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反抗与虚无主义的150年间，假面具虽有不同，但一直显现出人类的抗议这种创伤的面孔都是反对人的条件及其创造者而确认人的孤独和一切道德之丧失的。但同时都是努力建设被他们所选择的法则所统御的纯粹地上的王国。作为神的竞争者，他们当然打算重新创造。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拒绝欲望与权力以外的一切法则的人，终至于自杀或发狂。

意图自己制造法则的人，不如选择炫耀、自傲、庸俗，更进而杀人或破坏。可见，萨德与浪漫主义者，卡拉马佐夫或尼采希望真正的生才进入死的世界。结果适得其反，在疯狂的世界中，回响起对法则、秩序、道德的痛切呼唤。他们所到达的地方，虽然不吉利，自由被抹杀，但那是因为他们舍弃了反抗的重负，避开因反抗而预想的紧迫感，选择了专制或屈从所带来的安乐。

人类的叛逆在高度的悲剧形式上是对死的长期抗议，是对死刑制度所左右的条件的剧烈非议。凡是过去所见到的这样的场合，抗议经常指向创造得不调和、不透明、中断的一切。所以在本质上，问题在于不断地要求统一。

死的拒绝对永恒与透明的欲望，崇高也罢，幼稚也罢，总是疯狂的原动力。那是不是只是卑怯地拒绝个人的死呢？不是的。这些反抗者中的大多数，凡是要求资格的都已支付得够多了。反抗者不是追求生，而是追求生的理由。是拒绝致死的结果。任何东西不持续，不正当化，死的人便无意义了。与死争斗，是要求生的意义，是为法则与统一而战的。成为形而上的反抗中心的是对恶的抗议，这一点是意义深长的。儿童的痛苦不是其本身不能忍受，而是痛苦不被正当化的这一事实难以忍受。简言之，苦恼、流放、监禁，在医学或良知所能解释时，能得到承认。

从反抗者的眼光来看，人世上幸福的瞬间或苦恼欠缺说明的原理，对恶的反抗，首先是统一的要求。反抗者对接受了死的宣告的世界，对死的条件不明了，求生的欲求与对明晰的欲求永远对立着。他们对道德或圣者见而不知。反抗纵然是盲目的，却依旧是一种苦行。反抗者之所以亵渎神圣，是因为他们持有对新神的希望。他受到宗教冲动最初的、最深刻的打击而发生动摇，但那是被出卖了的宗教冲动。可贵的不是反抗本身，其结果虽然丑陋，却是反抗的目的。

至少，我们有正视反抗丑陋结果的必要。反抗对现状整个加以否定，每当使绝对的“否定”神圣化时，就犯了谋杀罪。当反抗盲目地接受现状，绝对地承“诺”时，反抗也犯了谋杀罪。对创造者的憎恶转变为对创造的憎恶，或者变为对现状的挑战的爱。但两种场合都转变为谋杀，失去了所谓反抗的权利。

虚无主义有两种，两种都过度地要求绝对。世间的确有企求死的反抗者和企求杀人的反抗者。他们同样地燃烧着对真正的生的欲求，可是竟被存在所打击而喜爱被不完全的正义变得庸俗了的邪恶。愤怒达到这一阶段，理性便狂乱了。人类感情的本能的反抗，即使到达其完满的意识，可是事实上经数百年而进展甚微。反抗则如上述，甚至成长盲目的大胆，借助形而上学的杀人来除去大众虐杀的决心。表示形而上的反抗极致的“即使……”，这种语气是绝对的破坏。今日，世界上灿然辉煌的不是反抗，也不是它的高贵，而是虚无主义。神即使还存在着，看到它给予人的不公正，伊凡是不会向神低头的。可是，对这种不公正几经考察之后，更燃起激烈的火焰。因此“你即使存在”也“无存在价值”这句话一变而成“你不存在”了。

牺牲者进而自认最后的犯罪力量与理由为无罪。对自己的不死绝望，确信死的判决，裁决神的杀害。如果认为现代人的悲剧自此开始是谎言的话，那么终结也不是真的。反之，这种加害足以显示自古代世界末期开始的悲剧最高潮，而且最后还没有完呢。从这时期以后，人类拒绝了恩宠，不能下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自萨德至现代的发展，乃是没有神的人类依靠自己的法则残忍地将所支配而封闭的场所逐渐展开，将对神的防御阵地逐渐推广使全世界成为对抗堕落而被放逐的神的城堡。到了反抗的极限，人类便被紧紧地关住了。

人类的最大自由，是将萨德的悲剧之城以至俘虏收容所变为罪犯的监狱。于是建立起对抗恩宠的王国，正义的唯一王国。最后，就非得在神的信徒的残骸之上集合人的信徒们不可了。杀死了神，建立教会，这就是反抗的、不断矛盾的目的。绝对的自由最后成为绝对义务之牢狱、集团的苦行、故事的结局。

这样，反抗的世纪即19世纪是正义与道德的世纪，最终向自己批判的20世纪展露自身。反抗的道德家商福特早已用这种方式来写作了。“也与穿裙子之前必须先穿衬裤一样，在宽大之前非得先是个正义之人不可。”人们为了建立严格的伦理，自会对奢侈的道德了却一切断念的。

现在我们必须接触到对世界征服与世界法则的痉挛的努力问题。反抗必须达到拒斥一切屈服，企图结合全部创造的瞬间。每当它失败之际，就宣告了政治征服的解决，这是我们屡见不鲜的。从此反抗所赢得的只剩不道德的虚无主义和对权力的意志罢了。

反抗者在原则上是征服他本身，只是企图与神对抗而已。但他们对自己的起源已失去记忆，凭借精神的帝国主义法则，通过千变万化的杀人，迈向征服世界之途。他把神从天上放逐了。但形而上的反抗精神立即与革命运动相结合，自由的非合理的要求以理性为武器。

理性在他们看来纯粹是人性的，为唯一的征服手段。神死了，人却留下来了。也就是说，留下我们必须理解必须建设不可的历史。而且盘踞在反抗之中，占尽了创造力的虚无主义，只是运用各种手段帮助建设历史罢了。人类不决定在今后独处的世俗之地上，把指向人性征服的理性的犯罪归属于非合理的犯罪。“我们反抗，所以我们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