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为了钱才做生意的。我已经赚了不少钱——比我实际需要的多得多。做生意是因为我热爱这项事业，把它当做我钟爱的一门艺术。正如有人喜欢吟诗，有人喜欢作画，而我喜欢做生意，特别是大笔买卖，尤其让我乐在其中。

我不拘一格的工作方式让很多人备感惊讶：不拎公文包，尽量减少开会次数，自己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太多的固定模式只会束缚一个人的想象力，影响一个企业家的判断力。我喜欢每天上班都能感受到今天较之昨天的发展，这就足矣。

我每周的生活内容相对固定。通常，6点就早早起床，花1个小时的时间读早报，9点之前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打电话是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每天50几个电话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打到100多个，也不足为奇。放下电话，还有至少12个会议在等着我。大部分会议我们都能速战速决，少部分则需要开15分钟以上，我的午饭也因此都在奔忙中解决。即使我6点半下班回家，也常常要为工作打电话到深夜，有时还要牺牲自己的周末。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我从未想过要改变。过去的经历让我成长，而只有专注现在，努力当下，我才能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正是我工作的乐趣之所在。没有乐趣，又谈何工作的意义呢？

星期一

上午9:00 第一个电话，我打给了阿兰·格林伯格。阿兰是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的行政总裁，也是过去5年里，跟我合作最好的投资银行家。两周前，我们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入了假日酒店（Holiday Inns）的股份。在电话里，阿兰告诉我，我拥有的100多万只股票，其实仅占酒店股份的4%多一点。还说上周五股市收盘时，假日酒店的股票是每只65美元，他认为造成这一价格的主要原因在于，华尔街曾经有消息称我是个大买家，并据此猜测我正计划掌控假日酒店。

对于传言中的内容，事实上我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我可能最终会取得假日酒店的控制权，虽然它已经多少有些贬值。以现有股票价格，我能赚接近20亿美金，假日酒店的三家赌场酒店，基本值这个价钱。更何况，酒店另外还有30万间客房，凭借它们我也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

第二种选择，是卖出我的股份，并获取不错的收益。当然，这种选择的前提是股票价格的上涨，我会因此赚得700万美金。

第三，假日酒店有可能为了把我赶走，以高价买回我手中持有的股份。如果他们的出价足够高，我也会同意卖出股份的。

无论做哪种选择，想到酒店糟糕的管理者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工作，并且美其名曰维护企业的独立自主权，我就觉得好笑！

上午9:30 亚伯拉罕·赫希费尔德打来咨询电话。他虽然是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亚伯的愿望却是当个政治家，不料事与愿违，他的政治家梦想成了泡影。

今年秋天，亚伯参加了纽约州副州长的竞选，他的竞争对手是州长科莫亲自挑选的候选人斯坦·伦丁。为剥夺亚伯的参选权，科莫组织了一次法庭论辩，想通过法律手段达到目的。果不其然，竞选进行到一半，法庭判亚伯出局。亚伯知道我跟科莫私交不错，因此想让我帮他出出主意，他是该接受科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转而加入科莫反对者的队伍，与科莫对抗。我的建议是：支持科莫，他是个好人。

我们约好了周四见一面。

上午10:00 我打电话给丹·伊姆斯致谢。伊姆斯在纽约市4频道（WNBC）主持美国最成功的一档电台节目，并且致力于安娜贝尔·希尔基金筹集善款一事。这件事情被媒体关注的迅速程度让我感到意外。事情起因于上个星期，我在看汤姆·布罗考的国内新闻报道时，注意到了来自佐治亚州柔弱的希尔女士，她费劲周折想要赎回因贷款抵押出去的农场。为了保住家族世代相传的农场，她的丈夫，67岁的希尔先生几周前自杀了，希望以此得到的保险金赎回农场。可是这笔钱根本不够。这件事情令人痛心，让我感触很深。有的人辛辛苦苦操劳一生，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对我而言，这种事情本不该发生。

通过全国广播公司（NBC），我与佐治亚州一位名叫弗兰克·阿根布莱特的人取得了联系。弗兰克人特别好，很快就开始为希尔女士的事情积极奔走，他让我跟希尔女士抵押农场的银行联系。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过去，一位副行长接了电话。我跟他说自己是来自纽约的一位商人，很乐意帮助希尔女士收回抵押出去的农场。他说虽然这件事他也感到难过，但是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银行已经决定拍卖农场，“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阻力。”

他的这番话让我感到事不宜迟。我告诉他：“你听好了，如果你们敢取消农场的赎回权，我就以个人的名义起诉你和你们银行犯有谋杀罪，因为是你们的侵扰，导致了希尔先生的死。”这话让这位银行官员突然紧张起来，他用微颤的声音告诉我，他会马上给我回话。

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一小时后，银行官员打电话给我：“特朗普先生，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马上解决。”希尔女士和弗兰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媒体，很快事情成了网络新闻的头版头条。

到上周周末，我们已经筹集了4万美金，光是伊姆斯的热心听众就捐了两万美金。我们把这笔钱当做圣诞礼物送给了希尔和她的家人，同时还准备平安夜的时候在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中庭举办一个庆祝仪式。对于这次筹款活动，我有信心能够筹到所需款项。我曾答应希尔女士，如果筹的钱不够赎回农场，我也会自掏腰包，补足差价。

伊姆斯功不可没，为此我邀请他作为我的贵宾，观看下周的美网公开赛。我在球场前排有一间包厢，以前几乎天天去看比赛。现在由于太忙，大部分时间我都让朋友们去看了。

上午11:15 美国橄榄球联盟（USFL）主管人哈里·亚瑟来电，跟我商量反垄断诉讼的事情。上个月，我们起诉国家橄榄球大联盟（NFL）垄断一案得到了宣判，我方胜诉，但是陪审团只是象征性地让败诉方赔偿我们一美元。我已经让自己手下的新泽西将士队（New Jersey Generals）里一些不错的队员签约到国家橄榄球大联盟，但却无法接受他们荒唐的制度。

我和哈里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些对策。我的意见是加大诉讼力度，表现得更强势一些。“现在最让我烦心的是，我这边还缺少一个推波助澜的人。”我如是说。

中午12:00 舒伯特电影公司（Shubert Organization）的老板格里·斯科恩菲尔德给我打来电话。舒伯特电影公司是百老汇最成功的剧场，格里来电是想推荐一位女士做我的行政专员。格里说这位女士一心想来我的公司工作，我回复说，看来她有饱满的热情，我愿意见见她。

我们还聊了一些剧场生意的事情，接下来我说，我打算带孩子们再看一次剧场热映的音乐剧 《猫》 （Cats）。他提出让他办公室的人帮我订票。我告诉他，自己不太愿意那么做。格里答道：“别犯傻了，我们公司有位女办事员，专门负责给关系好的人订票。我把她的电话告诉你，赶紧跟她联系吧。”

