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7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弗朗索瓦·本塞则从柏林极力敦促（英国）采取“激烈行动”。也许，这便唤起了法国政府的抵抗精神，因为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与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其诺防线。

这本是个胆怯的姿态，却吓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至少也要从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这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他让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明日撤军。尽管法国总理发表了一篇强烈反对的广播演说，希特勒仍不动摇。法国总理说：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国枪炮威胁，法国决不谈判。

星期一，2.5万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虽然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样的压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军开进莱茵兰后的48小时，他对他的翻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做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扬地到占领区进行视察，未发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专列上，希特勒心情舒畅。“上帝呀，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真叫人放心！”他一边说，一边又在吹牛：“不错，世界属于智勇双全的人们。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纳的唱片《帕西法尔》，边听边说，他的信仰就是受这出歌剧影响后建立的。他的观点是：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疯狂独裁者所做的估计。

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次日3月12日，便被压下去了。这天，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3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给柏林拍来电报。勃洛姆堡连忙带着电报去找元首。元首连看都未看便将电报往口袋里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他的外交部长比将领们更加好战。牛赖特反对任何妥协。他告诫元首，应耐心等待，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

元首听从了外长的劝告。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对一群听众说，“我带着梦游者的保证，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元首大喜。那时，若是别人当德国领袖，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元首对其心腹夸口说：“无论是谁，你们说得出来，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没法子，我只好撒谎。由于我沉着，毫不动摇，我们才得救。我威胁说，除非形势在24小时内有所缓和，否则，我就再派6个师去莱茵兰。其实，我只有4个旅。”

由于最弱的一环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讹诈了英法两国。这证明，若无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话进行国际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比起他的将军，他的政治本能更为健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也加强了他对自己之命运的信任感。他已发现，一个意志坚强，敢于动用武力的人，在反对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战便吓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对手中，究竟能走多远。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其在国内进一步巩固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做抉择。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选，而是有“兴登堡号”氢气球（画满了 字）作掩护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权。”他对卡尔斯鲁厄的群众说，“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若因为我之故，我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忧愁与痛苦，那么，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惩罚我。”

3月29日，在未动用一枪一弹的情况下，98.8%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另外，在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这种地位上升被承认的地方莫过于英国了。威尔士交际极广的知名人士杜马斯·琼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来到了德国。他的第一站是达莱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鲍尔温关系密切的里宾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让鲍尔温先生见见希特勒。”据琼斯日记中引里宾特洛甫的话，“谈话时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很像鲍尔温先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将决定几代人的命运……鲍尔温先生应该亲耳听听希特勒的观点，不必通过中间人。希特勒会以绝对的公正与他交谈的。”里宾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说得有声有色：“他内心是个保守派，过着画家般的俭朴生活，酷好音乐和绘画。”里宾特洛甫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冯·里宾特洛甫的建议。”

“总参谋部怎么样？”琼斯问。

“在帝国政府中，容克们已不再有影响了。”外交部长回答说：“重新征兵不是部队的决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决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统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5月17日，他们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同行的还有译员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宽敞的客厅里会面。琼斯觉得，这间客厅是不折不扣的维多利亚式的。“我们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园里，像是在1880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厅里。”琼斯说，鲍尔温希望与德国合作，但“任重道远”。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令国联的许多支持者震惊，但众多的英国人深信国联。

希特勒回答说，很明显，英国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加强现在的国联；另一派则主张将它改造成保守组织。他自己赞成后一政策，反对承担未予明确的义务，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是，若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更好些。他说：“国联的作用是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希望，欺骗其他国家，似乎日内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时则让意大利‘逃之夭夭’。”这种说法，可谓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莱茵兰的赌博。不过，如果说琼斯看穿了这点，他在日记中却没有记载。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信心。“我指出，鲍尔温先生是个羞怯而谦虚的政治家，对自己当首相颇觉吃惊。时至今日，他还未真正将惊讶压住呢。这句话翻译过去后，元首脱口道：‘我也如此呀。’”

这是令希特勒特别难受的时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在与琼斯会见后数天，他向勃兰特医生诉说，他左耳耳鸣，其音频甚高，有如金属声。勃兰特嘱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药片。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造的新总理府内，元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他曾指示他的一个男仆卡尔·克劳塞，不管他在何处就寝，在床头的同一位置必须为他放一张桌子。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门，与克劳塞打过招呼后，便径自进入书房进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唯一的娱乐就是每晚在宽敞的客厅里看电影。克劳塞通常会给他一张电影名单，列有五六部电影，而他则从中挑选。若某部电影令他厌倦，他便会喊“乱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葛丽泰·嘉宝。据伊万纳·克尔克帕特里克爵士说，他“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枪骑手的生活》，这部片子他看了3次。他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描写了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奴役一个国家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就该如此行动。于是，它便成了党卫军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欢法国影片，因为，他说，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能向公众放映，太遗憾了。”他对弗里德林·瓦格纳说，戈培尔办公室未剪净的影片，都由瓦格纳负责检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转的迹象，勃兰特便建议他休养一段时间，且最好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因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兰特的忠告。在尔后数月内，他尽量多住在瓦申弗尔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参加了瓦格纳庆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亚娜也在那里，瓦格纳太太便邀她们共进午餐，希特勒很高兴。“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一百个马克左右。”据弗里德林·瓦格纳说，希特勒曾说过：“她父母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企图迫使她返回英国。她回去过一两次，每次都逃了出来。”

