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战争还在继续，

我们见到了阿尔贝·加缪，萨特发现了自由，

法国解放了，哲学家们投身到了社会运动中，

而每个人都想跑到美国去。

1939年，在巴黎东站目送萨特带着军用包和靴子离开后，波伏娃只能等待着他的消息；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不知道他被派往了何处。在宣战后的第一天，她曾在巴黎四处走了走，惊讶地发现一切看起来竟然还是很正常，只有几处异样：警察会带着装在小袋子里的防毒面具上街，而当夜晚降临时，很多车的大灯像蓝宝石一样在黑暗中发着光，因为作为灯火管制的预防措施，所有车灯的灯罩都被涂上了颜色。

这种怪异的状况，还会在“假战争”（phony war）期间持续数月，这是英语中的说法。对法国人来说，是“滑稽的战争”（drôle de guerre），对德国人来说，是“静坐战”（Sitzkrieg），而对于被入侵的波兰人来说，则是“奇怪的战争”（dziwna wojna）。局势很紧张，但没什么战斗，没有可怕的毒气或炸弹袭击。在巴黎，波伏娃在她教书的莫里哀高中（Lycée Molière）拿到了一个防毒面具，不停地写日记，疯了一样地收拾了自己的房间：“萨特的烟斗，他的衣服。”她和奥尔加·科萨凯维奇住在同一家酒店（瓦温大街的丹麦酒店——现在仍然在那儿）。她们一起涂黑了窗户，用的是一种由蓝色染料、油和防晒霜混合起来的东西，听起来就很恶心。1939年底的巴黎，是一座有很多昏暗蓝光的城市。

波伏娃继续着她的工作，依然在反复修改《女宾》。闲暇之余，她还和两个学生发生了关系：娜塔莉·索罗肯（Nathalie Sorokine）和比安卡·比嫩费尔德（Bianca Bienenfeld）——这两个年轻女人后来也与萨特有染。对于波伏娃这种看上去很像是无耻“培养”以及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传记作家们一直十分苛责。不过，是什么促使她这么做的，却很难看出来，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对两个女人似乎很冷漠。或许，原因在于巴黎在假战争期间充盈的那种紧张和衰弱的气氛，很多人都因此出现了奇怪的行为。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阿瑟·库斯勒则发现，一切似乎都在变灰，就像一场疾病侵袭了巴黎的根基。从老家阿尔及利亚来到这座城市的记者兼短篇小说作家阿尔贝·加缪，躲在房间里，听着窗外街上的声音，很纳闷他为什么会在这儿。1940年3月，他在笔记本里这么写道：“异国，我承认，我发现一切都很陌生，很异国。”在一条未标注日期的笔记中，他又写道：“没有未来。”不过，他并没有让这种情绪妨碍他投身于自己的文学写作计划：一部小说《局外人》（L'étranger ），一篇长文《西西弗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 ），以及一个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 ）。他把这些作品称为他的“荒谬三部曲”，因为它们都在处理人类存在之无意义或荒诞，一个在那段时间里似乎顺理成章的主题。

与此同时，萨特原来是被安排到了阿尔萨斯地区的布吕马特（Brumath），在这个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他发现自己除了阅读和写作外，根本无事可做。在发送气球和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的间隙，或坐在营房里听他战友们打乒乓球的声音时，他每天设法投入了长达十二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他坚持写日记，而且每天写很长的信，其中许多流露出对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深情——因为通信渠道终于被打通，他们又联系上了。他草草写下了后来将会成为《存在与虚无》的那些笔记，还创作了系列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稿。第一卷于1939年12月31日完稿后，他马上又开始了第二卷。他告诉波伏娃：“如果战争继续以这种缓慢的节奏进行，到和平时期，我可能已经写出3部小说和12部哲学论著。”他恳求她给他寄书：塞万提斯、萨德侯爵、埃德加·爱伦·坡、卡夫卡、笛福、克尔凯郭尔、福楼拜，以及雷德克利芙·霍尔的女同性恋小说《孤寂深渊》（The Well of Loneliness ）。他对后者的兴趣，可能是由波伏娃的经历引发的，因为按照他们的协议，她告诉了他一切。

萨特肯定会乐意继续像这样再过几年——但滑稽的战争是一个笑点很残忍的玩笑。1940年5月时，德国突然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并开始进攻法国。博斯特在前线的战斗中负伤，被授予法国军功十字章（Croix de Guerre）。萨特的老朋友及近期的度假同伴保尔·尼赞，则于同盟国军队从这里大撤退之前不久的5月23日，战死在敦刻尔克附近。梅洛-庞蒂曾作为步兵军官被派往隆维（Longwy）前线。他后来回忆道，在某个漫长的夜晚，他和他的部队听见了一个德军中尉的呼救，他被击中并卡在了铁丝网里：“法国士兵，快来救救这个要死的人。”他们被命令不得接近他，因为呼救可能是一个计谋，但第二天，他们发现他死在了铁丝网上。梅洛-庞蒂永远不会忘记所看到的情景：“在接近零度的严寒中，军装几乎难以遮住那个人瘦弱的胸膛……灰金色的头发，娇嫩的双手。”

战斗英勇而短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历历在目，所以法国军官和政客们倾向于早早投降，避免生命的无谓伤亡——一种理性的观点，尽管就像纳粹时代其他看似合理的考量一样，这同样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雷蒙·阿隆的部队连敌人都没见过，便和正在路上逃难的平民一起撤退了；因为是犹太人，他知道自己面临着来自德国的危险，所以他很快就想办法去了英国，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那里以记者的身份为自由法国军队工作。其间，梅洛-庞蒂曾被俘虏，并在一家位于圣伊里耶（Saint-Yrieix）的军队医院里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而萨特也被抓了起来。

波伏娃再次与他失去联系，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获得更多有关他或其他任何人的消息。她也加入了难民的行列，一同逃往西南方，但除了躲避从东北方朝他们推进的德军外，人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与她一同离开的是比安卡·比嫩费尔德一家，乘坐的则是一辆载满了人和行李的汽车。这辆超载车顺着车流缓缓前行，车头的灯光被一辆绑在前面的自行车遮挡着。出了市区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了。波伏娃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去昂热（Angers）和朋友住了几个星期。但随后，她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又回到了巴黎，而在回程中，有一段路她甚至还搭了一辆德国卡车的便车。

她发现这座城市正常得都有些离奇——现在只是多了四处巡逻的德国士兵，其中一些看起来很傲慢，另外一些则显得迷茫或局促。不过，即便在半年后的1941年1月，日记作者让·盖埃诺（Jean Guéhenno）还写道：“我好像能从占领军的脸上读出他们的尴尬……他们不知道该在巴黎街上做什么，也不知道该看谁。”波伏娃恢复了她在咖啡馆写作的习惯，但不得不开始习惯一种新的景象：身穿制服的纳粹，成群结队地在旁边桌子上享受着咖啡和柯纳克白兰地。

她还努力让自己学着适应了那些对巴黎人而言变得很必要的小挫败和小妥协。为了保住她在学校教书的饭碗，她签署了一份文件，申明她不是犹太人或共济会会员。这“令人反感”，但她做了。而城市里的供给在逐渐减少，寻找黑市产品和燃料，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做准备，几乎成了一项全职工作。像她一样在农村有朋友的人，都会感激涕零地靠着他们寄来的一包包新鲜食品过活。然而有时候，这些包裹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波伏娃收到的第一个包裹，装着一块煮好的带骨猪肉，但已经爬满了蛆虫。她刮掉了上面的蛆虫后，尽可能地将其变废为宝。后来，她还想出用醋清洗臭肉，然后和浓烈的药草一起炖几个小时的办法。她的房间里没有暖气，所以只能穿着滑雪裤和一件羊毛衫睡觉，有时候，她甚至会穿着同样的装束去班里上课。为了省去理发的费用，她戴起了头巾，然后发现这其实很适合她。“我旨在简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一项必要的调整，是学会忍受傀儡政府每天发出的愚蠢道德说教——提醒人们尊重上帝，尊敬家庭的原则，遵循传统美德。这让她想起了童年时就十分厌恶的“中产阶级式”说教，但这次却以暴力威胁为后盾。啊——但也许这样的谈话总是有隐藏的暴力威胁来支持？后来，她和萨特把这种信念变成他们政治理念的核心：对他们来说，动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永远不能信任或轻信表面那套。他们可能是在这个鬼话连篇的政权占领法国期间，学到这种态度的。

波伏娃仍然不知道萨特是否还活着。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和暖和），她在完成上午的教学或写作后，每天下午会去国家图书馆或索邦大学图书馆。在那里，她通过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找到了自己的路。这种持续专注的努力很令人宽慰，同样令她宽慰的，还有黑格尔的宏大远见：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进程经由一系列必然的正题、反题与合题，最终在绝对精神中上升。每天下午离开图书馆时，她都会感受到一种熠熠生辉的万事万物之正确感——大约能维持五分钟，之后便被城市的肮脏现实摧毁了。这个时候，克尔凯郭尔能给她提供更多。她也阅读了他——这个尴尬、痛苦、无礼的反黑格尔人士。同时阅读这两位哲学家，肯定会让人迷失方向，但不知何故，这反倒像是某种兴奋剂、镇静剂的正确组合，恰恰满足了她所需要的东西。后来，两种哲学都融入到了她逐渐成形的小说《女宾》当中。对于她的存在主义和一般的存在主义来说，他们二人会成为两种关键资源：克尔凯郭尔坚持着自由与选择，黑格尔则看到了历史如何史诗般宏大地行进，吞噬无数个人。