这真是来自一位好人的善举。

下午1:15 安东尼·格里埃德曼路过我们公司，进来跟我谈了一下沃尔曼溜冰场 （Wollman Rink） 的建设项目。格里埃德曼曾是市长爱德·科赫手下的住房管理委员，那时候，我们常常意见不一致——有一次我在法庭上还打了他。尽管如此，我依然欣赏他的聪明才智，我不会因为别人跟我意见迥异就对他们抱有成见。我会利用所有机会，找寻最有才的人，并把他们挖掘到自己门下。

我们公司的托尼一直负责位于中央公园的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事宜，这项市政工程曾在七年前无疾而终。今年6月，我主动请缨接下这个工程。现在，我们已经在超进度完成任务了。托尼跟我说，他准备这周四浇筑混凝土这最后一项重要工程后，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庆祝一下。

对我而言，这似乎不是一个需要开发布会的新闻。我问托尼，有人愿意来吗？他说，已经有至少十几家媒体说要来了。看来我对新闻事件的判别力还不够。

下午2:00 我要到法庭出庭作证，因为我们起诉了特朗普大厦的一位承包商。承包工程进展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发现承包商完全不负责任，我们跟他们解除了合约，并且诉诸法律，以求赔偿。我十分讨厌法律诉讼、出庭作证一类的事情，可是我也承认，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就只能任人欺负。即使我没有提起诉讼，也免不了得去出庭作证。唐纳德·特朗普似乎成了一个标签，走到哪里都有人想跟我打官司。

下午3:00 我让助理诺玛·福德勒给我拿一瓶番茄汁，作为自己的午饭。诺玛负责我每天的日程，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我很少亲自处理，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浪费时间。

下午3:15 我给查理斯·格尔斯坦阁下打了个电话。电话没接通，我就留了个口信。查尔斯阁下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律师，不过我不喜欢他。

我敢肯定查尔斯阁下是布朗克斯人，他很自大，总以贵族自居，所以我才称呼他“阁下”。上周末，我听说李·艾柯卡聘用了查尔斯阁下，让他代表自己洽谈棕榈海滩的一笔生意。这笔生意艾克卡打算让我做他的合伙人，但李不知道，我跟查尔斯阁下之间有一段小插曲。不久前，跟我谈生意的一个伙伴需要一位律师，我就把查尔斯阁下推荐给他。哪想到，查尔斯居然建议这位伙伴不要跟我做生意了，这实在让我哭笑不得。

这次聘用查尔斯阁下洽谈的是在棕榈海滩附近买两处公寓大厦的生意。我在棕榈海滩有一处豪华公寓，取名为玛尔拉格（Mar-A-Logo）。去年冬天的一天，我来这里度周末。跟朋友们出去吃午饭的路上，两幢漂亮的公寓大厦吸引了我。我当即决定买下它们，于是打了几个咨询电话。 知情人告诉我，这两处房产造价1.2亿美元，而且纽约的一家大银行刚刚没收了它们，而且开发商还不起贷款的抵押财产。接下来，我开始运作，以4000万美元买下了这两处房产。

中间人威廉姆·富家奇最先提议，我可以跟李·艾柯卡一起做这笔房产生意。我觉得李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他以精明的策略挽救了克莱斯勒公司，从个人情感角度，我也很欣赏他。通过种种机缘，我们开始一起探讨购买两处大厦的事。这是一笔巨额投资，我尚不确定李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跟我合作。如果他不跟我合作，我想，那一定是查尔斯从中作梗了，他真是位无所不能的好律师。查尔斯给我回电话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他说。

下午3:30 我打电话给姐姐玛丽安·巴里，探讨最近我们在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一个法律诉讼的判决。玛丽安是新泽西州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律师，很多事情他都帮我出谋划策。

“法庭居然否决了我们，简直不可思议！”我在电话里说。玛丽安非常机敏，法律方面的知识，她懂的比我多。对于这个结果，玛丽安也很吃惊。我对她说，我已经安排把有关案件的所有材料整理好，会立刻给约翰送去，让他负责上诉。

下午4:00 我来到会议室，想看一下特朗普大厦中庭圣诞节装扮方案的幻灯演示。雄伟壮观的特朗普大厦中庭由大理石建造而成，有六层楼那么高，它已经成为纽约标志性旅游景点之一，每周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余万游客到这里参观、购物，它也因此成为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的象征。特朗普大厦中庭的地位如此重要，关于它的圣诞装扮方案，我自然也不敢怠慢。

绝大多数的幻灯片我都不满意，看到最后一张，展示的是在大厦入口处放置一个巨大、华丽的金色花环，我当即决定用这个方案。我们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反而达到了最好的目的。

下午4:30 尼古拉斯·瑞比斯来电说他将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尼古拉斯负责我在大西洋城申请赌场经营许可证的事情。他说这次飞悉尼需要24小时，我感谢道：“很高兴你能代我过去”。

其实这笔生意非常值得去这么一次，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正在物色一家投资商，拟建造世界最大的赌场，我们公司是竞标活动的领先者。尼古拉斯这一趟，正是要跟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重要官员见面。他说，有任何消息，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

下午5:15 我打电话给亨利·卡奈斯伯格。亨利现在负责选择全国广播公司新总部的地址。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向全国广播公司“献殷勤”，希望他们能将总部搬到我们公司在曼哈顿西城区（West Side）的地段。一年前我买下这块地产，它紧挨哈得孙河（Hudson River），占地78英亩。最近我还对外宣称，将在这里建世界最高的楼。

我明白，亨利只不过想给我透露一下他们关于选址的近况，我也一直在附和他。我提到布卢明代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业绩将日趋衰落，到特朗普大厦开零售店，才会真正使他们名利双收。我还说，纽约各界似乎对我们的计划很感兴趣，我们争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让这个计划获得初步批准。

卡奈斯伯格听上去被我这番说词打动了。挂电话之前，我又渲染了一番全国广播公司总部设在世界第一高楼的好处，我说：“请您珍惜这次机会，这可是一处绝佳的地标。”

下午5:45 我9岁的儿子多尼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无论在忙什么，我都会接孩子们的电话。除了多尼，我另外还有两个孩子，6岁的女儿伊万卡和3岁的小儿子艾瑞克。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当爸爸的“任务”似乎减轻了——我爱我的孩子们，但是我总玩不好他们喜欢的玩具卡车和洋娃娃。现在，多尼已经开始关注建筑、房地产和体育运动方面的事情了，这让我感到欣慰。

我在电话里告诉儿子，爸爸一定尽早回家。但是多尼却一定让我说一个准确的时间。也许，他是遗传了我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基因吧。