7月22日晚，两个居住在国外属纳粹党圈外组织的德国人的突然来访，打乱了白莱特的田园式的生活。来访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将军的信。此人是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军首领，急需飞机运送部队至非洲，反对“赤军”。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来——他刚好在白莱特参加庆典。戈林敦促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原因有二：一则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二则可“锻炼我的年轻的空军”。希特勒派出了部分运输机群，还派出了不少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机枪，以做试验——仅此而已。延长西班牙内战，这不但对德国有利，而且还能阻止墨索里尼——业已大量支援佛朗哥——与法国和英国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受孤立的墨索里尼必然要转向德国。

里宾特洛甫则告诫希特勒勿插手西班牙事件。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桂冠的，而且他也怕“又把与英国的关系复杂化，因为英国肯定会对德国的干预不高兴的”。希特勒辩解说，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有责任援助佛朗哥。西班牙若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业已由左派统治的），法国必然会被布尔什维克化。“若被夹在强大的东方苏维埃集团和西方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之间，一旦遭苏联进攻，我们便会束手待擒。”

那年夏天，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由于德国采取反犹政策，英美法三国曾极力进行抵制，但未能奏效。希特勒急于将此次运动会变成纳粹成就的橱窗，便作了不少让步，允许犹太人中的花剑选手赫仑纳·梅尔、曲棍球明星卢迪·巴尔代表帝国参加此次运动会，而另一个犹太人乌尔夫岗·菲尔斯纳上尉则负责兴建和组织奥运村。更重要的是，公路沿途的反犹标语牌以及禁止犹太人进入疗养地带的公告均被拆除。在柏林，施特莱彻的《前锋报》也从报摊上消失。事实上，反犹运动整个儿停止了。他们对此和解的标志进行了国际性的大肆宣传，致使许多外国人蜂拥至柏林，并受到热情接待。

8月1日举行开幕式时，天空万里无云。当日下午，希特勒领队通过凯旋大街，朝体育馆走去。他的长蛇阵式的车队，在4万名冲锋队员和其他卫队的保护下，沿着十里长街缓缓前行。队伍抵达体育馆后，身穿最朴素制服的希特勒，与两名奥林匹克官员一起，向前走去。跟在他后边的有保加利亚国王、瑞典继位王子、希腊继位王子、意大利继位王子，以及墨索里尼的儿子。他们沿着地道走进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受到了30支喇叭吹奏的铜管乐的欢迎。这支管弦乐队由理查德·施特劳斯指挥，还有一支3000人的合唱队。他们演唱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维塞尔森林之歌》和施特劳斯为此次运动会创作的《奥林匹克之歌》。希特勒正式就位时，11万观众同声欢呼。有些代表团行的是奥林匹克致敬礼——右手伸直至身旁，令观众大为开心，但奥地利代表团却将之改为纳粹抬臂礼。保加利亚人做得更甚，他们还操了正步。由250人组成的法国代表团进场时，掌声最响。他们行的致敬礼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奥林匹克式的。头戴草帽的英国人进场时仅来了个“向右看”，使许多观众大为不快。获得掌声最少的是美国队，有些观众还无礼地跺脚。经过主席台前时，他们只“向右看”，连旗子也下落而复升。

次日，由于德国人汉斯·沃尔克打破了奥林匹克铅球纪录，希特勒前来祝贺，也对打破万米长跑纪录的三个芬兰人和获得标枪冠亚军的德国女选手表示祝贺。当跳高项目中德国选手全部被淘汰时，天色已晚。希特勒未等到与三名美国选手——其中两名是黑人——握手便离开了运动场。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通知希特勒，由于他是首席贵宾，应该对全体获胜者祝贺。希特勒接受了后一选择，所以未与获得四枚金牌的杰塞·欧文斯见面。为此，有人便大肆渲染，说元首有意冷落这位伟大的黑人运动员，但欧文斯本人却否认这一说法。他说，希特勒确曾向他祝贺，“我打总理跟前走过时，他站起身来，向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手回礼。他认为，作者这样批评德国引以为豪的人物是卑鄙的。”

元首几乎观看了每一场田径赛，使他的左右惊讶不已。每当德国运动员竞技时，他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热情观看，脸部还在抽搐（在曲棍球比赛时，由于太紧张，不敢看下去，事后才让人向他报告比赛情况）。运动会于8月16日结束，希特勒出席了闭幕式。当乐队奏起《运动会结束》之歌时，运动员们跟着乐曲的节拍欢快地起舞，观众则热情洋溢地与他们告别。场内有人向希特勒——在闭幕式上他没有节目——“欢呼胜利”，接着欢呼声四起，全场响起了“欢呼胜利！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欢呼胜利”的欢呼声。

