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兼记袁世凯死后的南北统一内阁

沈钧儒先生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发起救国会,代表广大社会群众要求南京蒋政府莫打内战而抗日的“七君子”为首人物。这是人所周知而共仰的。但1917年即民国六年沈老曾与我共事于北京政府司法部,且参与当时发起组织政学会的活动,似少为人所留意。兹先简述昔年政局变化的史实如次:

(一)袁世凯帝制失败,遂有南北统一内阁之产生。

袁世凯帝制失败,主要是由西南各省护国军起来后全国响应之故。然而袁虽倒而北洋军人势力仍然得以维系者则端赖有段祺瑞其人。远从清季以来段的权位势力即仅次于袁,而为袁所倚重。入民国后一向任陆军总长。他为人正直,与段芝贵、雷震春等许多人,大有泾渭之分,抗声反对帝制,即于帝制热闹中坚决辞职离京,退隐西山,袁再三慰留不得,只好以王士珍代长陆军部。

袁在称帝之前,为集权于总统府,废除国务院,而设置政事堂,一切机构大改。及至帝制失败,袁羞愤将死,乃挽段出山。段出,拥原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黎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恢复国制如初。此时西南护国军方面与北京合乎法统的黎、段政权之合作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出现了南北统一内阁。

(二)当时号称南北统一内阁者,盖以张公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北来入京参加了中央政府也。在政府中张公任司法部总长,而徐谦氏为次长,二公同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人,然而此时政界气氛却以隐没党派分野为特征。这是为何?于此,宜叙明张公本人的党派历史,再行阐明民国六年那时的特殊形势。

(三)张公青年留学日本时,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民国开国之初,他为临时参议院议员,曾由同盟会的议员们公推为院内总干事,隐然一中心人物。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时,云南选出他为众议院议员,为了把同盟会从革命党改组为宪政下一普通政党,他与宋教仁氏同心协力以同盟会为中坚基础,联合一些小党派建起了中国国民党。建党大会上有孙、黄二公亲临指导。(附注:笔者以同盟会员参加大会,存有记录。)在党本部组织中,他被任为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很明显,张公历来为党内一骨干人物,为一实干家。

(四)上文所云民国六年出现了党派隐没不见之特殊形势者,现在便好来阐明其故。

盖过去国会内曾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一左一右对峙之局,而今当两院议员聚集上海准备入京复会之际,彼此交谈深悔过去各为党派成见所误,未能尽心协力于制宪之大业,有负国人重托,今番亟宜认识到制宪第一而从事。此即民国六年两院议员入京后更不见两党踪影,所见者有宪法研究会(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系)、宪法讨论会(江天铎、孙润宇等人)、宪法商榷会(孙洪伊等人)、丙辰俱乐部(马君武等人)、益友社(褚辅成等人)、韬庐(佚忘其人),而政学会亦即彼时议员集体之一。

政学会萃集了两院议员百数十人,例如钮永建、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皆在其内,取名“政学会”即张公所提出而为众人所同意者。钮、李、谷三公论年齿资历皆在张公之前,而卒以会长属之张公者,如俗所云:能者多劳也。遇有兼顾不及之时,则嘱托沈老为他的代表。

(五)吾文开首所云沈老与我曾一度同事者,即指沈老与我一同任司法部秘书而言。其时同任秘书者四人,各有所司之事,席上珍、杨学礼(皆云南人)两位负责部内公务,如阅看及草拟来往公文之类,我则负责张公私人函电,主要是与西南方面来往联系的密电。而沈老则作为张公的代表参加政学会了。记得那时张公三十三岁,沈老四十二岁,我二十四岁,而今张公、沈老逝世各已多年,独我年逾九旬,犹得写记此近期史实之一斑,以为治近代史学者参考之资。

1984年1月25日写竟

补正两点

(一)沈老当年之参加政学会,盖因他本人是国会中候补的参议院议员,而非徒以张公的代表而参加者。沈老在清季曾是浙江省谘议局(后改省议会)的副议长,富有资望,只因与张公交契甚厚,乃作为秘书以襄助一切耳。

(二)当年政学会成员有百数十人之多,其中骨干人物之一的杨永泰(广东人,号畅卿)后来任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以致陈立夫一派深受排挤,因指斥曰政学系,其后杨卒为陈派刺杀于武汉。此所云政学系者与沈老固不相干,但曾经一时所习熟的政学系一词却沿袭自政学会而来,遂连带及之。

1月27日补识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