下午6:00 又打了几个电话，我从楼上乘电梯回到位于特朗普大厦住宅区的家。当然，回家后我还要再打几个电话。

星期二

上午9:00 我给伊万·博斯基致电。博斯基是一个套利者，同时，他跟他的妻子是比弗利山酒店（Beverly Hills Hotel）的主要所有者。我刚听说他打算卖出酒店。可我并不知情，打过电话两周后，博斯基急于卖出酒店原是为了迅速融资。

我打算聘请54俱乐部（Studio 54）和百略达公司（Palladium）的创始人，史蒂夫·卢博和伊恩·施格拉替我管理比弗利山酒店。史蒂夫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一定能重振酒店的雄风。我在电话里告诉博斯基，自己对这笔生意有兴趣。他告诉我，摩根士丹利集团（Morgan Stanley）已经开始着手这笔交易，待会儿摩根公司的人会跟我联络。

我钟情于洛杉矶这座城市。20世纪70年代，我经常去洛杉矶度周末，就住在比弗利山酒店。当然，我不会让个人情感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判断力，就算再喜欢这家酒店，也得等到它的出价对我有利，才会出手。

上午9:30 阿兰·格林伯格来电说我们又购进10万只假日酒店的股票，而且股价上涨了1.5个百分点，股市的波动是很大的。我告诉阿兰，听说假日酒店的高层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对付我呢。阿兰认为，假日酒店领导层会制订出“毒丸计划”，来抵制我“邪恶”的收购行为。

我们的对话仅用了不到两分钟。我喜欢跟阿兰这种高效的人通话，他从不说废话。

上午10:00 我会见了一些承包商，他们负责特朗普广场的室内停车场和交通运输中心的建设工程。这片交通区位于大西洋城海滨走道（Boardwalk），与特朗普广场有一街之隔，建成后能容纳2700个车位，工程造价3000万美元。今天他们来向我汇报工程的进展，他们说，目前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费用也在预算之内。

车库将在1987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投入使用。这是大西洋城每年最盛大的一个周末，因为紧随其后的周一便是阵亡战士纪念日（Memorial Day），这一活动将使我们公司大赚一笔。目前特朗普广场虽没有正规的停车场，但对收益没造成什么影响。新的停车场位于通向海滨走道的主干道的末端，离海滨走道很近，去我们的赌场也只需穿过一个人行道。凡是在这里停车的人，都将成为我们的财源。

上午11:00 我会见了纽约金融界一位高官，他想来我这儿找生意做。我跟他大体介绍了一下最近正准备接手的几笔生意。很有意思，现在都是银行家来找我，从我这儿借钱用，他们也图个万无一失嘛。

中午12:15 助理诺玛到我办公室说，我们原定周四举行的沃尔曼溜冰场新闻发布会要改到这周三了。因为与纽约州公园管理委员会主席亨利·斯特恩的日程发生了冲突，他这周四要到纽约上西区为中央公园新运动场建成仪式献词。这个运动场是歌手黛安娜·罗斯承包经营的。

现在的问题是，工程要按部就班，我们不能提前浇筑混凝土，但是如果没浇筑混凝土就开新闻发布会，又失去了新闻的时效性，真是添乱，可又能怎样？只能临时应付一下，我不想让亨利为难。上一周，我的保安以没有我签的放行证为由，拒绝亨利进入溜冰场施工现场。这件事做的有点过，可想而知，亨利生气了。

下午12:45 我的会计杰克·米特尼克打来电话，跟我商量我们最近这笔生意对公司上交税金的影响。我问他，新的联邦税法将取消房地产行业的销账行为，这是否对我们很不利。

出乎我的意料，米特尼克说，他认为新政策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分析说，我的大部分收入依靠的是经营赌场和共管大厦，再说现在最高税率从50%下降到了32%。可我还是认为，新法是一个败笔，因为它取消了对开发商投资和建设的激励机制。要知道，在那些非中心地段，没有政府的激励机制，是没有开发商愿意承包的。

下午1:30 我叫诺玛致电密苏里州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约翰·丹弗斯。我并不认识丹弗斯，但他是强烈反对新税法为数不多的几个议员之一，所以我要跟他联系。也许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因为新税法已经公布。我打电话只是想赞赏他能不顾自己仕途的安危，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丹弗斯没在办公室。他秘书说，丹弗斯会再与我联络的。

下午1:45 诺玛见我刚好没在打电话，进来问我对几份邀请函的处理意见。第一份来自戴夫·温菲尔德，他邀我担任晚宴的主持。戴夫是纽约扬基队的外场手，他有一个反对运动员用禁药的基金会，这个晚宴与基金会有关。本月我已经为两场晚宴担任了主持，一场是为脑瘫患者联合会（United Cerebral Palsy），另一场是为警察运动联盟（Police Athletic League）。

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总是受邀担任主持或在仪式上讲话。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邀请我参加慈善活动的人知道，我有一帮富人朋友，我的出席可以带动他们出钱买宴会桌位。我熟悉游戏规则，虽然不愿参与，却不好推脱。然而，这个月我已经两次求助于朋友们。慈善——只有这个理由，我才好意思开口让朋友花10万美元去买一个桌位。我吩咐诺玛，让她婉言拒绝戴夫的请求。

另一个邀请来自青年总裁组织（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邀我出席他们的一场晚宴并致词。青年总裁组织的成员都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各公司总裁，两个月前我已经过了40岁生日，所以我想，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个元老级人物了。

大概还有六个派对的邀请，诺玛问我去不去，我选了其中两个。一个是房产经纪人爱丽丝·梅森的派对，她请的都是纽约房产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请到这些人，梅森的身价也随之提升，跻身到社会名流之列。另一个邀请来自一对可人儿：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芭芭拉·沃尔特女士和洛利玛影艺公司（Lorimar-Telepictures）的总裁墨夫·埃德森先生，他们几个月前刚在加利福尼亚州完婚。

说实话，我在派对里不太引人注意，因为我不喜欢跟人闲谈。可是，闲谈是做生意的一部分，所以我会逼着自己多聊一些，然后争取早点回家。当然，幸运的时候，我也能碰上自己喜欢的话题。我常常是很早接受了派对的邀请，想着赴约的日子遥遥无期，等到这一天真正来了，却后悔当初不该答应，但也无计可施。

下午2:00 我有了个想法，就又打电话给阿兰·格林伯格。我的意思是，如果收购假日酒店，要先取得内达华州的赌场经营许可，因为假日酒店在内达华有两家赌场。我问阿兰：“我想把假日酒店的股份卖掉，赚上一笔，得到赌场经营许可后，再收购假日酒店，你意下如何？”

阿兰坚决反对，让我不要出手。我听取了他的意见，就挂了电话，做事情还是应该留有尽量多的余地。

下午2:15 约翰·丹弗斯给我回电。我们聊得很愉快，我鼓励他为了目标继续努力。

下午2:30 我给拉斯维加斯沙丘饭店（Dunes Hotel）的老板回了电话。沙丘饭店的拥有的地段，应该是拉斯维加斯一带未开发地段中最好的一块，如果价格合适，我会考虑买下那里。