运动会是纳粹的胜利——虽然不怎么够格。德国人获得了大部分的金牌（33枚）和大多数的银牌和铜牌，奇怪的是德国人竟以57分的悬殊比分击败了获亚军的美国人。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观众在离开德国时，对所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高兴，对自己所见的希特勒帝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运会上获得的成绩，由于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了一部上下集的纪录片而获进一步巩固。尽管戈培尔进行破坏，甚至不让她进场，她还是拍出了一部获得全世界欢呼的影片。

在而后进行的自我祝贺的凯歌声中，却插上了一曲悲歌。负责建造奥运村的菲尔斯纳上尉，由于是犹太人，在最后一分钟被撤换。在参加了为他的继任人举行的宴会后，他便用手枪自杀了。

在莱茵兰政变后，元首更埋头于对外政策。他置国内问题于不顾，任其自流，强行让党和国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现状。他也开始与党内的老同志们疏远，“除非他亲自派人把他们找来，否则他闭门谢客”。迪特里希回忆道：“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在他与同僚之间树立障碍……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对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见，对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现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纳狄乌斯·法依雷前来瓦申弗尔德采访元首时，他发现元首在过去一年中已老了许多。对在维也纳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对音乐和绘画，甚至对罗姆集团的情况，他均侃侃而谈；但对其政治前景，他却闭口不提。对上萨尔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赞赏。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过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业——假如我还有气力的话。要是上帝和运星能伴我至终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门廊里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时，他也表现过同样阴郁的神情。有人曾说，他曾欺骗过邻近的一个农民，以一件家具骗了那人1000马克。对此说法，他也闷闷不乐。“听着，阿道夫，还没有那样糟糕。”安吉拉说，“几十年后，当你成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时，1000马克，或多点儿或少点儿，都会无关紧要的！”希特勒一时不作声，然后一手搂着她的肩膀说：“首先，1000马克那件事情现在的确是件事儿；其次，我永远也成不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因为，亲爱的安吉拉，我的时间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越来越不同意他与爱娃·勃劳恩的那种暧昧关系（私下里，她称爱娃为“那头蠢牛”）。但是，她试图让希特勒与其情妇交恶的努力失败了。自爱娃二次自杀以来，他变得更加体贴。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远处购买了一座舒适的两层楼房，供她居住。3万马克的房钱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将房子交给她，表面上是说以此支付姊妹俩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爱娃带到上萨尔茨堡去。到此时，安吉拉已拒绝与爱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点儿的称呼“亲爱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尔德给她留房间。爱娃无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馆开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她决定辞去其管家的职务。有谣言说，她是因爱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说，主要争论之点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计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继续当瓦申弗尔德的女主人，但她坚持不肯，嫁给了设在德累斯顿的“国家建筑协会”的主任马丁·汉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说，另一个争端是，安吉拉坚持要公开抛头露面。“她想把自己变成一个要员……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这点。”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难堪。他不但娶了一个犹太老婆，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将这件事公之于世。他将希特勒的家谱印在明信片上，还把他老婆的处女名（罗森绍尔）作为家谱的最后一支，并且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情形。

还有一种谣传，说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战后，保拉对此予以否认。当希特勒恶名昭著并传至维也纳时，她改姓乌尔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境况告诉了我哥哥。他非常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负责。”他每月给她250马克，1938年时增至500马克。此外，每年圣诞节时送她价值3000马克的礼物，还帮她买了一座房子。她偶尔也到上萨尔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难得住上两个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因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参加她的婚礼。

这样，爱娃便成了瓦申弗尔德的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时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尔德必须加以扩建，使之适于举行高级外交谈判。同时，还给爱娃准备了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和一间洗澡房。这些都与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建筑这座显赫的房子（改名为贝格霍夫），以及山边兴建豪华设施的工作，全由马丁·鲍曼承担。对此工程，事无巨细，鲍曼全盘予以过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食物上加了调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的往柏林挂电话。数小时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调味品的成分如下……”他对下属的态度可就没有如此有趣了。一天，当他向赫斯的私人秘书希尔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时，竟令她取下眼镜。她提出抗议，他却把眼镜掰成两半，还说：“不戴眼镜，你要漂亮多了！”

鲍曼的飞黄腾达，令其他人慢慢失宠。埃塞尔光荣地被调去当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罗森堡被推至后台，连汉夫施坦格尔也遭到冷落。由于汉夫施坦格尔出言不逊，使他在党内受到怀疑，还谣传被列入黑名单。另外，在1936年，由于赫仑纳获准离婚，汉夫施坦格尔与希特勒的最后联系也断了。当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时，冲口说道：“哎，我得立刻给她发封电报，祝她好运。”但是，他又改口说，“不行，那样做不行。”他最后说：“汉夫施坦格尔太太是德国少有的真正的贵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继续给她送花。