同时，在莱茵地区靠近卢森堡边境的特里尔（Trier），萨特还活着，并被关押在德军的12D战俘营中。他自己也正沉迷于一本很难读的书中：《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著作，在1938年时就曾经满足过他寻求慰藉的需要。现在，当萨特以一种更深入、持久的方式来阅读时，发现海德格尔对于战败国而言有着一种完美的启示。海德格尔哲学能发展起来，部分是因为德国在1918年遭受的屈辱；现在，对1940年6月之后受尽屈辱的法国来说，这种哲学很有吸引力。萨特一边读这本书，一边也在致力于自己的哲学笔记——这份笔记正在变成一本书。在此期间，他试着给波伏娃寄过许多信，其中1940年7月22日的那封，他在附言中写道：“我已开始写一本形而上学的专著。”也就是后来他最伟大的作品《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 ）。令人欣慰的是，他在提到此事的这天，一下子收到了七封积压的波伏娃来信。他的信也开始逐封到达她手中，两人终于恢复了联络。但接着，萨特逃跑了。

这不是一次值得吹嘘的逃跑，但它很简单，也很成功。因为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基本上只能靠一只眼来做——眼疾一直让他痛苦不已。两只眼睛很疼的时候，他还试图闭着眼睛写作，结果他的笔迹在纸上画得乱七八糟。但他的眼睛给他提供了逃跑途径。他提出需要治疗的请求后，得到了一张去战俘营外面看眼科医生的就医通行证。令人惊讶的是，他出示通行证之后，便被获准出去了。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去。

萨特的眼睛实际上救过他好几次。首先，它们让他免去了上前线作战，之后让他无须参加纳粹的强迫劳动；现在，它们又给了他离开战俘营的门票。当然，往长远看，这种好事也有其代价：外斜视会让他在集中注意力时感到一定程度的疲劳和困难，而这可能就造成了他后来使用兴奋剂和酒精来自我麻痹的危险偏好。

不过在这个时刻，他自由了。他动身前往巴黎，到达后感到既高兴而又无所适从。几个月以来，他整日整夜地与其他俘虏待在一起，而惊奇地发现，能如此团结和一致地融入他的同胞，让他备感宽慰。战俘营里不可能争取到个人空间。正如他后来写的，他自己的皮肤就是他所拥有的空间边界，即使睡着后，他也总能感觉到某人的胳膊或腿正在抵着自己的胳膊或腿。不过，这没有烦扰到他：那些他者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他以前就从不觉得与人身体接触是件易事，因此这其实成了一个启示。现在到巴黎后，他发现自己在拖延时间，不太想立即回到他以前常去的地方：

在我自由之后的第一个晚上，我成了家乡陌生人，我还没有联系昔日的朋友，而是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门。突然，我经历了一种恐惧的感觉——或者某种接近恐惧的感觉。我不明白这些矮胖、隆起的建筑物如何能隐藏这样的荒漠。我迷失了；不多的几位酒客似乎比星星更遥远。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占据长凳的很大一块地方，有权占据一张大理石桌子……如果这些人舒适地待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微微发光，让我感到自己似乎无法接近他们，那是因为我不再有权把我的手放在他们肩上或腿上，或称呼他们其中一个为“肥头”。我又回到了中产阶级社会。

看来当过战俘以后，萨特似乎很难再放松和快乐起来。

波伏娃看到萨特后，开心了没一阵子，就真的被惹恼了，因为萨特开始对她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品头论足。他质问她：你在黑市上买东西吗？“偶尔买点茶叶。”她说。那证明她不是犹太人或共济会会员的文件又是什么？她不该签那个。对于波伏娃来说，这只能表明，萨特在战俘营的生活变得有多与世隔绝。他很享受睡觉时和他的同志们摩肩擦腿地挤在一起，发誓他们之间的兄弟情永不灭，但是巴黎的生活变了——不是他设想的那般“中产阶级”，也更折磨人的精神。回忆录中的这个地方有些异乎寻常，因为波伏娃看起来似乎对萨特持批评态度。不过，他很快屈服了，开心地吃起她从黑市买来的炖菜，并且自己也做了必要的调适，以便能继续生活，甚至是在纳粹的审查下出版作品。

另一方面，他很坚定地说，他回来是为了做些什么。他召集了十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新的抵抗小组，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并为他们撰写了一份宣言。这个小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或讨论宣言和论辩性的文章，但即使这样也已经够危险了。他们曾经有过一次可怕的恐慌，当时，成员让·布翁（Jean Pouillon）弄丢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足以使他们获罪的小册子，以及组员的姓名和住址，这就意味着，他们都有可能面临逮捕、酷刑、死亡。幸运的是，捡到公文包的人把它交给失物招领处。这种不协调之处——盖世太保酷刑的威胁与失物招领处这个体面的公民传统并存——体现的正是被占领之下的生活到底有多奇怪。

这个小组最终解散了——后来，萨特写道：“原因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能参与其中，就和其他的抵抗企图一样，对他们的士气还是有一种正面作用，而且就连那看起来古怪或徒劳的企图也是如此。很多小规模的反抗同样能让人受到鼓舞，例如让·波朗——小组中的一员——曾在咖啡馆桌子或邮局柜台上留下了很多反对卖国者的短小诗篇，署着他姓名的首字母。其他巴黎人亦采取了类似姿态：比如，由于禁止在法国国庆日悬挂三色旗，人们就以各种方式把红色、白色和蓝色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也许戴着一条彩色围巾，或者穿一件红色外套，搭配蓝色钱包和白色手套。这一切都很重要。

梅洛-庞蒂这时也回到巴黎，他创立了一个抵抗小组，名为“在压迫之下”（Sous la botte），随后，这个小组与萨特的小组合并。1940年底，梅洛-庞蒂与苏珊·柏特·约里波瓦（Suzanne Berthe Jolibois）结婚，两人的女儿出生后，他们给她取了一个很爱国的名字玛丽安（Marianne）——一个在占领期间出生的婴儿，象征着未来的希望。他去了卡尔诺高中（Lycée Carnot）教书，尽管他自己从事着反抗活动，但在学校里，他还是让学生要小心谨慎。有一天，当他发现当局强制悬挂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画像从墙上被摘下来之后，又命令他们挂了回去，这并不是出于任何通敌情绪，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在顺从与反抗之间，以及在寻常的活动与不寻常的潜在现实之间，日常生活需要不断地协调这种平衡。

他们甚至还有机会外出度假，躲开德国人：波伏娃和萨特曾到法国南部由维希傀儡政府掌管的“自由”地带，骑着自行车旅行了几次。他们把自行车提前运过去，然后由向导带领，穿着黑衣服，在晚上穿越森林和原野，偷偷越过边境。在普罗旺斯公路上骑行了几个星期，以及拜访了他们隐约希望劝说其为抵抗运动效力的几位作家（包括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之后，呼吸到局部自由空气的他们，会神清气爽地穿过边境回来。南方至少吃的更多，不过他们买不起多少。缺乏营养使他们虚弱不堪，很容易发生事故。有一次，萨特骑车时摔了个四脚朝天，而波伏娃则撞上了另一辆自行车，脸上被狠狠磕了一下，一只眼睛肿了起来，还撞掉了一颗牙。回到巴黎几周后，波伏娃挤下巴上的一个疖子时，感觉到了一个坚硬的白色小块被挤了出来。原来她被撞掉的那颗牙，后来嵌进了下巴的肉里。

回到巴黎后，时刻铭记占领军有多危险，尤为重要——毕竟，如果你不在他们的直接目标之列，这件事会很容易被忘记。萨特写道，德国人“在地铁上会给老太太让座，会表现出对儿童的喜爱，轻抚他们的脸颊”。除此之外，他补充道：“但别幻想法国人会对他们报以严重鄙夷的神情”——虽然在可能的时候，为了维护仅存的自尊，他们会冒险做些无礼的小举动。让·盖埃诺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有几次曾故意没给德国人指路，或者指路时很粗鲁——在正常情况下，他绝不会这样。梅洛-庞蒂注意到，不遵守从小就学会的那些礼貌准则，对他来说有点儿困难，但作为一种爱国责任，他同样强迫自己变得粗鲁了一些。对于很多像他一样天生友善和教养良好的人来说，这无疑得费点儿力气。

犹太人和任何被当局怀疑参与抵抗运动的人，对于占领真正意味着什么，则有一种更可怕的体会——但他们同样也乐观过了头。1942年5月29日，当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大卫之星的规定开始实行时，萨特和波伏娃的许多犹太朋友没有在意。他们还违反禁令，出入餐馆、电影院、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场所。每条新规定一公布，总会有一些人将其视为逃离的信号——如果可以的话——通常是经由西班牙前往英国或美国，但是其他人留了下来。在侮辱和威胁下生活，似乎是可行的——直至不可行。

