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1902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1955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得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1904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烺)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6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连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1907年被解往新疆。到1911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1913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1918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捡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作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关。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〇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其中说:

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

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了。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惨无人道,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猪仔记》,加画图连载多日。外务部为英使所迫,札饬五城公所(一种旧警政机关)勒令具甘结以后不再登载。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见于七十三号到七十六号四天的报上),其标题竟是:“本报幸逢知己”。

“知己”指英国公使。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只为这年(1904年)五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甚惨,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末后就结束说:“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

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正为此。

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二三个月,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

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便先口头应承,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英使派员接见。彭先生指出,当初中英订约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对不可,至于所传虐待各情,倘非事实,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见来函,仍将接续登下去。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报纸之鼓吹,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告示还在一三七号报上登出。

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外务部就有了经验,不再施用压力,而嘱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说明本报所载各节,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同时就在那篇“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演说文中,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原文说:

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工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

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

经过这几桩事情,《京话日报》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

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便可想见其概:

忠告日本内田公使(一一二号报)

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一一九号报)

告我国人(一二六号报)

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一三五号报)

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一四四号报)

外患图说(一五七号报)

论国债(一六六号报)

法国兵不法二则(一七七号报)

醉洋兵(一七八号报)

俄国兵照旧逞凶(一八八号报)

好霸道的日本人(一九五号报)

大呼四万万同胞(一九六号报)

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二五一号报)

外国府(使馆或兵营)的势力可怕(一五四号报)

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二八二号报)

洋老爷(三〇八号报)

《京话日报》截至被封为止,共出七五一号,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

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京话日报》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首先在此。

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这却有待于机会,看题目行事;大题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题目小作。例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陈天华蹈海,遗血书以告国人;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以身殉学;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杀了洋人。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以至集资募捐等等,便算小题目小作。其较大的,有如美国禁止(排斥)华工,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不得解决,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向各“洋货店”(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检查劝告。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延续了亦很久。从其震动朝廷,清帝出了上谕来说,“抵制风潮过激,应加意防范,以维大局”(见三七二号报),就可知道了。

在类此反帝运动中以及南昌教案风潮中,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京话日报》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以摆脱外人势力(见五八四号、五九〇号报),这与今天的“三自运动”,颇有些暗合。

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其缘故是这样的: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

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

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宽的,在一七四号报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五个项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作对众演说;四、广传白话报,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设蒙学堂,从小时就教他爱国。大约许多维新和改革事项,他皆认为是开民智,初不止此,而大都类此。

本文既将他爱国反帝划分在上面说了,这一段要叙述他所倡导的一些维新改革运动。

当我访萧长华老先生,问他对彭先生曾有何印象时,萧老问答大略如下:

我本人没有见过彭先生;但我师兄徐宝芳(兰沅之父)却在一次彭先生邀集戏界同人谈话之后,把彭先生对大家谈的话讲给我听,我真是万分赞成和佩服。彭先生要唱戏的朋友们不要自轻自贱,在演戏中负起社会教育责任。要引导人们学好,不要引导人们学坏。第一不要唱“粉戏”——那亦就是今天所说的黄色戏文。记得当年在彭先生提倡下,就禁演了三十多出戏。

这里说的某些戏禁演自必有当时地方行政方面之力,不能全归功彭先生。不过戏曲改良确是彭先生所致力的一种运动;所要改革的亦还包含鬼怪迷信和情景凶惨可怕的戏。同时当然更积极提倡有教育意义的新戏。

郝寿臣先生曾向我陈说,当年戏剧界一位名角田际云,是能配合彭先生搞这运动的人,应当表扬。郝本人见过彭先生,便是曾在田家一同吃过一次饭。在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田把杭州惠兴女士毁家兴学并以身殉学的一段时事(见前)编成剧本,他自己扮演惠兴女士,就是当时新戏之一。事前向官厅申请,所有演此戏的全部收入都捐助杭州那个女学。有人说北京市上之有“义务夜戏”,即开始于此;但郝先生则说义务夜戏是为了国民捐而开始的。不管哪个说法对,总之不出乎彭先生搞的那些运动开始的。

我先父亦是当时力赞这改良戏剧运动的,曾取古书上鲁漆室女忧鲁的故事,编“女子爱国”一剧本,由名角崔灵芝演出多次。其剧本全文就披露在《京话日报》上。

新近出版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一章,梅先生自述其初次试演新戏《孽海波澜》的事,有涉及彭先生的一段话:

《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实事新闻编写的。故事是叙说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叫张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让主编《京话日报》的彭翼仲把张傻子的罪恶在报上揭发出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公愤;由协巡营帮统杨钦三讯究结果,制裁了张傻子。同时采纳彭翼仲的建议,仿照上海成例设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班被拐骗的女子由她们的亲属到济良所领回,骨肉得以团聚。