汉夫施坦格尔将其内心的担忧告诉了埃贡——时年15岁。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贝格湖游览，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话跟你说，要牢牢记住，连一个字都不能忘记。情况不妙。先前，我们全相信运动，对不对？现在，我仍在设法相信它。”他说，他发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帮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们就要打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仗。这将危及德国和全世界。”目前，国内情况一团糟，因为官员们的办公桌后坐着一群无赖。“上帝知道，我已找过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说情况不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知道。如果他知道，就应该拿他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的宿敌曾试图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完全将自己洗刷净尽。但他们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迟早他们都会将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也觉得希特勒变了。他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不立刻逃难。汉夫施坦格尔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曾协助党取得政权，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数次帮助元首脱险。“我们全都有责任。”他说：“基础以及95%原来的目标都是好的。还有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做好了出逃的计划，暗语是这条船的名字。信的开头若用了“也许”那就是令埃贡坐火车去瑞士。他走时不应同任何人说话，连同母亲说话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贡用不着担心母亲会遭到株连。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欢她“要装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要静静地走开，不要耽搁”。

不到半年，危机便来了。汉夫施坦格尔被令立即飞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护在西班牙的德国记者的利益。但是，飞机一升空，驾驶员便通知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奉命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的“红区”跳伞。汉夫施坦格尔喊道，这是死刑。同情他的驾驶员解释说，命令是在快起飞时由戈林签署的。过了不久，一个发动机突然嘎嘎作响。飞行员便呼叫说，飞机有毛病。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汉夫施坦格尔一眼，补充说，他得找个小机场着陆。着陆后，汉夫施坦格尔便假装要请示柏林。他从电话间出来，对驾驶员说，元首令他赶回乌夫因。他坐上开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车，次日一早便换车去苏黎世。在那里，他给儿子发出一封带有隐语的信。埃贡叠了几件衣裳，带着元首的一幅自画像，跳上了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在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几个小时。午夜前，他便与父亲会合了。直到不久前，人们一般还相信，飞机事故实际上是个玩笑，目的在于对汉夫施坦格尔进行惩罚，因为他发表过对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军的士气不利的讲话。但是，在汉夫施坦格尔1970年出版的《Zwischen Weissemund Brawnem Haus》一书中，作者发表了德国空军将领冯·舒安贝克将军的一封信。该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一个暗杀阴谋。

私人问题虽然令希特勒意乱神迷，但在谋求德国至上的征途上他却未停步。1936年夏天，他用可怕的语言，就战时经济问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一式三份，戈林和勃洛姆堡各执一份，另一份由他自己保存。在备忘录中，他写道，德国的潜力有多大，军事力量就应有多大。这是一项紧急任务，不允许“优柔寡断”。德国不但缺乏原料，且人口过剩，靠自己的土地不能养活自己。“老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必须将措施付诸行动，才能在将来最终解决问题，在此之前则应暂时松弛一下。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生存空间，或扩大我国人民的原料和食品的来源。”他继续说，最终解决原料短缺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与其要等待下一次大战，不如在和平时期便着手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还有其他需要，也必须着手进行经济调查和试验。”必须尽快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以达到下述目标：“一、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的准备。二、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准备。”

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巩固与英国的关系，而在对付一位如此富有决心和如此狡猾的领导人时，英国人又一再表现出他们是何等的愚蠢。他们坚信，用让步和谅解的办法，他们定能让希特勒就范，而他则在去年一年利用了英国人的误解，与他们进行妥协谈判，并含混不清地提出签约。带着希望和善意的英国要员继续涌向德国。从德国回来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因比竟相信希特勒怀有和平意图。《凡尔赛和约》的作者之一、战时的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也有同样看法——尽管他曾极力推行“绞死德皇”的口号。9月4日下午，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的台阶上热烈地欢迎了他。“对促进两国间的良好关系本人历来是很感兴趣的。”劳埃德·乔治说，“在战争结束后本人也重新作出了努力。”他说，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便在此后数月内签约，否则，两国便会分离。

“本人衷心同意，”希特勒回答说。年轻时他就有建立这个同盟的幻想。两个民族系同盟，主要是要互相了解。对未来文明构成威胁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他连忙说，这不是幻想出来的恐惧，而是现实的危险。因此，西欧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对西班牙内战表示关切，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掌握西班牙已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的担忧。“我为何要如此忧心忡忡呢？我并不是怕俄国人进攻我们。但是如果我周围的国家都布尔什维克化了，那么，从经济观点看，我国会成个什么样子？这里的一切，都处在千钧一发中。”

客人走后，希特勒对另一个家人海因斯·林格说，前首相对他说过，在战争期间，英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差点投降。“我告诉劳埃德·乔治说，这我同意，但是，德国的灾难是，他是在‘十二时差五分投降的’。”他的客人同意，德国投降得太早了。“不过，我告诉他，若德国与英国再战，只要我还是元首，德国就会打到十二时过五分。”

施密特陪同首相返回旅馆。在进口处，劳埃德的女儿讥讽地喊了一声“欢呼希特勒”，前首相并未发笑。“自然要欢呼希特勒！”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也这样说，因为他实在是个伟大人物。”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纪念，可以预言，给劳埃德·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纪念活动比先前的更加壮观不说，它还以两大运动为标志：为达到自给自足而实行的“四年计划”和以反对“混乱力量”为名，实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进军。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纽伦堡庞大的体育场上，希特勒对集结在该处的16万名褐衫党徒和党卫军发表讲话，大谈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之后，他便乘敞篷小车（“麦塞蒂斯”）回城，不时向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两旁和站立在阳台上朝他喝彩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合众社记者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小汽车紧跟其后。与赫尔姆斯同行的还有五六名各报记者，他们均应邀前往纽伦堡城堡与元首共进午餐。“当我们抵达时，”赫尔姆斯回忆道，“我也有些妄自尊大。我觉得，即使欢呼声不是为我而发，自己的身高也足有10英尺！”