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可怕的洞会出现在事物的结构上。萨特用他一贯的电影感描述道：

某天，你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电话铃声在空空的公寓里一遍又一遍响起；你去按他家的门铃，他不会出来开门；如果门房破门而入，你会发现，走廊上有两把椅子靠在一起，椅子腿之间散落着德国香烟的烟头。

他写道，城市的人行道仿佛会偶然间打开，然后一只长着触手的怪物爬了出来。总是充满熟悉面孔的咖啡馆，也成为衡量失踪人口的一个迹象。波伏娃写道，花神咖啡馆的常客中两个迷人的捷克女人，突然有一天，她们都没去，后来也再没有回来。看着她们空荡荡的座位，让人很难受：“那正是一种虚无。”

像花神这样的咖啡馆，仍然是巴黎人生活的中心。首先，它们是取暖的最好去处，显然好过很多人住的那些简陋、廉价的旅馆，没有暖气或像样的烹饪设备。不过，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仍然发现：“我住进法国旅馆的时候，才明白法国咖啡馆的必要性。”咖啡馆也成为谈话、搞小阴谋和保持头脑活跃的场所。它们当然支配了波伏娃和萨特的社交生活，在这里，他们看着日益壮大的圈子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新朋友：诗人、剧作家、记者，以及巴勃罗·毕加索和贾科梅蒂那样的艺术家，还有米歇尔·莱里斯、雷蒙·格诺和让·热内等先锋作家。这里面的热内，之前曾是小偷和男妓，现在以作家的身份声名鹊起，有一天，他在花神咖啡馆时，大步走向萨特，说了声“你好”。这是在战时咖啡馆的桌子旁建立起来的很多关系之一。

他们和阿尔贝·加缪的相遇，同样有些唐突，只不过地点是在莎拉·伯恩哈特剧院（Théâtre Sarah-Bernhardt），1943年的一天，萨特的戏剧《苍蝇》（The Flies ）正在排练时，他主动结识了萨特。两个人其实早已对对方有了相当的了解：加缪为《恶心》写过书评，而萨特则刚刚写了一篇关于加缪《局外人》的文章。两人一见如故。波伏娃后来说，她和萨特发现，加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灵魂”，他在谈话中总是有趣而粗俗，并且十分情绪化，甚至会在凌晨两点时坐在下雪的街道上，倾诉他的爱情烦恼。

自从1940年在巴黎的那段孤独逗留后，加缪往返了阿尔及利亚几次。他的妻子弗朗辛（Francine）仍然在那儿——在阿尔及利亚被同盟国攻下时，她被困在了那里，而当时阿尔贝正在里昂附近治疗让他终生痛苦的结核病。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三年前开始写作的“荒谬三部曲”；这些作品主要讲述了他作为一个法属阿尔及利亚人，卡在两个国家之间，对于两者都没有归属感的错乱经历，同时也反映了他早年的贫穷经历：加缪的家庭一直不宽裕，父亲吕西安（他被招进一个阿尔及利亚军团，穿着由一条漂亮的红裤子和一件亮蓝色背心组成的殖民地制服上了战场，这在法国北部的灰色污泥里不合时宜到了致命的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去世后，全家的处境变得更悲惨，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阿尔贝，当时还不到一岁，此后，他在阿尔及尔一间肮脏的公寓中慢慢长大，而陪伴他的只有哥哥，悲恸欲绝、目不识丁的聋人母亲，以及同样不识字，还很暴力的祖母。

因此，当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萨特做他的文学英雄梦，梅洛-庞蒂在无条件的爱中享受着幸福，波伏娃有她的书和糖果店橱窗时，加缪却在一个沉默和匮乏的世界里长大。家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报纸，没有书，没有收音机，几乎没有客人来，也感觉不到其他人广阔的“生活世界”。他虽然设法逃了出去，上了阿尔及尔的一所高中，之后又当上了职业记者和作家，但他的童年造就了他。22岁时，他在自己第一本日记中的第一篇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穷二白地过上若干年，就足以创造全部的敏感性。”

加缪在法国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但他总觉得在那里是个局外人，没有了明媚的地中海阳光这个他早年生活中的唯一补偿，他感到不知所措。在他的小说中，太阳几乎成了一个人物，尤其是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中。小说讲述了一个姓默尔索（Meursault）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没有给出名字），在海滩上与一名持刀的阿拉伯人发生了冲突——后者连名字都没有给出。默尔索碰巧拿着一把朋友的枪，在被海面和刀锋反射的光芒晃到眼睛时，几乎下意识地朝那人开了一枪。被逮捕后，他在审判时困惑地告诉法官，他开枪的原因是太阳。诚如所示，默尔索并没有很好地为他的案子辩护，他的律师也一样。法庭的关注点因而从命案本身，转移到了默尔索对此明显缺乏悔意，甚至对任何事情，包括他母亲最近的离世，都缺乏适当的情绪反应上。法官判他有罪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次的杀戮，就像默尔索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样，冷漠而毫无人性，但没有人对法官指出这一点。小说以默尔索在牢房里等死结尾——他很害怕，然而，当他抬头仰望天空，让自己敞开地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时，却找到了一种反常的慰藉。

这可能看上去很奇怪，一个被波伏娃描述为温暖、有趣、热情的人，竟然能如此传神地描写出一个冷酷麻木的人——或者说，至少是一个不能以这个社会所期待的方式表达情感的人。但可能的原因，在他的背景中不难找到：父亲无意义的死亡，他自己常年复发、危及生命的疾病，以及整个家庭的沉默和疏离。不过，小说也在总体上捕捉到了战时法国的某些经历：同样，在看似平淡的表面下，隐藏着无尽的深渊。

《局外人》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942年，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思想。这本书也不厚——虽然原本可以更厚一点，但因为审查者不接受关于犹太人的材料，他最终同意删除了论弗兰兹·卡夫卡的那一章。像萨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加缪也学会了妥协。后来，在1955年的一篇英译本前言中，他指出，在法国战败期间写作这本书时，他发现“即使在虚无主义的边界之内，也有可能找到超越虚无主义而继续前行的方法”，《西西弗神话》能成书，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此。

这本书的标题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一个故事。国王西西弗傲慢地违抗诸神，结果被判罚永无休止地推一块巨石上山。但每次石头接近山顶，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然后又滚下去，所以他不得不艰难地返回，再重新开始。加缪问：如果我们发现生活其实就像西西弗的工作一样徒劳，如何回应？

如同萨特在《恶心》中一样，他指出，我们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思考它。我们起床，上班，工作，吃饭，工作，下班，睡觉。但偶尔，我们会突然精神崩溃，出现一个“钱多斯时刻”，心突然一颤，关于目的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样的时刻中，我们一边体验着某种“略带惊愕的疲乏”，一边直面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加缪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当一个锤子坏了的时候，存在的可疑本性就出现了；而加缪同样认为，日常事务中类似的基本崩溃，可以让我们追问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答案是一种决定，而不是一种说辞：对于加缪来说，我们必须决定是放弃，还是继续前进。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接受我们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加缪在书的结尾，让西西弗无奈地接受了这种荒诞，重新恢复了他无尽的劳作。因此，“你必须把西西弗想象成很开心”。

但加缪所受的主要影响，不是来自海德格尔，而是克尔凯郭尔，尤其是1843年的论文《畏惧与颤栗》。这篇文章也通过一个故事阐明了“荒诞”：克尔凯郭尔选择的是《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用他挚爱的儿子以撒献祭，而不是通常的山羊或绵羊。但亚伯拉罕毫无怨言地带着以撒前往祭坛时，上帝似乎有些惊讶。于是，在最后一刻，上帝放过了他，亚伯拉罕和以撒便回家了。不过，让克尔凯郭尔震惊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撤销献祭，而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似乎还能像没事儿人似的回到从前的样子。他们被迫彻底离开了正常人性和父爱保护的领域，但不知何故，亚伯拉罕仍然信心满满地认为他很爱儿子。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个故事要表明的是，为了在生活的缺陷暴露后继续生活，我们必须做出这种不可能的跳跃。正如他写道的，亚伯拉罕“无限地放弃了一切，然后又靠荒诞的力量，把一切都夺了回来”。这正是加缪认为他的现代读者需要去做的事，不过在他看来，这无关上帝。而且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加缪的观点与被占法国的生活之间具有的联系。一切都在妥协，一切都迷失了——但一切似乎都还在。业已消失的是感觉。但没有感觉，你该怎么生活？加缪和克尔凯郭尔提供的答案，很像是英国鼓舞士气的海报上的那句格言：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

加缪的“荒谬三部曲”经久不衰，不过其中的第三部《卡利古拉》，在今天不太为人所知。这是一个剧本，通过再现1世纪时腐化堕落的罗马皇帝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故事，研究了被推到极限程度的自由和无意义。《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仍然是畅销书，吸引了后来的一代代读者——包括那些要面对的并非无法承受之事，只是对城郊生活有所不满的人。我第一次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就是属于这一类，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还看了萨特的《恶心》，而且我读他们的时候，心境都很类似，不过我觉得自己更像局促不安的罗冈丹，而不是冷酷麻木的默尔索。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加缪和萨特的作品之间，有许多重要的哲学分歧。尽管萨特和波伏娃私底下很喜欢加缪，但并没有接受他对荒谬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即使是站在宇宙的尺度上来说，生活也不是荒谬的，而且这么说也不会有任何收获。对他们而言，生活充满了真实的意义，虽然这个意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尽相同。

