特腋下夹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于下午3时左右离开了德莱森旅馆。快到彼得斯堡旅馆时，施密特发现旅馆门口已围了一群记者。有位记者喊道：“你带的是和平还是战争？”施密特小心谨慎，未走漏风声，连肩也没有耸一耸。那时，张伯伦在凉台上，施密特被立刻带了进去。片刻前，张伯伦与汉德逊还在不安地来回踱步；见施密特前来，首相霎时控制住了自己，似乎他是在偶然踱步。

施密特回来后，希特勒焦急地问：“他说了些什么？他对我的信反应如何？”当他得悉张伯伦既不激动也不发怒时，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不到一小时，张伯伦便派两人渡河，给希特勒送来了答复。这封信既是妥协又是噩兆，是玩弄外交辞令的典范。首先，他答应将希特勒的提议交给捷克人，要求希特勒给他发一份详尽地阐述他的要求的备忘录。他建议，收到元首的备忘录后，他便动身回英国。

他们进行了二次会谈。这想必是张伯伦回国的威胁所致。双方同意，张伯伦于该晚前往德莱森旅馆，一方面去取备忘录，一方面去听希特勒对此所做的解释。会谈于晚10时左右开始。由于参与会谈的人数增多，会议是在一小饭厅内举行的。汉德逊、寇克派特里克、里宾特洛甫和威兹萨克等人，围着希特勒和张伯伦呈半圆形而坐，且坐得很随便。备忘录则由施密特翻译。希特勒要求捷军从地图——该地图系备忘录的附件——上所示的地区撤出。撤军将从9月26日开始，苏台德地区于28日正式割让给德国。

“这是最后通牒！”张伯伦喊道，并举双手抗议。

“是一道命令！”喜欢炫耀其德语的汉德逊用德语附和道。张伯伦拒绝将这样的一份文件转给捷克人。他说，且不谈其内容，其语调就足以引起中立派的愤怒。他怒斥了希特勒，好像元首是他的一个不顺从的阁僚似的。希特勒被迫处于守势的时刻不多，而这是其中之一。接着在所提的日程问题上他又受到三名英国政治家的联合攻击，因为这份时间表给捷克人所留时间实在太短，无法从苏台德地区撤军并移交该地区。由于这份计划既行不通又具有危险性，它有可能导致一场欧战。

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此时，有位副官进来了，给元首带来一份电报。元首草草地看了一遍后，将它交给施密特。施密特将它大声译成英语：“贝奈斯通过电台刚刚宣布，捷克各武装力量实行总动员。”

最终打破沉默的是希特勒，“即使发生了这一闻所未闻的挑衅，”希特勒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当然仍将遵守诺言，在谈判期间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张伯伦先生，您在德国逗留期间，我不会这样做。”这段话，因为是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说出的，所以好像有点使人糊涂；但元首接着说的话可就不可能被误解了。他言简意赅地说，捷克的总动员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张伯伦匆忙地指出，动员不外乎是个预防措施，不见得是进攻性措施；希特勒回答说，在他看来，总动员一事表明，捷克人无意放弃任何领土。张伯伦再次不同意此说。他辩论说，捷克人已原则同意苏台德地区实行自治，他们不会自食其言，出尔反尔。

那么，何故总动员？希特勒紧追不舍。

首相说，首先总动员的是德国嘛。

那你也叫它总动员？元首尖酸刻薄地反驳说。接着，他又再次进行威胁：这次危机不会长期拖延下去了。他引用一句日耳曼的古老的格言：恐怖之目标甚于无目标之恐怖。他说，那份最后通牒，代表了他最后的那句话。

张伯伦说，既然如此，继续谈判便无意义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为欧洲和平的一切希望已破灭，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英国。但是，他的良心是明如镜的；为了和平，他已竭尽全力。不幸的是，他并未在希特勒先生身上找到回声。

希特勒最怕的是张伯伦拂袖而去，所以，他便急忙向他保证，在谈判期间，他决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语有如一阵雷雨，使空气变得清新。“为了让您高兴，张伯伦先生，”沉默片刻后，他说，“在日程问题上，本人将做出一个让步。我是很少向人让步的，您是令我做出让步的其中之一。我同意10月1日作为撤退的日期。”

在其他枝节问题上又谈了一阵后，张伯伦答应将此最后通牒转给捷克人。此时已是凌晨1时30分了，众人只好休会。元首对首相为和平而奔波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捷克问题是他不得不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

张伯伦在称心如意的“再见”声中离开了德国。目击他步出旅馆大门的人们，并未在他脸上看出他有一丝一毫的不快之感。

在经过数小时必要的睡眠后，张伯伦飞返伦敦，并于次日召开内阁全体会议。他解释道，如果想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了解其动机，看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希特勒先生“不会故意欺骗受他尊敬并一直与他谈判的人”。假如这样，他们“失去就两国间存在的种种分歧与德国达成谅解的机会”，那将是个大悲剧。

