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朗
人一辈子,总有些不体面的时刻会永远留在脑海里。
某件发生在1952年的事,烧灼在我的脑海里,像长角牛身上的烙印。当时,所有学童都要带尿液样本到学校,让公共卫生人员筛检重大疾病。作为沃思堡市河边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像其他乖巧的男孩女孩一样,小心翼翼地用塑料杯带着我的尿液样本到学校。但我搞错了,我没交给护士,而是直接拿给波小姐,她是我碰到过的最恶毒最丑陋的老师。
我犯的错误,让她暴怒到让人以为我是直接把尿液样本倒进她桌上的咖啡杯里。为了惩罚我,她像教官一样押着我的双手,叫全体二年级同学到操场,然后拍手叫我们注意。
“同学们,我有事情宣布,”她用粗哑的声音说,老烟枪似的嗓门像大卡车的烂煞车一样刺耳,“朗·霍尔今天不参加休息时间。因为他笨到把他的塑料杯带到教室里,而不是拿到护理室。接下来的三十分钟,他的鼻子要贴在一个圆圈里。”
然后波小姐拿了一根新的粉笔,在学校红砖墙上画了一个圆圈。圆圈画在我不踮脚站的时候鼻尖上方三英寸之处。我觉得受到了羞辱,悄悄走向前,踮起脚把鼻子贴到墙上。五分钟后,我的眼睛变成了斗鸡眼,只好闭上。因为我想到妈妈警告我不要学斗鸡眼,否则眼睛会永远变成那样。十五分钟后,我的脚趾和小腿严重抽筋,二十分钟后,我的眼泪洗掉波小姐画的圈圈的下半段。
怀着童年被羞辱的厌恶,我痛恨着波小姐。长大以后,我真希望能寄给她一封信,说我并不笨。但我有很多年没有再想起她,直到1978年6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我坐在我的奔驰敞篷车里,沿着沃思堡市的北大街开。我像个摇滚巨星,大门口的保安挥手叫我开进米肯机场的私人停机坪。这时候我在想,如果能让波小姐、几个前女友——拉娜和丽塔·盖尔巴——还有我1963年霍顿高中毕业班的全体同学排成游行队伍,让他们看看我如何超越了我的中低阶级出身,那应该很完美。回想起来,我很惊讶那天我是怎么开到机场的,因为在从家里到停机坪的那十英里路程中,我一直在欣赏后视镜里的自己。
我把车开到一个站在私人喷气机“猎鹰”前等候的飞行员身边。他身着黑色便裤、烫熨过的白衬衫、油亮的牛仔靴,挥手向我致意。得州机场里的高温让他眯起眼睛。
“早安,霍尔先生,”他提高音量以盖过喷气机的嗡嗡声,“你需要帮忙拿画吗?”
我们小心且一次一件地把三幅乔治亚·欧姬芙的画从奔驰移到猎鹰上。这几幅画的总值接近一百万美元。两年前,我把同一批画以五十万美元卖给南得州一个极富有的女人;两幅是欧姬芙最具代表性的花朵,一幅是骷髅画。当她在她的爱马仕支票簿填好金额、撕下一张私人支票时,我开玩笑地问她是否确定支票可以兑现。
“我希望没问题,亲爱的,”她笑着用她甜腻又拖长的得州音调说,“银行是我开的。”
现在,这位客户要转手这几幅欧姬芙画作。新的买主是个年约五十的优雅女性,她拥有麦迪逊大道上最高级的百货商店之一,可能连沐浴时都戴着珍珠,而她也正要离婚。那天下午她办了个午餐会招待我,并邀请了几个爱好艺术的社交名流朋友,庆祝她最新的斩获。
毫无疑问,她也奉行“最棒的复仇就是过得更好”这套哲学,她把离婚所得到的一笔赡养费(就跟国王绑架赎金一样多)拿来买欧姬芙的画作,买入价格几乎是之前的一倍。她的富有程度让她连付一百万都不必讨价还价。我当然没意见,因为这样下来,我做这笔交易的佣金是十万美元整。
我的客户派“猎鹰”从纽约飞过来接我。登机之后,我在奶油色的皮沙发上伸展四肢,浏览当天的报纸头条。飞行员驾机如箭一般朝跑道前进,先往南起飞,然后轻轻向北。攀升的时候,我往下看着沃思堡市,亿万富翁即将改变这个城市,改变的幅度将不只是表面的:地上的大洞,预告了闪亮的钢筋玻璃大楼即将在此兴建。艺廊、咖啡店、博物馆和高级饭店不久会进驻,连同银行及律师事务所,一起把沃思堡从死气沉沉的小镇变成充满活力的都会中心点。
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有系统地迁移游民人口,事实上,这是个很明确的目标,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从三万英尺往下看,我暗地里高兴流浪汉就要被赶到铁路的另一边,因为我厌恶每次去沃思堡俱乐部健身的路上,都会碰到行乞的人。
