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克峰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一个星期。离开山的那天，奥黛丽叫我不要走。那次谈话的内容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日记。回到剑桥后的第一晚，我坐在石桥上，凝视着国王学院的教堂，写下了那则日记。我记得那条平静的河流，记得秋日落叶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缓缓漂流。我记得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准确详细地记下了姐姐说过的话，有整整八页的篇幅。但我对她说那番话的记忆消失了，似乎我是为了忘却才写下来的。

奥黛丽让我留下来。她说，肖恩太强大，太有说服力，她无法单独面对他。我告诉她，她并不孤单，她还有母亲。奥黛丽说我不明白，毕竟从没有人相信过我们。如果向爸爸求助，他肯定会说我们撒谎。我告诉她父母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然后我登上了飞机，飞到了五千英里之外。

如果我为在如此安全的距离——在宏伟的图书馆和古老的教堂的环绕下——记录下姐姐的恐惧而感到内疚，只有一个迹象可以表明这点。那一晚，在日记的最后一行，我写道：今晚的剑桥不如以前美丽。

德鲁已被一个中东研究硕士项目录取，和我一起来到了剑桥。我把我与奥黛丽的谈话告诉了他。他是我向其透露家庭信息的第一个男朋友——真的透露了真相，而不仅仅是有趣的轶事。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我说。我的家人如今不同了。但是你该知道那些事。所以你可以好好盯着我，以防我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第一个学期在一连串的晚餐、深夜派对以及不时在图书馆熬夜看书中度过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我必须进行一项原创性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阅读了五年的历史，现在该轮到我来书写历史了。

但是写什么呢？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阅读时，我惊讶地发现，十九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们身上有摩门教神学的影子。我向导师大卫·朗西曼提出这一点。“那就是你的研究项目，”他说，“你可以做前人没研究过的东西：你不仅可以把摩门教视为一场宗教运动，也可以将它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研究。”

我开始重读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信件。小时候读这些信时，我怀着崇拜之情；现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读它们，不是用批评家的眼光，也不是用信徒的眼光。我将一夫多妻制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而不是一种教条来解读。我将它与其自身的目标，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运动和理论进行比较。这感觉就像一种激进的行为。

我在剑桥的朋友已经成为家人，与他们在一起让我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巴克峰已经消失了多年。有时这种感觉让我痛苦。我想，没有哪个亲妹妹爱陌生人会胜过爱自己的哥哥，又是什么样的女儿比起父亲会更喜爱自己的老师？

尽管这并非我所愿，我还是不想回家。我更喜欢自己选择的家庭，而不是被给予的家庭，所以我在剑桥越开心，我的开心就越因为觉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发着恶臭。这种感觉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我可以在舌头上品尝、在呼吸中闻到的东西。

圣诞节我买了一张回爱达荷州的机票。启程前一天晚上，我们学院举办了一次晚宴。我的一位朋友组织了一个室内唱诗班，要在晚宴上唱圣诞颂歌。唱诗班已排练了好几个星期，但在宴会那天，女高音得了支气管炎。那天下午，我的电话响了，是我的那个朋友。“麻烦告诉我，你认识会唱歌的人吗？”他说。

我已经多年不唱歌了，而且从没在爸爸不在场时唱过，但几个小时后，我加入了室内唱诗班，登上了大厅里巨大的圣诞树上方的椽子附近的平台。我珍惜那一刻，很高兴能再一次感受音乐从胸口浮上来的轻盈感。我也想知道爸爸会不会冒着进入大学和这个国家的风险，来到这里听我唱歌。我相信他会的。

巴克峰还是老样子。公主被积雪覆盖，但我还能看到她腿部深深的轮廓。我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一手搅拌炖汤，一手拿着电话解释益母草的特性。爸爸的桌子仍是空的。母亲说，他在地下室，躺在床上。他的肺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个身材魁梧的陌生人慢吞吞地从后门走了进来。过了几秒钟我才认出那是哥哥卢克。他的胡子那么浓密，看上去和他养的山羊一样。他的左眼是白色的，已经瞎了：几个月前，他的脸被彩弹枪击中。他穿过房间，拍了拍我的背，我盯着他剩下的那只眼睛，寻找熟悉的东西。直到看到他前臂上凸起的伤疤——一个两英寸宽的对勾，正是被大剪刀伤到的地方——我才确定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他告诉我，他和妻子还有一群孩子住在谷仓后面的一间活动房里，他在北达科他州的石油钻塔上工作赚钱。