当他沿着泰晤士河模拟德国轰炸机飞行路线返家时，他恐惧地说：“数以千计的家庭出现在轰炸机下。我问我自己，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多少保护？我觉得，我们今天无力发动一场为了阻止之后会出现的战争的战争。”

在内阁，他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阻力。首先，海军部的达夫·库柏勋爵根本不相信元首的保证，提议立刻实行总动员。张伯伦力谏他的阁僚，此类决定宜推迟做出。会议决定先与下令实行局部动员的法国进行磋商。

星期天上午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我总无法驱除心中的疙瘩，”外长哈利法克斯说，“我觉得，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未给我们，只在那里发号施令，好像他已不战而胜似的。”只要纳粹主义依然存在，和平就不稳固。

早些时候支持张伯伦的黑尔什姆勋爵，此时同意外长的看法。辩论开始了。斯坦霍普和毛姆两勋爵力主向捷克施加压力以接受希特勒的备忘录，温斯顿勋爵则主张出于道义应拒绝其建议。由于内阁意见大相径庭，张伯伦力图恢复内阁的秩序。他说，此时谈论接受或拒绝希特勒的条款，或觉得受辱，都是错误的。接受或拒绝，主意该由捷克人拿。

内阁会议刚刚在不和中结束，张伯伦又碰见了一件烦心事。捷克大使扬·马萨里克来访，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说，希特勒的备忘录的内容，使他的政府“目瞪口呆”。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剥夺了捷克斯洛伐克保卫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个权利，“我的政府反对这些新的残酷的要求，必然会奋起并尽力反抗。我们将这样做，让上帝保佑。”

当晚，法国代表团又返回伦敦，以讨论局势。代表团团长达拉第宣布，法国不承认希特勒有权占领苏台德地区。对张伯伦所提的问题，即“若希特勒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一边界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上，你法国是否会宣战？”他的答复却含混不清。张伯伦催他明确表态，达拉第回答说：“在进行一个时期的集中后”，法国可能会“在陆上试图进攻”。

为了让张伯伦与内阁磋商，会谈中止了半个钟头。“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能挖掘的而未挖掘，本人是不会甘心的，”他对其阁僚说，“所以，本人建议，以本人与希特勒先生的会谈为基础，以我私人名义致函希特勒。”这封信建议成立共同委员会以决定如何将捷克业已接受的建议付诸实施，由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转交给元首，“若希特勒先生对此信拒不作答，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便有权代表本人转达如下意见，即是说，如本呼吁遭到拒绝，法国将参战，若如此，我们似乎也应卷进去。”

次日上午，9月26日，被希特勒称为“对犹太人怀有感情”的威尔逊爵士，带着这封信前往柏林。（1968年，威尔逊对记者科林·克洛斯说，他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感情，并问过他：“你是否碰到过你喜欢的犹太人？”）元首心平气和地听着，但越来越坐立不安。当他听到他在戈德斯堡备忘录中所提条款使英国公众震惊一语时，不禁喊了起来：“别再说了，再说也没用！”

这并未止住威尔逊爵士——尽管希特勒“不耐烦地叫喊着，还打着讨厌的手势”——他让翻译施密特继续将张伯伦的信读完。当施密特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希特勒一跃而起，朝门边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说也无用。”

“这种情景是很特别的，”施密特回忆说，“尤其是，当他走到门口时，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无礼，又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让施密特将信读完。此时，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场合他如此愤怒，译员施密特从未见过。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种人一般，对土耳其人，人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到10月1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48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德军将于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地区。

当日下午的愤怒一直延至当晚——且延至体育馆。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词，满口喷毒。他的主攻对象是贝奈斯。“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贝奈斯先生的问题！”一心想毁灭日耳曼民族的是他，让他的国家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还是他。“他现在掌管大权，和还是战！要么是现在就接受我们的条件，最终将自由归还给日耳曼人，否则，我们将自行取得这种自由！”全体日耳曼人——“与1918年时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了！”——都与他团结一致。“我们的决心已下！让贝奈斯先生选择吧！”

希特勒刚坐下，戈培尔便跳了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1918年永不会再重复！”这句话一出，元首又站了起来。他右手猛击讲台，喊了一声“不错！”重又坐下。他的头发沾着汗水耷拉到前额——他筋疲力尽了。

他的谈话使抱有和平希望的人士绝望了。在伦敦，工人们在白金汉宫附近挖掘战壕，还贴出了提防空袭的宣传画。罗斯福的私交布里特大使从巴黎打电话至华盛顿说：“我认为，从星期五午夜起，战的可能是95%。”美国总统从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口中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忙致电希特勒（两天中的第二封），呼吁继续进行谈判。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地区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2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地区。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施密特译得很慢，且抑扬顿挫，目的是要让希特勒掌握其主要之点：“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么，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做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全在打仗了。”

威尔逊想继续谈下去，汉德逊忙示意他不必。在告别前，威尔逊爵士与元首单独待了片刻。他重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灾难。“我设法叫那些捷克人清醒清醒。”他保证说。