我的妻子黛比不知道我如此反感,我小心地不让她知道我抱持着如暴发户一样的精英主义。毕竟,九年前我还在卖康宝浓汤,赚取四百五十块的月薪,七年前我才买卖我的第一幅画,而且是悄悄使用(也可说是偷用)黛比的50张福特汽车股票,那还是她从得州基督教大学毕业时父母送她的礼物。
对我而言,这些都是遥远的历史了。我像枚火箭,从罐装浓汤蹿升到投资银行,再到艺术界的顶点。简单来说就是,上帝赐给我两种好眼力:一是对艺术,一是对买卖。但那时的我可不这么想。我的想法是,我把自己从中低阶层乡下男孩,一路引导到“福布斯”前四百名,过那种稀有的生活。
我刚开始涉足艺术交易时,还保留白天的投资银行工作。但在1975年,我卖掉一幅查尔斯·罗素的画,净赚一万美元。买主住在比弗利山,他穿一双白蟒皮镶金鞋头的牛仔靴,镶满钻石的皮带扣大概是盘子那么大……之后我便辞掉银行的工作,在没有退路之下,冒险进入艺术界。
我的冒险得到了报酬。1977年,我卖出我的第一幅“雷诺阿”,然后在欧洲待了一个月,在传统世界的艺术精英圈子里打响了我的名号,证明了我对艺术的眼光。没多久,朗与黛比·霍尔银行户头后面的零就不断增加。我们的收入比不上我们的客户,他们的财产净值在五千万元到两亿之间。但我们受邀到他们的社交圈里做客:在加勒比海乘游艇出游,去犹加敦猎飞鸟,在小岛度假胜地或别墅里寒暄交流。
我照单全收,一整个衣柜的阿玛尼西装变成我的“制服”。黛比没有那么迷恋财富。1981年,我从亚利桑那州斯科特斯德的劳斯莱斯展示厅打电话给她,车商对我手上一幅重要的画有兴趣。
“你一定不敢相信我刚用画换了什么!”她在我们位于沃思堡的家一接起电话,我立刻这么说。我就坐在那个“什么”里——一辆价值16万美元、火红色的“险路”敞篷车,白色皮革内装,红色滚边以搭配车身。我口齿不清,又快又急地对着我的卫星电话大声喊。
黛比听完,然后作出宣判:“你敢把那东西带回家就给我试试看!连展示厅都不可以开出去。要是被人看到我坐在那种车里,我会很难堪,更何况是停在我们车道上。”
她刚才真的把劳斯莱斯顶极车系称为“那东西”吗?
“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我试图说服她。
“朗,亲爱的?”
“什么事?”听见她甜蜜的语气让我燃起一丝希望。
“那辆劳斯莱斯有后视镜吗?”
“有。”
“你往里头看,”她说,“有看见一个摇滚巨星吗?”
“呃,没有……”
“你记住,你是以卖画为生的人。现在你给我下车,把你那霍尔特姆市的屁股坐上飞机回家。”
我只得照办。
黛比不屑劳斯莱斯的那年,我在沃思堡大街新兴的文化特区日舞广场开了一间艺廊,并雇用一位叫派蒂的女士来管理。我们展示了印象派和现代大师的画作——莫奈、毕加索及同期的画家,那些画至少都价值好几十万美金,所以在标价及仓管方面也很小心谨慎,因为还有许多流浪汉还不愿搬去新的住所,也就是东南部公路的底下。他们油腻又臭烘烘,每天都有几个人进来纳凉、取暖或探勘一番。黑人占大多数,而且我坚信他们全都是酒鬼和毒虫,虽然我从来没有花时间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不在乎。
有一天,一个吸了毒的黑人,穿着肮脏磨破的军队工作服,脚步不稳地走进来。“那幅画卖多少钱?”他含糊地问,并用手指猛戳一幅二十五万美元的“玛丽·卡萨特”。
我担心他抢劫,试着迎合他而不讲事实。“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五十块。”他说。
“你五十块给我,就可以带着那幅画走出去。”
“才不呢,先生!我才不花五十块买你那幅画!”
“嗯,这里不是博物馆,我也没收门票,所以如果你不买,我要怎么付租金?”然后我便请他离开。
几天后,他带着一个看起来同样龌龊的伙伴,到我这来砸窗抢劫,拿了一袋现金和一些精工珠宝后便往人行道冲。派蒂按下我们几天前才安装的紧急呼叫钮,我从楼上套房往下跑,上演一出电影里的经典追逐战。抢匪闪进巷子,跳过垃圾桶,我在后面紧追,一边大喊:“拦住他们!我被抢了!”
一开始我全力冲刺,但过了一会儿便慢下来,忽然想到要是我逮到那些流浪汉能怎么办。(我提高音量以弥补渐慢的速度)警察在几条街口外逮到他们时,两个抢匪手上空空如也,十条街口的一路上都是他们掉的二十元钞票和珠宝。
这件事完全加深了我认为流浪汉等于流氓的印象,他们如同一群蚂蚁,等着破坏高尚人士的野餐。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上帝如何以他精巧的幽默感,安排了其中一个人来改变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