正如萨特在1943年评论《局外人》时指出的那样，基本的现象学原则表明，在我们经历之前，经验本身就已经充满了意义。钢琴奏鸣曲本来就是一种对渴望的忧郁唤起。如果我看一场足球比赛，我就会把它看作是一场足球比赛，而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场景，许多人跑来跑去，轮流用他们的下肢去触碰一个球形物体。如果我看到的是后者，那我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更本质、更真实的足球比赛，而是我根本没能正确地将其当作足球来观看。

萨特很清楚我们会忽视对事物的感觉。如果我对球队的做法感到足够恼火，或者我正在历经一次整体世界观的危机，那我可能会绝望地盯着那些球员，仿佛他们确实就是一群随意奔跑的人一样。《恶心》一书中曾有过许多这样的时刻，比如罗冈丹发现自己对门把手或啤酒杯感到困惑之时。但和加缪不同的是，对萨特来说，这种崩溃揭示了一种病理状态：它们是意向性的失败，我们从中无法窥见更伟大的真理。因此萨特在他对《局外人》的评论中写道，加缪“声称在提供原始经验，但实际上，他却狡猾地过滤掉全部有意义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同样也是经验的一部分”。他说，加缪受到了太多大卫·休谟的影响——休谟宣称，“他在经验里所能找到的东西，只有孤立的印象”——萨特认为，只有当什么事出了岔子时，生活才会看起来像点画作品。

对萨特而言，觉醒的人，既不是在咖啡馆和公园盯着东西看的罗冈丹，也不是像汤姆·索亚粉刷篱笆一样假装快乐地把石头推上山的西西弗，而是一个有目的地去做事，而且对所做之事的意义充满信心的人，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自由是萨特的哲学中最重大的主题，尤其是在法国失去自由期间——这绝非意外。自由是他那时几乎所有作品的核心：《苍蝇》（就是这部话剧在排练的时候，他遇到了加缪），《自由之路》小说三部曲，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讲，尤其是他的杰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从他多年的笔记中脱胎，并于1943年6月出版。一本主要讲自由的665页皇皇巨著，能在暴虐的政权中出版而没有引起审查人员的不满，似乎很不寻常，但事实就是如此。或许书名让他们懒得去仔细审查吧。

当然，这个书名是在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致敬，而且全书的规模和重量跟《存在与时间》也很相似。（美国评论家威廉·巴雷特后来形容此书在出版后将近700页的版本，是“一本300页的好书的初稿”。）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激动人心的作品，将萨特对胡塞尔、海德格尔、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阅读，与大量逸事和例子结合起来，而且这些例子往往来自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奥尔加·科萨凯维奇和其他人有关的真实事件。战时巴黎的氛围也贯穿始终，一幕幕小场景，不但发生在酒吧和咖啡馆，还有巴黎的广场和花园，以及肮脏的旅馆楼梯间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欲望或不信任构成了全书的氛围，而许多关键事件则很像黑色电影或新浪潮电影中的场景。

《存在与虚无》跟《存在与时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没有写完。这两部作品的结尾，都吊人胃口地提出，将会在第二部分中完成对全书的论证。海德格尔承诺要证明他的终极观点：存在的意义是时间。萨特则承诺要为存在主义伦理学奠定基础。两个人都没有遵守诺言。我们最终从《存在与虚无》中获得的，是以一个简单的愿景为基础，通过精准的论证，对人类自由所进行的广泛审视。萨特指出，我们害怕自由，但无法逃避它，因为我们就是它。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开始论证时，把全部的存在分成了两个领域。一个是自为（pour-soi/for-itself），仅仅依据它是自由的这个事实来定义。这就是我们，是我们发现人类意识的地方。另一个是自在（en-soi/in-itself），是我们发现其他一切事物的地方：石头、小刀、子弹、汽车、树根。（萨特没有谈论太多其他动物，但它们也是，从海绵到黑猩猩，似乎大多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实体不需要做任何决定：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做它们自己。

对于萨特，自在与自为就像物质与反物质一样截然相反。海德格尔至少把此在描写为了一种存在，但对于萨特来说，自为根本不是某种存在。马塞尔曾令人难忘地将萨特的虚无形容为一个存在之中的“气窝”。这是一种“虚无”，世界中一个像真空一样的洞。不过，它是一种活跃、具体的虚无——那种可以出去并踢足球的虚无。

具体的虚无这种概念听起来很古怪，但萨特用一个有关巴黎咖啡馆生活的例子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与朋友皮埃尔四点在某个咖啡馆见面。我迟到了十五分钟，并焦急地环顾四周。皮埃尔还在吗？我感知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顾客、桌子、镜子和灯、咖啡馆烟雾缭绕的气氛、碗碟碰撞的声音和人们交头接耳说话的声音。但皮埃尔不在那儿。在这个其他事物构成的场景中，一个事实响亮而清晰地凸显出来：皮埃尔的缺席。这让人联想到了那两个从花神咖啡馆消失的捷克女人：与惯常出现在咖啡馆相比，她们的缺席更加清楚、显眼。

萨特还举了一个更轻巧的例子：我看了看我的钱包，里面有1300法郎。这似乎很不错。但是，如果我原本是想找到1500法郎的话，那么从钱包里凸显在我面前的问题，变成了那不存在的200法郎。一个从恩斯特·刘别谦的电影《异国鸳鸯》（Ninotchka ）里的老笑话改编而来的笑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此要向改编者道歉，我追查不到是谁。）让·保罗·萨特走进一家咖啡馆，侍者问他要点什么东西。萨特回答说：“我要一杯加糖的咖啡，但别放奶油。”服务员离开一会儿之后，回来道歉说：“对不起，萨特先生，我们的奶油用完了。不加牛奶可以吗？”这个笑话依赖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没有奶油和没有牛奶是两种明确的否定性，就像奶油和牛奶是两种明确的肯定性一样。

这是奇怪的想法，但萨特想要说明的，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把意识仅仅定义为了一种虚幻的“关涉性”（about-ness）。我的意识很明确是我的，但它没有真正的存在：除却它伸向或指向事物的倾向性，它什么都不是。如果我审视自己，似乎看到了大量稳固的特质，大量的个性特征、倾向、局限和过往伤痛的遗迹等等，全都将我指向一种特性时，我却忘记了所有这些其实都不能定义我。通过反转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萨特指出，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故我是自由的。”

毫不奇怪的是，这种激进的自由让人紧张。认为自己根本上是自由的，就已经相当困难了；但萨特更进一步地说，除了我决定要成为的人，我真的什么都不是。要意识到我的自由程度，就是被抛入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忧虑”之中——或者说Angst（忧惧），法语为angoisse。这不是对任何特定事物的恐惧，而是对自己和自身的存在充满忧虑。萨特借用了克尔凯郭尔的眩晕意象：如果我从悬崖望下去时感到眩晕，这种眩晕往往会表现为一种恶心的感觉，觉得我可能会情不自禁且莫名其妙地跳下悬崖。我拥有的行动自由越多，这种焦虑就会越严重。

理论上，如果有人把我牢牢地绑在悬崖边，我的眩晕感就会消失，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跳下去，因而便放松了下来。如果我们可以试着用类似的技巧来对付生活中的一般焦虑，那么一切似乎会变得容易得多。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它们都无法像真正的绳索那样牢牢绑住我。萨特举了个例子，有一个嗜赌成瘾的人，虽然他老早就下定决心不会让自己染上赌瘾，但如果这个人不巧在赌场附近，感到了诱惑的引力，他就得再次重申他的决心，而不能仅仅只是想一下最初的决定。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以选择遵循某些总的方向，但我不能强迫自己始终坚守。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许多人会把长期的决定转变为某种现实世界的限制。萨特举了一个闹钟的例子：闹钟响起，我乖乖下床，仿佛我无法自由地考虑自己是否真想起床，所以除了服从它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近来的一些软件应用程序，其背后也是类似的想法，比如，它们可以在你想要工作时，屏蔽掉小猫小狗的视频，以防你不可救药地看下去。你可以将其设置为限制你在特定网页上停留的时间，或让你完全上不了网。颇具悖论意味的是，这类程序中最流行的一款名叫“自由”。

所有这些方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们让我们假装自己是不自由的。我们很清楚，闹钟总是可以被重置，软件也可以被禁用，但我们会设置一些障碍，好让这一选项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唾手可得。如果不诉诸这样的手段，我们将不得不在每一刻都要应对自由的广阔无边，而这将让生活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才纠缠于各种微妙的方法中。萨特举了几个例子：“我今晚与皮埃尔有约。我一定不能忘了给西蒙回复。我没有权利向克劳德再隐瞒真相。”这样的短语暗示的是我们身不由己，但在萨特看来，它们是我的选择的“投射”。或者用他令人眩晕的措辞转换来说就是，它们是“许多对抗痛苦的护轨”。