“这我是欢迎的。”希特勒说。他再次强调，英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的好友。

昨晚，尽管体育馆内的群众热情洋溢，但据威廉·希拉（站在阳台上广播）在日记中说，体育馆内未出现战争狂热，“群众很和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星期三下午快到黄昏时，一师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城。下班的人们不但没有欢呼，且大都遁入地铁，少数未下地铁者，也只默默地看着。这再次说明未出现战争狂热。

魏德曼上尉也注意到了公众缺乏热情的情况。当步入总理府时，他大声说：“外边简直像是在送葬！”“嘘！”一副官小声说，“他就坐在窗前。”希特勒看着队伍，沉思着。后来，有人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向张伯伦发出一份照会——就他而言，这是一份妥协照会。

在与德国相比未做战争准备的英国，张伯伦首相正准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英国，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怨声日高，而他自己也受怀疑的折磨。上午8时，就在他走上讲台前——与宣布英国舰队总动员的同时——他说：“我到处乱走，步履蹒跚。”接着，他公开暴露了他的恐惧：“多么恐怖，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可置信！只是因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土上，在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口角，我们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个业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口角，竟成为战争的话柄，这更不可能！”接着，他便告诫人们为做出更大的让步做好准备。“在我心灵深处，我是爱好和平的。在我看来，国家间动干戈，是一个梦魇；但是，一旦我确信某个国家已下定决心用武力独霸世界时，我觉得，我们便应抵抗。在这种统治下，相信自由的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战争却是可怕的，在走上战争道路前，我们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必须是在千钧一发时才能交战。”

两小时后，希特勒的信到了——这便增添了首相的希望。与通常一样，这封信一开头便破口大骂捷克人；之后，它便闪烁其词地建议，让张伯伦继续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在处于绝望中的张伯伦看来，差距似乎缩小了。他于是便匆忙草拟了一份答复，请求再次与元首会见，“本人深信，我们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不相信只是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多耽搁几天，您便愿意承担发动一场可能会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接着，首相又草拟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吁告诉了他，“本人相信，阁下将通知德国总理，您愿意充当代表，并敦促他接受本人的建议，因为本建议将令各国人民不致发生战争。”于是，他重新怀着希望，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准备次日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稿——这也是希特勒最后通牒到期的一天。

9月28日，星期三，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机的核心地区柏林，这天是在狂乱中开始的。早晨8时，法国大使弗朗索瓦·本塞便打电话给威兹萨克，紧急求见元首，说要提出新建议。威兹萨克急忙赶至恺撒霍夫旅馆——他的上司住在那里。然而，“由于自己的一手计划有可能遭到破坏，且是巴黎搞的”，里宾特洛甫便大发雷霆。

据威兹萨克的说法，他当时说：“双方的真正分歧很小，且仅牵涉到合并苏台德地区的方法问题。为这一件小事便发动战争，这是荒谬绝伦的。”

“这应留给元首决定！”里宾特洛甫喊道。说完，两人带着情绪，一同去了总理府。

上午10时，即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4小时，弗朗索瓦·本塞给汉德逊去了个电话，说他怕事情不妙。他求见元首之事尚未获准。很明显，元首今日不拟会见各国使节。汉德逊答应从中帮忙。首先，他打电话给戈林说，希特勒拒不见弗朗索瓦·本塞，而本塞却身怀是战是和的新建议。戈林打断了他的话。不久前还是维也纳的侵略者，他现在却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来了。“你一个字也用不着再说了，”他说，“我立刻去见元首！”

在总理府，施密特从未见人们这样忙碌过。“匆匆赶来求见元首的部长和将军们，带着各自的党员、随从副官、各级军官或各部门的头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希特勒东奔西跑，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对大家的劝告则一概不听。待戈林前来讲理时，元首已回到了冬园。戈林发现前外长牛赖特也在客厅，便邀他一同去见希特勒。然而，一进入会议室，辩论的重负反落在牛赖特身上了。“我的元首，”他说，“不管情况如何您都要发动战争吗？当然不行！”

里宾特洛甫在冬园外徘徊，希望元首请他入内。戈林从园内出来，怀着敌意朝他大步走去，大声喊道：“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假如战争爆发，本人将第一个告诉德国人民，是你把事情搞到如此地步的！”当着一群副官的面，这两位高级领导便开始唇枪舌剑，又是恫吓，又是辱骂。里宾特洛甫指责对手怕战；戈林吼叫着反驳说，只要元首“进军”一声令下，他将乘坐领头的飞机出发——条件是，里宾特洛甫必须坐在他身后！“若不是局势如此严重，”魏德曼回忆说，“这两个‘神经质演员’，如同经常发生在彩排前的舞台上的情况一样，互相攻击，是非常可笑的。”

过了一会儿，上午11时，里宾特洛甫终被召进冬园，以便出席与弗朗索瓦·本塞的会晤。这名法国大使挥舞着地图预言，若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战火必然会蔓延至全欧洲。“自然，你有必胜的信心，就像我们有信心打败你一样。不过，你的主要要求无须战争便可得到满足时，你为何要冒险？”

