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喜悦很短暂。敌人看似被击败，但只是潜伏等待，癌细胞开始左右夹攻。一月底，它们回来复仇。三月，黛博拉的医生衡量再做一次肝脏手术的风险，三个月前才做过烧灼术，风险太大。更多化疗没有击退肿瘤，反而似乎把它们越养越大。它们像邪恶军团一样崛起，反击只不过像对着一排前进中的坦克丢石头。

这时，丹佛已经展开翅膀，开着他称为“天赐”的车到处兜风，他说因为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是亚伦·达文波特给他的）。他常来拜访，每次我见到他，都像是去银行领债券利息——我搜集他智慧的股息，变得越来越富有。我们很少空无目的地闲谈，他总是直接切入重点——犹如给我上课。

有一天他过来，一如往常开门见山地说话。他直视我的眼睛，说：“朗先生，上帝造完这个世上的种种之后，它说什么？”

我知道丹佛不问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我给他正确答案：“上帝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丹佛开心笑了。“没错。”

春天到了，也是我们照惯例到洛矶顶的时刻。黛博拉虽然生病，但决心好好享受这个季节，她满心期待看着我们第一批矢车菊冒新芽，然后长角牛生小牛。她把其中两只命名为“雀斑”和“泡泡”，我没有翻白眼。我们观看老鹰捕食产卵的红目鲈，有时看见两只老鹰在半空中激烈争夺猎物，让人叹为观止。夜里，星星像宝石冻结在空中，月光在布瑞索斯河上波纹荡漾，鱼在冷冽光线里依照曲线前进。几英里之内只有星毛栎被风拨动的声音，还有远处火车低沉而寂寞的汽笛声。

丹佛跟我们一块去牧场。我也邀请他一起去牛仔春聚，这个年度盛会大约有两百个人参加。我们的朋友罗伯与荷莉·费瑞尔的河景牧场，就在洛矶顶的河对岸。二十年来，我们聚集在那里扎圆锥式帐篷，骑马套绳，享受用食物马车煮饭的乐趣，在营火旁朗读牛仔诗篇。

“我听说牛仔不喜欢黑人，”我邀请丹佛的时候他说，“你确定要我去？”

“我当然要你去。”我说，但我实际上还得用套绳把他拖去。

第一天晚上，他不情愿地扎好他的圆锥式帐篷，但早上我发现他睡在车子后座上。不是因为他不想睡在户外——要知道他已经在沃思堡市中心睡了几十年——因为那里没有太多响尾蛇。

没多久，他便挖掘出自己的牛仔潜质，在我们身边开始自在起来。他没有骑马，但确实想拍一张马背上的照片，回去秀给贫民区的朋友看。要是我们有起重机就好了，我们一定会用来把他那230磅重的屁股举到马鞍上。

营火和友爱在丹佛身上产生神奇作用，让他了解到让一群骑马拿着绳索的白人接受并喜爱是什么感觉。这些人恰好跟他害怕了半辈子的“主子”是同一种人。

回到沃思堡，黛博拉继续消瘦，娇小骨架上的皮肤越渐松弛。但她仍然奋斗。

“你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吗？”三月一个早晨她开心问我，“我要去逛街。”

她觉得身体恢复很多，她说。我怀疑她只是很想感觉正常，但我没说出口。她已经一年没开车。我站在窗前，看她开着她的Land Cruiser离开，从她出门后我就开始担心——其实我很想跟着去，但按捺不动。一小时后我听见车库传来她到家的声音，赶紧出去帮她卸货。

但是没有任何战利品。她的眼睛红肿，眼泪不断流下来，她看着我，喉咙挣扎着要说话。

“我是‘晚期’吗？”她终于问，仿佛那个字眼是恶心的科学标本，她要拿得远远的。

“terminal”这个词，用在死亡的上下文里是个残酷字眼，我们从来不曾说出口。但根据《韦伯斯特字典》，“terminal”也是人们要去某地之前会经过的地方。黛博拉知道她的“某地”是天堂，她只是希望火车会误点。

我擦去她脸颊上的眼泪，试着回避问题。“我们大家都是晚期，”我温柔地笑着说，“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这里。”

“不，老实告诉我。我是晚期吗？大家都这么说的吗？”

她说，在商场的时候，她碰见一个大学老友，对方听说她得癌症。她很关心，没有要惹黛博拉不开心，那个朋友说：“我只是听说你是晚期。”

黛博拉不愿显露出震惊的样子，她回答：“没人跟我说过。”

然后她奋力保持冷静，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告别，回到安全的车上才崩溃，她告诉我说她一路大声哭着回家。那是她最后一次自己一个人出门。