为了展示这种假装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有多么寻常，萨特描述了一个服务员——某个熟练、傲慢的巴黎服务员——在桌子之间穿梭往来，平衡地举着他的托盘，“通过胳膊和手的细微动作不断调整，把托盘放在了一个永远不稳定、永远不平衡的位置上”。作为一个人，他像我一样，是一个自由的“自为”，但他行动时，就仿佛是一个设计精密的机制，正在出演一个预定角色或游戏。他在玩什么游戏？“我们用不着看太久就能解释清楚：他在一家咖啡馆扮演做服务员。”他做得很高效，就像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神父布朗探案故事《奇怪的脚步声》中的那个窃贼一样，当绅士俱乐部里的成员在场时，他就像服务员一样穿梭来去，丝毫没有引起注意。一个扮演服务员的服务员，行动如此优雅，以至于效果就像是《恶心》中的拉格泰姆歌曲的一串音符：似乎是绝对必然的。他试图成为一件叫“服务员”的艺术品，但事实上，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是一个自由、容易出错、充满了偶然性的人。就这样，在否定他的自由后，他进入了萨特所谓的mauvaise foi之中，也就是“自我欺骗”（bad faith）。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欺，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得以维系下去。

大多数自欺是无害的，但也造成更为阴险的后果。在1938年的短篇故事《一个领导者的童年》中，萨特考察了一个名叫吕西安的角色，他为自己立了一个反犹主义者的身份，目的是不想做一个无名小卒。所以，他听到别人说“吕西安不能忍受犹太人”，他就会很高兴。这给了他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在这里，自欺从非实体中制造了一个实体。萨特在《犹太问题的反思》（Re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 ）中——1944年开始写，1946年出版，英译本名为《为反犹分子与犹太人》（Anti-Semite and Jew ）——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并不认为所有的反犹主义都源于自欺（这会是一个很难辩护的命题），但他用自欺概念，在此前人们从未将其并举的两件事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对自由的恐惧和责怪、妖魔化他人的倾向。

在萨特看来，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被种族、阶级、民族、历史、工作、家庭、遗传、童年影响、事件，甚至是潜藏在我们声称自己无法控制的潜意识中的内驱力所造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欺。倒不是说这类因素不重要。他承认，阶级和种族尤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强大的力量，而西蒙娜·德·波伏娃还将很快把性别因素添加到这个名单上。他的意思也不是说特权集团有权自以为是地向穷人和被压迫者宣扬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必要。这是对萨特观点的荒唐误读，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更同情受压迫的一方。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对我而言——不自欺，就意味着不为自己找借口。我们不能说（再从萨特1945年的演讲中引用一些例子），“我不曾拥有过伟大的爱情和伟大的友谊，但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配得上伟大爱情或友谊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我没有写出好书，那是因为我没空。”我们确实会经常说这种话；但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在自欺。

当然，这些全都不是在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或虚空中做选择。我总是处于某种预先存在的“境遇”中，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我必须行动。我确实需要这些“处境”，或者说是萨特所谓的“事实性”（facticity），才能做出充满意义的行动。没有它，我的自由只会是浮在半空中的某个人所拥有的那种无法令人满足的自由——或许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纵身一跃，却发现她自己漂流在零重力中，她的这一跳不算数。自由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受约束地行动，当然也不意味着随意行动。我们常常误以为，那些能够使我们自由的事物——语境、意义、事实性、境遇、我们生活的大体方向——是定义我们并夺走我们自由的事物。但其实，只有依靠所有这些，我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萨特把他的观点拉扯到了极端，坚称即便是战争、监禁或即将死亡，也不能带走我存在的自由。它们构成了我的“境遇”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一种极端和无法忍受的处境，但仍然为我接下来选择做什么，提供了仅有的一种背景。如果我要死了，那我可以决定如何面对死亡。在这里，萨特恢复了古代的斯多葛派观念：我或许不能选择我会遭遇什么，但从精神上来说，我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不过，斯多葛派面对可怕的事情时，养成了冷漠的态度，但萨特却认为，我们应该激昂地，甚至是疯狂地，参与到我们遭遇的事和我们可以实现的事当中。我们不应该指望自由不是一件极端艰难的事。

自由的艰难，是加缪向萨特自我引见时，萨特正在排练的戏剧《苍蝇》的主题。这部剧首演于1943年6月3日，是萨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如果不包括他为12D战俘营的狱友创作的小品的话。他后来说，这部戏剧“讲的是自由，我绝对的自由，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被德国人占领之下的法国的自由”。但这些又一次未能惊扰到审查人员。或许是因为这次他为戏剧设置了一个古代的背景——其他作家在这段时期也采用过这种手法。评论家对其中的政治信息没发表什么评论，但是有一个人，《巴黎晚报》的雅克·伯兰（Jacques Berland），倒是抱怨说，萨特似乎太像散文家，当剧作家还不够格。

加缪有他的西西弗；萨特则从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故事中获得了他的寓言，这是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俄瑞斯忒亚》（Oresteia ）中的英雄。俄瑞斯忒斯回到家乡阿尔戈斯后，发现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和情夫埃癸斯托斯，合谋杀死了她的丈夫、俄瑞斯忒斯的父亲阿伽门农国王。现在，埃癸斯托斯以僭主的身份统治着受压迫的公民。在萨特的版本中，民众因为屈辱而灰心丧气，根本无力反抗。一大群苍蝇在城市上空盘旋，代表着他们的堕落和耻辱。

但现在，英雄俄瑞斯忒斯出场了。与原来的故事一样，他杀死了埃癸斯托斯和（在短暂的顾虑之后）自己的母亲，成功地为父亲报了仇，解放了阿尔戈斯——但他也做了可怕的事情，并且必须承担愧疚的包袱，以取代市民身上耻辱的包袱。俄瑞斯忒斯被苍蝇撵出了城市，现在，苍蝇代表了经典的复仇女神。宙斯出现了，表示愿意把苍蝇赶走，但萨特的俄瑞斯忒斯拒绝了他的帮助。作为一个反抗暴政和担起个人责任重担的存在主义英雄，他更喜欢自由且单独地行动。

显而易见，这很类似于法国在1943年时的局势。萨特的观众会认出他们大部分人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所产生的那些负面影响，以及生活在暴政之下的耻辱。至于愧疚的因素，每个人都知道，参加抵抗运动可能将朋友和家人置于危险境地，因而任何反抗行为都会带来一种真正的道德负担。萨特的剧本可能没有惊扰到审查人员，但其中的确包含了一条颠覆性的消息。此后，这部戏剧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里，一直经久不衰，同样引人振奋。

此时，波伏娃在她的著作中也探索着类似的主题，并创作了平生唯一一部剧本《白吃饭的嘴巴》（Useless Mouths ）。不过，这部剧直到战争结束后才上演（紧接着恶评如潮）。全剧的背景设定在中世纪时一个被围困的佛兰德城市，城市的统治者最初提出牺牲妇女和儿童，为战士们省下粮食。后来他们意识到，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奋战，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是一个笨拙的故事，所以评价不好并不奇怪，虽然萨特的剧本也称不上更巧妙。战争结束后，波伏娃会出版她那本更好一些的“抵抗小说”《他人之血》（The Blood of Others ）。这部小说权衡了反抗行动的必要性和让他人陷于危险时的愧疚感。

在这段时间里，波伏娃还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皮洛士与齐纳斯》（Pyrrhus and Cineas ），这篇文章将战争中的大胆行动原则，带入了更为私人的领地。故事取材于另一个经典源头，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希腊将军皮洛士正忙于赢得一系列伟大的胜利，而且明白更多的战斗还将到来。他的谋士齐纳斯问他，赢了所有战争，控制整个世界之后，他打算做什么。这个，皮洛士说，那时候我会去休息。对此，齐纳斯问道：那为什么不现在就休息呢？

这个建议听起来挺合理，但波伏娃的文章告诉我们，要再想想。在她看来，一个想停下来意守丹田的男人，不是好榜样，比不上一个竭尽全力继续向前的男人。她问，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智慧存在于无为和超然之中？如果一个孩子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不会认为这孩子很聪明，而是觉得他有问题，很沮丧。同样，置身世界之外的成年人，会很快感到厌倦。即便是恋人，如果窝在自己的私密爱巢中太久，也会失去对对方的兴趣。我们无法在饱足和休憩中成功。人的存在，意味着“超越”，或者说超过，而不是“内在”，或者说被动地憩于内心之中。人的存在，就意味着不断地行动，直到无事可做的那一天——但只要你还在喘气，这一天就不太可能到来。对于波伏娃和萨特来说，这是战争年代给他们上的最重要一课：生活的艺术，在于把事情做成。

一个相关但不相同的信息，出现在了加缪那部也要到战后（1947）才出版的抵抗小说《瘟疫》（The Plague）中。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了瘟疫暴发期间的阿尔及利亚奥兰镇；芽孢杆菌暗示的是这场占领及其所有弊病。随着隔离的实施和幽闭恐惧症及恐慌的增长，镇上每个人的反应都有所不同。有些人惊慌失措地想要逃离；有些人则借机谋取私利。其他人与疾病搏斗，但收效不一。故事的英雄伯纳德·里厄（Bernard Rieux）医生，脚踏实地地治疗患者，并通过强制隔离措施减少了感染，虽然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很残忍。不过，里厄医生对于人类可以在长期内克服致命流行病，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如同加缪的其他小说一样，屈服于命运的调子，仍然萦绕其中——波伏娃或萨特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过。但是，里厄医生仍然在集中精力降低人员伤亡，努力寻求对策，来战胜瘟疫，虽然可能只是局部和暂时的胜利。