很明显，弗朗索瓦·本塞的一席话，又慢慢地扭转了乾坤，有利于和平了。希特勒已不再火冒三丈，但也不能为这个法国人的逻辑做出回答。突然，一个副官插话说，阿托利科大使在门外求见，说带来了罗马的急信。

一眼瞥见元首从冬园出来，阿托利科老远便不客气地大声呼叫，说他身上带有墨索里尼的急信！“意大利总理通知您，不管您做何决定，元首，法西斯意大利都做您的后盾。”喘匀气后，他补充说：“然而，意大利总理的意见是，您还是接受英国的建议为好。他求您勿搞总动员。”

“告诉意大利总理，我接受他的建议。”希特勒说完便进了冬园。他对弗朗索瓦·本塞说，墨索里尼刚询问他是否接受他的建议——却未说明他已同意这样做。两人继续会谈，但希特勒心神不定。很明显，他仍在考虑墨索里尼的意见。一会儿后，他站起身来，表明会晤到此结束。弗朗索瓦·本塞问，他是否应通知其政府，说元首的态度不变。希特勒心神不定地回答说，他将于下午做出答复。

人们一个个进入冬园。中午过后几分钟，汉德逊在接待室内挤开人群，进入冬园。“事情好办些了，”一个德国朋友小声对他说，“只是要吃得住。”在会议室内，希特勒耐心地倾听着。施密特将张伯伦的提议译了出来：他将立刻前来柏林与他磋商。希特勒答道，他得先与墨索里尼通话。

墨索里尼赞成这个想法。他建议大家在慕尼黑开会碰头。希特勒同意后，便匆忙向达拉第和张伯伦发出邀请。发给张伯伦的邀请书是于后者在众议院发表讲话时抵达的。这时，玛丽王后正与哈利法克斯、鲍尔温及其他要员们一起站在走廊里。张伯伦刚宣布希特勒已接受墨索里尼关于推迟总动员的建议一事，财政大臣便递给他一张纸条。首相的脸色立时变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不止于此，我还有话对诸位说。我得到希特勒先生通知，他邀请本人明日上午在慕尼黑与他相见。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不知谁喊了一声：“为首相感谢上帝！”此语一出，全场便空前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作为自治象征的玛丽王后，与肯特女公爵和张伯伦夫人一起，竟放声大哭。约翰·西蒙爵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未欢呼者为数极少。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休会。我亲眼看见，男人们（有些人曾蔑视张伯伦）含着泪水，走了过去，使劲地握着首相的手。”“众议员中也有少数人未动感情，其中之一是温斯顿·丘吉尔。”“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呢？”有人听他痛苦地说，“难道没人想到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在民主国家内，人民也如释重负，例外者只寥寥无几。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街头，人们兴高采烈地争阅宣布危机已经结束的号外新闻。布里特大使从巴黎给他的朋友罗斯福的信中说：“今晚，我真是轻松极了，真想见人就拥抱。我真希望我是在白宫，好在您的秃顶上狠狠地吻一下！”罗斯福总统则从华盛顿给张伯伦发了一封仅有两个字的电报：好人。

从另一位总统贝奈斯那里，首相收到了一封较长的电报——是个请求：“本人真诚地求助于张伯伦先生，因为我们真心希望为和平做出贡献。所以，我请求你们，在未听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申诉前，勿在慕尼黑做出任何决定。”

大多数德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反希特勒集团却惊诧得目瞪口呆。这条新闻破坏了他们武力捉拿希特勒并建立军事统治的计划。当哈尔德得悉要在慕尼黑开会时，他觉得“在此情况下已再无法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

下午6时，在群众的热烈的欢呼声中，意大利总理的豪华专列离开了罗马。他神采飞扬、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不但被作为和平的救星而受到全球的欢呼，而且还因帮助希特勒渡过难关而赢得了他的感激。墨索里尼也觉得，他在一场外交战中赢了英国。在与齐亚诺共进晚餐时，他友善地取笑了他们。“在一个人们将动物崇拜到如此地步，以至要为它们建造房屋和医院，为它们修筑墓地，甚至连遗产也可由鹦鹉来继承的国度里，你尽可以相信，它已开始腐朽了。此外，别的原因不说，这也是英国的国民结构的一个后果。有400万妇女盈余，400万妇女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人为地造出一系列问题来——目的在于抚慰她们的理智，或让她们兴奋。因为无法去拥抱一个男人，她们只好去拥抱全人类。”

次日清晨，9月29日，元首在慕尼黑与边界之间迎接墨索里尼。此举不独是给予一个盟友的礼遇，而且还使希特勒有机会将事态的最新情况告诉墨索里尼。当两个独裁者乘坐元首的专列开往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时，希特勒透露说，“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着害怕来自那里的攻击了。假若英法两国真的笨到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那么，敌人还来不及动员战争便会结束。“我没有必要去动员。德国陆军严阵以待，只需请求行动，我的目标便能实现。”