两天过去了。爸爸每晚都上楼，坐在扩建的“教堂”里的沙发上，一边咳嗽，一边看电视或者读旧约。我每天不是学习，就是帮母亲干活。

第三天晚上，我正坐在餐桌旁看书，这时肖恩和本杰明从后门拖着步子走了进来。本杰明正对肖恩说他在镇上的一场小交通事故后跟人打架的事。他说，在他下卡车与对方司机对峙之前，他把手枪塞进了牛仔裤的腰带里。“那家伙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麻烦。”本杰明咧嘴笑着说。

“这种事只有傻瓜才会带枪。”肖恩说。

“我又不是真想开枪。”本杰明嘟囔着。

“那就别带枪，”肖恩说，“那样你才知道你不会用到它。如果带了，你可能就用上了，事情就是这样。拳头干架很快就会演变成激烈枪战。”

肖恩平静地说着，面带沉思。他那头金发又脏又乱，也该修剪了。他脸上布满了泥灰色的胡茬，眼睛在油污和尘土下闪闪发光，好像灰云中闪烁的蓝色火焰。他的表情和言谈似乎来自一个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一个热血已经冷却，与世无争的人。

肖恩转向我。我一直在躲着他，但突然间，这么做似乎很不公平。他已经变了，假装他没有改变是很残忍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开车兜风，我说好。肖恩想吃冰激凌，于是我们买了冰沙。谈话平静、舒适，就像多年前在畜栏里那些昏暗的夜晚一样。他跟我谈了很多：爸爸不在时他负责管理工作小队；儿子彼得肺部虚弱，做过几次手术，晚上仍戴着氧气管。

我们眼看就快到家了，离巴克峰只有一英里，这时肖恩转动方向盘，汽车在冰上打滑。他在转弯时加速，轮胎一顿，汽车跳上了一条小路。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问，但这条路只通往一个地方。

教堂很暗，停车场空无一人。

肖恩绕着停车场转了一圈，然后在大门口附近停下。他熄了火，车头灯灭了。黑暗中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部轮廓。

“你跟奥黛丽联系得多吗？”他说。

“不多。”我说。

他似乎放松了下来，然后说：“奥黛丽就是个爱说谎的贱人。”

我移开目光，盯着教堂尖顶，在星光的映照下，那尖顶清晰可见。

“我会朝她脑袋开一枪，”肖恩说，我感觉他的身体朝我这边挪动，“但我不想把一颗好子弹浪费在一个没用的婊子身上。”

绝对不能看他。我几乎相信，只要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教堂尖顶，他就不会动我。只是几乎相信，因为即使我紧抓这个念头不放，我也等待感受到他的手落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很快就会感受到他的双手，但我一动不敢动，不敢打破这个等待的魔咒。那一刻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就像我一直相信的那样，打破魔咒、解除魔法的人会是我。当寂静被打破，他愤怒地冲向我，我就会知道肯定是我做了什么，成了催化剂和导火索。这种迷信中透露着希望，给人能掌控局面的错觉。

我一动不动地待着，脑海一片空白。

咔嗒一声点火，引擎轰隆隆地发动起来，通风口涌出了阵阵暖风。

“你想去看电影吗？”肖恩问。他的声音很是随意。我看着汽车急转调头，蹒跚地重新回到公路上，感觉世界随之旋转。“看部电影是个好主意。”他说。

我什么也没说，不愿动也不愿说，唯恐冒犯了我仍然相信拯救了我的奇异的物理巫术。肖恩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沉默。在开车回巴克峰的最后一英里路上，他愉快地闲聊，几乎开玩笑般谈论要不要看《特工插班生》那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