比起萨特和波伏娃的作品，加缪的小说刻意淡化了对英雄主义和果敢行动的描写。一个人能做的事总归有限。这虽然听起来像失败主义，但对于真的要完成诸如解放自己国家这类艰巨的任务，到底需要什么，这样的观点却显得更为实际。

到1944年夏初时，随着同盟国开始向巴黎进军，每个人都知道自由已经临近。日益强烈的情绪让人难以承受，正如波伏娃注意到的那样，就像是麻木之后感觉恢复时带来的那种刺痛。此外，纳粹撤退时可能会做什么，也让人们忧心忡忡。生活依然艰难：单是找到足够的食物，就已经越来越困难。不过，远方传来的微弱炸弹和大炮音，仍旧带来了希望。

声音越来越近——突然间，在8月中旬一个炎热的日子，德国人离开了。巴黎人一开始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尤其是他们还能听到枪声在城市中此起彼伏。8月23日星期三，萨特和波伏娃步行到抵抗运动杂志《战斗》（Combat ）的办公室，去见已经当上文学编辑的加缪：他想跟他们约一篇关于解放的稿子。他们必须要经过塞纳河才能到那儿，但走到了桥中间后，他们听到枪声四起，便仓皇逃命了。然而，三色旗此时已在窗外飞扬，第二天，英国广播公司宣布，巴黎正式解放。

第二天，教堂的钟声整整响了一夜。波伏娃在大街上走时，加入了一群围着篝火跳舞的人。其间，有人说看到了一辆德国坦克，于是，大家立即四散逃开了，然后又谨慎地重新聚集起来。正是在这种紧张兴奋的场面中，和平降临到了法国。接下来的一天里，在流亡归来的自由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的带领下，官方的解放游行队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一直游行到了凯旋门。波伏娃也加入到了人群中，而萨特则站在阳台观看了游行。波伏娃写道，终于，“世界和未来被重新交到了我们手中”。

未来的第一幕是秋后算账。对通敌者的报复开始了，起初是速战速决的残酷惩罚，随之而来的是一波更为正式的审判，不过其中一些审判的结果同样也是死刑。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波伏娃和萨特发现，他们和加缪再次产生了分歧。经过最初的犹豫，加缪后来开始坚决反对死刑。他说，无论罪行多么严重，国家执行冷酷的司法处决总是错误的。1945年初，在一本法西斯杂志的前编辑罗伯特·布拉西拉赫（Robert Brasillach）受审前，加缪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法庭如果做出有罪判决的话，要对他宽大处理。萨特因为当时不在，故没有牵涉其中，但波伏娃明确地拒绝了签署请愿书，她说，从现在开始，为了纪念那些抵抗纳粹的人，并确保未来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人们有必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不过，她倒是很好奇，所以在1945年1月19日，冒着严寒，踏着巴黎城中厚厚的积雪，去参加了布拉西拉赫的审判。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法庭经过短暂商议后，做出了死刑判决，而布拉西拉赫接受得却很平静。只是这也没有改变她的观点，在她看来，判决仍然是正确的。最终，那封请愿书没起任何作用，1945年2月6日，布拉西拉赫被执行枪决。

从此之后，每当事关这类问题时，波伏娃和萨特便会站到一起反对加缪。经过在《战斗》和其他地方进行了更大胆和更有效的抵抗活动后，加缪现在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态度：他反对死刑、拷打和其他国家酷刑，不用再说了。波伏娃和萨特倒不是完全赞成这类事情，但他们喜欢指出复杂的政治现实以及对目的与手段的权衡。他们会问，是否真的会有那种国家实施伤害属于合情合理的案子。如果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岌岌可危，为了广大人民的未来，一些冷酷无情的行为很有必要呢？但加缪只是不停地回归到他的核心原则上：不拷打，不杀害——至少不是在国家的批准下。而波伏娃和萨特则认为，他们自己所持的观点才更微妙、更为现实。

如果问为什么几位与世无争的哲学家会突然变得如此苛刻，他们会说，是因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他们。战争让他们意识到，个人对人类整体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比看起来更复杂。萨特后来说：“这场战争真的把我的生活分成了两半。”他摒弃了自己在《存在与虚无》中说过的一些话，以及其中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的自由概念。现在，他在发展一种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观点，即认为人类生活具有目的性和社会性。这也正是他没有写出有关存在主义伦理的后续作品的原因之一：他对这个主题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太多。他倒是写过很多草稿——在他死后，被结集为《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 ）出版——但未能形成连贯的体系。

因战争而变激进的梅洛-庞蒂，同样在拼命地试着少友善一些。掌握了恶劣对待德国人这门技艺后，在撰文主张一种毫不妥协的苏联式共产主义，他的热忱现在已经远超波伏娃和萨特。在1945年的文章《战争已经发生》（The War Has Taken Place ）中，他写道，战争早已排除了任何只想自己过小日子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世界里，融合其中，与之妥协。”没有人能超然物外；每个人的手都脏。有一段时间，“脏手”曾是存在主义圈中的一个时髦用语，带来了一个新命令：开始工作，做点儿什么！

因此，现在法国的战争既已安然结束，萨特一帮人便像灵缇犬一样，从赛狗场上敞开的大门里冲了出去。萨特写了一系列文章，主张作家有保持积极和忠诚的义务；这些文章先于1947年发表在期刊上，后又在1948年以《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 ）为题结集出版。他说，作家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权力，他们一定不能辜负这一点。他提出了littérature engagée（介入文学）的概念——即文学要承担政治义务。波伏娃回忆了这类任务看起来到底有多么紧迫：读到一些让她激愤不已的事件后，她会立刻想：“我必须回应一下！”然后，匆忙写一篇文章发表。她、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其他朋友，短时间内迅速地写出了大量文字，于是他们一起在1945年推出了新的文化杂志：《摩登时代》。萨特是杂志的名誉领导，所以很多人以为社论都是他写的，但事实上，梅洛-庞蒂投入的精力比任何人都多，写的很多文章都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摩登时代”这个名字取自查理·卓别林那部讲述工人被剥削和工业化的疯狂电影。这部电影在1936年上映时，萨特和波伏娃非常喜爱，连着看了两遍。他们的文学创作速度，赶上了卓别林在电影中讽刺的那种步调，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摩登时代》成了法国内外推动思想辩论的伟大引擎之一，而且至今仍在发行。萨特论“介入文学”的文章，便是首先在《摩登时代》上发表的，并且为杂志的未来岁月定下了基调。

存在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也继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1945年9月，波伏娃出版了《他人之血》。萨特出版了《自由之路》小说系列的前两卷——都在几年前就已写完，且故事时间都设定在1938年。这两本小说展现了他笔下的主角马蒂厄·德拉鲁（Mathieu Delarue）所抱持的自由观，逐渐从仅仅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天真的自私自利，转向了一种更好的定义，让他勇敢地直面了历史所提出的要求。到1949年出版第三卷《痛心疾首》（La mort dans l'âme ，英译本有多种译法，如《钢铁灵魂》《失败》或《辗转难眠》）时，我们看到了在法国陷落之时，马蒂厄勇敢地保卫了某村庄的一座钟楼。他现在把自己的自由用到了更崇高的目的之上，但失败似乎成了他的结局。计划中的第四卷，本来要写他终究活了下来，并通过在抵抗运动中与同志的团结，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但不幸的是，就像萨特为他的写作项目想好一个宏大结局后通常会发生的那样，这一卷从来都没有完成，只流传出来一些片段，而且还是在很多年以后。一如《存在与虚无》中的道德问题悬而未决，《自由之路》中的自由问题也被晾到了一旁。不过，这两部作品没写完，问题都不是萨特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他倾向于不断改变他的哲学和政治理念。

在20世纪40年代的所有这些小说、故事和散文中，主导的情绪与其说是一种创伤后的疲倦，倒不如说是兴奋。世界已经崩溃，但也正因如此，现在几乎可以对它做任何事情。这制造了一种既激动人心又让人害怕的情绪——这样的情绪组合，正是战后存在主义第一波浪潮的总体特点。

这样的组合同样出现在了与巴黎相去甚远的地方。在一项1959年的战争经历研究中，美国的海德格尔学者格伦·格雷回忆道，战争快结束时，他和他的小分队曾路过意大利的乡下地区，一天晚上，他停下来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和一位在小屋外抽烟斗的老人聊了几句。这次遭遇让格雷有些悲伤，因为这个传统的世界及其古老的平静似乎要永远消失了。然而，在预感到丧失这些的同时，他又觉得很振奋，有一种希望的感觉。格雷在那天晚上想，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大学学习过的那些哲学家，为战后的世界提供不了什么。即将到来的是一个新的现实，需要的是新的哲学家。