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乘飞机前往的。张伯伦离开赫斯顿时，天下起了小雨。他对记者们说：“小时候，我常常说，‘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所为。待我回来时，我希望我能够说，正如霍斯帕在《亨利四世》中说过的那样，‘冲破艰难险阻’我们摘下了这朵鲜花——安全！”

法国总理在“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喊声中，在勒布盖机场登上了飞机。飞机是在浓雾中起飞的。上午11时15分，这架双引擎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了。弗朗索瓦·本塞是看着达拉第走下飞机的。他发现，达拉第双眉紧锁，眼角的皱纹既多又深。他离开时，城里既紧张又可怕。但是，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德国人竟兴高采烈。他们用热情的欢呼声迎接他，好像他是个英雄似的。

张伯伦是在午前数分钟着陆的。在前往里奇纳宫旅馆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旅馆里仅留数分钟后，他坐上敞篷汽车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楼——会议将在那里举行。这座元首大楼系国家社会主义党围绕科尼希广场而建的大楼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筑紧凑，中央厅宽广异常，高65英尺，宽100英尺。大厅里有两座壮观的石阶，通向会议室。

张伯伦及其两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来到会议室。接着前来的是墨索里尼——他抬头挺胸，步履轻快，无拘无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后抵达的是元首。他的目光严厉而奇特，使达拉第感受不浅。会议参与者及其助手们的座位设在小餐厅内的长台上，他们彼此互相打量，客气但冷冷地握着手。希特勒极力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眉宇之间却现出关切，因为客人们大都不讲德语，他不能与他们自由交谈。拘谨地进完自助餐后，希特勒领着众人进了一间四方形的房子——鸟瞰着科尼希广场。房子很是壮观，四周的墙壁用皮革覆盖，还有不少花草和各种画。墙上还有个大理石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悬挂着伦巴赫画的俾斯麦的巨幅画像。

由于准备工作极差，且又没组织好，会议一开始便混乱不堪，且越开越糊涂。会议既无主席又无日程安排，也没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关人士间的自由交谈。一次，在关于就苏台德地区的财产向捷克人提供赔偿的问题上，张伯伦表示关切而且喋喋不休。这令希特勒坐立不安。他喊道：“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消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决苏台德地区问题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使会议稍稍有了点儿程序（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德国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将它作为自己的提案提出来）。那时已是下午3时了，会议休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七八糟。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发言，使施密特无法进行工作。他坚持，发言者应在会议发言译文宣读后再进行。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看热闹的人们看来，他活像是一个正在纠正混乱的课堂秩序的小学校长。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人也纷纷闯进会议室。戈林、弗朗索瓦·本塞、汉德逊、阿托利科、威兹萨克等人，带着书记、秘书和随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围绕主要与会者而坐，而主要的与会者则在大壁炉前形成一个半圆而坐，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高筹码赌注就要揭晓时的赌场一样。

会议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种语言，其余三位会议参与者只能讲各自的语言。他的英语讲得十分吃力，法语讲得像意大利语，德语是否能让人听懂还是一个问题，他仍像一个首席翻译，像个无秩序的合唱队的指挥——唯我独尊但和气可爱，他用德语向希特勒提问，将回答的要点而不是原话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转告给英法两国代表团。“那天我很开心，”他后来对党卫队上尉多尔曼（他带他前来当译员）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达拉第先生或张伯伦先生身上。这真是个值得恺撒出席的场合。你记不记得？”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后来，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地区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在讨论——冗长但并不特别刻薄——抵达高潮时，多尔曼被召了出去，有个罩着面纱的神秘女人求见。在哨兵室里，他发现此人原来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让希特勒先生“立刻毫无延误”地将会议进行情况告诉她。因为她曾在罗列托的香客教堂向圣母玛利亚许过愿：若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她会携一支金色的大蜡烛回来。她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要开了。多尔曼说，此事他不能去问希特勒，问问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还马马虎虎。问他们可不行，她叫他去问无事不晓的希姆莱。多尔曼无计可施，只好去找帝国元首，“起初，他觉得惊奇，一想又觉得好笑。他授权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证。”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8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休会，先去赴宴，因为讨论还可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施密特却觉得，他们没有心思出席宴会。“和平是取得了，但名声却遭到重大损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纳饭店，法国代表则赶回四季旅馆——回去后，他们让人将饭菜送至房间。与此同时，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则在元首大楼用香槟酒和各种佳肴欢庆胜利。

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做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戈林后来对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做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我对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在3小时内便决定了。他们后来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是‘保证’这个字眼。张伯伦关注两方；达拉第则对事事都不加注意，他就这样坐着。”（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卧地坐着，脸上还做出厌烦的表情。）“他只不时地点头称是，事事都没有一星半点的反对意见。希特勒竟如此轻易地左右了这件事，这令我惊奇不已。毕竟，他们也很清楚，斯科达公司等，在苏台德地区开有兵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们摆布……当希特勒建议将苏台德界外的某些军备在占领苏台德地区后立即搬迁进去时，我原以为会大吵特吵的——但是没有，连斜着看一眼也没有。我们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而且是这样得到的。”（他爽快地弹了一下指头。）