客人们被请到城堡的塔楼上。在那里，他们看到的希特勒已不再神气十足了。给赫尔姆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早些时候的那种炫耀的表演不但已完全消失，相反，他显得手足无措，双脚不停地前后摇摆。很难相信，正是此人片刻前在向疯狂地欢呼的冲锋队挥动胳膊，大声疾呼：“这个时代的奇迹是，你们发现了我——千百万人中的一无名小卒。”然而，一旦某人提起布尔什维主义，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再次成了演说家。他攻击说，莫斯科正在想方设法统治欧洲，但德国不答应。“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疯狂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意大利，都是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的过来人。”下面街道上，人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元首！”于是，他只好步出塔楼，向他的慕名者致意。

赫尔姆斯走了。对于他在塔楼之所见，比在体育场所看到的一切，印象更为深刻。他觉得，在这里，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其计划也是合理的”。

大会的最后一天，人们观看了大型军事表演。在模拟空战表演和最近代化的高射机枪的效能表演后，在体育场上表演了一场真如实战的机械化战斗。党的生日纪念结束了——一方面保证实现和平，宣布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炫耀可怕的武力威胁。相信元首一贯正确的不但是党的忠实信徒，连劳埃德·乔治对自己在德国之所见所闻也几乎坚信不疑。在《每日快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希特勒单枪匹马救德国于水深火热。他是天生的领袖，是具有坚强意志和英勇无畏性格的人物，既受老人的信任，也受年轻一代的崇拜。

新踏上的征途使劳埃德·乔治受了愚弄。在此以前，希特勒极力与意大利谋求谅解。他派汉斯·弗兰克前往罗马，邀请他访问德国——不但以意大利独裁者的身份而且也以法西斯创始人的身份来访。此时，墨索里尼真心实意要与德国联系。遂派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于10月21日飞赴柏林，为他的出访做初步安排。齐亚诺首先与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磋商。据意大利人的报道，牛赖特对里宾特洛甫建立有意义的英德友好关系的幻想曾进行过嘲笑。齐亚诺对签订新罗加诺公约也同样表示怀疑，建议意大利留在国联内，以便从事“破坏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三天后，齐亚诺会晤希特勒于贝格霍夫。为了迷惑对方，希特勒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的头号政治家，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他相比。”他进而说，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相互了解，若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方民主中就会所向无敌。

在授予其女婿挑拨英德关系的任务后，墨索里尼将一份落入意大利人之手的文件交给了齐亚诺。这是英国驻柏林大使发给伦敦的电报。电报称希特勒政府为一危险的冒险者。读了这份电报后，元首愤怒地喊道：“在英国人看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是由冒险者领导的，一是德国，二是意大利。不过，英国人在建立起大英帝国时，其领导者也是冒险家。今天的英国，其领导者全是无能之辈。”他向齐亚诺保证，没有必要去为英国操心，因为德国与意大利重新武装的速度要快得多。到1939年，德国将备战就绪，在四至五年内，战备将远远超过就绪程度。

于是，齐亚诺与牛赖特便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确立了新的关系，并规定广泛地进行合作。数天后，在米兰的杜阿摩广场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墨索里尼提到了这点，其所用的语言，在西方人听来，是相当不吉的：“……柏林与罗马之连成一线，这并不是隔板，而是一条轴心，凡有志于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均可围绕这条轴心转动。”

1936年秋后，希特勒主要操心的是西班牙。在此之前，元首曾向佛朗哥提供给养，数量虽小，意义却重大。此时，希特勒正考虑给他提供大量援助。11月，一支可供起义部队战斗使用的特种机群业已投入战斗。11月18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终于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

正当外交部敦促希特勒要谨慎行事时，现在负责“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是一场真正冲突的前奏。“我们业已处于战争状态中。”12月2日，他在空军军官会议上说——虽然，第一枪还未正式打响。即使如此，从新年开始，“所有飞机工厂均需全力以赴，就像动员令业已颁布一样”。数日后，在柏林，在对一群工业家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中，他也同样直言不讳。他透露，战争已指日可待，德国即将动员。“我们之行将到来的战斗，”他说，“要求我们采取重大措施，提高生产能力。重新武装是不受限制的。可供选择的是非胜则亡。”

戈林这一番话公布后，佛朗哥的新任代表威廉·福贝尔将军便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除非立即派遣一师德军和一名教官，否则，战争便有可能失败。但是，威廉大街对此建议置之不理，福贝尔于是便将此事面禀元首。12月21日，他会见希特勒于总理府。在座的有戈林、勃洛姆堡、霍斯巴赫、弗立契，以及刚从西班牙回国的在佛朗哥总司令部任军事代表的瓦尔特·瓦尔利蒙中校。福贝尔请求希特勒派遣三师援军，以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希特勒征求瓦尔利蒙的意见。瓦尔利蒙指出，由于这是一场内战，佛朗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这场战争。西班牙和德国两军之间是不能成功地进行合作的。业已给予的军援足以使起义部队免于失败。加之，佛朗哥正在其位，定能力挽狂澜。在座的军人均支持瓦尔利蒙的看法。