于是，他们来了。

就这样，存在主义奇迹和疯狂的一年开始了——所有那些疯狂的实验，我们已经在第一章偷偷预览过。萨特在1945年10月发表的那次激情演讲，搞得天下大乱，也搞出了一个大新闻。巴黎内外，到处都在讨论他的哲学。1946年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写道：“几乎每一天，我都在被追问什么是存在主义。”他补充说，“询问这种信息的通常是某个上流社会的女士，但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清洁女工或地铁上的检票员。”每个赶时髦的人都想了解它，每个现有权威机构都担心，而每个记者看起来几乎都在用它来谋生。

萨特的朋友鲍里斯·维昂，在他1947年的小说L'écume des jours （被译为《白日梦的泡沫》或《靛蓝情绪》）中，便恶搞了这一热潮。在这部超现实和戏谑的爱情小说里，有个配角是一位著名哲学家，名叫让-萨尔·帕特（Jean-Sol Partre）。帕特演讲时，会骑着一头大象到达，并登上宝座，陪同的是他的配偶伯爵夫人德·毛伏娃（Countess de Mauvoir）。他纤瘦的身躯散发着一种非凡的光芒。听众们欣喜若狂，以至于他的讲话都被欢呼声淹没了。最后，大厅因为人数太多而坍塌。大家如此踊跃地参与，让帕特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现实中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很喜欢维昂的讽刺，说这是一部“柔情无边”的作品。

存在主义在左岸的圣日尔曼德佩地区找到了归属，而吹过小号的维昂，则是这场戏中欢庆元素的领导者。占领快结束时，他已经和那些躲避宵禁、被称为“青年爵士音乐迷（zazous）”的青年——为了避开宵禁时间，他们干脆第二天才回家——一起开创了在私人公寓举办爵士乐派对的潮流。战争结束后，维昂去了新的地窖俱乐部里演奏。他还在俱乐部的吧台后面调制奇特的鸡尾酒，并根据心情，迅速创作出或有趣或煽情或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后来，他写了一本圣日耳曼德佩“手册”，在其中提供了地图，以及对可以在“地下洞穴”中找到的那些怪异“穴居人”的描述和钢笔画像。

在地窖和酒吧里，哲学家真的时常与爵士乐明星勾肩搭背，跳舞到天明。梅洛-庞蒂在左岸的常客中尤为受欢迎，以他的好心情和善于调情的魅力而闻名。维昂观察到，他是“唯一一位会真正邀请女孩去舞池跳舞的哲学家”。梅洛-庞蒂带着朱丽叶·葛瑞科跳舞时，他还会应她的要求，一边和她在舞池中摇来摆去，一边教她一点儿哲学。

如果能在知名的消遣场所成功躲开新的逢迎者和记者的话，萨特和波伏娃也会跳舞。他们非常喜欢爵士乐。朱丽叶·葛瑞科最成功的歌曲《白衣大街》（La rue des Blancs-Manteaux ），便是由萨特作的词。她的另一首歌《马赛的存在主义者》（Marseillaise existentialist ），歌词则由梅洛-庞蒂、鲍里斯·维昂和安妮-玛丽·卡扎利斯联合创作。这首歌讲述了一个遗憾但很押韵的故事：有一个人太穷，没法在花神咖啡馆赊账；虽然读了梅洛-庞蒂，但还是太过自由；尽管读了让-保罗·萨特，可还是会陷入同样的灾难。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存在主义文化，对于任何外围的旁观者来说，似乎非常巴黎，但其实，它的动力还来自对所有美国事物的热爱，或者说至少是一种迷恋。巴黎本身依然遍地美国人，不但有解放军队遗留下来的军人，还有新来的人。没有几个巴黎的年轻人能抵住美国服装、电影或音乐的诱惑。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占领当局禁止，更是增加了它的吸引力——“青年爵士音乐迷”早已在美国爵士乐的伴奏下，秘密地跳了好几个月的舞。朱丽叶·葛瑞科讲过的一个故事，便很好地总结了美国音乐对这一代人的重要性。1943年，她被盖世太保逮捕、收押，随后又出乎意料地被释放了。在寒冷的大街上，她穿着一条薄薄的棉布裙，走了近三十千米才到家，而在途中，她一边走，还一边扯着嗓子，挑衅地唱了一首美国歌曲：《彩虹之上》（Over the Rainbow）。

战争结束后，为了配合爵士、蓝调和拉格泰姆音乐，人们会跑到跳蚤市场，搜罗现成的美式服装；其中，格子衬衫和夹克尤为受人追捧。如果21世纪的时间机器可以立刻带你回到战后巴黎的某家爵士乐俱乐部，你不会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存在主义黑色的海洋，而是更有可能会以为你走进了一个伐木工人的集体舞会。在雅克·贝克（Jacques Becker）拍摄于1949年的电影《七月的约会》（Rendezvous de juillet ）中，你可以找到对这种影响的模仿。电影中有一个在罗里昂黛俱乐部发生的盛大舞蹈场景：克劳德·卢特的乐队在狭窄的舞台上演奏，穿着格子衬衫的人群则在舞池里来回蹦跶。时髦的黑色高领毛衣后来才出现——而当美国人反过来也开始赶这种时尚后，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回敬一种服饰上的赞美。

与此同时，人们在电影院里津津有味地看着美国的犯罪电影，从塞纳河沿岸的旧书摊上购买着美国的小说。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冷硬派作家：詹姆士·凯恩（James M. Cain）、达许·汉密特（Dashiel Hammett）和霍勒斯·麦考伊（Horace McCoy）——麦考伊那本充满绝望的大萧条时代小说《孤注一掷》（They Shoot Horses，Don't They？ ），在1946年由伽里玛出版社翻译出版。加缪在《局外人》中模仿了美国黑色小说的风格，萨特和波伏娃也是这种流派的粉丝。他们也喜欢那些难以区分流派的美国作家，如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和约翰·多斯·帕索斯——按照萨特的说法，帕索斯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许多美国书籍都被法国出版商拿来翻译出版：“翻译自美国（traduit de l'americain）”成了封面上最喜欢印的一句话。不过，也不是所有看起来像翻译的书都是真的。一本名为《我唾弃你的坟墓》（I Spit on Your Graves ）的书，表面上是“弗农·沙利文”（Vernon Sullivan）所写，并由鲍里斯·维昂翻译，但其实是维昂自己写的。这本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因为一个打赌而写的书，讲述了一个暴力、煽情的故事，一个黑人为了给被私刑绞死的兄弟复仇，杀死两名白人妇女，但他遭到了追捕，并最终被警察击毙。维昂从中赚到了钱，但在第二年时也惹上了麻烦，因为蒙帕纳斯有个男人在掐死女朋友后吞枪自尽，他床边留下的正是这本小说，其中有关掐死的描述，还被钢笔圈了出来，好像生怕会没人注意到二者的相似之处一样。

五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以游客身份访问巴黎的美国人，又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再次爱上了这座城市。他们会坐在花神和双偶咖啡馆里，会冒险走下地窖的楼梯，到夜总会去。他们会聆听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者的演讲，然后再转述给国内的友人。有文化的纽约人开始追逐那些真正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波伏娃和加缪。一个接一个，都收到了跨过大西洋来纽约访问和发表巡回演讲的邀请。他们都接受了。

第一个去的是萨特，时间是1945年1月中旬：在加缪的建议下，他作为《战斗》和《费加罗报》（Le Figaro ）的代表，加入了一个受邀访问的法国记者代表团。（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参加布拉西拉赫的审判。）他去旅行了两个月，会见了无数人，其中有一个叫多萝丽丝·费奈蒂（Dolorès Vanetti）的女人，成了他的长期情人。他的英语很蹩脚，所以不能像平常喜欢的那样自由说话，但他仔细观察并做了笔记，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文章。他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问题，例如美国工人如何应对美国工厂迅猛的自动化。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技术设备、消费主义或自动化生产技术会成为现代生活的广泛特征：相反，这些被认为是美国独有的东西，而且在很多欧洲人心里，更加凸显了美国那种魅力无穷但也令人担忧的形象。真的有人能适应所有这些技术吗？这会对一个人造成何种影响？萨特惊讶地观察到，尽管成了卓别林电影中那种工业机器的齿轮，一直被老板逼着要转得越来越快，可美国的工人似乎很快乐。整个美国似乎就是这样一台机器，而萨特很好奇的是，它是否可能这样一直运转下去。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又来访问了几次，与人沟通起来也越来越自在，不过他的英语水平依然有限。1948年，萨特第三次来访时，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 ）的晚宴上遇到了他——惊讶地发现，英文不怎么好的萨特话真多：他能说的不多，但嘴就是闭不上。

阿尔贝·加缪是第二个去的，在1946年3月至5月期间周游了美国。他在旅行时比萨特还紧张，老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而且总被层出不穷的小麻烦——比如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又是怎么回事，他应该做什么——搞得很苦恼。不过，他的不安，也让他成了一个明察秋毫的观察者。他注意到：

早晨的果汁，全国都爱喝的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反犹太主义和对动物的喜爱——从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大猩猩，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原生动物，都爱——在殡仪馆，死亡和亡者以最快的速度被打扮好（“死吧，把剩下的事交给我们”），你在凌晨三点都可以到理发店去刮胡子……