凌晨1时30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条约规定，从10月1日起，苏台德地区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议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

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由于第一个签字的是他，他发现那个大墨水池是干的，便忙令人取个新的来代替。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此情此景，令记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张伯伦和达拉第又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离开。他们的责任是相当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运通知捷克人——捷克的两名代表整天在焦急地等待着。凌晨2时15分，他们被带至张伯伦的旅馆房内。这两名代表在听候宣判时，室内的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伯伦长篇大论，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达拉第便把一份协议书递给捷克人——此时，张伯伦开始打哈欠了。一个捷克人哭了。“相信我好了，”弗朗索瓦·本塞告慰他说，“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它不过是一个刚开场的故事的一刹那，而这个故事也必定将此旧事重提。”

达拉第一觉醒来，听见旅馆外欢声四起，简直令人神魂颠倒。他们又唱又跳，高呼“亲爱的小达拉第”快出来——达拉第无奈，只好步出房门，到阳台上与众人相见。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远远地超过了在元首大楼签署的文件的意义——它表明，两国决心永不再交战。“如果他签字，”吃早餐时，他对议会秘书说，“并遵守之，这很好；如他出尔反尔，那就能说服美国人，使美国人相信他是什么人。”

希特勒一听完这份备忘录的译文，便连声称，“行！行！行！”两人未费多少口舌便在上边签了字。张伯伦将一份正文交给希特勒，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他坚信，希特勒也与自己一样热心。然而，施密特觉得，对于措辞，他虽同意了，但有点勉强；他之所以签字，仅是要使张伯伦高兴。希特勒似乎要散布互相矛盾的印象。他私下高兴地对男仆说，首相如此老迈年高，还专程前来看他。“我给他的东西够多的了，他不会很快又再来。”然而，片刻后，他又对陆军副官格尔哈德·恩格尔少将说，“他喜欢这位老人，希望能继续与他谈判。”希特勒向恩格尔保证，他自己“并不想采取有潜在危险的任何步骤。首先得消化已得成果。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是不会跑掉的”。

张伯伦的座机于清晨5时38分在赫斯顿着陆。他站在机舱门口，带着微笑，挥动着他与希特勒签署的文件。“我将它搞到了！”他对哈利法克斯喊道，“我将它搞到了！”群众的欢呼声仍在耳旁吼叫，他便当众宣读了英王写给他的信，要他“立刻赶至白金汉宫，以便令我本人有机会对您的慕尼黑之行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从机场至白金汉宫中的途中，他受到盛大欢迎——给予英雄的欢迎，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一封私函中，他曾描述道，街道上“从头至尾都站满了各个阶级的人。他们高声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跳上汽车的踏板，捶打着玻璃，把手伸进车内与我握手”。整个英国似乎都要向他祝贺并感谢他。“没有一个从沙场得胜回朝的征服者，”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曾获得比这更荣耀的桂冠。”

在唐宁街10号前，他被人群包围了。人们尖声欢呼，不愿散开。张伯伦无奈，只好走至一扇敞开的窗户前。欢呼之声越来越大，最终成了“他是个大好人”的喊声。他站在窗前，满面红光。这扇窗户恰好是1878年狄斯累利从柏林会议回国后宣布“光荣的和平”时所站立过的窗户。他说：“在我国的历史上，这是光荣的和平。两次从德国回到唐宁街，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数周来的危机终告结束。英国除少数人外，均兴高采烈。然而，在新总理詹·西洛维将军上任并通过电台宣布由于他们已遭抛弃、孤立无援，本届政府被迫接受慕尼黑的命令时，布拉格并未举行庆祝。他说，这是“领土的减少与国家的死亡”之间做出的选择。

墨索里尼也受到了盛大欢迎。这次欢迎，他自己认为，是他整整20年法西斯生涯中所受到的最盛大的一次。在每个火车站和交叉路口，不计其数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列车并尽情欢呼。许多人还下跪迎接。在罗马，他乘敞篷车沿国家大街缓缓前行，从用枝叶搭成的凯旋门下驶过——他受到了只有恺撒才配享受的欢迎。车队进入威尼斯广场时，人们齐声高喊：“领袖！领袖！”当他最终在阳台上出现时，群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此情此景表明，他也许从未如此受欢迎过。