此外还有许多话,这里不必全引来,原书俱在,读者不难取阅。这事出在清末(1906年),而把它编戏演出却在民国二年(1913年)。作为一个新戏来说,不能算在彭先生戏曲改良运动之内。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应该认为是彭先生所倡导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事。

当时济良所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是一面靠了报纸鼓吹劝募,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张傻子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绅董负责(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归官办,陆续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压虐待的,或厌苦这种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请求收容,无论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愿领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经过一定手续核准,即可领出。这样,确实救了一些人。

还有以庙产兴学,亦是彭先生在他报上提倡之一事。南下洼龙泉寺道兴和尚办的孤儿院,即其一例。孤儿院内容办法大致像个小学堂,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供给膳宿书籍等一切。开办的一天,彭先生亲去指导并演说。

反对旧日的私塾而鼓吹多办学堂,是那时维新运动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么新教材呢?记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有《地球韵言》,有《格致读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认为四书五经不适于给儿童去读;为此,我和彭清杰、清颐弟兄竟一直未曾读经书。对于经书,我只是后来自己看的。

我们在彭先生自办的学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几岁的大姐姐和我们一起上班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种魄力是作不出来的。

彭先生虽没有明白提出女权运动来,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兴女学,那是旗帜鲜明的。他反对旧日妇女缠足的陋习,倡导已缠足妇女的放足运动。这些都见于报纸。

彭先生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报上演说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话文有八大好处。但报上却总还免不了有文言出现,有读者来函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这题目便非白话。)本来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笔写与用口说是合一的。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笔写口说难以合一。于是彭先生又写“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复读者,承认自己旧习未净,要与朋友们共相勉励着改造。

官话字母是当时一种有助于文字改革的运动。所谓“官话”,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为准的普通话,官话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为了开民智,极力赞助这一运动。

他反对在儿童教育中用体罚——打孩子。报上每每见有某处学塾的老师用了体罚、八旗某某学堂用了体罚这一类新闻揭出来,加以指责。

当时清廷已有谕旨停止刑讯——就是在审问讼案时不许再用刑逼供。但京内京外各处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话日报》若有所闻,必予以揭出,斥为“抗旨”。

当时鸦片烟正流毒社会,贻害甚深,报上总劝人断烟和鼓吹禁烟,其例不胜举。

旧日社会还有早婚的陋习,报上演说它的种种害处,力劝人不要早婚(见五二五号报)。

对于迷信神佛、烧香还愿、求仙乞药、迷信风水等等,往往随时在新闻报道中切实指出它的害处,惊醒一般人;而作专题演说亦有的。

总结一句话: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难得。

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及其特殊作风

当1913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二次出版时,曾有《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出版。书为一友人所编次,内有一部分出于彭先生自己撰述,又汇集了很多有关文件。本文的这一段有些处自不能不资取于此书。但此书论体例既说不上是什么体例,内容亦不见佳。它于彭先生所尽力的那些社会运动既未加叙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为人行事及其报纸作风。关于那些运动,本文既经在前两段扼要叙说了,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为人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简略表一表。

彭先生名诒孙,号翼仲,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相当于首相地位)。1864年,先生即生于其祖父的旧宅中,一直在北京长大起来,说北京话而亦能说苏州话。其熟悉于北京社会,远过于其故乡的苏州。

他自是那时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的妹夫杭辛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识,而他则没有,他始终只是一改良运动者。既然在思想主张上无以异乎当时一般维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现得有些突出呢?这就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

徐兰沅先生就曾给我指出说,彭先生有一种面对旧社会而孤军奋战的精神和他不畏强御的胆量,这是不错的。他在一般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见其新鲜,而由于他力行其所知,不顾一切险阻和人们非笑,在广大的顽旧社会中却显得他新鲜别致而不能不落于孤军奋战了。

这就要说到他当时办报的艰难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

首先说,办报是需要一些资本的,而他并没有什么钱。因他祖父下面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分不到什么遗产。而他父亲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没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谋生计不可的。这资本(据他自述)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像这样借贷投资于毫无把握的事业,除了彭先生谁肯干?