我崇尚大规模的赌场生意，这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归根到底，我迷恋的是滚滚的财源。如果你熟知自己涉足的生意，并且善于运作，就能够从中谋利，精明的运作可以给你带来广袤的财源。

下午2:45 我的两位兄弟，罗伯特和哈维·费里曼来到我办公室，他们都是我的副总裁。前几天，他们跟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Con Edison）和全国广播公司的高层讨论了西城建楼的事情，今天是过来汇报的。爱迪生电力公司在西城最南端有一个排烟塔，各位高层讨论的是，如果新建大厦紧挨着排烟塔的话，是否会影响正常排烟。

罗伯特小我两岁，说话温和、平易近人、天资聪颖并且做事高效。也许做我的弟弟并不容易，但是他从无怨言，还跟我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罗伯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我亲切地称为“老弟”的人。他跟大部分人都处得很好，这对我是一大优势，因为作为公司的最高领导，我有时难免“当坏人”。哈维的性格跟罗伯特截然相反，他不苟言笑，说话直奔主题，但是思维缜密，擅长逻辑分析。

他们跟我说，联合爱迪生公司的人认为，新楼的建设并不会影响排烟塔正常工作。我听了很高兴，但也清楚，电力公司没有最终决定权。在得到许可之前，我们应该独立制定一份该区域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下午3:15 我打电话给城市规划委员会（City Planning Commission）的赫伯特·斯高茨。城市规划委员会对西城建楼计划有初审权，这周五赫伯特和他的同事会对我们的选址进行实地考察。

赫伯特不在，我给他的秘书留了口信，希望周五能跟赫伯特先生见一面。

下午3:20 吉拉德·施勒格律师来电。吉拉德供职于美国最好的房地产公司之一的德雷尔&特劳布公司（Dreyer & Traub）。1974年我买回康莫得酒店后的每笔大生意，他几乎都经手过。吉拉德不仅是位律师，更是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人。跟其他商人一样，他能迅速地看出每笔交易里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谈了谈假日酒店的近况，还有另外几笔进展不同的生意。吉拉德和阿兰·格林伯格一样，是个不说废话的人。我们聊了六个问题，用了不到10分钟。

下午3:30 我的妻子伊万娜要乘直升机去大西洋城，走之前来跟我道别。我常跟伊万娜打趣说，她工作比我还拼命。去年，我从希尔顿集团买下一家赌场，成为我的第二家赌场，取名“特朗普城堡”，我想让伊万娜掌管这家赌场。伊万娜无论做什么都能出类拔萃，天生就是个管理者坯子。

伊万娜在捷克斯洛伐克长大，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的父亲是一名电力工程师兼优秀运动员，他在伊万娜很小的时候，就教她学习滑冰。伊万娜6岁开始在滑冰比赛中拿奖，1972年，她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滑雪队的一名替补队员，参加了日本札幌的冬奥会。1973年，从布拉格的查理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毕业后，伊万娜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很快便成为加拿大的顶尖模特。

1976年8月，我和伊万娜相识于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在那之前我跟不少女性约会过，但是都没有真正投入。伊万娜跟她们都不同，我真的动了心。我们交往了10个月后，终于在1977年4月结合在一起。婚后不久，我让她负责一项正在进行的工程的内部装修工作，她干得非常漂亮。

伊万娜是我见过的做事最井井有条的人。除了照顾我们的三个孩子，她还负责打点我们的三处房子，分别是我们在特朗普大厦的公寓，在棕榈海滩的豪华俱乐部，玛尔拉格和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家。另外，她还要掌管特朗普城堡的生意，养活大约4000名员工。

特朗普城堡经营得非常好，但我仍希望伊万娜能做得更好。我告诉她，我们拥有大西洋城最好的赌场设施，理应做成最赚钱的一家。伊万娜的商业抱负不亚于我，她坚持认为我们的赌场经营并不占优势。她让我建更多的套房，却没考虑到建这些套房需要花费4000万美元。她只考虑到没有套房就会影响生意，特朗普城堡就不会是最好的赌场。我当然不会当面驳斥她。

下午3:45 通用汽车公司负责凯迪拉克汽车销售的副总裁奉总裁之命打来电话。我跟凯迪拉克分部总裁约翰·格雷登伯格是在棕榈海滩认识的，凯迪拉克公司想跟我们合作，生产一种新的豪华轿车，取名为“特朗普金色系列”（Trump Golden Series）。我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于是跟对方约好最近两周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下午4:00 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赌场分析员，丹尼尔·李和同事前来拜访，希望在一笔收购酒店的生意中，做我的投资银行家。

德崇证券有位员工，名叫迈克尔·米尔肯，发明了“风险债券”投资法。过去几年里，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到德崇证券接受服务。我并没有料到德崇证券不久会陷入内幕交易的丑闻，制造震惊华尔街的爆炸性新闻。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迈克是美国橄榄球队的聪明人。但是，阿兰·格林伯格却不这么认为。阿兰忠心耿耿地替我做了出色的工作，我自然听从他的建议。

我听说丹尼尔·李和他的同事做生意亏本了，不过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说会再跟他们联络，便送走了他们。

下午5:00 曾在迈阿密海豚队（Miami Dolphins）担任后卫的拉里·科桑卡，给我打来电话，建议将美国橄榄球联盟和加拿大橄榄球联盟（Canadian Football League）合并。拉里是个阳光、和善的青年，充满了活力，可是他却没能说服我。我告诉他，如果美国橄榄球联盟不能让赫歇尔·沃克和吉姆·凯里这样优秀的队员成功，怎么指望加拿大球队的一些无名之辈帮助他们？我们必须先打赢官司，推翻国家橄榄球大联盟的垄断。

下午5:30 我给设计师卡尔文·克莱因打去祝贺电话。特朗普大厦刚开业的时候，卡尔文租下了大厦一楼的所有办公室，作为自己新研发的“迷情”（Obsession）香水的生产基地。他的生意相当成功，不到一年，他把二楼也租下来了。现在，卡尔文的公司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企业也扩展到了大厦的三楼。

我非常佩服卡尔文，这一点我对他如实相告。他是一位才气逼人的设计师，思维敏捷的推销员，精明能干的企业家，正是这些过人之处，帮助卡尔文走上了成功之路。

下午6:00 我草拟了一封信，写给《纽约时报》建筑评论员保罗·戈德伯格。一周前，保罗·戈德伯格在时报周末版的专栏里撰文回顾了炮台公园（Battery Park City）的设计建成，带动了曼哈顿下城（曼哈顿南部地区）的发展，还说，这与特朗普公司正在西街建造影视城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白了，保罗是在给我们出难题。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正在让新建筑师用全新理念设计这项工程，没有人知道新方案的内容。戈德伯格见都没见新的方案，就要把它封杀掉。