尽管如此，在慕尼黑会议的参与者中，最受世界推崇的仍首推张伯伦。他的瘦削身材和那个鹰钩鼻，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和平的象征。前继位王子威尔士亲王秘密致函于他，感谢他“拯救了和平”。退位德皇也致函玛丽王后说，他毫不怀疑，首相避免了“一次最可怕的灾难”，“既有天示又有上帝指引”。大部分德国人均有同感。10月1日早晨醒来，人们均在祈祷：在他们的军队跨进苏台德地区时，切勿受到阻碍。拂晓时，希特勒的专列驶抵捷克边境。第一个向希特勒表忠的将军——莱希瑙——向他报告时所使用的语言，令魏德曼大吃一惊：“我的元首，今天，陆军正在做出一次士兵们所能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做出的最大的牺牲，那就是，不发一枪地向敌人的领土挺进！”

魏德曼不相信一个德国将军竟会讲出此等荒唐话来。另一个将军插话说：“不错，我的元首，今天早晨我到了我旧时待过的团。由于禁止进攻捷克的平房，许多士兵都在哭泣！”

希特勒说：“失败主义者一直在向我嘀咕，说什么我的政治会导致战争！”元首说的这种话，且又说得如此尖刻，使站在他身后的魏德曼大吃一惊，他所指的失败主义者是谁？

在首相府，过去几小时的紧张和疲劳已使张伯伦精疲力竭。“在我一生中，我从未那样过。我的精神差点儿垮了，”在一封信中他这样承认道，“我重新振作起来，因为，在议会里，我还得再经受一次酷刑。”10月3日，星期一，议会开幕了。至那时，许多人的兴头已过，耻辱取代了幸免一战的轻松感。在下院，达夫·库柏提出辞呈，辞去了内阁职务，挑起了关于慕尼黑问题的辩论。他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必然导致一场欧战。“首相一直相信，用合情合理的语言可打动希特勒先生。我倒相信，他更爱听的是铁甲拳头的语言。”

既疲倦又愤怒的张伯伦起身回答说，他与希特勒在元首的寓所签订的协议，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双方均有诚意和良好的愿望；希特勒曾一再着重说明这点，他要自食其言是异常困难的。人们朝他鼓了掌，但缺乏热情，原因是整个议会笼罩着一种内疚的情绪。辩论持续了三天，丘吉尔雄辩的谴责，使辩论达到了高潮。“一切都过去了，”他说，“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地、悲哀地沉进黑暗。它被抛弃了，且支离破碎。”忠诚而勇敢的英国人民，在得悉这一条约的消息时，自发地兴高采烈并觉得宽慰。这，他并不嫉妒。“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真实情况。他们应该知道，长期以来，我国的防御力量不足，且又大遭忽视；他们应该知道，即使未发生战争，我们已蒙受巨大损失，其影响深远……别以为事情就此告终，这仅是算账的开端。”

在此之前，张伯伦及其迁就他的同僚曾就东欧中部（希特勒将做出保证）问题提出过修改后的解决办法。但是，时至今日，事情已很明显，元首的计划与此完全相反，且无法进行调解。张伯伦及其保护伞正在变成怯懦的象征。这令他担心。他于是便求助于阿道夫·希特勒。他秘密致函希特勒，询问元首在当晚于体育馆发表的演讲中，能否“在引导英国的公众舆论方面给首相以某种支持”。希特勒欣然同意，对张伯伦议会内的恶毒攻击者发动了猛攻。然而，这一抚慰和援助其实是不必要的。次日，10月6日，下院匆忙批准了张伯伦的政策，凭这一政策，在新近的危机中，战争被避免了。投票结果是366票赞成，144票反对，35名背叛者——包括库柏、艾登和丘吉尔在内——弃权。

上述三人的攻击在柏林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希特勒把他们攻击张伯伦的每个字都看作是人身攻击。在签订这项协议后，他高高兴兴地从元首大楼出来——他的副官和随从等均同意这点——相信捷克问题已一举永久得到解决，他也有心承担在这桩买卖中他应承担的义务。

英国的齐声谴责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在威廉大街，人们已听到窃窃私语，说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趁希特勒烦恼之机对他说，在慕尼黑，他并未完全利用西方民主国家对战争的恐惧心理，英国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在日后装备较好时发动进攻。

弗朗索瓦·本塞在了解到有此不满情绪后，极力使希特勒冷静下来。为此，他特别建议希特勒与法国签订一项类似与张伯伦签订的协议。“我想在他眼前展现签订更多协议的可能性。这些协议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财政方面的。它们或许能引导欧洲组织起来。我也希望能将他的思想引向非暴力的前景和方向上去。”

然而，希特勒却相信，或假装相信，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昂已欺骗了他。10月9日，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一篇刻薄的演讲中，他流露了这种想法，把英国的态度比作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态度。他继而攻击了丘吉尔、库柏和艾登这心怀恶意的三驾马车，所用言辞较在体育馆的演说更尖酸刻薄得多。

3天后，希特勒的谩骂产生了效果。当时，专为实施《慕尼黑协定》而建立的国际委员会一致投票赞成不举行公民投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早已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即以1910年的人口普查为准，以决定哪些地区该割让给帝国。事情越来越明显，原来的协定已受到歪曲，捷克将被剥夺最后一道防御工事。