希特勒同意众人之所云。他说，德国不准备大规模派遣援军。他的理由并非出于军事，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接着，他便坦率地透露，他最不需要的是佛朗哥迅速地取胜。西班牙的长期苦战将使世界的注意力从德国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计划上转移开去。但他确曾保证继续援助西班牙以反共；若军事灾难有可能来临，他便会增加军援。他最后说的一段话可说是狡猾的一着。他将大规模军援的荣誉让给了墨索里尼。在西班牙问题上陷得越深，墨索里尼便越有求于德国；如果这场冲突久久的延长下去，他便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要对轴心国承担义务。

在外交上，对希特勒而言，1936年是取得成功最大、付出代价最小的一年。英国已被弄得神魂颠倒，而意大利也即将就范，与德国进行不平等的合约。他还说服了日本与之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该条约包含了一项秘密协定（措辞却很模糊），即互相支援，反对苏联。这项协定双方虽然承认并非绝对必须，但就使德国之重新武装合理化的宣传策略而言，却是重要的。

那时的唯一挫折是英国的立宪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英王决定与瓦利斯·瓦尔菲尔德·辛普森夫人结婚而引起的。他对首相鲍尔温说，“若我是以国王身份与她结婚，且一帆风顺则罢，否则，如果政府反对这门亲事”——鲍尔温曾对爱德华表示，政府将反对——“我便准备引退。”公众大都同情爱德华八世，但首相和教堂却一意孤行，坚决不允。

这场危机使里宾特洛甫大伤脑筋，因为在行将到来的谈判中，元首靠的就是英王的支持。“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他！”里宾特洛甫对德国在德国使馆任新闻代理的新闻局代表弗里茨·赫塞说。后者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并充当外交部的特别代表，接受外交部的秘密任务，即非官方地与英国官方人士打交道，尤其是首相的工业顾问霍拉斯·威尔逊。“你是否认为，这件事是个阴谋，目的在于剥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最终的地位？”过了不久，里宾特洛甫又把赫塞找来说。他刚与元首通完电话，元首对引退一说拒绝相信。这是一个烟幕，他已令德国报界对此说只字不提。希特勒的信心给里宾特洛甫提供了保证。“你瞧着吧，”他预言说，“事情将证明元首是正确的。这件事终将烟消云散，英王将对我们如此有策略、如此谨慎地对待这场危机表示感激。”

12月9日晚，爱德华签署了《引退文件》，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放弃王位的君主。当晚，在一篇动人的广播演说中，他对他的臣民及全世界说，他觉得“没有我心爱的女郎的支持和帮助，尽管我有心，我也无力挑起作为国王的重担和完成我的责任”。

希特勒不明白，为何竟有人爱美人不爱江山。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据赫塞说）闷闷不乐地通知他的大使，他也不如卷铺盖走人，甘心失败，放弃这种游戏。“英王既已逊位，英国肯定不再有人愿与我们来往。将您的活动情况报我，如您无所作为，本人将不加罪于您。”

尽管希特勒大失所望，1936年仍给他带来巨大成功。据他对戈林夫人说，这一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真正使他愉快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尽管他患着严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着湿疹，但他们过得很愉快。12月25日，通过霍夫曼即那个摄影师的介绍，他挑选了一个医生作为自己的贴身医生。医生叫德奥·莫雷尔，是位皮肤病专家，在柏林库尔费尔斯坦达姆大街开诊所，生意兴隆。他的病人多系电影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长着一副圆脸，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纳垢。在治疗时，他有时也粗枝大叶。有人说，他曾用一块刚擦完桌子的绷带包扎病人的胳膊；不经消毒便用同一针头给两个病人注射。

德国的医生很多，希特勒为何单挑选了他，其原因也许是莫雷尔太太与爱娃·勃劳恩之间的友谊之故。自退伍以来，希特勒脱掉所有衣服进行体格检查，这还是首次。希特勒的上腹痛，莫雷尔诊断结果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给他开了母达弗罗和加勒斯托尔两种药。希特勒还身患腹胀气，不停地放屁。由于他吃素，病情逐渐加剧。莫雷尔医生下的药是科氏去毒丸。这种药丸含士的宁，但莫雷尔医生并不明白它含这种成分，竟让希特勒每餐吃2—4片。此外，莫雷尔还让他大量服用维生素，也常常将它与葡萄糖混合进行静脉注射，以增强希特勒的体力。