办报之初,是委托他家印刷厂代印,托铁老鹳庙报房代为发行。后来一步一步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又由办一个报而办两三个报,其投资乃愈投愈多。当时北京铅字排印机尚不多见,技工不易觅。记得彭先生还是请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来担任印刷技工。自办发行,亦是备受旧报房之欺而后迫得自己来经营的。

现在我把他自述其艰难的几句原文引录于下:

《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舲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见原书第37页)

由于朋友通财之义,彭先生此种困难,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后接济款目立有借字折据。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据上批注“同心救国,何意求偿”。事实上仍得到偿还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见当年报馆一直负有债务的。

彭先生办报的艰难,非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响到经济。首先是社会上不习惯,群呼为“洋报”。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其家老人严词拒绝不收(见二六四号报)。报纸取价虽不多,但无论铺户或人家初时总不想增多此一项开支。报纸的经营是要销路多和广告多才行的,而这两者当初皆不可得。陷于经济困难者正在此。然而待风气慢慢转变开通,这种阻力可消,还另有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社会阻力却与其报纸作风有关。我们来说一说其不平常的作风。

这里说作风,主要就《京话日报》而说。本文在前曾说过《京话日报》对于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这作风约可分列出下面几点:

(一)报上无论是记新闻,是作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有指斥贬抑或称赞表扬。有时甚且是极其重的抑扬。例如它竟有这样字句出现:

……丑……更丑!

……可哭……更可哭。

而且其字体特用了大号铅字印出,格外触目。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国人(翻译或杂役)借着外人势力欺压本国同胞,或其他的令人伤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极不多见,却亦非止一二见。

总之,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举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右旁加圈加点,甚且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亦是一般报纸所少见,仍不外报纸编辑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种流露。

(二)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结怨。报纸使得社会上有许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骂它,几乎像是要形成两大壁垒的样子。

支持拥护它的人就替它推广和宣传。例如:有的人辟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人不识字,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在前曾提到王子贞的尚友讲报处即其一。而多数是说书的茶馆改设或兼办。还有自号“醉郭”的一老人,原来流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

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见七一七号报),足见其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

(三)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有时并且从而发生了实际行动。例如前述之国民捐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桩事。

试更举一小事为例。彭先生因为每值阳历新年各使馆洋兵放假,出来纵酒闹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卫兵长官”一篇演说,向他们致意劝告(见一三五号报)。结果很好,各国洋兵居然受到约束,东城市面为之平安许多。事后就有崇实学堂同人写信给报馆,称颂致谢。过了不久,阴历年来到,便有人投函报馆说,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轿夫马夫等人,每值年节亦是容易闹事欺人的,希望为此再撰一篇演说。于是一五八号报上就发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应读者的请求。

读者投稿之多,是由于编者欢迎人们投稿,取了一种奖掖态度。只要其稿命意确有可取,稿中有错别字或文句欠通顺,不能自达其意,必替它润色修改登出(注明其经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无不有之,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数,大半是识字可以看懂白话报而不大会写的人,质言之,不是知识分子,不属知识阶层。往往这种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动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话,就来投稿。似此修饰过的来稿,报上常常见。

当然,能文会写的人投稿亦不少,颇有人由于投稿渐熟而经常负责撰稿,变成了报馆内部人一样。那些文字欠通而经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来面见彭先生,认老师。

在当时办报既是新鲜事,给报纸投稿更少经验,曾有投稿人询问是否需要付出刊资的。报上答复说,报馆本来应该付给稿费,今无力支付,哪里还有取刊资之说。又于二二九号报上发表彭先生一篇给投稿人公开的信,信中大意有几点:(一)来稿言论皆有功大众,非止帮我们报馆的忙,打算约期聚会订交;(二)请将姓名、住址、籍贯详细开明,不必隐名或写假名;(三)稿件登报后,有什么是非皆归本报一面承担;(四)千万不要讲些夸奖赞扬本报的话,若是再来夸奖,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泪和成丸子,吞到肚里去。这末一点是因为来稿每每从赞扬报纸、恭维彭先生说起,而他感触到社会上那些反对的怨恨的情绪之高,再登许多恭维自己的话,反更招嫉忌恼怒,于事有损无益。

投稿踊跃,难以全登,亦且难于估计哪篇何日登出。但又怕久不给登将使投稿人悬望不安,曾用“来稿题名”的办法,选择一批(十二件)可用的稿件披露了其论题和撰稿人姓名(见三五一号报)。稿多,于此可见。

这样,《京话日报》就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四)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相互推进。这是彭先生不自觉地走上去的道路,其报纸后来所有之大发展,全得力于此。

再说明白些:社会运动当然是从其社会存在着问题而来的。有些先知先觉把问题看出得早而切求其解决,就提出一条要走的路号召于大众,而报纸恰是作此号召的利器。身在问题中的众人响应了这种号召,便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报纸以运动招徕读者,以读者推进运动。以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论,一面是封建制度的积弊,一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可能走的路,一条是维新自强,一条是大革命。彭先生从其感性认识到的问题,取了切近易行的前一条道路,是适于北京社会乃至北方社会这土壤来滋长发展的。1902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到它报纸被封前夕——1906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本文至此,要转回来说它这种作风招出来的社会阻力,以致报纸如何被封。

