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贝蒂后，黛博拉感觉到她会是引领自己进入新的心灵层次的人，跟在机构的环境里比起来，新的层次可以提供更无惧无私的服务。她想要把这经验和她最好的朋友玛丽·艾伦·达文波特分享，黛博拉称玛丽为“祈祷战士”，也就是说，她愿意停下来为任何人、任何事祈祷，只要对方让她这么做。

“Plucky”这个词听起来很呆，但韦伯斯特字典把它定义为“勇敢”及“大胆”，词条解释里应该要放上一张玛丽·艾伦的照片才对。玛丽是执照护士，她和她的医生丈夫亚伦和我们在1980年成为朋友，那年7月4日，我们举办泳池派对，地点就在前两年搬到沃思堡时所买的殖民风格的家中。我们邀请了霍金夫妇，他们问可否带达文波特夫妇一起来。

亚伦和玛丽·艾伦才刚从加尔维斯敦搬回沃思堡，亚伦在那边完成住院医师实习。我们不认识他们，但黛博拉听说过他们。她听说玛丽·艾伦怀三胞胎时很辛苦，她一直念她的名字帮她祈祷。

然而派对那天，当达文波特夫妇开到我家，玛丽·艾伦看见我们的大门廊、白色高柱，可容三辆车的车库看起来比他们整个家还大，她就开始发脾气。

“我不要进去！”她告诉亚伦。

“为什么不要？”他问。

“为什么不？天啊，你看看他们家！他们是百万富翁——我们跟他们会有什么共通点？”

于是达文波特夫妇坐在车子里，把冷气开到最强，争论是否该留下来。没多久，十五个月大的三胞胎和三岁的杰·马克开始哭闹。穿好了泳装和游泳圈的他们已经等不及了，不喜欢前座正在讨论的内容。最后，玛丽·艾伦输了，我记得他们第一次走进我们家后院，亚伦紧张地微笑，而玛丽·艾伦脸上的笑假得像仿的林布兰特画。

但黛博拉挽救了整个下午。“真高兴终于见到你！”她说，用温暖的笑容迎接玛丽·艾伦，“我已经为你和你的家人祈祷了好几个月。”然后，“百万富翁”的妻子黛博拉主动提议当三胞胎的保姆，让达文波特夫妇能在新家安顿。就这样，玛丽·艾伦放下她的武器。她很有风度地接受提议，两家人就此建立数十年的友谊。

黛博拉从玛丽·艾伦身上学到勇敢。她从来不曾勇敢，只是坚持；玛丽·艾伦勇敢又坚持。黛博拉邀请玛丽·艾伦到机构去当义工，丹佛的痛苦便“加倍”。他后来跟我说，因为现在不止一个，而是两个白人女士一起烦他。

在贝蒂的鼓励下，黛博拉和玛丽·艾伦开始每周一次在机构的妇幼礼拜堂教大家唱歌。然而最吸引黛博拉的是贝蒂在“空地”的服务。

“空地”本身是个绿意盎然的小庇护所，满布着紫薇、粗木长椅，以及用铁路瓷砖做的十字架，有人在上面用铁丝网做刺的点缀。然而，“空地”附近的区域就是城市颓败的原型：生锈的铁链、木板围起来充公的房屋，隔壁的空地长满乱七八糟的强生草，掩盖了勉强还有生命力的身体。想吃贝蒂带来的免费午餐的客人，从“空地”旁边的露意丝酒吧跌跌撞撞走出来，他们在这昏暗的小店用乞讨来的钱买便宜的酒，好忘掉清醒的生活。我没有批判：在美国就是这样，酒精药物要付钱，但食物是免费的，只要他们愿意打个瞌睡听福音布道。

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每个礼拜拖着脚步到“空地”，有些人坐在生锈的轮椅上，让勉强能站的人推来，醉汉让比自己稍微清醒的人扛进来。在那里工作一个下午之后，黛博拉常哭着回家，为她碰到的酒鬼和毒虫伤心，他们为非常低下的生活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我们和丹佛成为朋友之前，有时候会看见他站在对面，杵着不动和电线杆融为一体。我问过贝蒂他的事：“他有哪方面的问题？”

“丹佛？”她照旧轻声细语地回答，微笑着，“他帮我很多忙。帮我维修卡车，而且很会唱歌！”

偶尔，她会哄他来“空地”唱歌，或者礼拜四去参加她教唱歌的礼拜仪式。“丹佛这个人就是，你要找他的时候再叫他，因为他随时可以消失不见。”

虽然我们成为朋友，丹佛还是没完全放弃他的消失演出。他愧疚面对街上那些人，那些以前他曾威胁要杀掉的人。他们惧怕从前的丹佛，但全新的丹佛连他本人都害怕。所以当有人要求他做一些事，比如贝蒂请他唱歌，他就消失。他觉得没有这些的改变，一样能过得很好。

同时，黛博拉更勤奋地服务，她像朵花一样盛开了。我们结婚的二十几年里，我从没见过她这么快乐。我还能证明，这是我们夫妇相爱最深的一段时期。在咨询时积淀下来的平和，以及早几年在洛矶顶的生活，现在变成令人欢欣的满足。

如果我早点认清那句老话——“妈妈不高兴，全家都不高兴”——或许我们能早一点走到这一步，不管怎样我们终究还是走到了。黛博拉处于我俩感情关系的高峰，也给“空地”带来令人耳目一新又富有感染力的喜悦。在巨大老榆树下的长椅上，她总是在一片琥珀色的碎啤酒瓶和针筒里找到隐藏的珍珠。

其中一颗珍珠，就是一个灰发流浪汉脸上的笑容。他住在高架铁路下形状如棺材一样的纸箱里，他吃垃圾桶里的东西，这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只要有鼻子的人都可以知道。他的胡子被呕吐物和最近几餐的剩菜缠结，他身上酒味之重，仿佛如果有人靠近他划一根火柴，他就会爆炸。

这个人的生命仿佛可以丢弃，然而他却有理由微笑。黛博拉受他吸引，给他一份家常食物和祈祷。然后她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快乐？”

“我醒来了！”他回答，憔悴的脸上眼神闪烁，“这就足够让人快乐了！”

黛博拉冲回来告诉我那个人说的话，仿佛她刚拿到一个宝藏，必须立刻存进我的记忆库。从那天起，这几个字——“我们醒来了！”——就是我们开口的第一句话，这句微不足道的话，提醒我们一件之前没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一个流浪汉却有足够的智慧看出事物最根本的本质。

我们每天都用这句话互道早安，却没想到这样珍贵的早晨很快就变得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