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再说，佛教百倍的冷静，更真实也更客观。它不需再用罪恶来解释苦难，来解释对痛苦的敏感使它们变得高尚。它只是说出它所想的：“我受苦。”但是，对野蛮人而言，苦难本身并不高尚；在他自认为他是苦难的以前，他需要一种解释。“魔鬼”一词是一种天惠，人有了一个强大可怕的敌人，因此人不必羞于在这样一个敌人的手中受苦。

在基督教的根本教义里，有一些精微的东西是属于东方的。尤其是，它知道一件事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人们是否对它信以为真，那才是最重要的；两个完全分离的领域、正相反对的领域以完全不同的途径而达到。

认识这一点，在东方几乎是对智者的定义；婆罗门教徒了解这一点；柏拉图了解这一点；每一个研究神秘主义智慧的学者也都了解这一点。如果人们相信他们的罪恶已经得到赎偿，内心也感到快乐，那就不必以“人有罪”为条件，他感到有罪就可以了。如果信仰完全普遍必要，理性、知识和探讨就不足信；达到真理之路变成了被禁止的道路了。

强烈的希望比任何一种单纯的可能出现过的灾祸，对生命而言更是远为有力的刺激物。那些受苦的人靠一种希望维系着，而这种希望是绝不能被任何现实所抵触，又不能被任何实际的现成结果所处理的一种对来生的希望。正如因为它能使不幸者持续忧虑不安，所以希腊人认为希望乃是恶中之恶，真正狡猾的恶，它仍然混杂在一大堆罪恶之后。

要使爱成为可能，上帝必须是一个人；要容许最低下的本能进入，上帝必须是年轻的。要激起女性的热情，美丽的圣者必须置于前端，而要激起男人的热情，马利亚必须置于前端，自始至终必须先假定基督教想变成世界的主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某些引起色情或冷艳的祭典早已建立了祭典的一般概念。贞洁的需要加强了宗教本能的热烈与内向；它使祭典更兴奋、更热心、更旺盛。

爱情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断然地看到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在这里，幻想的力量达到了最高峰，就像把事物美化和神化的力量一样。在爱情中，人忍耐得更多，人忍受了一切。人们必须创造一种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人能够爱；生命中最坏的由此而被征服了，甚至今天再也看不到了。

对基督教的三种美德即信仰、爱、希望，已经说得够多了。我把它们称为基督教的三种机巧，要以这种方式而成为机巧的，对佛教来说太迟了，也太实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