四月，黛博拉动第二次肝脏手术，医生警告说，她的身体至少要等九个月到一年，才能承受这样的入侵。可是接下来的礼拜天，她就坚持要去教堂，我们在那里碰见丹佛。然而在礼拜仪式开始之前，她觉得不舒服，要我载她去我们友人史考特和洁妮娜·沃克的家。洁妮娜也才刚动过手术在家休养，或许她们可以互相打气。

礼拜仪式结束，丹佛到沃克家来探望。他留下来吃过午餐后告辞，“我要去看一下巴兰丁先生。”他说。史考特好奇，问他可不可以一道去。

我是巴兰丁先生还住在机构的时候认识他的。丹佛告诉我和黛博拉，在我们开始去机构服务前，有一天，他看见一辆车高速开到东兰卡斯特街的人行道前。司机把一个老人推下前座，抛出一个老旧的旅行家牌行李箱，然后呼啸开走。老人被遗弃在人行道上，走路摇摇晃晃，像个喝醉的水手上岸放假，出口是一连串含糊的诅咒。然而对丹佛而言，他看起来也有点……害怕。那时，丹佛还是座“孤岛”，板着脸独来独往，不管别人的闲事。然而不知是什么，那老人拨动了他的心弦。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因为那老人看起来十分无助。

丹佛走到老人面前，要扶他走进机构里。老人只是咒骂他，叫他黑鬼。

丹佛还是帮了，过程中知道他叫巴兰丁，是个老酒鬼，家人视他为耻辱。然而他痛恨黑人，更恨信上帝的人，觉得他们是一群爱哭无聊的伪君子。所以，不管有没有免费食物，他宁愿饿肚子也不要去教堂。其他人或许就随他去，但在大约两年时间里，丹佛排队点两份食物，一份拿去楼上给巴兰丁先生。坏脾气、难相处又毫无同情心的巴兰丁先生，继续称呼他的恩人为“黑鬼”。

隔年，一个无赖在机构外面攻击巴兰丁先生，要他交出社福支票。老人不愿屈服，被严重殴打成残废。席斯勒的机构无法照顾伤残者，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在政府补助的看护中心帮巴兰丁先生找了一个房间。在那里，领最低工资的护理员负责照顾他的基本生活，但事实是，八十五岁的巴兰丁先生行动困难、无助，而且完全被孤立，只有丹佛会去看他。老人搬去以后，丹佛定期走两英里路穿过贫民区，给巴兰丁先生带一些看护中心以外的食物或香烟。

有一天，丹佛要我开车载他去那里。从某方面而言，我宁愿他没开口，因为当时去那一趟，剥去了我虚饰的慈善家外表，显露出一个容易受惊、善心有限的人。

我们走进巴兰丁先生在看护中心的房间，我先闻到老朽、死皮和体液的味道。那老人躺在床上的一摊尿里，身上只穿一件荧光橘色的滑雪外套。他瘦如鸡骨头的双腿摊开在床单上，那床单曾经是白色，现在是肮脏的灰色，上面有咖啡色和黄赭色的污点。他身边散落着垃圾和几盘吃到一半的食物——炒蛋已经硬掉、干瘪的肉、已经石化的三明治……另外几个盘子上，有学校午餐大小的牛奶盒，翻倒出来的牛奶凝结成发臭的酸奶。

丹佛一眼打量过房间，然后看到我，我已快站不住脚要呕吐出来。“朗先生只是来打声招呼，”他告诉巴兰丁先生，“他马上就走。”

我逃了出去，留下丹佛一个人清理巴兰丁先生和他肮脏的房间。我没主动帮忙，甚至没留下来客气一下。我感到内疚，但没有内疚到要改变。我跳上车流着泪开走，为巴兰丁先生流泪。没有家又上了年纪，如果没有丹佛，他就继续腻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我也为自己流泪，因为我没勇气留下来。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送餐或写几张支票都很简单，然后让自己的名字照片上报，参加什么浮夸的慈善晚会。然而丹佛默默服侍，他爱得不浮夸。我们的处境对调了，现在是我怕他对我捉与放。因为我欠缺同情心，或许我才是根本不是值得留着的猎物。

那天，我对丹佛又加深了一点点深刻的敬意，我对他的认识像拼图一样，逐渐完成一幅画。他不是炫耀，只是跟我分享他的一块秘密生活。如果他的秘密包括和醉醺醺的流浪汉在巷子里掷骰子，我也不会反感。然而我吃惊的是，他的秘密不只包括整夜为我的妻子祈祷，还有照顾这个从来没跟他道过谢，还继续叫他“黑鬼”的老人。

我第一次体悟到，当丹佛说他会当我一辈子的朋友，他是认真的——同甘共苦。惨的是，巴兰丁先生从来不想要朋友，特别是黑人。然而一旦丹佛立下承诺，他就不会改变。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