国内最有威望的两名专家，一是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格洛维茨医生，一是柏林慈善医院的贝格曼医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的胃痉挛和痛得他无法穿靴子的湿疹。然而，莫雷尔医生却保证在一年内治好这两种病。只一个多月时间，他便给他治好了。于是，希特勒便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位医生创造了奇迹，挽救了他的生命。“格格维茨和贝格曼二人都让我挨饿，只许我喝茶和吃饼干……我的身体虚弱到连案头工作都不能支持。后来，莫雷尔来了，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他将身体的康复完全归功于莫雷尔，连牙床情况的改善也是注射母达弗罗所致，而不是他的牙医雨果·布拉希克的处方——勤刷牙勤按摩——使然。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议会发表演说，纪念他就任总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重申了他的神圣职责：“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典才使我这样一个战时的无名小卒，得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力进行斗争。”这是一篇许诺而不是威胁的演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吹嘘却也有些现实基础。在执政的头四年里，希特勒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罗斯福一样，他也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增加利益铺平了道路；与罗斯福一样，他凭直觉得出结论，那些被传统理论搞得六神无主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衰退知之甚少。因此，两位领导人均藐视传统，大力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希特勒还预见到了现代的经济政策，”1973年，经济学家J.肯尼斯·加尔布莱斯评论说，“……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迅速地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发展。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的国家，会响应希特勒的号召，一如美国人之响应罗斯福，这是不足为奇的。”或许，他并不懂多少经济，不知自己之所为。“但是，在经济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平时可将全国连成一体，战时有助于全国动员。为了使普通人能“用轮子走路”，他发展了“人民车”。此车坚固耐用，价格便宜，一般人均买得起。他要费尔迪南·波尔希设计一种四座、每40英里耗油一加仑、发动机用空气冷却、冬天不致上冻的小车。他还为未来的其他革新作了设想。在大城市内，必须建造自动化的地下停车场、众多的自由贸易中心、公园、绿化区，以及严格控制污染。出于他个人对清洁的关注（也许与害怕长癌有关），污染问题尤其令他关心；他鼓励工业界做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在鲁尔盆地，有些工厂已安装了消除污染的设施；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须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装置。

他对城市规划的兴趣甚至延伸至小镇和乡村。他对亲信们说过，最主要的是空间（另一个关切之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在制订规划时，考虑到了空间问题，这令我高兴。只有这样，我们才无须兴建更多的、几乎是房上建房的、拥挤不堪的市镇，如同我们在茨维考和格尔申基尔申等地看到的那样。如果我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美感的市镇，我将大失所望，将失去快乐，如同我被我的祖国发配出来一样。所以，我已下定决心，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对青年的培养也享有优先权。教育制度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高中便专修自然科学，非古典课程与人文主义大学预科课程同等重要。由于相当重视体育，重视种族生物学的必修课程，以及重视德国历史和文学，有些课程，例如古代语言和科学，便受到影响。“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形成性格，”有个纳粹教育家写道，“我们并不想把儿童教育成小学究……所以我说，‘让我们少十磅知识，多十卡路里性格吧！’”

伴随锤炼性格过程的是将希特勒半神化。在进午餐前，科隆的孩子们必须背诵这段祈祷词：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赐予我的元首，

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

您救德国于水火；

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长保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英国大使菲普斯向伦敦报告说：“……德国的小学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卫德国……不过，本人生怕，如果本届或之后任何一届德国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保卫德国，他们将适合并准备在外国领土上前进或牺牲。”这个征兆是从“少年训练”开始的——即为“希特勒青年团”作准备，对10岁至14岁的少年所做的训练。“‘少年训练’是新近得到的、永恒的、无情的真理的一个因素，”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的作者写道，“对我们说来，服从一道命令或一项指示是最神圣的职责。这是因为，每道命令均发自负责人，而那位负责人正是我们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国的父老兄弟们，我们是你们的先锋。我们这些德国青年的领导者，将你们的儿女进行训练和教育，将他们塑造成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们。我们让他们进了严格的学校，锻炼他们的铁拳，提高他们的勇气，培养他们的信心——对德国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鲜血和荣誉”字样的匕首。他还被告知说，现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护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做任何恶意的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国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非军人都优越，如果他们敢于装腔作势，我们便可毒打他们。”

1933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目的不外乎是将各阶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用宣传和说服的办法，一方面让他们与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决裂；另一方面向他们灌输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后来，它的任务却成了让他们练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训练他们为元首和民族效劳。然而，与民众的信念相反，他们并未进行军训。据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罗特巴舍说，“制服嘛，则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成立前青年组织的服装，不仅在德国有，在其他国家也有。”