彭先生的报纸既然有所主张,有所反对,好恶爱憎,随事揭露无隐,当然引起了社会上拥护他和恼恨他的两面。后一面即其阻力所从来,可无待言。但有两点还待剖说剖说。

一点是他的不畏强御,招致了权威方面的恼怒忌恨。譬如当时驻在北京的姜桂题军队(属淮军系)是一般商民们最怕的,而报纸屡次指斥“姜军野蛮习气不改”,甚且说到了姜桂题本人。又如当时制度上以兵力统治北京的是“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可以随时捕人治罪。而报纸竟以“提督衙门的弊病”为演说题作了长篇大论(见七〇六号报)。在此之前,还指责了刑部的积弊。刑部和提督衙门俗号为“南衙门”、“北衙门”,那是极黑暗凶惨可怕的。后来制度渐改,由巡警部直辖内城警厅、外城警厅以统治北京地面,彭先生又去触犯巡警部(详后)。这样积恨已久,如何能逃其毒手。

再一点是,彭先生虽只不过倡导维新改良,而在老顽固守旧者却把他混到革命方面去而分不清,问题之落归严重在此。有两个鲜明事例。

有一次内外城各阅报社——如前所说的阅报室、讲报处,此时很发达,统称阅报社,约不下四十多个——约期各派代表到“首善阅报社”聚齐,商量为冯、陈、潘、惠四烈士合开一个大追悼会的事。而届期竟未得聚商,因到场的人太少。查其缘由,是许多阅报社有巡警前来探问查询,又像是通知的样子,说据报革命党进了京,订期二月二日起事,而你们怎么要二月三日聚齐呢?所以吓得许多人不敢到场了。

再一件事是,有一台湾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调梅,偕其日妇到京,经朋友介绍借住报馆内。巡警部的探访局把他认为是革命党首领孙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向不愿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据事实为他力争无效,卒由其日妇诉于日本使馆,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由使馆出面交涉,才得开释。释放的第二天,《京话日报》上登出一行大字:

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见七二九号报)

虽被捕、营救各事从未见报,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说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给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够——够他们恼羞成怒的了。

所以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来(见上文),巡警部马上动手。所以彭、杭二人先则同罪,后则异罚。——非借口其他的事加重其罚不解恨。

当时不是没有支持彭先生的那一面人来营救,无奈清廷顽固派总把维新和革命连通一气来看待,难于进言。

报纸的被封,彭先生的得罪是用不着惋惜的。在“它”和“他”不是都已经尽了那时节的历史任务吗?所可惜的是彭先生还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问题,当他二次办报时候没有他认真要搞的一种社会运动在胸中,从而其报纸亦就缺乏生命力。这样,他的报纸亦就办不下去,而彭先生这个人物亦就止于此了。

补记二则

当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送给彭先生。这正是本文一再说过,他是一面遭到一些人忌恨,另一面又获得人们同情的。消息到来,彭先生何以处此呢?据他自记:

先一日(1906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友人望桂臣约饮于正阳楼。酒半酣,报馆来人,踉跄奔入,谓:祸将不测,速速藏避,万不可归。余谓辛斋曰:“‘保皇党之结果’发作矣。”盖《中华报》所登保皇党吴道明、范履祥一案标题为“保皇党之结果”也。座中有人献策,嘱急入使馆界暂避,再作计议。辛斋不答。余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久之寂然。十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不谈昨夕事。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午前即归。静候至申刻。汪士元(警厅佥事)持传票来,面作哀惜之色,嗟叹无词……(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7页)

这里见出彭先生的气概、节操和定力,应须补入本文。

又彭先生常常说,他原没有积极要求办第三种报纸的,《中华报》之办起来,是有外因凑成。当1904年秋《京话日报》销路扩大,原有印刷力感到紧张,适有广东人朱淇要举办一个大型报纸叫《北京报》,来与彭先生商量增加机器设备和工人,给他代办印刷。既经签订合同,接受他的委托和资金,乃知他是以“德商”申请登记的,似另有背景。这就与彭先生在思想上不大投契,卒于言语闹翻,取消了合同。而机器设备和技工多人却已从天津到达北京,不能退回。于是自己才加办了第三种报纸,并特定名《中华报》。因他久已厌闻北京市面上把他的报纸呼为洋报,所以要如此定名,而一面恰亦有激于朱某之事而出此。彭先生末后不去东交民巷托庇于外人势力,盖早决定于此时了。——此亦应补入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