10月中旬，弗朗索瓦·本塞最后一次呼吁希特勒要讲道理。那是在他调任罗马前向元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的。希特勒向来喜欢这位大使。为了对法国大使7年来在柏林做的服务表示感谢，希特勒特邀他前往建在克尔斯坦山顶（高出地面一英里）的茶馆。这个茶馆是在鲍曼孜孜不倦地指挥下建成的，据说耗资3000万马克。从工程学上来讲，它是个创举。从贝格霍夫通向山顶长5英里的柏油公路也是如此。这条公路弯弯曲曲，完全是从山间炸出来的一条通道，还有几个人为此丧生。弗朗索瓦·本塞坐着车子，沿这条公路上山，进了凿于峰底的地道。到了走廊的尽头，他被带上一座用黄铜镶嵌的扶手电梯。电梯的梯座完全是从岩石中挖掘而成的。在上升约400英尺后，弗朗索瓦·本塞发现自己已进了一条过道，其柱子全是罗马式的。在通道尽头是一座圆形的玻璃大厅。在敞开的火炉中燃烧着大块大块的木头。大厅的周围群山环抱，使这个法国人有置身于太空之感。沐浴在秋日黄昏的阳光中的这个景色，壮丽辉煌，几乎到了令人幻想丛生的地步。

法国大使和元首就是置身于这奇妙的环境中——希特勒曾来过此处数次，它的富丽堂皇已开始令希特勒生厌——举行最后一次会谈的。希特勒脸色苍白，面容疲倦。他说，《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他很失望。危机还远没有结束。事实上，若局势没有好转，危机可能更加深化。他抱怨说，大不列颠“正在高声威胁，号召拿起武器”。

大使指出，在和平得以维护后，人们过度兴奋，这必然会产生某种反动。还有，希特勒自己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严厉的演讲也散布了这种印象，即捷克的牺牲仅增加了德国的胃口，因而加强了《慕尼黑协定》的反对派的地位。

希特勒进行了反驳。目前的麻烦首先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他并未讲过反对法国的只言片语。当希特勒继续为其对待捷克人的方法辩护时，弗朗索瓦·本塞打断了他的话，告诫他勿对过去恋恋不舍，更重要的是未来。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均已表明，他们能和睦相处，“逐渐引导欧洲朝更稳定更正常的方向”发展。对打断他的话之举，或对这一概念，希特勒均未予以反驳。他说，为此努力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下山时，弗朗索瓦·本塞重温了这次会谈。“我知道，他是朝三暮四、装聋作哑、矛盾重重、举棋不定，”他向巴黎报告说，“他温文尔雅，酷爱大自然的美景，在饭桌前讨论欧洲政治时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就是同一个人，他可以变得极度疯狂，如醉如痴，并野心勃勃。有时候他站在地球仪前，恨不得将各国、各大洲的历史和地理一股脑地推翻，活像是个发了疯的造物主。有时候，他又梦想做个和平的英雄，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竖立最雄伟的纪念碑。”

元首身上这些明显矛盾使许多外国人认为，他不外乎是个疯子。其中之一是现已安居在伦敦的西蒙·弗洛伊德。“疯子会干什么，你是很难断定的，”他对美国的一名追随者说，“你知道，他是个奥地利人，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许多年。”希特勒接管奥地利时，他似乎头脑发昏。

希特勒先前的一个信徒，在汉夫施坦格尔从德国出逃后曾与其多次议论元首的卡尔·古斯达塔·荣格博士，却又另有一番理论。那年10月，他对刚从布拉格返回的H.R.尼卡博士说：“在医学上，希特勒属于不可思议的人物类型。他的身躯并未显示出力量；他的相貌突出的特点是他那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拍的照片尤其令我有这种印象。他的双眼有预言家的神情。”听了这话后，尼卡博士便问，希特勒为何能使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外国人却对他不屑一顾？他是第一个将自己在潜意识中对德国命运的想法和感受告诉每个德国人，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失败后，使每个德国灵魂都染上色彩的是典型的德国的疾恶观——德国劣于他人，是老二，是参加宴会常常迟到者。希特勒的力量不是政治上的，它是魔术般的。希特勒的秘密在于他容许自己受自己的潜意识支配。他像是这样一个人：他能集中精力倾听某个神秘的小声建议，“然后便依此建议行之。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即使我们的潜意识有时也在梦中出现，但我们的理性太多了，运用大脑太多了，因而不服从于它。但是，希特勒不但听了，而且还服从于它。真正的领导人是常常受领导的。”希特勒唱的是纯粹的条顿调，德国人听来顺耳，于是他们便选择他为代表。他是一个能煽动原始人的煽动政治家，是他们的部落历史的回声。

荣格断言，英法两国是不会履行其对捷克做出的新的保证的。“没有一个国家会遵守诺言。国家是一个盲目的大可怜虫。跟随着什么？也许是命运。国家是没有荣誉可言的，它没有诺言可守。”所以，为何要奢望希特勒遵守其诺言？“因为希特勒就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