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此《李济深先生略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之笔录稿，颇觉其间有待补充和纠正之处不少，特写出此文用备考证。

首先应将我与任潮先生相识交往的经过一为叙明，此大约可分三段：一、在北京的阶段；二、在广州的阶段；三、我离粤北归之后。

一、在北京的阶段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观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聚合一些朋友谈学，任潮先生为其中最勤恳之一人，我亦偶然一往旁听，就在那里开始与任公相识。

彼时任公似是任职于陆军部军学司，家住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而我任北京大学讲席，位居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他曾到我家来过，穿长衫便衣，而非军服。

二、在广州的阶段信如任公自述所云，1920年秋季，他返粤，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亦就是后此他一生业绩的造端。但他之所以返粤，则有两点前提事实在：（一）当时北京政府各官署学校，除交通等部门自有收入者外，均发不出薪金，每月每人只发有很少的几成，以致莫不生活困窘。（二）当时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函电交驰邀请伍先生返粤担任参谋长，但伍先生则绝意仕宦而志在服务其乡里。于是，转荐了李任公。——以上情节因彼时我与伍、李二公相熟，是以清楚知道。

我是1927年旧历五月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广州，而在1929年旧历正月离去广州的。初到粤时，我居住新造细墟黄艮庸家之时为多，任公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中央政府宣布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我未就职。1928年春在两广政治分会下设立建设委员会，我代表任公主持其事。1929年因为要成立乡治讲习所，我有北上考察之行，就在我离粤后不久，任公突被蒋介石拘留于南京汤山，我便不回广州而留于北方了。

三、我离粤北归之后即留于北方致力乡村运动，先在河南，后在山东，每因奔走四方仍与任公不断有相遇晤面机会。例如，他在南京任训练总监时，抗日军兴，他和白崇禧在南京时，我们均曾相遇晤会；后来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他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事，我在国民参政会，亦曾同聚重庆；他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时，我们又曾在桂林共同策划大局之事；以及末后毛主席领导建国，我们又同在北京之类；直到任公病故之前，彼此都有不少晤对交谈机会。

根据从上所述我和任公的交往，我有资格对任公晚年自述此一笔录稿，就我所知提出一些异议。这些异议，有因笔录者不谙悉往昔情事而致误者；更有任公自己于往昔之事记忆不清而致误者。但我的记忆亦岂能保证一切不差？故而我于此所提异议仅限于我本身亲历之事，以示郑重而可信（其他我觉得有疑问者暂且不谈）。试分条列举如下：

一、笔录者之误1928年广东局面大致无扰之后，乃更进行绥靖工作，全省划分为四区，陈铭枢任南路，徐景唐任东路，陈济棠任西路，其负北路责任者为王应榆氏（号芬庭，一个富有学识的人），笔录稿一四二页却误写为“黄应如”。笔录稿一四二页此处记有陈铭枢就职省主席，对于任公讲话我感动流泪一层，借此顺便一为说明。李、陈二公原都是我的熟友至交，然任公厚重少文，陈则不免轻躁；任公早曾表示让位于陈，陈先一度恳辞不就，后且猜疑任公让位非真，所以当他就职时，我痛惜朋友交谊之不终，盖朋友相交所贵在一信字也。李、陈之间共事多年，岂同恒泛，而竟然如此，我当场伤怀饮泣（不好放声），痛哭不已。蔡廷锴等许多人在旁怪讶不解其故；大约陈亦不解，任公虽注意亦不甚晓然也。

二、任公记忆有迷误1932年初春，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由蔡廷锴指挥奋战，市民踊跃支持，结队犒劳，声势甚盛。此时蒋介石适不在南京，李任公代表军委会到北平敦促张学良乘机“打回老家去”。我在邹平忽得李证刚（翊灼）先生从北平来电相邀；我到北平，证刚先生介绍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与我相见。原来他们深知张学良精神不振，又知我为任公朋友，要我从旁加一把力，做推动东北军出关工作。任公到平系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趋访，彼此正谈话间，恰好据传报张学良来了。他们商谈军国大事，我不便冒昧参与，即退避一旁去。然而张的面容气色，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的面色晦暗，容颜消瘦，头发不剪，髭须不修，不难想见其吸食毒品、打吗啡针的生活。张、李谈话时间不甚长久。张走后，任公对我说蒋已回南京，电嘱张不可动兵，他自己此番北来的希望落空。于是，我也只好以此转报证刚先生和王以哲将军，而回邹平去了。（附记：王以哲人甚好，可惜后来他在西安被害）

笔录第一四四页所说，张学良于任公之北来“非常高兴，商量得很好”云云，我可断言是任公记忆迷误，与事实不符。其不违离事实者，只张学良没有出兵，任公北来空跑一遭就是了。

三、政治上一次严重失策1933年，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蒋，是任公政治立场上的一次严重失策。要反蒋应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反蒋，指斥蒋窃取国民党领导权；为了忠于孙故总理，伸张正义而讨伐他。乃计不出此，却另举旗帜，实是政治立场上的一次严重失策；末了仍然不能不回到国民党的旗帜上来；抗日军兴，追随国民党政府且不说，全国解放后，不是以领导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前后进退失据，无可讳矣！在福州时，黄艮庸随侍任公左右，我即飞函嘱其速速退出，否则，永不要见我面。且不论此番举动不旋踵而失败，纵令不失败，也是一次严重错误。

任公于1959年病故，距今几将二十年矣。任公长于我八岁，时光流逝，我今亦八旬有八，脑力、体力均已衰颓，而当年友好又环顾无人，鲜可咨访者，右方所为书后之文，不审有无错误之处，姑以为治现代史者之一种参考资料。

1978年10月国庆前夕

（梁漱溟印）

附几点意见：

一、目录上文字欠妥。例如（一）汤山被扣；（二）拒绝赴渝。

二、关于张难先交往关系欠叙述。

三、我创办《光明报》于香港，曾得龙云和刘文辉资助，但李任公则未曾有之。稿内一三二页错记。

四、稿内一八三页关于联合政府委员名额问题完全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