时代广场的广告牌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巨大的美国大兵抽着骆驼牌香烟，吐着真正的烟气。唯一让他感到熟悉和安心的地方，是纽约的包厘街，当时，这里还是一个废弃的地区，到处是廉价的酒吧和破败的酒店，高架铁路线就在二层楼的高度经过，深深的阴影盖住了下面的一切。“欧洲人会想说：‘终于，这才是现实啊。’”就像萨特观察工人一样，加缪既被这里吸引，也对它感到厌恶。不过最重要的是，美国表面上看起来缺乏痛苦，让他完全无法理解。这里没有什么真正悲剧的东西。

1947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开始了她的美国之旅。与萨特不同的是，她可以用英语交流和阅读；像加缪一样的是，她也惊讶于各种奇奇怪怪的设备和发明。她在旅行日记中记录了很多让她困惑不已的现象，比如住的酒店寄送信件的方式：每层楼的电梯旁边都有一个小滑道，你把信封塞进去后，它会滑到底下的一个盒子里。她第一次看到这种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时，还以为是幻觉。接下来，她去了一个报刊店，想看看怎么从里面的机器上买邮票，但被硬币搞糊涂了。不过，她还是交了很多朋友，而熟悉纽约之后，她开始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其间消遣娱乐时，则去爵士乐俱乐部，或者去电影院看“惊悚片”和“滑稽片”。在芝加哥时，她认识了纳尔逊·阿尔格伦，一位硬汉小说家，作品主要写的是瘾君子、妓女和美国生活的阴暗面。两人开始了一段暧昧关系，她也坠入了爱河；之后，他们继续做了三年情人，不过，只能隔很久才可以在美国或法国见上一面。

她对美国的反应，是那种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警惕和欣喜交织的情绪。她被诱惑了：美国“物资充裕，有着无限的视野，是一台放着传奇影像的疯狂幻灯机”。美国是未来——或至少是未来的一个可能版本。苏联提供的那个对立版本，也同样吸引她，但目前来说，美国无疑更强大。因为它更自信，不但富足，还有原子弹。

但是，美国生活中，也有一面着实让萨特、波伏娃和加缪感到震惊，那就是种族不平等，而且不只是在南方。第一次旅行后，萨特在《费加罗报》写道，“不可接触”和“不可见”的黑人，在街头出没时，从不会与你目光相对；就仿佛他们看不见任何人，而你也不应该看到他们。在后来一次访问的启发下，他创作了一部探讨美国种族主义的戏剧——《恭顺的妓女》（The Respectful Prostitute ），这个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两个黑人被判强奸两名白人妓女，虽然证据不足，但他们还是遭到了处决。波伏娃也一样，不过与其说是被她遭遇的人而震惊，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对没有遇见什么人而惊讶，因为这两个世界很少会产生交集。她自己去了黑人聚居的哈莱姆，丝毫没有理会白种纽约人担忧的警告，说她去那儿会有危险。其他法国游客也拒绝习惯这种对很多美国白人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的种族分隔。1949年，朱丽叶·葛瑞科与爵士音乐家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开始了一段暧昧关系，在去纽约拜访他时，他不得不警告她说，他们不能像在巴黎一样公开出门。人们会骂她是“黑人的妓女”，她的事业有可能毁于一旦。

与此相反的是，许多美国黑人来到战后的巴黎后，非常感激这种被当作一个基本的人来尊重的经历。不只是尊重，他们还经常被视为偶像，因为法国年轻人很喜欢美国黑人的音乐和文化。有些人决定就此留在这里，有几个甚至还对存在主义产生了兴趣，在它的自由哲学中发现了值得认可的东西。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早已在美国凭借小说《土生土长》（Native Son ，1940）和《黑人男孩》（Black Boy ，1945）成名的理查德·赖特。仍然在纽约时，赖特便认识了萨特和加缪，后在1947年，波伏娃住在他家时，他和妻子又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他在那一年的日记中写道：“这些法国男人和女人太会想，太会写了；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他们对于人类困境的感受，实在太敏锐了。”同样，他的法国访客也很欣赏他那些真实讲述黑人在美国成长经历的半自传作品。加缪安排伽里玛出版社的人翻译了他的书；萨特则委托他为《摩登时代》撰稿。赖特费尽力气搞到签证，亲自去了法国之后，也立即爱上了那里。正如美国的很多细节让法国人惊讶一样，巴黎的怪异之处同样让赖特感到高兴：“门把手竟然在门中央！”他安排了更长时间的居留，最终定居在了这座城市。

虽然欧洲人对美国人的方式感到困惑，但也很享受如此热烈的欢迎：美国是（现在依然是）一个非常欢迎新观念和潜在名人的国家。萨特那张以“女人被迷晕”为题的照片出现在《时代》杂志上一年之后，波伏娃被《纽约客》誉为了“你见过的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章，出现在各种报纸和文化期刊上：《纽约邮报》《纽约客》《时尚芭莎》以及《党派评论》——知识分子最喜欢的读物——纷纷发表介绍萨特、波伏娃和加缪的文章，还附带了各自著作的节译。法国流亡者让·瓦尔（Jean Wahl）为《新共和》的1945年10月刊撰写了《存在主义：前言》的文章。不过，伴随这些入门指南和前言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些温和的讽刺。1948年，《纽约时报杂志》转载了英国《观察家》周刊的保罗·詹宁斯（Paul F. Jennings）一篇对存在主义的恶搞，名为《事物的物性》（Thingness of Things ）。文章描述了一个叫皮埃尔-玛丽·温彻（Pierre-Marie Ventre）的人所倡导的“抵抗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致力于理解为什么事物老是会阻碍和挫败人类，比如它们在地上绊倒我们，或者丢了之后拒绝被找到。温彻的口号是“Les choses sont contre nous”——“事物在反对我们”。

关于存在主义者，有一件事严重地困扰着美国的知识分子，那就是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品位很差劲——比如热爱爵士乐和蓝调，或者对南方腹地那种耸人听闻的谋杀案感兴趣，或者喜欢描写杀手和精神病人的拙劣作品。但即便他们选择的那些层次更高的美国小说，也值得怀疑，因为美国文化人不太欣赏他们自己的现代小说家，而是更喜欢普鲁斯特的细腻曲折——虽然萨特对他深恶痛绝。早期的存在主义普及者威廉·巴雷特在《党派评论》中写道，萨特的小说可以作为“可怕的提醒：你不可能把斯坦贝克和多斯·帕索斯当作伟大小说家来读而丝毫不受他们的毒害”。所有这类书里面那些“乏味而无意义的对话，在酒吧和舞厅进进出出的人物”，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评论家杜披（F. W. Dupee）在这个问题上也总结道，法国人对福克纳的喜好，与其说是在恭维美国文学，不如说是表现了“法国的品位和理性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危机”。

美国人和法国人对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也出现了分歧。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人来说，存在主义往往被视为崭新、奔放、性感、大胆的思想。对美国人来说，它却让人想起了肮脏的咖啡馆和阴暗的巴黎式街道，而这就意味着旧欧洲。因此，虽然法国媒体将存在主义者描述为有着骇人性生活的叛逆青年，但美国人经常把他们视为苍白、悲观的灵魂，被克尔凯郭尔式的恐惧、绝望和焦虑困扰着。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即使到了现在，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存在主义者”这个词，也会让人想起一个黑色的人物形象，紧盯着一杯浓缩咖啡的底部，太过沮丧而痛苦，甚至都没法翻看一本书角已经皱皱巴巴卷起来的《存在与虚无》。理查德·赖特是很早就开始质疑这种形象的少数派之一，在第一次见到存在主义者后，他写信给朋友格特鲁德·斯坦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要坚持认为这是一种阴郁的哲学：对他来说，存在主义意味着乐观和自由。

早年的美国读者如果不会法语的话，想自己去评判存在主义，很少会有什么原创资料可以参考。截至那时，只有一些萨特和波伏娃作品的片段被翻译过来，而且其中既不包括《恶心》，这本书最早到1949年才由劳埃德·亚历山大（Lloyd Alexander）翻译过来，以《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出版；也不包括《存在与虚无》，这本书要到1956年时，才会由黑兹尔·巴恩斯翻译过来。

如果说有关法国存在主义的准确信息很难获得，那么学习任何有关开启这一切的德国思想家们就更难了。少数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的人之一，是海德格尔的前学生兼情人汉娜·阿伦特，她当时已经身在美国，为一些犹太难民组织工作。1946年，她分别为《国家》（The Nation ）和《党派评论》写了两篇文章。其中的《法国存在主义》（French Existentialism ），解开了一些关于萨特和其他人的谜团。另一篇《存在主义哲学是什么？》（What is Existenz Philosophy？ ），则总结了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试着把存在主义追溯到它的德国根源之上。

但是，这个时候要告诉人们，你见到过的那位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和能把人迷晕的萨特，他们的思想其实承继自德国人，是一件难事。就连在法国，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更何况，海德格尔还不是普通的德国人。如果这位梅斯基尔希的魔术师能用法术抹掉他自己的过去，估计每个人都会更快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