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儒家只看到天地生生之仁，却没看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当然，儒家并不反对杀戮，“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肃杀，凋谢万物，所以人间也应当有“秋官”来执掌刑杀，只要这杀意不是出于私心偏好就好。

薛侃理解得僵化了，所以才会追问道：“如果草并不恶，那就不该除去了吗？”

王守仁答道：“你这样讲，就是佛教、道教的意见了。草若碍了事，那就除去好了。”

薛侃还是不解：“这不就是‘作好作恶’吗？”

显然薛侃不曾理解的是，同一种现象的背后未必有同一种原因，除草这件事既可以由私心好恶引发，亦可以由天理引发。用王守仁的话说，只要让自己的好恶完全依循天理，不夹杂一点私心偏好就好，其实这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

薛侃还是不解：“除草还能依循什么天理呢？”

王守仁解释道：“草如果碍了事，从天理上看便应当除掉它，那就放手除草好了，即便偶然间没能即时除掉，这件事也不至于成为心里的困扰。倘若掺杂了私欲，心就会受到牵绊，负面情绪也就出来了。”

薛侃追问道：“难道说善恶完全不在外物本身吗？”

这个问题其实问到了要害处。今天我们知道，所谓善恶，只是我们的主观判断罢了，一切善恶其实都只是私心偏好，即便是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也不过是一时一地所达成的共识，所有人的私心偏好高度一致罢了，所以我们最自然的回答会是：“善恶只在你的心里，你心里的善恶标准取决于你的基因编码和成长环境。”王守仁也会回答“善恶只在你的心里”，是的，他确实是这样回答的，但心里的善恶标准何在呢？在他看来就是心中的天理。

一个人如果真的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便不再有私心好恶了，不再因为私心好恶便认为某人某事是善、某人某事是恶，这就是“四句教”所谓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旦私欲萌动，所作所为不再自然而然地顺应着天理流行，就会看某人某事是善，看某人某事是恶，心里生出许多计较和纠结，这就是“四句教”所谓的“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换言之，无善无恶的状态正是天理流行的状态，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成功状态，自然也就是“至善”的状态。古代汉语很不适合哲学概念的细致辨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诸多笔墨官司。

照这个逻辑推演下来，于是有了阳明弟子“有心为善却是恶”的命题。一个人存心去做善事，因为“存心”的缘故，他的善行便不是自然而然的天理流行，既非天理，便是人欲，也就自然沦入恶的范畴。