我在信中这样写道：“保罗先生，您好。从最近您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可以看出，无论我们新建的影视城是一项多么利国利民的工程，您都铁了心要否定它。您的口才要是够好，干脆把全国广播公司从纽约说到新泽西得了，我很看好您。”

很多人说我不该以这种口气给评论员写信。可我却觉得，既然评论员能够随心所欲地发表对我们工作的看法，我们为什么不能以牙还牙？

星期三

上午9:00 我和妻子一起去给女儿选学校。五年前如果有人跟我说，为了孩子我得大清早地去参观幼儿园的教室，我一定会笑他们的。

上午11:00 出席沃尔曼溜冰场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情况让我有点吃惊，已经有20几位记者和摄影师在等着了。

纽约公园管理委员会主席亨利·斯特恩第一个发言，他对我赞赏有加。他说，如果纽约市想独立完成当前的改革任务，那么“我们希望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Board of Estimate）能够批准唐纳德·特朗普先生的这项市政工程”。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已经铺设了22英里的管道，全部经过严格测试，没有裂缝。我们的工程进度比原计划提前了至少一个月，预算控制在40万美元以内。我还宣称，我们已准备好滑冰场11月13日的盛大开业，届时将有众多世界级的溜冰运动员给大家带来精彩纷呈的表演。

等我发言完毕，记者们问了一大堆问题。最后，我和亨利都站到溜冰场上。虽然今天还不能浇筑混凝土，但是我们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一下。几个工人用独轮车推来一些湿混凝土，把小车立在我和亨利面前，我们俩各用铁铲挖了一些，浇在管道上，摄影记者则在旁边忙着拍照。

尽管这种“我做你拍”的事情我已做过不少，每每碰到，还是觉得滑稽可笑。想想看，几个西装笔挺的人，拿着铁铲挖混凝土，该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但是，我会投记者所好的，说白了，一个愿买，一个愿卖。

中午12:45 从溜冰场一回来，我就开始处理未接来电。我得尽快处理这些工作，以便早点动身去特顿，参加新泽西赌场管理委员会（New Jersey Casino Control Commission）一位委员的退休欢送晚宴。

第一个回电，我打给了亚瑟·巴伦。亚瑟·巴伦是海湾西方石油公司娱乐集团的总裁，他们名下有著名的派拉蒙电影公司。我跟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主席马丁·戴维斯交情很深，亚瑟这个电话，显然是对我两周前写给马丁的一封信作出回应。我在信中说，公司最近买了一处优势地段，正计划建一座大厦，在大厦底层建八家电影院，不知马丁先生是否有兴趣买下来。

“马丁先生，您永远是我做生意的首选伙伴，这一点，想必您也很清楚。”说这话，我没有半点儿虚情假意，马丁先生确实是一位值得结交的精明商人。目前另有十几家公司在向我主动示好，希望能买下这八家影院。所以，即使没能如愿跟马丁先生谈成这笔生意，我也不是别无选择。

不过我已料到，亚瑟·巴伦先生打来电话，是有意跟我合作。我们约好，下周开会洽谈合作事宜。

下午1:30 我给亚瑟·斯诺比克回了个电话。亚瑟是纽约顶尖的经纪人之一。三周前，亚瑟来电说，他有一批外国客户，想购买我的西城地块。他不愿透露买方姓名，只说他们都是讲信用的人，愿意出远高于1亿美元的高价买下这块地，一年前，我是以1亿美元购入这块地的。

我对这个出价不太满意，告诉亚瑟说：“报价太低，如果他们愿意抬高价格，我也许会考虑卖出。”亚瑟打来电话，是想给我汇报一下这件事的近况。

事实上，出多少价，我都不愿意卖出这块地产。在我眼里，这一百英亩紧挨哈得孙河的地产，是世界上未开发的最好地段。不过，规则是人订的，我不会把事情说死。亚瑟说这批客户还是很想要这块地，而且有可能提高出价，但不会比最初报价高太多。我让亚瑟“继续跟他们抬价”。

下午2:00 负责在玛尔拉格别墅建游泳池的承包商来电。虽然很忙，我还是接了电话。我的设计理念是，让新建的游泳池最大程度的跟别墅原来的建造风格一致，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

我买玛尔拉格只是为了自己居住，并不是什么房地产投资，尽管如此，它的购买还是经历了一番生意上的讨价还价。

这幢别墅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最早由珀斯特谷物公司（Post）的女继承人玛乔丽·梅里韦瑟·珀斯特出资所建，当时，她已是金融天才赫顿的妻子。别墅占地20英亩，与大西洋和沃斯湖（Lake Worth）相对，内有118间房屋，全部建成花了四年时间。别墅的外墙，是由意大利经海路运来的多利安石头筑成的，共耗费三船石头。另外，整座别墅内外墙，一共用了36000块有着近500年历史的西班牙瓷砖。

珀斯特夫人死后，将别墅捐给了联邦政府，做总统行宫。政府后来又把别墅还给了珀斯特基金会（Post Foundation），基金会把别墅公开拍卖，开口价2500万美元。1982年我在棕榈海滩度假时，第一次参观了玛尔拉格别墅。我当即开价1500万美元，打算将其买下，但是基金会没有接受。后来，基金会又跟多个买家洽谈，他们出价比我高，但都没有谈成。每次看他们交易谈崩，我都会向基金会再开个价，而且开价一次比一次低。

1985年年底，我终于将别墅收入囊中。我出500万美元现金购房，另加300万购买室内家具。基金会可能再也不愿意为这笔买卖操心了，于是答应了我的出价。一个月后，我们的交易顺利完成。交易成功的消息传出的当天，棕榈海滩《每日新闻》（Daily News）就在头版头条的大篇幅报道了此事，新闻取名为《跳楼价卖出玛尔拉格豪华别墅》。

没过多久，另外几处跟玛尔拉格面积相仿的房产，都保守要价到1800万美元。还有人跟我说，光是玛尔拉格的那些家具，都比我买整座房子的价格贵。看来，做生意也讲究一个好时机，时机一到，立刻出手。当然，玛尔拉格的保养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年我花在这上面的钱，都能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买一处体面的房子。

以上这些，算是我给泳池承包商致电原因的“背景资料补充”。他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只要跟别墅有关我都会过问，他问我，泳池现在用的多利安石料是否跟别墅整体风格匹配。电话虽然只打了两分钟，但这却可能节省他们两天的工作量，而且，经我批准之后，就不用担心工程会被否决了。

