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你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么，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丹佛的话在我脑中回响，我从未听过任何人宣告友谊的方式比这个流浪汉还深刻动人。他让我感到谦卑，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一个简单但真心的承诺：“丹佛，如果你愿意当我的朋友，我答应我不会捉与放。”

他伸出手，我们握手。然后笑容像日出一样出现在他脸上，我们站起来拥抱了下。在那一刻，两人之间像冰山一般的恐惧和不信任，融化在星巴克外面温暖的露台上。

从那天起，我和丹佛就成了奇怪的一对。每个礼拜我去机构接他几次，我们去咖啡店、博物馆或小餐馆。黛博拉鼓励我，祈求她当初祈祷而来的友谊能开花结果。经过那次捉与放的对话之后，丹佛先前的含怒不语，融化成温和的害羞。“你有没有发现丹佛排队的时候会打招呼？”她说，眼神发亮，“我觉得你真的有进展。”

我和黛博拉再也不只是“星期二先生”和“星期二太太”，现在我们经常去联合福音。她留下来和妇女小孩一起工作，我则和丹佛去别处相聚。如果我打算带他去高档餐厅，我会先打电话过去，给他时间换上他那套像伪装一样的衣服。但我们如果是去星巴克，他就照自己的意思穿。通常这意味着穷酸样——纽扣歪了的肮脏衬衫、破洞的裤子、一双他当室内拖鞋穿的老旧皮鞋，鞋帮已给脚跟踩扁。

我在星巴克得知上世纪的奴隶制度。不是年轻黑人被人用绳索和链条带走的奴隶拍卖，而是债务奴役、贫穷、无知和剥削的奴隶制度。制度里的主子，丹佛的“主子”只是其中之一，他把所有的牌抓在手上，从最下面开始发，就像他爸爸教他的，以及之前的祖父。

丹佛出生的半个世纪以前，林肯正式宣称“上述各州以及各州部分区域之中，所有被当做奴隶的人从此都应自由。”说得好是好，但白人农庄主人不愿就这样退场。首先，南方州议会通过“黑人法规”，利用法律招数让黑人继续当奴隶，逼得联邦政府必须解散州议会，派军队接管顽固的南方。州立法者屈服之后，农场主和奴隶尝试新的安排：佃农制度。

结果是个恶魔交易。佃农制度不只在黑人和清寒白人身上制造贫穷与绝望，还在南方农庄弄出一个丑陋溃烂的裂缝，像丹佛这样，跌进去就永远出不来。

这个裂缝在红河郡随处可见，丹佛的主子是精明的庄家。他不愿失去他的劳动力补给，于是把牌都留给自己。他发出去贫困生计的牌，留给自己的是美国进步。他发出去苦工，但扣住教育这张牌。在上世纪，奴隶可以自由离开农庄，但债务和未受教育让他们被主子束缚。

我听丹佛的故事，一双五十岁的耳朵曾大受金博士的梦想所感动。我后来发现在路易斯安那州柯沙塔，红河郡的一个小镇上，镇上的三K党曾经计划暗杀金博士。联邦调查局想要突袭并破坏暗杀计划，但胡佛局长拒绝了。

我听得越多，越恨“主子”，越想去纠正路易斯安那州的现代奴隶主。我不断把丹佛的故事告诉愿意听的人。突然有一天，一个念头像右直拳一样击中我的脑袋：我自己的外公跟主子也没什么太大不同。虽然比较公平，没错！虽然在当时的得州外公是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他付的薪资和我们对待劳工的不当方式，还是不可原谅。

令人吃惊的是，丹佛一直说提供工作机会的人有权赚取利润，可丹佛的国家已经把人送上月亮了，他却还住在一个没有排水管、两个房间的长屋子，窗户上没有玻璃。即使如此他还是说主子不是真的坏人。

“他只是在做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事，”丹佛说，“而且，如果大家都有钱，那谁来工作？”

他这种简单又实际地看问题方式吸引了我。经过那次捉与放的对话，我给他我的电话，告诉他我们住在哪，而这违反了机构义工的基本规定。事实上，在那次星巴克钓鱼课之前，我从没想过丹佛与我真的可以建立友谊——至少不会超过他所在社区的范围。

我痛恨承认这点，但我以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慷慨的施主：我给他一点我的宝贵时间，要是我没那么有爱心，我大可拿来多赚个几千元。有时候，我想象如果丹佛能保持整洁和清醒，我可以把他从流浪汉园地带去餐厅或商场做实地考察，像偷窥秀那样，让他看见负责任的生活可以有什么美好结果，也许因此能改变他。

我很清楚我也许造成了他的痛苦，以下是一些事实：他或许永远不可能拥有我们有的高级玩具，比如附睡铺的运马车。他也永远不可能拥有一个牧场或一幅毕加索的画。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一点也不在乎——尤其是毕加索的部分，尤其在丹佛看过他的一些作品之后。

某个下午我们去三座博物馆——肯堡美术馆、阿蒙卡特美术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到了现代艺术博物馆，他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我们看过毕加索一幅，该怎么说，比较欠缺组织的作品，丹佛看着我，仿佛博物馆策展人要卖什么蛇油一样。

“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吧？”他说，“这个真的叫艺术吗？”

我用类似的作品装饰我的家，身为艺术经销商，现代大师是我的利益基础。然而我们逛现代艺术博物馆那天，我试着从他的角度大胆地看几何、泼溅的颜料，以及画布上的大块“负空间”。我得承认：有些可以被当做垃圾来看。

丹佛最喜欢的是肯堡美术馆。古老的大师级作品像磁铁一样吸引他，尤其是出自好几世纪以前描述基督的作品。当我们走到马蒂斯一幅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巨幅画作，我跟他说这件作品要价一千二百万，他的下巴快掉下来了。

“嗯，”他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作品，“我不怎么喜欢，但我很高兴博物馆把它买下来，让我这样的人可以看到一千二百万的画是什么样子。”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补充：“你觉得，如果警卫知道我是游民，还会让我进来吗？”

我们去博物馆、餐厅和商场，我让丹佛看到另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人们花时间欣赏好的东西，谈想法，生鲭鱼比煮过的鲇鱼还贵。但他完全不为所动，认为他的生活方式不会比我糟，只是不一样。他指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为什么有钱人说是寿司，而穷人说是鱼饵？

当丹佛说他连一天都不想跟我交换，我知道他是认真的。很早以前我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把钥匙圈放在桌上，我就清楚知道他这个想法。

丹佛笑笑，谨慎羞怯地问了一个问题：“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你拥有这每一把钥匙能开的东西吗？”

我瞄了钥匙圈一眼，大概有十把。“我想是吧。”我回答，没怎么思考。

“你确定是你拥有它们，而不是它们拥有你？”

这个智慧像强力胶黏在我的脑袋上。我越想，越确信，如果我们拥有得越少，越能享受生活。在某些方面，丹佛变成教授，我变成学生！他与我分享独特的心灵洞悉和古老的乡村智慧。

我也知道，虽然三十年的街头生活在他身上缝了一层厚皮，但也打造了坚固而强劲的心灵，以及对底层生活的深刻了解。他虽然在街头生活的罪恶与成瘾中打滚，但他宣称在孤寂时听见上帝呼唤。他的大脑已经将多年来看到的东西归档，他似乎只是在等一个倾听者。我很荣幸能当第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