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年）十一月二十日，王守仁抵达广西梧州任所，迅速将思、田之乱理出了头绪。十二月初一日，他向朝廷上陈《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所谓“肤见”，尽是得罪人的话语。

开宗明义，岑猛父子虽然论罪当诛，但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等当诛的事来，实为遭受了官府长久以来的不公对待和敲诈勒索，积怨太深，才终于爆发出来。朝廷如果只治标而不治本，这等叛乱以后还会频繁发生。

再者，岑猛父子叛乱，当诛的首恶也不过是他们两人和少数几名亲信罢了，其下万众都是无罪之人，何必斩尽杀绝、扩大事态？结果反而激起了卢苏、王受之乱。

卢苏、王受二人并非恶徒，虽然受激起事，但完全可以招抚。地方长官却不顾万人性命，耗竭两省之财，发动三省之兵，使民间男不得耕，女不得织，两年之间骚然数千里，更大规模的民变已经隐然有了征兆。

从战术层面上看，之所以僵持成现在的局面，是因为我方军队发机太早，布围太密，完全是一派务求斩尽杀绝的姿态，怎不使对方以决死之心来顽抗到底呢？即便我军终于能够取胜，注定也会为这场胜利付出惨痛的代价。剿不如抚，如此显而易见。

而在战略层面上，王守仁对“改土归流”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两广士民都认为设置流官徒有虚名而反受实祸，譬如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每年出兵三千供官府调遣，而设置流官之后，官府每年却要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反复。思恩一地，设置流官以来十八九年间，土人叛乱五六起之多，官府前后征剿，疲于奔命，不但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还不知杀伤了多少良民。朝廷得不到半点好处，只是将百姓之膏血涂于无用之地罢了。既然“改土归流”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何迟迟不能废止呢？这都是因为当政者担心在政策上出尔反尔会招来流言物议。这种宁可辜负朝廷、荼毒万民也不敢触犯众议的心态实在是不可取啊，人臣之不忠竟然至于此！

我们看王守仁这份奏疏，当真将地方官与朝官一并得罪到底，若没有十足的置前程与生死于度外的气魄，又怎会做到这样的坦荡呢？孔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字面上并不难理解，在道理上也不难理解，但真的放在现实的语境里，又有几个人能够不为个人命运患得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