下午2:30 一位在苏联做过不少生意的商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莫斯科筹建豪华酒店的事情，这正是我要接手的生意。早些时候，我跟苏联驻美国大使尤里·杜宾宁一起参加了一个午餐会，主办人是雅诗·兰黛的儿子伦纳德·兰黛，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后来，尤里大使的女儿知道了我和我的特朗普大厦，于是经她引荐，经过一系列洽谈，我现在得以跟苏联政府合作，筹划在克林姆林宫对面建一座豪华酒店。这位商人打电话告知我，苏联方面邀请我今年7月份去一趟莫斯科。

下午3:00 罗伯特来我办公室，我们商量了几个有关全国广播公司和西区地块的事情。

下午3:30 一位田纳西州的朋友来电，想跟我合作做生意。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长相英俊，衣着得体，田纳西式的说话风格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他亲切地称我多尼，我对这个昵称很反感，还好，他念这个名字的口气没让我讨厌。

两年前，这位朋友为了另一桩生意打电话给我。他想召集一批有钱人，组建一家石油公司。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多尼，我希望你能出资5000万。这笔生意没有亏本一说，我敢保证，你的钱在一个月后就能翻两到三番。”他跟我分析得头头是道，我也被他说服了。就在要签合同的时候，一天早上，我一睁眼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合同不能签。

我给他打了电话，跟他说：“我总觉得这件事有些地方不对劲，也许是因为看不到石油而心里不安，也许是因为石油生意已经没什么新意了，总之，我不想入股了。”他听了，只好说：“好吧，多尼，我不会勉强你，但是机不可失啊。”几个月之后，石油价格猛跌，他们的公司宣告破产，投资者们血本无归。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第一，不管外界条件多么诱人，一定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第二，人应该坚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第三，有时候，不投资就是最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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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及时收手，保住了自己的5000万美金以及和朋友的友谊。这次他又要跟我合作，我在电话里不便直接拒绝他，就让他先把合同发来看看。不过，我签约的可能性不大。

下午4:00 给朱迪斯·克朗茨回电。朱迪非常了不起，她是一位漂亮可爱的女士，她写的三本书连续登上畅销书榜首。她最新的一本小说《风雨娉婷》（I’ll Take Manhattan）是以特朗普大厦为背景写的，她还把我写进了书里。我答应朱迪，在以她的书改编的电视剧里，客串一场扮演“我自己”的戏。跟我在戏里合作的是明星瓦莱丽·贝尔蒂内利，那场戏的拍摄地点就在特朗普大厦。

朱迪在电话里说，我拍的那场戏反响不错。我听了很高兴。虽然我不会改行当演员，但在电视剧露面，不失为一个提高特朗普大厦知名度的好办法。

下午4:50 今天的最后一个电话，我打给了保罗·哈林比。保罗是我在贝尔斯登公司的合作伙伴，1985年，我们成功地为我的两家赌场发行了5.5亿美元的新债。

我们在电话里商量建立特朗普基金的事情。打算用处理价购买被查封或取消赎回权的地产，特别是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地产。

哈林比告诉我，计划书已经拟好，他有信心通过公开拍卖这些地产，让我们轻松赚到5亿美元。这种交易的优势是，我可以在每笔交易中都能占据股权优势，即使生意失败了，我也不会承担风险。但劣势是，我要做自己的思想工作。比如，一块被查封的地产，我既想以自己的名义买下，又想留给特朗普基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虽然有这种顾虑，我还是打算看完计划书再做定夺。

下午5:00 我驱车赶往60号大街的直升机场，乘直升机飞往特顿，参加5点半的鸡尾酒会。

星期四

上午9:00 我跟亚伯拉罕·赫希费尔德如期碰面，亚伯还是对州长科莫赶他出局一事耿耿于怀。我跟亚伯说理解他的感受，但州长确实是个好人。而且，亚伯一个民主党派的人士，怎么可能一下子转成共和党人呢。再说了，现在的大局是，科莫极有可能在连任竞选中胜出，聪明的做法是，亚伯应该支持胜出者。

亚伯是个倔犟的人，不过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他说：“你想办法让州长给我打个电话行吗？”我告诉他会尽力而为。虽然我对亚伯的想法不苟同，可我依然喜欢他和他的家人。

上午10:15 阿兰·格林伯格来电，因为股市开盘一小时之后下降了25个百分点。阿兰说现在人人都在抛售股票，所有股票都在跌，但是假日酒店的保持平稳。这个消息让我喜忧参半。我既希望假日酒店的股票能跌，这样就可以再廉价买入一些。可我又希望它的股票能升，因为股票每升一个百分点，我都能轻松坐收不少钱。

上午10:30 负责美国橄榄球联盟反垄断案的律师哈维·梅尔森，到我办公室开会。哈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辩护律师，他接手了我们这起并不为人看好的官司，虽然只获得了一些象征性的赔偿，但我们还是成功赢了这起案子。

然而，从上次辩护结束，我就开始担心，哈维会不会在庭上对陪审团某些成员的言词过于尖锐了。每天他都穿一身漂亮的条纹西装上班，西装的上衣口袋里放一块小手帕。我不清楚，他的风格是否受人欢迎。

总的说来，他跟其他员工一样能出色完成工作，而且，对于反垄断一案，我在他身上寄予厚望，我比较欣赏他做事热情的态度。他自己对上诉也充满信心，认为我们一定能大获全胜。

上午11:30 史蒂芬·海德来电。自从6月份我将假日酒店的股份全部买下，并将其转入特朗普赌场酒店之后，我就聘用史蒂夫为我管理赌场酒店的生意。史蒂芬以前为史蒂芬·永利效力，是金砖大酒店的副总裁。永利先生是经营赌场业的高手。我有一条用人哲学，就是从高手中挖掘高手，史蒂芬正是这样的可贵之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交涉，我给史蒂夫开出更高的职位和薪酬，于是他答应投奔我。我觉得他是心甘情愿为我工作的，他倒不在乎离开永利。

永利先生为人圆滑，又有点无厘头。几周前，他给我打电话说：“唐纳德先生，我跟我妻子要离婚了。”我说：“史蒂芬，想开点儿。”他说：“没什么的，我们还爱着彼此，只不过不做夫妻了，她现在就在我旁边，你想跟她打个招呼吗？”我婉言谢绝了。

海德在电话里向我汇报刚统计出来的酒店8月份财政收支情况。他说，本月我们经营酒店的毛利是903.8万美元，而去年同期毛利是343.8万美元，当时还是假日酒店跟我合伙经营的。

“情况还不错。”我听后跟海德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停车场嘛，建好后也能取得收益。”不过我也没忘督促他一下，“现在你要做的，是努力提高酒店的卫生质量。”我是一个对清洁程度要求严格的人，上次实地考察的结果让我不太满意。

史蒂芬温和地回答道：“唐纳德先生，我们已经在下功夫了，而且也小有成效。”

