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招忌，秀木先折，这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以王守仁此时的资历、名望，若再加上新近的战功，入阁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大礼议事件的一场洗牌，朝廷新贵们所仰仗的功勋不过是议礼罢了，虽然青云直上，却非树大根深，何必让王守仁这尊大神入朝来撼动自己的地位呢？

只要存心攻讦，总不愁找不到借口。圣旨明明要王守仁平定思、田之乱，他却不剿反抚，即便这可以解释为必要的权变，但征讨大藤峡、八寨的“瑶贼”可就是自作主张得过分了。朝廷的军队，怎可以私意支配呢？

这样的罪名可大可小。王守仁正在两广忙着善后，务使“瑶贼”再无复叛的机会，朝廷里的谗言却如一条接一条的锁链，在他全不经意的时候带着森森的寒气向他收拢着。议礼新贵之中，只有霍韬愤愤然站在王守仁的一边，以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地方疏》为功者言功，为罪者言罪。

霍韬奏疏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霍韬本人就是广东人，“瑶贼”的祸患就是他家乡的事情，在所有朝臣中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霍韬分析全国地理，说天下十二省多有平原，唯独广西在万山之丛，山之高者猿猴不能度，飞鸟不能越，所以当地有谚语说“广西民三而贼七”。山高土恶，民风凶悍，即便是良民到了那里也会变成盗贼。这样的地理环境，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瑶贼”为害百余年，倒也不能全怪官府无能。王守仁这番受命，即便以十分成本赢取十分功劳，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而他仅以一分成本赢取百分功劳，难道反而有罪不成？

霍韬最后又翻出宸濠之乱的旧账，当初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可谓定乱拯危之功，是承平年代最应当得到厚赏的勋劳，但奸人讥议纷纷，功臣反而受祸，设使今后再有变乱，谁还肯为朝廷效忠？所以：“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无以劝励忠之臣。若广西之功不白，又无以劝策勋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虑也。”

为王守仁论功行赏，在霍韬看来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危的层面了。这话其实并不夸张，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只要赏功罚过失了标准，甚至对与错都失了标准，凝聚力也就会以骇人的速度冰消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