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对基督教的责难没有把我卷入对另一个拥有更多信徒的宗教即对佛教的任何不公的评论中。两者都属于虚无主义者的宗教，它们都是颓废的宗教，但它们却有显著的不同。因为处在比较的地位，印度的研究者深深感激基督教的批评者。

佛教远比基督教“写实”，客观冷静地提出问题，是它的一大精神遗产，佛教产自一个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哲学运动。当它产生时，“神”的概念已经运用了很长时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这一点甚至可以应用到它的知识论，一种严格的现象主义之上；它不再说“与罪恶抗争”，而适当地尊重现实，只说“与痛苦抗争”。由于佛教远离那些自欺的道德概念，所以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用我的话来说，佛教立于善恶之外。

有两个生理上的事实是它的基础，也是它牢牢记住的，这两个事实是：

第一，过度的敏感，这种过度的敏感表现在对痛苦的细密感受上；

第二，过度的灵化，太专注于概念和逻辑程序，这种概念和逻辑程序，把人性的本能看作次于“非人格的东西”从而损害了人性。

这两种状况，那些“客观的”读者和我本人都将从经验中得到确证。这些生理上的状况带来了压抑，而佛陀以摄生法与之对抗。他介绍一种户外生活，即流浪生活以应付压抑；节制饮食，而且小心选择食物；厌弃一切令人迷醉疯狂的东西；也厌弃一切加速胆囊活动和加速血液循环的情绪；既不为自己烦心也不为他人烦心。他既不规定令人慰藉的观念，也不规定令人愉快的观念，他发明一种脱离一切他人的方法。他认为，善良和慈悲才是健康之道。

佛教排除祈祷，也不用苦行；没有绝对命令，没有任何强迫，即使在僧侣团体中也没有强迫，一个人可以脱离僧侣团体。所有这些都只会增加我们所说的过度敏感。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不要求信徒与思想不同的人敌对；他的教义最反对的是仇恨、憎恶、怨恨。不可以仇止仇，这是整个佛教最令人动心的观点或者说信念。从基本的摄生目的看，这些情绪的确是完全不健康的；所以，佛陀的观点完全正确。

他面对客观精神的过度困乏，遭遇对自己失去兴趣、失去重心、丧失自利心的危机，他与一种严苛的企图相争，这个企图想把最精神化的利益带给人。在佛陀的教义中，自利心变成一种义务；变成“一种必要的东西”和“你如何能避免痛苦”这一问题，调整并限制全部的精神粮食。在这里，也许你会想到那位向纯粹科学主义宣战的雅典人苏格拉底，他将人的自利心高扬到成为一种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