中午12:00 我步行到沃尔曼溜冰场，今天是浇筑混凝土的日子。早上，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我到了溜冰场，看到外面停满了装水泥的车队，像是在准备一场军事行动。负责这项工程的建筑公司任务一直完成得不错，不过，今天才是重头戏的部分：看到几千磅湿混凝土一卡车一卡车地倒在溜冰场上，就像在看全世界最大蛋糕的制作过程。

虽然新闻发布会昨天已经开过了，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多摄影记者从四面八方赶来，见证这个令人期待的时刻。

下午1:30 《财富》杂志的记者来采访我有关房地产和新税法的问题，报道刊登后，我也将成为同期的封面。很多人认为我喜欢跟记者打交道，恰恰相反，我总是被不同的记者反复提问同一个问题，而且，我也不愿意在媒体面前曝光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过我知道，登上报纸、杂志可以扩大我生意的影响力，所以我从不介意在记者面前谈论生意方面的事情。但是，我对采访我的记者要有所选择，诺玛每星期都会替我推掉20几个世界各地的采访邀请。即使我接受的采访，也要在短时间结束，今天采访我的记者前后共用了不到20分钟。如果我不加限制的话，恐怕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一辈子也说不完。

下午2:45 一位知名的画家朋友，来电邀我参加一场开幕仪式。跟这位朋友在一起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不像某些艺术家那样喜欢自吹自擂。

几个月前，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我们正站着聊天，他忽然问我：“午饭前我能挣25000美元，你想看我怎么挣吗？”我嘴上说着“可以啊”，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拎起一只颜料桶，往平铺在地上的油画布泼了一些颜料。然后又拎起一只，跟上一次颜色不同，泼了一些倒在油画布上。这样一共泼了4次，每次换一种颜色。不到两分钟，“作品”完成了。他跟我说：“看吧，25000美元到手了，咱们吃午饭去。”

他虽然笑着，但口气却是认真的。他是想告诉我，现在一些所谓的收藏家，并不能辨别收藏作品的真正价值，他们可能只认画家的名字。

我也有同感，总觉得很多的现代艺术充满了欺骗。最成功的画家倒不是在艺术上有多少成就，反而是因为他们销售和吹捧自己的“画作”有方。如果那些收藏爱好者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会作何感想呢？如果我朋友把这件事情揭露出去，他的画作有可能被炒作得更加值钱——艺术圈就是这么荒唐。不过，朋友是不愿把自己牵连其中的。

下午4:00 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在会议室审核西区地块工程的计划书，打算明早将其呈给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会的赫伯特·斯高茨明天因故不能出席，但是他的主要负责人会来。

今天大约有15个人到会，包括我的两位副总裁兄弟，亚历山大·库珀和他的团队。亚历山大是两周前我聘用的一位城市规划设计师，负责西区地块工程的设计工作。我原来聘用的那位设计师，海尔姆特·扬的设计方案不符合城市设计的总体要求。我不知道他的方案哪里不行，可能是因为太德国化了，也可能因为他是芝加哥人而不是纽约本土人，要么就是他的方案太老套了，总之，城市规划委员会不同意他的设计方案。

亚历山大跟海尔姆特不同，他原来就是一名城市规划设计师，当时在城市规划委员会小有名气，炮台公园的成功设计让他名声大噪。从政治角度考虑，我也应该选他，我就是这么实际的人。

为了制订出一个达成共识的计划书，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每周开一次这样的会议。计划书的内容要涉及到居民区、街道、公园和购物中心的具体位置。今天，亚历山大把大家一致通过的计划书初稿带了过来。我们打算在地块最南端建全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大楼，紧邻我们的世界第一高楼。再往北，是一个居民楼，居民楼东侧是一个林荫大道，西侧是一个有八个街区那么长的大型购物中心，而且在楼上可以欣赏哈得孙河的景色。每一处建筑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对我们至关重要。

我对计划书非常满意，亚历山大也是。我认为，我们的高层建筑是工程里的亮点，但我不会只沉浸在幻想的喜悦里。我们肯定要在城市规划委员会面前做出一些让步，但是，我认为有些很有经济价值的规划，我不会轻易妥协，等新一届委员会上任之后，再拿去让他们审批。地块只会越放越升值。

下午6:00 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晚宴，我提前下班，准备按时参加。这场晚宴是纽约区大主教约翰·卡迪内尔·奥康纳主办的，他邀请我和伊万娜共同出席，地点在纽约圣派翠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

晚上7:00 不管一个人一年里跟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打过交道，当坐在圣派翠克大教堂，跟红衣主教和一些重要的主教、神父在单间里共进晚餐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肃然起敬的感觉。

我们谈论了政治、城市发展、房地产等话题，整晚都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回去的路上，我告诉妻子，跟红衣主教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他不仅是一位有虔诚信仰的信徒，也是一个有着高度政治敏锐性的商业家。

星期五

早上6:30 我在翻阅《纽约时报》的时候，看到一张沃尔曼溜冰场混凝土浇筑的巨幅照片，刊登在报纸头版的中间部分，关于溜冰场的报道才刚刚拉开帷幕。

上午9:15 负责西区地块的人和城市规划委员的人见面，昨天来开会的人今天基本到场。跟我们碰面的是四位城市规划设计师，其中两位瑞贝卡·罗宾逊和科恩·豪直接负责我们项目的评估工作。

亚历山大给大家做了幻灯演示，表现不俗。几乎城市规划委员会看重的所有方面，他都详细地解说到了。比如我们会建立公园，修建去哈得孙河的通道，以及我们舒缓区域交通的方法，等等。当被问到建筑的高度这个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时，亚历山大只是泛泛地说，我们还在考虑之中。

会面结束，我们的自我感觉普遍不错。

上午10:30 我回办公室开会讨论关于特朗普高尚住宅（Trump Parc）的工程进度。这座高层的前身是巴比松广场酒店（Barbizon-Plaza Hotel）,地点在中央公园南区，这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建成后我们将受益无穷。

与会人员包括：工程的建筑师弗兰克·威廉姆,项目经理安德鲁·维斯和分管销售的副总裁布兰琪·思碧。弗兰克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师，说话很和气。布兰琪很有能力，我都亲切地叫她布兰切特——布兰琪的昵称。她伶牙俐齿，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这也许是做好销售的必须素质吧。我常跟她开玩笑说跟她一起生活的人一定经常挨说。不过，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

我们首先讨论了大厦窗框的颜色。我们想要的效果是色彩能烘托大厦的整体气氛，让它看起来与众不同。半个小时候，我们一致通过选用浅米色，因为可以跟楼体建筑石料的颜色融为一体。米色属于大地色系，我刚好对这一色系情有独钟。这种颜色比原始色彩更丰富，看起来也更高雅。