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让全民为未来做好准备，希特勒在四年内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连外国人对此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国的婴儿死亡率还低。”希特勒当政后，曾七次出访德国的英国国会议员阿诺尔德·威尔逊爵士写道，“肺结核和其他疾病大大减少。审判罪犯的法庭从未如此闲过，监狱也从未如此空过。看到德国青年如此健壮，这确是件快事。连最穷苦的人们的衣着也有改善；他们的笑脸证明，他们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户多了，拥挤程度减小，洗手间也有改进。在“美化每个地方”的口号下，所有办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齐清洁。花草多了，使劳动者能欣赏自己的环境。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特权。罗伯特·雷伊的“劳工阵线”倡议“欢喜出力量”计划，还为工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观赏表演、参观展览、跳舞、看电影和参加成人班学习提供津贴。最富有革命性的创举要算是旅游津贴。现在，连最卑贱的劳工及其妻儿，均可坐上豪华的旅游船，欢度梦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们看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雷伊说，“他们看到，派出去当德国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知识阶层’，而是他们自己，我们向世界显示的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人们还建造了许多不分等级的船只，雇主和白领们与工人们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1月30日在议会演说中说：“德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产生了效果。这些效果是最高意义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义的话。”希特勒这番话的意思，正是这种社会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人们——犹太人当然不属此列。他的这种旗号的社会主义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切莫以为自己是教育或资本的某种享受者，切莫以为自己已被马克思的财产观念与工人们分离。”他对一采访者说过，“资产阶级必须像工人一样，适应社会的福利。”在实践中，这种观念使工人们觉得荣耀，强调了希特勒之社会平等的理论。公共媒介宣传他是个建筑工人、画家和学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普通人，他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他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名誉学位。在工厂里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总是使用昵称“我们”，向他们吹嘘说，他也是个没有地产、没有股票的人——但他却没提到，《我的奋斗》一书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在武装力量中，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觉出来。在常备军中，官兵之间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党卫军成了民主的典范。在这里，官阶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这是大多数英美军官无法接受的。最能表现平等主义的是“青年劳动服务”——凡17—25岁的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和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或当农民，或当劳工。这种做法原是要减少失业，但却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众维持兵团”，成了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劳工营的墙壁上，常常挂着旗帜、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以及诸如“德国需要你，你需要德国”“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劳动服务是德国青年的光荣职责”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在某劳工营中，美国来访者Ｇ.Ｓ.科克斯发现了两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其一，是希特勒语录：“犹太人并非德国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其二，与之并排，系康德语录：“勇于使用理智。”科克斯发现，受锻炼者的情绪很高。“他们身体健壮，丰衣足食——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来未享受过的奢华生活。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时间评头品足。”

希特勒在任的头四年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是他统一了全国。外交官乔治·肯南警告他的一个上司说，希特勒并未使时光倒转。“德国统一了，完全是如此。在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之未竟事业，在凡尔赛得到了完成。现在，希特勒正将特殊主义残余及阶级差别连根铲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将一切降低至最低标准以完成这一切之说，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德国的统一是事实。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团结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阻止外来干涉之举也将存在——必须存在。嫉妒、不稳定、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欧洲的贪欲——这些都是大多数德国人真正共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研究德国问题的客观的观察家能抹杀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劳工虽然丧失了工会，资方也丧失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事实上，每个人都丧失了权利和自由，国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荣。然而，为希特勒之纲领所付出的代价却不限于公民自由的丧失：他虽然用独创的方式使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并结束了失业，但是，由于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装，这便将潜在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强加在德国头上。沙希特这个聪明人物曾使出浑身解数，反对希特勒和军方为使德国经济独立所做的努力。首先，他否决了战争部和L.G.法生产人造橡胶的计划。接着，他又拒绝了勃洛姆堡关于增加燃料油生产的要求，因为他生怕此举会打破和平时期国民经济的平衡。但是，到1936年初，沙希特的影响已逐渐消失。那时，希特勒已下令将陆军扩大至36个师，国民经济被弄得失调。基本原因有两个：进口价格上升了9%，而出口价格却下降了9%；由于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德国农业无力满足本国的需要。原料库存正在减少，市场上已出现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况。由于俄国对这两种商品的出口进行封锁，罗马尼亚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进一步加剧。供取暖、照明、润滑用的燃料之供应，以及柴油的供应，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国的生产又无法给予取代。

就是这种紧急情况，促使希特勒于1936年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实行战时经济的计划。他之解决燃料油库危机的答案，多年后，在美国被采用了——自给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国现存的版图内，是无法生产足够的原料以达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坚持应尽力而为。他坚持说，只要德国向东扩展，绝对自足是可能达到的。他置沙希特的意见于不顾，要求提高合成橡胶、铁矿砂、油脂、纺织品和轻五金产品的产量，并要求在一年半内解决燃料危机。

专家们一再警告，若执行这一计划，生产成本将异常昂贵。他将此当作耳边风。对他之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产的主张，工业界怨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相反，他用国家进行干预，对大企业进行反击——假如他们敢于不参与为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宣布，“财政与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的自立之斗争服务的”。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1936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个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选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员，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定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篇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只“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国总统会加以解释的语言，请求德国全体民众为国家服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自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够为共同努力之成功贡献些什么。”

两个月后，希特勒亲自向一群工业界要员发出强烈呼吁，要他们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说：“戈林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具有坚强的决心，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工业家们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廉价生产，而是必须生产。外汇是如何挣得的，这他一点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获成功的人才会受到起诉。

“我不得不谴责这些经济上的胡作非为，”沙希特写道，“同时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法律尽量公开地进行肆意嘲弄的行径。”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在一篇演说中，是这样讲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产之说。“假如我在某块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么，在经济上，这是难以想象的胡闹。”这是一位失宠官员的战争宣言。不到数月，沙希特被迫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为，竭力贯彻元首将国民经济变成重新武装——和为战争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工具的计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赫定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一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婢膝的政策，哪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利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做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索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及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种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卐字章。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名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的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急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坚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庸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的伟人，定能做全体党员的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起，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的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无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