上午11:00 弗兰克·威廉姆离开会议室，我们三个转而讨论特朗普高尚住宅内部的翻新工作。安德鲁汇报说，工作还没完成，负责此项的承包商让我们多付给他们17.5万美元额外报酬。所谓额外报酬，就是指如果你对原来双方达成的协议有任何改动的话，承包商在原来要价的基础上，额外索取的报酬。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跟他们来硬的，否则就会让承包商牵着鼻子走。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拆除工作负责人的电话：“史蒂夫，我是唐纳德·特朗普。现在工程进度已经落后了，请抓紧利利索索地干完，你必须亲自指挥。”他听了我的话，赶紧解释起来，我并不理会，继续说：“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把活儿给我干好，立马走人。你听着，你提的这些额外报酬简直就是在宰我。有事不用找安德鲁，直接联系我，如果你再敢玩花样，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第二个顾虑跟大厦楼层地面有关。我向安德鲁要了水泥工的电话，水泥工人难缠起来也是很让人头疼的。拨号之前，我不无自嘲地说：“我的命运寄托在手里的电话上了。”我拨通了2号水泥工的电话。“你好。你的老板费了好大劲才从我这争取到铺地面这个活儿。当时我没打算给他，但是他跟我保证能够出色完成任务。昨天我到施工现场看了一下，发现你们铺的地面跟原有地面不持平，有的地方差了接近1/4英寸。”那人听了没什么反应。我接着说：“特朗普公司以后会有很多活让你们做，这一点任何其他一家公司都办不到，别人破产的楼我都会接手重建，所以把这次活干好，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这回他有了反应，对我说：“特朗普先生，这里的每个伙计都很专业，我们向您提供的是最好的团队。”

“这就好！下次打电话给我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吧。”

中午12:00 阿兰·格林伯格来电说，假日酒店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制订出“毒丸计划”，也就是让自己的公司负债累累，让收购者失去对它的吸引力。这一点我并不担心。如果我意已决，没有什么能阻碍我收购假日酒店。

股市还在下跌。昨天下降了80个百分点，今天又跌了25个百分点，但是假日酒店只跌了1个百分点。阿兰告诉我，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假日酒店5%的控制权了。

中午12:15 安德鲁走后，布兰琪过来让我挑选特朗普高尚住宅的宣传海报。她拿了近10张海报，可是我一个也没看上，布兰琪有点无奈。

她的意思是用线形图勾勒出住宅楼和中央公园的全景，“我同意用线形图，但是我不喜欢海报里的线形图，还有，我希望图中主要反映的是住宅楼，中央公园是好，可是它不是咱们的商品，我卖的是这幢公寓楼。”

中午12:30 诺玛抱来一摞表格让我签字，这些表格是我申请内达华州赌场经营许可必须签的。我签字的过程中，诺玛问我写谁做我的担保人。我想了约一分钟，让她先写下皮特·道金斯将军。皮特是个仗义的人，我们关系很亲密。他曾是军队里的足球明星，现在是希尔森集团（Shearson）的投资银行家。第二个，我想到了本杰明·霍拉韦,他是公平房产集团（Equitable Real Estate Group）的执行主席兼行政总裁，然后是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的康拉德·斯蒂芬森。“还有一位，”我跟诺玛说，“写上约翰·卡迪内尔·奥康纳。”

中午12:45 伊万娜来电，她现在在办公室，想叫上我一起去替女儿选明年秋天就读的学校。“一起去吧，反正你现在也没什么事情。”有时候我就想，她该不会真以为我无事可做吧。

我跟她说：“亲爱的，我现在手头有点事情。”不过这不起作用，3分钟之后，她来到我办公室，要拉着我走。签完所有表格，我们就出发了。

下午2:30 比尔·富家奇来电。我喜欢称他“富家奇小能人” ,但是他好像不喜欢我这么叫他。富家奇是做豪华轿车生意的，但我觉得他更应该去做房产经纪人，因为他跟每个人都很熟。他是李·艾柯卡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他介绍我跟约翰大主教认识的。

富家奇问我昨天在圣派翠克的晚宴怎么样，我回答说棒极了。挂电话之前，我们约好这周末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下午2:45 约翰·达雷西奥来我办公室，讨论我在特朗普大厦的三层公寓的装修问题。约翰负责这项装修，今天是带着施工图纸来的。公寓几乎需要全部重新装修，除了三楼孩子们的卧室和公寓屋顶。屋顶是留着将来在上面建公园用的——在整座大厦68层的位置。这项装修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首先，因为我把相邻的公寓扩展过来了，这样房子面积大了一倍。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我想建一座20世纪的凡尔赛宫，现在每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地进行着。在客厅，我装了27根意大利最好的工匠手工雕刻的大理石柱，它们昨天才运来，做工十分精美。我能买得起最好的装饰品，当它们运到我家时，我想过做这些是否值得，然而我也知道答案只有一个，我只要最好的，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我仔细看了一遍施工图纸，做了几个改动，然后问约翰：“进度怎么样了？”约翰说：“还不错，一切按计划进行。”

“很好”，我说，“继续努力吧。”

下午3:30 一位希腊的大船商来电。我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有笔生意想跟我合作，具体什么生意他没说，交易对方也不便在电话透露。我想如果不是大生意的话，他是不会打电话来浪费我的时间的。于是，我们约了一个时间面谈。

下午4:00 一位出租和买卖商务飞机的人打来电话。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买一架G-4型飞机，现在大部分公司都用这一款。我在电话里告诉对方，自己有意购买G-4型号的飞机，同时让他帮我留心有没有727型号的，因为这是我真正想拥有的一款飞机。

下午4:30 尼古拉斯·瑞比斯从澳大利亚打来电话，他这次是去帮特朗普集团争取世界最大赌场的建设和经营权的。尼古拉斯在电话里说，洽谈很成功，并且提及很多细节问题。他还说，下周一我们就能知道更多消息了。我很高兴，告诉他：“太棒了，你回国之前给我打个电话。”

下午4:45 诺玛告诉我，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正在特朗普大厦中庭录制两名外地游客一天的生活，大卫想借机过来拜访一下。

我从没熬夜看过莱特曼先生的节目，但是我知道他很有名，我同意了他的请求。5分钟后，莱特曼进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摄影师，几位助理，一对路易斯维尔的新婚夫妇。我们闲聊了一会儿，我说路易斯维尔是个很漂亮的地方，也许有机会我会去那里做生意。莱特曼问我特朗普大厦里一套公寓多少钱，我告诉他，用一百万美元可以买下公寓的一间卧室。

我们又开了一些玩笑，莱特曼问我：“说真的，现在是周五下午，你意外地接到我们的电话，同意我们来访，现在又站在这儿跟我们聊天。我看，你一定是没什么事情做吧。”

“你猜对了，我的确是无事可做。”我不无调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